①表演是人类的本能，只要这个本能没有消失，戏剧也就不会消亡。随着生活方式和感知方式的改变，戏剧的演出环境和表现手段也在不断变化。在戏剧出现以前，人类祖先已经不知在打谷场上，在祭祀庆典活动中表演了多长时间，才逐渐学会了在舞台上表演，而后又学会了在摄影机或摄像机镜头前表演，对着话筒表演。“然而，用动作和语言的形式来讲述一个戏剧性故事这一基本特点却始终未变。”“今天虽有了四种媒介，但仍然只有一个剧作家，他所面临的任务是集中注意于情节、人物、对话和主题的基本因素上。”这话是美国戏剧家小巴斯费尔德在1958年说的。当今，戏剧的传播媒介与交流方式已经远不止于舞台、银幕、荧屏、无线电四种。“环境戏剧”把各种日常生活空间转化为戏剧审美空间的努力，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结合数码技术进行表演，也正在成为一种新兴的戏剧形式。正如马丁·艾思林所说：“尽管各种戏剧形式在技术上和美学上有所不同，它们归根到底都是戏剧。”艾伦·卡斯蒂曾就此专门写过一本书，名为《电影的戏剧艺术》，详尽论述了电影中的戏剧性问题。他认为，“电影的主导模式始终是戏剧的：即以充满动作和力量的、直接的形式体现人类生活。在这里，电影要素与戏剧要素是相互起作用的。”当一个导演需要表达其对人生的看法时，“他总会找到一定的戏剧结构、冲突的模式去体现这一观点。他会运用一定模式的镜头、人与物的关系以及剪辑方式，将这一观点变成视觉形象”。戏剧非但没有消亡，反而因为新兴传播媒介的不断涌现而获得了更大生存空间。

②戏剧以舞台艺术的形式，表现人生，评判人生；电影则以镜头摄取人生，以银幕画面的形式表现艺术家的人生感悟。二者的表现对象大致相同，区别主要体现在艺术媒介和创作构思上。近代厢式舞台是一个三维空间，人物和剧情虽属虚拟，但演员和布景道具却是实体。演员是活的，上下场方便，布景道具迁换起来就不是那么容易了。所以，如何用有限的舞台空间和演出时间，表现广阔的人生世相，就成为戏剧构思的关键问题。

③电影是由一个个长短不等的镜头剪辑而成的。拍摄的时候，演员在动，镜头也在动。导演可以运用推、拉、摇、移、跟镜头等方式，拍下远近不等的动作画面。远景能容得下千军万马；近景和特写则可以让观众看得清人物动作的细节甚至一个眼神。把这些镜头用切、划、淡、化等方式衔接起来，就形成了一部影片的蒙太奇结构。“蒙太奇”（montage）一词来自法语，原意是图画的组织，特指电影镜头的连接方式。最先发现电影蒙太奇的奥秘，并做出理论阐释的是苏联电影导演爱森斯坦和普多夫金。爱森斯坦认为，两个镜头连接起来所产生的意义，要大于单个镜头本身的含义。人们经常以爱森斯坦的代表作《战舰波将金号》来论述电影艺术的蒙太奇性质，但爱森斯坦本人却认为，这部表现“革命的兄弟情谊”的影片，“按其动作看则是一出戏剧”，“符合最经典的悲剧结构形式——五幕悲剧的形式”。他在构思的时候，“采用经过许多世纪考验的悲剧结构来作为初步分割这出戏的基础”，然后用镜头作进一步的细分，再按一定的情绪节奏重新组织起来，从而形成影片的蒙太奇结构。也就是说，蒙太奇是电影用以表现其戏剧性内容的形式，而不是电影的全部。

④从爱森斯坦开始，人们对电影蒙太奇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总结出了各种蒙太奇语法（组合方式），如连续、平行、交叉、对比、隐喻、抒情等。乌拉圭人丹尼艾尔·阿里洪的《电影语言的语法》，就是系统论述这个问题的。后来，法国电影学家安德烈·巴赞针对蒙太奇理论的形式化倾向，提出了他的“长镜头理论”，又叫“场面调度理论”或“纪实美学”。他认为电影艺术的完整性，建立在拍摄对象时空结构的统一性上。电影叙事应与对象一致，用长镜头和深焦距来代替“非电影化”的蒙太奇，而不应该把一个完整的世界劈成一堆碎片。“只有这种叙事方式才能将事物存在的实际时间、剧情经历的时间结合在一起，而过去典型的分镜头法则有意地用想象的和抽象的时间来代替实际的时间。”巴赞很清楚，即使镜头再长，也不可能容得下全部电影故事与人物。所以，巴赞并没有否定所有的蒙太奇，而是说要“限制使用”。

⑤其实，这两种理论无论有多大差异，回答的却是同一个问题：如何以电影镜头切分与重组生活时空。戏剧创作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不过戏剧不是用镜头，而是通过幕、场的分割与转换进行这项工作的。电影结构与戏剧结构，本质上是相通的。普多夫金早就看出了这一点。在1934年论述电影表演的一篇长文中，普多夫金分析了梅耶荷德执导的《森林》与奥赫洛普科夫导演《四处奔逃》时，在时空处理上所遇到的难题。前者为了更加全面地反映生活，“把一场戏分成许多小片段”，演员可以在舞台上转来转去，表示走过了许多地方，但布景迁换问题却很难解决。后者“把各个小场面安排到剧院观众厅的四周，场面转换时，观众就得上下左右地转动自己的脑袋，有时还要转到后面”，看得很不舒服。他的结论是：“要求从空间和时间上广泛反映所要认识的现实而把舞台演出细分为许多片段，这种做法到了一定阶段就为戏剧所不能接受，同时它又成了电影发展的起点。”“摄影机仿佛就是观众的机能高度发达的眼睛。为了尽可能扩大视野，这种眼睛能够远离对象而达到任何一种距离；它也可以迫近最微小的细节，把全部注意力仅仅集中于这一细节。这种眼睛能够从任何一个空间点转到另一个空间点，而且所有这些运动往后决不要求观众在看电影时做出任何形体上的努力。”电影用技术手段解决了现代戏剧时空处理的难题，它本身也就具有了戏剧的性质。

（节选自董健、马俊山《戏剧艺术十五讲》）

形象思维是借用形象来思考问题，是具体形象的变幻；逻辑思维是借用概念来思考问题，是逻辑的推演。

我们读诗、词、曲、散文、小说，实际上是在接收、玩味纸上的形象。李商隐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到底在说什么，他只给你“春蚕吐丝”“蜡炬成灰”这两个形象，你去想吧。人们想了一千多年，有琢磨不尽的美，文无第一，武无第二。逻辑思维之下，只有一个标准答案；形象思维之下，却有无穷的解。

元曲《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这里没有逻辑推理，没有因果关系，甚至没有一个动词，我们看到的只是形象。从“枯藤”到“断肠人”连用十一个具体形象，如拼图一样拼出一幅天涯旅人图，产生了震撼人心的美。这是形象思维的力量，逻辑思维办不到。

唐诗是诗歌这种艺术形式的高峰，实际上是形象运用的高峰，之后就跌落下来了。鲁迅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代已被做完。”总体而言，唐之后无好诗，是因为诗中的形象力下降，宋人的诗形象少得可怜，只剩下说理了，那些形成理障的作品，读来味同嚼蜡。

作品中的形象虽然是具体的，但它已不是自己而另有了象征。枯藤也早不是那个枯藤，昏鸦也早不是那个昏鸦，而是它们背后的情绪。人除了个体的思维，还参与群体思维，互相交流磨合，钱学森称之为“社会思维”。人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形成了许多约定俗成的“形象模块”，一一对应内心的某种情绪。比如绘画中，蓝色为冷，红色为热，黄色为暖。生活中，东风表欢悦，西风表悲愁。作者在抒情时不直接说出那个“情”字，而取一个形象来指代，美就这样产生了。辛弃疾本来要说愁，但说出口的却是“天凉好个秋”，孟郊本来要说中榜后的狂喜，说出口的则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都是用相应的形象来进行象征、比喻。所以，王国维说：“一切景语皆情语。”作者还常精选形象来最后压轴，这叫“结情于景”，余音绕梁，三日不绝。辛弃疾失意落魄，夜宿古寺忽被钟声惊醒：“老僧夜半误鸣钟。惊起西窗眠不得，卷地西风。”他不说心中的凄凉，却说“卷地西风”。蒋捷的《一剪梅》写乡愁，写时光流逝的无奈，结句却是“红了樱桃，绿了芭蕉”。这都成了传颂不衰的名句。

下面是笔者几篇写历史人物的文章，当然都是对这些人物的解析、褒奖和崇敬，但收尾时却无一字言情说理，而只取一形：

注意以上结尾，在大形象中分别添加了只属于他们个人标配的小形象来强化人物，细微处好像重要场合男人不同的领带和女人不同的胸花。这就是形象思维的象征性，一形胜千言。逻辑思维没有这个隐语效果，它必追求概念清楚，前因后果层层推理，是一种线性思维，形象思维有外溢的美，逻辑思维却只谨守规矩，只看脚下的路。

五彩成锦绣，变化才有美。形象思维把许多形象的模块有机地组合在一起，不分先后，没有因果，相互融合，浑然一体，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最后连模块本身也找不见了，只是一团美感。就像制酒，酒成后只闻酒香，不见高粱。这种随机组合，依据背景、语境的不同，可以变幻无穷。同是面对秋天的树林，“停车空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是积极兴奋的：“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是消极愁怨的。有时还将物、人的形象相融，像中国古代山水画，于深山古寺、茂林修竹间，点上几个小人儿，李渔有一段写芭蕉的小品：“蕉之易裁，十倍于竹，一二月即可成荫。坐其下者，男女皆入图画。”明明是写蕉，却突然请来人的形象，让其坐在蕉叶下，人的灵魂转附于蕉叶之上，顿然满纸生辉。

李白的“白发三千丈”，在逻辑思维框架下都不合理，但在形象思维框架下，不但合理，而且美丽、浪漫。这种美像瓷器的窑变一样，不可预知、永不重复，有时连作者都惊讶手中的笔怎么会走到这一步。

形象思维是画家手里的一个调色盘，可以随意蘸取颜色，明暗冷暖，掌控画面的情绪。比如笔者的《万里长城一红柳》写长城上一群环保志愿者的愉快生活，其中的一段也是借鉴《天净沙·秋思》，但置换了形象模块，就拼出另一种情绪：“长城古寺戍楼，蓝天绿野羊牛。栽树种瓜种豆。红柳树下，有缘人来聚首。”

又如《风沙行》，主要写风沙的肆虐和沙漠生活的艰苦，但这类文字多显沉重，有压抑感。这时就要扳回一点，拼入几个温暖可爱的形象：“沙地的可咏可叹之物还有许多。有一种红柳，生长很慢，极耐旱，枝通红。细枝可用来编筐子，我刚住下时房东送来一只新的红柳梦笙，横纹竖线，细编密织，就像是一只大红灯笼，红艳照人。放于墙角顿觉随室生群，寒窑生暖。”

“别看风沙脾气大，平歇下来也温柔可人。仲夏的夜晚，你一觉醒来正凉风过野，细沙打在窗纸上，簌簌唰唰，如春雨入梦，窗外月明在天，地白如霜，沙冬花暗香浮动。这时忆亲人，怀远方，心也温暖，情也安宁。”

总之，文章是靠形象的形状、颜色、声音、寓意等来创造和平衡美感的。

（节选自梁衡《形象思维与文章之美》）

风险分配的类型、模式及媒介与财富分配存在着系统差别，但这无法排除另一种可能性，即风险常以阶层或阶级专属的方式来分配。在这个意义上，阶级社会和风险社会存在着很大范围的重叠。风险分配的历史表明，风险同财富一样附着在阶级模式之上，只不过是以颠倒的方式：财富在顶层积聚，而风险在底层积聚。就此而言，风险似乎不是废除而是巩固了阶级社会。贫困与安全感的缺乏结伴，招致了大量的风险：而收入、权力和教育上的财富却可以购买免于风险的安全和自由。

随着现代化风险的扩散，换言之，随着自然、健康、饮食等日益受到威胁，社会的区隔和界限也就减弱了。客观地说，在其作用范围内，风险对受它影响的人群展现出了平等化效应。在这个意义上，风险社会根本不是阶级社会，风险处境或风险冲突也不能理解为阶级处境或阶级冲突。只要我们仔细审视现代化风险的特殊样式或特殊分配模式，这一点就会变得更加清楚：现代化风险具备一种内在固有的全球化趋势。事实上，食物链把地球上的每个人都串联起来了。遇到边界，风险下潜而过。空气中的酸性物质不仅侵蚀雕塑和艺术珍品，也早就打破了壁垒，以至于连加拿大的湖水也开始酸化，连斯堪的纳维亚北端的森林也濒临消失。

风险的分配模式包含在全球化之中，但并不完全等同于全球化，因为它蕴含了数量可观的政治炸药：风险的制造者或受益者迟早都会和风险狭路相逢。风险在扩散的过程中展现出了具有社会意义的回旋镖效应：就算是豪门富户，也难逃风险的侵害先前的“潜在副作用”，甚至会回击它自己的生产中心。

让我们以农业为例。从1951年到1983年，德国的化肥使用量从每公顷143千克增加到了每公顷378千克；从1975年到1983年，德国的农药使用量从2.5万吨增加到了3.5万吨。这期间，单位产量自然在上升，却赶不上肥料和杀虫剂的消耗增长谷物的产量翻了一倍，土豆的产量增长了二十个百分点。相比于化肥农药的投入，农业产量的增速正在递减。这与自然破坏的累进式扩大形成了鲜明对比。对农户来说，这种破坏就发生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尤使人痛心。

这种令人忧虑的发展有一个突出标志——野生动植物的数量正在锐减。“红色名录”记录了物种面临的生存威胁，是官方的“死亡证明”，而这个名单正变得越来越长格陵兰岛的 680 种植物，有 519 种处在危险之中。草地鸟类的种群数量正在急剧减少，如白鹤、杓鹬和草原石鸥；受到影响的动物还包括地栖鸟类，处在食物链上端的动物如鹰、鹗、蜻蜓，以及那些食物来源日渐稀少而又食性单一的动物，它们常以大型昆虫或植物生长期提供的花蜜为食。

从前“看不见的副作用”成了亲眼可见的主要影响，以至于威胁到了构成初始原因的生产中心本身。现代化风险的生产沿回旋镖的弧线而移动。这一结果不仅使遥远城镇的儿童身上或母乳内的铅含量急剧上升，也在多个层面上削弱了农业生产本身的自然基础：耕地肥力下降，重要动植物消失，土壤侵蚀危害加重。

这种威胁效应的社会循环可以概括如下：在现代化风险的屋檐之下，迫害者和牺牲者迟早都会合为一体。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地球已经身处险境，我们没有必要再去区分穷人或富人、白人或黑人、南半球人或北半球人、东方人或西方人。威胁的影响只在它发生时存在，而一旦发生，它又将不复存在，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继续存在因此，这种末日启示般的威胁并没有在威胁的“当下”留下任何可触摸的痕迹。但生态危机就不是这样了。生态危机甚至侵蚀了农业的自然和经济基础，并因此削减了全体人口的食物供给。这种影响有目共睹，它不仅为自然留下了烙印，也触及了富人的钱袋和权势人物的健康。

回旋镖效应不止表现为直接的生命威胁，它也影响传输的媒介，如金钱、财产和正当性。回旋镖效应并不只是向单一的源头发起还击，它会在总体层面上让每个人都受到相同的损害。森林的破坏不仅造成鸟类消失，也会削弱土地和森林资产的经济价值城镇或工业区、高速公路或干线公路都会加重周边土地的负担。德国 7%的土地是否已经因此而受污染或即将受污染，以至于不再适宜耕种了--这一点仍旧悬而未决。无论如何，这里面的道理是一样的：财产正在贬值，并日益遭受“生态意义上的剥夺”。

(摘编自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新的现代性之路》，何博闻、张文杰译)

材料一：

文学批评最先面对和关注的就是文学作品，批评者只有“走进”作品，通过对作品仔细认真地“细读”，才能真正把握作品所表达的意蕴，并将其揭示出来。“走进”作品首先要建立在“认同”基础上，只有“认同”了作品，才能“走进”那些有意义、有价值、有深度、有内涵的作品。当然，批评者不但要“走进”作品，还要“走出”作品，把对作品的感受传达给读者，而且要传达得真实、准确，符合作品本身的意蕴，而不是批评者的一种主观隐想。文学评论的理想境界应是“与小说家的创造精神会合”，然后再进一步与作品中所表现的“创造精神会合”。实现“与小说家的创造精神会合”，就需要“走近”作者。“走近”作者，是全方位的“走近”：一方面要了解作者的生平经历，性格秉性；另一方面，还要了解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具体的生活环境。文学批评要“走进”作品、“走近”作者，其最终目的是要“走向”读者。“走向”读者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方面，它要为读者提供关于具体作家、作品或文学现象的细致而深入的解读，让读者明白一部作品或一个作家为什么是好的，又具体好在哪里。另一方面，批评者又是一个传达者，批评者要把自己从作品中所发现的美传达给读者。

（摘编自张奎志《走向与作品、作者、读者相遇合的文学批评》）

材料二：

在学术体制和出版制度的规约下，文学批评呈现出过于显豁的专业主义倾向，已从学术生产线上的“尖兵”蜕变为一个四平八稳的“文书”。李健吾曾这样描述文学批评家的使命：“不是摧毁，不是私人作战，而是建设，而是和自己作战。”更进一步，我们还要关注的是，当下文学批评隐含着危机，作为文学批评的主体，批评家在这样一个年代应该何为，批评家的任务成为最值得追问的问题。本雅明、伊格尔顿在对文学批评的本质和功能认识上有很大差异，但他们在对批评的社会功能上，有着较为一致的认识，那就是打破批评的专业主义和视批评为一个“封闭的花园”的做派，认为批评应该与社会保持生动丰富的交流，果敢介入社会事务。

而当下文学现场已经置身在一个数字化高度发达、网络新媒体方兴未艾的文学新时代。文学的疆域与边界在变化，文学现场更为多元和芜杂，批评家的知识体系、批评观念和阐释方式亟待新的升级。传统批评家作为场外观察者和研究者的身份定位，在新的文学时代已经远远难以胜任批评的重任。面对这种新的文学语境，以及新的文学现象，当代批评家在文学生产制度中的功能需要新的拓殖，批评家的任务也需要相应调整。批评家要有开放的文学观、先进的阐释范式，以及崭新的文学身份进入到这种文学场域之中。重提当代批评家的任务，不仅仅是在学科或专业层面重申批评家的专业能力，更应该是在知识分子意义上再次召回知识人的公共性、公共知识分子积极介入社会事务功能。这样的批评，才是不死的批评。

（摘编自沈杏培《重提当代批评家的任务》）

材料三：

文学批评如何重拾公信力？这是当下文学批评界应该思考的问题。批评家的素养是很多作家都关注的问题，这表现在批评家的真诚上。有的批评家过于“自信”，经常用一些“大词”对作品进行判断，动不动就“里程碑”“开创性”等。有的只要不符合自己的审美趣味就不满意，或以某种不变的观念去衡量所有的作品。这就是因为缺乏一种批评的真诚。真正的文学批评，是通过分享人类内在的精神生活，来表明自己的存在，是通过对作家想象力的呈现，来阐明文学作为生命世界所蕴含的秘密，并表达批评家作为审美个体的独立。

与批评主体素养密切相关的是批评观念。素养是观念的表现形态，对话是一种重要的观念。以对话形式展开文学批评是一种独特的文体。其表层特征是言说者与受话者的语言交流，深层内涵则是言说者与受话者的审美旨趣、表达方式、价值观念的互动。优秀的批评家是批评活动中对话情境的成功构建者，他必须具有平等意识，才能有效地进入作品人物与作家的内心世界，才能引领读者进入一个新的审美天地，才能使自己的批评穿过文字抵达历史、现实或人性的高度。这并不意味着批评家可以放弃自身的学术品格、价值判断和社会使命，而是要发挥批评主体的人格力量，遵循文学批评发展的规律，使文学批评呈现出不可替代的魅力。否则，批评者就无法进入作家与作品深处，也无法拨开笼罩在读者心头的疑惑，对话也就成为空话。而对话能否很好开展，批评语言是关键。批评语言是批评观念传递的媒介。批评语言的优劣，直接关系着批评观念的表达。要把读者“看得懂、信得过”作为文学批评的基本准则，通过鲜活、生动、有情的语言把深刻的道理讲清楚，让读者从中引发一种情感共鸣从而在自觉不自觉中接受其中的“道理”。那些优秀的文学批评基本是通俗、清晰、灵动，让人产生情感共鸣的。

（摘编自明飞龙、王园园《从“人的文学”到“人的文学批评”》）

我们有可能预见100年后的世界吗?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过去，在预测未来的时候除了少数例外，我们总是犯明显低估未来的错误。1893 年曾有74位名人对下一个100年的生活进行了预测。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全部低估了科学发展的速度。在我们这个时代里，现代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基础已经基本奠定了，至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些基本知识不会发生重大的改变；而现代的计算机科学、纳米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和量子理论，也为我们的预测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这使我们相信，我们可以看到100 年后世界的轮廓。

但是，人们对信息时代所做的若干预测却没有成为现实。例如很多未来学家预测“无纸办公室”，然而，只要看一看任何一个办公室，你就会发现现在用纸的数量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我们再来看一下“可视电话”，在1964 年世界博览会期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花了1亿美元去完善一种可以连接电话系统的电视屏幕，你在打电话时可以看到对方，对方也可以看到你。这个产品仅售出很少，这是一个代价昂贵的失败。另外，也有人预测，通过互联网召开会议将会使面对面的生意洽谈不再必要，人们都在家里而不是在办公室里工作，城市几乎变为一座空城；“网络旅游”兴起，人们会整天躺在沙发上，通过互联网漫游世界和欣赏景色；还有人认为传统的媒体即将消失，因特网将会吞噬剧场、收音机、电视。然而，实际发生的事情并非如此。尽管在因特网上进行视频对话很容易，但是绝大多数的人并不愿意上镜头，城市的交通堵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糟；去外国旅游的人数打破了纪录；因特网改变了整个媒体的面貌，但是并没有消除电视、无线电广播和剧场的作用。

为什么这些预测不能成为现实呢?我猜测大部分人拒绝这些高级的方式是因为我所说的洞穴人原理。遗传和化石证据说明，看起来很像我们的现代人是10多万年前从非洲起源的，但是我们没有证据说明，与那时相比，我们的大脑和个性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如果你拿出一个那个时期的人，在解剖学上他和我们是相同的；如果你给他洗个澡、再刮刮胡子让他穿上三件套西装，然后把他放在华尔街上，他和其他人在外表上并没有任何差别。我们的需要、梦想、个性和愿望也大同小异，在10万年中恐怕也没有多大变化，我们仍然像我们的洞穴祖先那样思考问题。

我想说的是，每当现代技术和我们原始祖先的愿望发生冲突时，总是这些原始的愿望占上风。这就是洞穴人原理。

例如，洞穴人总是要提供“被杀死猎物的证据”，仅仅吹嘘一个大猎物跑掉了是不够的。一个到手的有血有肉的猎物，始终比跑掉的猎物要实惠得多。类似的，当处理文件时，我们总想保存一份打印稿。我们本能地不信任飘浮在我们计算机屏幕上的那些电子，因此会把电子邮件和报告统统打印出来，甚至在毫无必要时也这样做。这就是无纸办公室一直没有出现的原因。

同样，我们的祖先喜欢面对面地会见。这有助于加强我们与其他人的联系了解他们内心的情感。这就是无人城市也没有出现的原因。例如，一位老板可能想要仔细地品评他的雇员，通过在线网络很难做到这一点，但是以面对面的方式，老板就能够读到这个人的身体语言，获得有价值的信息。通过近距离观察一个人，我们就能够理解他微妙的身体语言，发现他的头脑中正在想些什么，能感受到彼此之间的关系。这是因为我们的类人猿祖先，在他们能讲话之前的几千年中都是使用身体语言传达他们的思想和感情。这也能解释网络观光游览始终未能代替实地旅游的现状。看一张泰姬陵的图片是一回事，亲自实地去看它则是另一回事。其中的理由是，我们古代的祖先总是希望亲自看到某件事物或事情，而不依赖道听途说。依靠实际的身体体验而不是传言，对他们在森林中幸存下去是至关重要的。

此外，我们的祖先是打猎的人，因此，我们喜欢看别人，甚至坐在电视机前几个小时无休止地观看我们同类的表演，但是当我们感到别人在看我们的时候就会立即感到紧张。事实上，科学家已经计算出，当陌生人盯着我们看大约4秒钟，我们就会感到紧张：大约 10秒钟后，我们甚至会对盯着我们看的人产生敌视。这就是为什么原来的可视电话会昙花一现，可见，现代技术和我们原始祖先的愿望之间依然存在竞争，即坐在椅子上看电视与走出去接触我们周围的事物之间的竞争。在这个竞争中，我们两者都需要。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网络空间和虚拟现实时代畅游，我们仍然有真人演出的剧院、摇滚音乐会，纸张和实地旅游。但是，如果有人拿出一张我们喜爱的歌星的免费照片和一张他的音乐会的门票，我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门票。这就是洞穴人原理：我们情愿两者兼得，但是如果要我们选择，我们会像我们的洞穴人祖先那样，选择后者。

让我们再回到因特网刚刚创立的时候，当时人们普遍相信它将演化为科学和进步的论坛，结果它很快就退化成一个让人为所欲为的地方，这是可以预料到的。在部落中快速传播信息的基本方法是传言，今天，部落传言的规模被大众媒体极度放大了，在几分之一秒的时间里就能够绕地球很多次。因此，如果你想预测将来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只要想一想 10 万年前我们祖先的社会关系并将其放大 10 亿倍即可。

现在，让我们开始遐想下一个100年。

（摘编自加来道雄《物理学的未来》，伍义生等译）

①中华文明从一开始就具有以人为本的精神，是一种以人本主义为基石的人类文明。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认识到人类自身的创造力量的民族。西方人把崇拜的目光对着天庭，中华的先民却对自身的力量充满了自信心。在中国古代的神话体系中，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大禹治水等神话传说其实都是人间英雄和氏族首领的英雄事迹的文学表述。女娲等人的神格其实就是崇高伟大人格的升华，他们与希腊神话中那些高居天庭俯视人间有时还任意惩罚人类的诸神是完全不同的。在经过后人加工的中国上古神话中，神话的因素与历史的因素以传说的方式奇妙地结合起来了。神话人物主要不是作为人类的异己力量出现，而是人类自身力量的凝聚和升华。神话人物的主要活动场所是人间，他们的主要事迹是除害安民、发明创造，实即人类早期生产活动的艺术夸张。请看孟子对大禹治水事迹的叙述：“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这分明是一位人间领袖的英雄事迹，哪里有丝毫的神话色彩？有人说这是儒家对传说进行信史化的结果，但儒家的思想正是中华先民的集体观念的理论表述，这仍然证明着中华传统文化的人本精神。

②在中华文化中，人不是匍匐在诸神脚下的可怜虫，更不是生来就负有“原罪”的天国弃儿，相反，人是宇宙万物的中心，是衡量万物价值的尺度，人的道德准则并非来自神的诫命，而是源于人的本性。人的智慧也并非来自神的启示，而是源于人的内心。先民的这种思维定势为中华文化打下了深刻的民族烙印，那就是以人为本的精神。先秦的诸子百家虽然议论蜂起，势若水火，但都以人为思考的主要对象。他们的智慧都是人生智慧，他们关怀的对象都是人生现实。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当其他民族对宙斯、耶和华、安拉的至高权威顶礼膜拜时，中华的先民却把人间的圣贤当作崇敬、仿效的对象；当其他民族把人生的最高目标设定为进入天国以求永生时，中华的先民却以“立德、立功、立言”等生前的建树以实现生命的不朽；当其他民族从宗教感情中获取灵魂的净化剂或愉悦感时，中华的先民却从日常人伦中追求仁爱心和幸福感。孔子为了实现其政治理想，栖栖惶惶，席不暇暖。在政治活动彻底失败后，又以韦编三绝的精神从事学术教育工作，真正做到了“发愤忘食，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正是这种积极有为的人生态度使他对生命感到充实、自信，从而在对真与善的追求中实现了审美的愉悦感，这就是为后儒叹慕不已的“孔颜乐处”。与儒家相反，庄子则从另一个方面实现了人生的价值。庄子是以浪漫的态度对待人生的，对自然界的生命现象抱着珍贵爱惜的态度。他所追求的是超越现实环境的精神自由，是保持人类自然本性的个体生命的尊严。

③正因如此，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从一开始就是产生于人间，是由人类自身的力量来创造的。《山海经·大荒西经》载：“夏后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九歌》以下。”在中国古代神话中，这大概是惟一的关于诗歌降自天庭的记载。屈原《离骚》云：“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郝懿行疏云：“开即启也，汉人避讳所改。”可见这是指真实的历史人物启。对于屈赋中所写启与《九辩》《九歌》之事，后代注家聚讼纷纭，总的趋势是神话色彩越来越淡薄，至朱熹遂认定《九辩》实乃“舜禹之乐”，并非降自天庭。朱熹的解释不一定符合事实，但这却代表古人的普遍看法，即不相信《山海经》的悠谬之说，而宁可相信一种符合理性的信史化说法。

④在中华文明史的初期产生的艺术品虽然也有以祭祀鬼神为用途的，但是最常见的还是与先民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例如仰韶文化的大量彩陶器具上所绘的鱼鸟图案，无论是意味着图腾崇拜、生殖崇拜还是祈祷狩猎有获，都反映着人们在实际生活中的诉求。最早的古代歌谣也都是人间的产物，都是直接与先民的实际生活密切相关的。对于古代艺术的这种性质，先民们有着清醒的认识。《吕氏春秋·仲夏纪》云：“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这里记录的是上古时代歌、乐、舞融为一体的综合艺术表演，它所再现的内容显然正是当时的生产活动和社会生活。

⑤只要对中国古代艺术进行历时性的考察，就可以清晰地看出人本精神越来越成为占压倒优势的价值取向。例如商周两代的青铜器上的纹饰，从早期的神秘诡异的饕餮图案逐渐转变为后期的圆润柔和的几何纹饰；又如汉唐两代都很发达的墓葬壁画，前者常见伏羲、女娲蛇躯交尾之类的神话题材，后者却以宴饮、耕牧等人间生活为主要内容；又如诗歌中的神仙主题，从秦代博士所作《仙真人诗》到汉末曹操所作《精列》等游仙诗，神话色彩越变越淡，及至晋代郭璞的《游仙诗》，竟被钟嵘评为“乃是坎壤咏怀，非列仙之趣也”。东汉王充高举反对“虚妄”而提倡“真美”的理论旗帜，固然是针对甚嚣尘上的谶纬神学的行为，但何尝不是文学艺术中人本精神愈益强化的一种反映。

⑥从整体而言，人本精神是中国文学艺术的最高准则。以诗歌为例，从先秦以来，人们强调诗歌源于人间的生活，是人们喜怒哀乐的自然表现。正是在这种文化土壤中，“诗言志”成为中国诗歌的开山纲领。“诗言志”首见于《尚书·尧典》，它不一定真是产生于尧舜时代，但肯定在先秦时代就已深入人心，绝非仅为儒家学派独自信奉。对于“诗言志”的释义，历来多有歧解，但其基本的内涵是很明确的。孔颖达云：“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后人或以为这是孔氏对“诗言志”说和魏晋时产生的“诗缘情”说的弥缝折衷之言，其实先秦时“志”即包含“情”在内，孔氏之语符合先秦实际情况。总之，在中华先民看来，诗歌完全是抒写人类内心世界的一种文化形态，人本精神就是中华诗国的核心精神。

（摘编自莫砺锋《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人本精神》）

材料一：

毫无疑问，公众苦网暴久矣。近年来，网暴引发的悲剧不少，有的是个人、自媒体账号或组织为了流量等利益刻意为之，有的是人们在不以为意状态下攻击他人形成的规模效应，还有的是“法不责众”心理驱使下的跟风讨伐、地域黑、群体黑等。

每一起网暴事件，看起来似乎都是“新闻上的故事”，但它其实离我们很近，不少人甚至也曾在有意或无意中充当了导致“雪崩”发生的“一片片雪花”。

治理网暴，现在已有民法典、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一系列法律，也有《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电信条例》等行政法规。这些规定和要求的重点大多是在末端治理，即网暴发生后如何规制和救济。 而在现实中，追贵的难度依然较大，比如定性难——侮辱、诽谤的认定标准，受害与网暴的关联性，精神伤害程度认定，等等。

在此背景下，此番国家网信办的征求意见稿主要聚焦平台方的作为、责任和义务，更加强调源头治理和过程治理。这也意味着，源头治理十过程治理+末端治理，形成了更完整的治理链条，织密了治理之网，其效果值得期待。

网暴发生在网络空间，网络平台是技术和服务的提供方，离网暴最近，有技术能力去对网暴进行监测预警、发现识别和及时处置，这也是平台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和法律责任。

近年来，有关平台也为此做了一些技术尝试。比如，跟帖留言显示用户 IP 地址所在省、评论框设置友善发言提示、为遭受网暴的受害者提供便捷求助渠道，等等。要有效遏制网暴，平台还应在技术响应上多一些探索。比如，一些直播平台对诸如“斗狠PK”、引导用户低俗互动、组织煽动粉丝互撕谩骂、拉踩攻击等涉嫌违法违规的主播或内容进行断播、封号，采用的技术多为“机审十人工巡检”，即通过“热度阈值”“以图比图”“声纹识别转文字”等，及时发现异常情况并介入处置。在治理网暴上，此类技术也应该派上用场。上述征求意见稿明确指出，平台应当建立健全网络暴力信息分类标准和典型案例样本库，区分舆论监督和善意批评，增强识别准确性；应当建立健全网络暴力信息预警模型，及时发现、预警网络暴力风险等，这对平台提出了现实又迫切的要求。

（摘编自吴迪《治理网络暴力需要更多技术响应》）

材料二：

为切实加大网络暴力信息治理力度，营造良好网络生态，国家网信办起草的《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近日已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明确提出，网络信息服务者应当履行信息内容管理主体责任，建立完善网络暴力信息治理机制。

如今，网络暴力已成为网络生态环境中不容忽视的问题。其并非单纯将社会中的传统/暴力形式迁移至网络空间，而是伴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应用而不断迭代升级，具有诽谤性、诬蔑性、煽动性、侵犯名誉和损害权益等特点，呈现出参与主体众多、传播链条复杂、扩散速度迅速、社会危害性大等特征。

网络暴力之所以屡屡发生，背后成因有很多。其中，一些平台缺乏有效管控是重要因素。在利益驱动下，某些平台为了追求流量和热度，对不良信息予以默认纵容甚至推波助澜。因此，治理网络暴力，强化平台责任无疑是重要环节。无论是有关部门启动的“清朗·网络暴力专项治理行动”，要求网站平台认真抓好集中整治，还是《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明确要求网站平台建立网暴预警、保护、防扩散等治理机制，都说明网站平台在网络暴力治理中承担着重要责任。

其实，平台在网络暴力的治理方面也具有明显优势。其一，平台.作为信息中介的角色，对于形成中的网络暴力事件具有更强的动态感知力和预测力；其二，平台能够更为直接地对接网络暴力被害人，并于第一时间对网暴被害人诉求作出回应；其三，平台作为信息传输中枢，能够相对快速地追踪信息源头与流向，从而及时对传播中的涉网络暴力信息采取引流、拦截、清除等处置措施；其四，作为涉案数据的控制者或占有者，平台能够更为有效地与网络暴力治理的其他主体相对接，同时留存相关证据以备执法或司法之用。

平台只有切实履行好责任，才能把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在实践中，一些平台积极采取各种措施来履行网络暴力治理责任，如对违法违规信息和账号采取禁言、屏蔽或关闭处理；建立智能过滤、一键防护等网络暴力被害人保护机制，并加强对未成年人等群体的保护等。但也有一些平台存在履职尽责不到位、制度机制不完善、管理操作不规范等问题，如对于不同形式网络暴力信息的拦截和处置能力存在差异、防护功能开启复杂程度不一、举报举证途径不畅通且响应迟缓等。

此次，征求意见稿主要围绕监测预警、信息处置和保护机制三个方面展开，核心就在于进一步明确平台的网络暴力治理义务及相关法律责任。在监测预警方面，征求意见稿要求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建立网暴信息分类标准、案例样本库、预警模型，并针对重点账号及时采取干预措施，从而实现对网络暴力的治早治小。在信息处置方面，进一步明确不同情形下不同类型的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可以采取的具体处置措施，使得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在处置违法违规信息时能更有法可依、有规可循，提升其治理行为的规范性和合法性。在保护机制方面，对此前一些平台探索的一键防护、私信阻断等做法予以确认，有助于统一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的治理实践，提升整体信息治理效能。此外，征求意见稿还进一步明确了不同主体违反相关规定的法律责任，使其治理义务形成完整闭环。

（摘编自裴炜《遏制网暴，平台要有更大作为》）

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劳模工匠工作，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劳模工匠工作发表系列重要讲话，对进一步加强劳模工匠工作、弘扬劳模工匠精神提出了新定位、新任务和新要求。充分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带头作用，创新弘扬劳模工匠精神的思想路径，提升广大劳动者素质素养，树立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推动更多劳模工匠和高技能人才竞相涌现，具有重大意义。

劳模工匠是我国优秀劳动者的杰出代表，是中国产业工人的先进典型，他们以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和创造性劳动，持续推动着社会进步、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营造了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劳模工匠是党和国家事业的认同者、维护者和建设者，能够自觉把人生理想、家庭幸福融入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伟业之中，建构起个人与集体、个人梦与中国梦、个人家庭与国家民族融合统一的发展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新时代要强化理想信念教育，特别是对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者来说，就是要向劳模工匠学习“有理想守信念”。充分发挥劳模工匠的思想引领作用，进一步强化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者的理想信念教育，理解和形成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培养正确的劳动价值取向，引导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者牢固树立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观念，为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凝聚强大思想动能。

劳模工匠是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专一行、精一行的典型代表，也是广大劳动者学习劳动技能、培养劳动习惯的实践导师。劳模工匠工作室是由具有较强技术能力、业务能力、创新能力和管理能力的劳模工匠领衔，以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服务创新和制度创新为主要内容，以解决工作现场难题、推动所在单位创新发展为目标的群众性创新活动平台。要充分利用全国各层级劳模创新工作室和技能大师工作室，将工作室建设成为发挥技能引领作用的重要实践基地。要加强新时代劳模工匠之间的交流沟通，有序扩大跨区域、跨行业、跨企业的创新工作室联盟。新时代要强化技术技能教育，特别是对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者来说，就是要向劳模工匠学习“懂技术会创新”。发挥劳模工匠的技能引领作用，做好劳模工匠“传帮带”工作，以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为依托，为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者技能提升提供多样化劳动场所，培养培育创新意识、创业意识、创造意识，提升劳动效率、创新能力和就业创业能力，为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强大技能支撑。

劳模工匠以积极的劳动姿态、卓越的劳动创新、丰富的劳动创造、果敢的劳动担当和无私的劳动奉献，成为推动时代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也激励了千万普通劳动者坚守信念、立足岗位、开拓创新、建功立业。在革命战争年代，赵占魁、吴运铎、甄荣典等劳模先进，为动员和鼓舞边区人民战胜困难、坚持抗战提供了坚韧强劲的精神动力，为边区革命和建设发挥了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王进喜、时传祥、邓稼先、蒋筑英等劳模先进，成为激励各族人民意气风发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袁隆平、樊锦诗、包起帆、郭明义、高凤林等劳模工匠，为党和国家建立了杰出功勋。新时代要强化精神教育，特别是对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者来说，就是要向劳模工匠学习“敢担当讲奉献”。充分发挥劳模工匠的精神引领作用，进一步强化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者开展劳动情感教育，体认“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观念，改变劳动精神面貌、端正劳动态度、涵养劳动情怀，热爱劳动、尊重劳动，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汇聚强大精神力量。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发挥基础支撑作用，进一步完善劳模工匠政策，不断丰富补充劳模工匠的各种机制；进一步提升劳模工匠地位，增加劳模工匠在各级代表、委员中的比例；进一步落实劳模工匠待遇，充分遵循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制定与劳模工匠的贡献相对应的经济待遇标准。全社会要发挥舆论导向作用，进一步加大对劳模工匠精神的宣传力度和广度，在全社会营造崇尚劳动、尊重劳模工匠、学习劳模工匠的良好氛围；进一步强化劳模工匠精神宣传的深度和温度，讲好劳模工匠故事，推动劳模工匠精神进入寻常百姓家。大中小学要发挥教育引导作用，积极开展以劳动创造幸福为主题的宣传教育，解决不珍惜劳动成果、不想劳动、不愿劳动、不爱劳动的现象；把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让学生愿劳动、想劳动、爱劳动、懂劳动、会劳动；强化实践体验，培养科学劳动的精神，提高创造性劳动能力，培养热爱劳动、勤于劳动、善于劳动的高素质劳动者，进而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成就自我、报效国家、奉献社会。

（摘编自彭维锋《劳模工匠精神的科学内涵与弘扬路径》）

东北黑土地含碳量高、土壤质地疏松、适耕性好，是我国粮食安全的“压舱石”。然而，由于高强度开发利用和用养失衡，传统的翻耕技术破坏地表秸秆保护层，以及风蚀和水蚀严重等因素，黑土地的生态和生产功能均出现不同程度退化。

2007年以来，中国农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等团队通过借鉴引进模仿自然的国际保护性耕作方式，为吉林省的梨树县研发并创建了“梨树模式”，解决了东北黑土区玉米秸秆移除导致耕地退化的关键问题，有效保护了黑土地。

“梨树模式”以秸秆覆盖为核心，建立了秸秆覆盖、免耕播种、施肥、除草、防病及收获全程机械化技术体系。其中，覆盖了收获、休闲季、播种+施肥+镇压、除草、苗期、后期等流程，包括秸秆覆盖免耕、秸秆覆盖条带旋耕、秸秆覆盖垄作以及高留茬垄侧栽培等适合不同地域与土壤特点的种植模式。

秸秆覆盖免耕种植可以减少农机作业次数以保护黑土地，抗风蚀水蚀，保水抗旱效果好，适用于土壤疏松的地块，特别是风沙区和坡岗地。据测定，秸秆覆盖免耕地块保水能力相当于每年增加了40毫米至50毫米降水。秋季机械收获后，将秸秆直接覆盖在地表，在秋季或春季用归行机进行秸秆归行处理，春季适时用免耕机直接在苗带播种。

秸秆覆盖条带旋耕种植可以解决土壤板结的问题，同时能提高地温和加速低洼地水分的散失。缺点是需对土壤进行部分动土，增加了作业成本。在秸秆覆盖的前提下，直接对苗带通过条带旋耕疏松土壤，或在秸秆归行后对苗带进行旋耕，作业宽度通常为60厘米至70厘米，深度为15厘米至20厘米，不宜过浅或过深。条带旋耕后必须镇压，待来年春天适时免耕播种。在不影响播种质量的情况下，秸秆量少的地块可以直接条带旋耕，秸秆量大的地块要先归行再条带旋耕；若春季条带旋耕作业，最好先进行归行处理，保证旋耕带没有或留存少量秸秆，然后镇压等待播种；如春季干旱，最好是边归行边条带旋耕边播种。采用条带旋耕能提高播种带的地温和促进水分的散失，有利于幼苗的生长，还可以避免土壤板结对播种的影响。

秸秆覆盖垄作种植可以实现垄上增温、垄下保墒，农民容易接受，适用于地势较洼或一家一户分散种植的地块。秋季机械收获后，在起垄种植的地块将秸秆集中覆盖在垄沟，春季种地前进行垄上灭茬，然后适时用免耕机播种，6月末进行中耕培垄，行距60厘米左右。

与传统模式相比，高留茬垄侧栽培种植操作方法简单、省工省时、增产潜力大，适合低洼地及山坡地。在秋季收获后，地上留有30厘米以上高度的秸秆，春耕时田间不进行翻地和机械灭茬，播种在原垄侧进行。

传统的翻耕技术，破坏了地表秸秆的保护层，扰动了土壤中的动物和微生物，使土壤的生态和生产功能退化。相反，秸秆覆盖还田保护了生物的多样性，特别是蚯蚓数量增加，使土壤的生物性状得到了改善。据统计，秸秆覆盖还田地块每平方米蚯蚓数量可达114条，是常规垄作地块的6倍。秸秆覆盖还为猎鸟和小动物等野生动植物提供掩蔽和食物。

以秸秆覆盖还田，少、免耕为核心的“梨树模式”，具有蓄水保墒、培肥土壤、减少侵蚀、稳产高产等多重功效，实现了粮食安全与缓解气候变化的协同增效。此外，秸秆覆盖还田在节约成本、减少碳排放、绿色生产、提升农产品质量方面也能发挥巨大作用。

（摘编自李保国等《“梨树模式”呵护“耕地中的大熊猫”——聚焦黑土地保护性利用》）

①《易传》是中国古代美学史上辩证法传统的一个重要源头。《系辞传》^①说：“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又说：“爻者，言乎变者也。”在《系辞传》作者看来，《易经》就是一部讲宇宙万物发展变化的书。《易传》的这种辩证法思想，对美学思想的发展有着多方面的、深刻的影响。

②《易传》“阴阳刚柔”的思想确立了中国古典美学关于美的两大类型的统一观。

③《系辞传》认为，宇宙万物变化的原因，是事物内部两种对立因素的互相作用。这两种对立的因素，就是阴和阳，也就是柔和刚。在这个思想影响下，中国古典美学把美区分为两大基本类型：壮美和优美。或者叫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美的这两大基本类型，同时也就是艺术意象、艺术典型、艺术风格的两大基本类型。

④《易传》的影响不仅在于这两类美的区分，更在于这两类美的统一。《系辞传》说：“一阴一阳之为道。”就是说，阳和阴，刚和柔，不但是对立的，而且是统一的，都是“道”所不可缺少的。在这种思想影响下，中国古典美学中的壮美和优美的关系，就不是相互分裂的，不是绝对对立的，而是相互渗透、相互统一的。所以姚鼐说，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可以“偏胜”，但却不可以“偏废”。这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一个重要观点。

⑤在西方美学中，崇高和美是对立的。美是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的统一，崇高则是理性内容压倒和冲破感性形式。中国古典美学的壮美，却并不破坏感性形式的和谐。它仍然是美的一种，是阳刚之美。它和优美（阴柔之美）并不那么绝对对立，也并不互相隔绝。相反，它们常常互相连接，互相渗透，融合成统一的艺术形象。在中国古典美学的系统中，壮美的形象不仅要雄伟、劲健，而且同时要表现出内在的韵味；优美的形象不仅要秀丽、柔婉，而且同时要表现出内在的骨力。

⑥《易传》“知几其神”的思想引发中国古典美学的一个重要的审美标准和审美理想。

⑦《易传》在讲宇宙万物发展变化的时候，提出了“神”这个概念。《系辞传》说：“阴阳不测之谓神。”韩康伯注：“神也者，变化之极，‘妙万物而为言’，不可以形诘求也。”“神”是“阴阳不测”，“变化之极”，“神”，是“妙万物而为言”，也就是说，“神”是世界万物的极端微妙的变化的规律。

⑧既然“神”是宇宙万物微妙变化的规律，《系辞传》的作者又进一步认为，凡是把握了宇宙万物微妙变化的规律的，也就可以说是达到了“神”的境界。《系辞传》说：“知几其神乎！”又说：“神以知来，知以藏往。”“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先兆，“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系辞传》作者用“知几”“知来”来规定“神”的概念，这就是说，凡是能把握事物变化的先兆，能预见事物发展的将来的，就叫做“神”。换句话说，凡是能把握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的，就叫做“神”。这样，“神”的概念，就成了一个认识论的概念。

⑨后来，庄子的寓言故事也使用了“神”这个概念。庄子说的“神”，是指人们在技艺上达到的神化的境界。这同《系辞传》所说的“神”显然有着逻辑上的联系。《系辞传》讲的“神”是指对于事物变化发展的微妙规律的把握，庄子讲的“神”则是指把握事物变化发展的微妙规律而后获得的一种创造的自由。经过庄子的发展，“神”的概念就由一般的哲学概念转化为一个美学概念，从而对审美和艺术领域产生直接的影响。很多人把“神”作为一种很高的、甚至是最高的审美标准来品评艺术家和艺术作品，很多艺术家则把达到这种神化的境界作为自己毕生追求的审美理想。

【注】①《系辞传》是《易传》七篇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主要总论《易经》的大义、原理、功用、起源及筮法等，其中包含了许多重要的哲学思想和概念。

（摘编自叶朗《＜易传＞辩证法对美学思想发展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