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中国之所以离不了孔子，今天仍然要学习孔子，是因为孔子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独特而合理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在今天仍然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这个表述有两个关键词。第一，孔子代表了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体现在他的思想中，保留在他的著作中。第二，这种生活方式是“独特而合理”的：独特是指特殊性，和世界其他文化不一样；合理是指合宜性，非常适合中国文化传统的背景。

孔子在创立儒家学派的过程中，做了很多工作，将政治和道德的内容加入其中，彻底转变了儒的内涵，将其由术士上升为一个学派，使之成为先秦影响最大的派别之一。

对周礼的态度与其他学派不同，是儒作为一个学派最明显的特点。礼是中国文化的标志性特征，是由野蛮进入文明的重要标志。古人认为，鹦鹉能够讲话，但仍然是鸟；猩猩能够讲话，但仍然是兽。如果没有礼，人和禽兽就没有区别了。禽兽没有礼，所以乱伦胡来。圣人不忍心看到人处于这种局面之中，于是以礼教人，使人有礼，从此有别于禽兽。

世界上不同文化在各自发展的过程中都由野蛮进入了文明，但走的路线不同。欧洲文明走的是契约路线。古希腊有很多独立的城邦，城邦中的个人在政治上是独立的。他们共同选举自己的代表，与之订立契约，让被选举者来管理。这种背景决定了选举人与被选举人之间属于契约关系。这是以古希腊为代表的欧洲文明的根本特征。与此不同，中华文明走的是礼的路线。钱穆说：“礼是一个家庭的准则，管理着生死婚嫁等一切家务和外事。同样，礼也是一个政府的准则，统辖着一切内务和外交……中国人之所以成为民族，就因为礼为全中国人民树立了社会关系准则。”礼掌管着一切内务和外交，既是家庭的准则，也是国家的准则。中华文明和其他文明的不同之处，即在于这个“礼”字。这个道理，西方一些学者也认识到了。孟德斯鸠说：“他们(中国的立法者）把宗教、法律、风俗、礼仪都混在一起。所有这些东西都是道德。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品德。这四者的箴规，就是所谓礼教”意思是说，中华文明最重要的特点是讲礼，把宗教、法律、风俗、礼仪都混在一起，这与西方文明大为不同，具有强烈的特殊性。

“中华民族”这个词，我们常常挂在嘴边，但什么是中华民族，却大有讲究。民族原本是一个血亲的概念，特指拥有一个共同祖先，沿着血亲不断发展，内部有着密切血缘联系的群体，如犹太民族、日耳曼民族、蒙古民族、朝鲜民族等。中华民族则不同，它包括56个民族，这些民族之间很多并没有血缘联系。近代以来，在与其他文明接触的过程中，人们已经认识到了这个现象，逐渐将中华民族归为一个文化概念。华夏(中华)之名，不是指一个地域，也不是指一个血统，而是指一个文化的族名。“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春秋左传正义·定公十年疏》）中华文明重礼仪，礼仪为大，大就是夏。因为重礼仪，所以有服装之美，美就是华。华夏二字含义相同。我们常说中国是礼仪之邦，就是这个意思。中华民族从野蛮进入文明走的是礼的路线，礼是其核心的特征。凡是认同这种文化的，在历史上都可称为中华民族。

礼是用来治国的，这是礼最重要的功能。一般认为，礼字起源于祭神。“禮”字从示从豐，“示”与祭祀相关，“盟”代表案几上放着供品。后来又由祭神、祭祀转移到人。周代制礼作乐之后，有吉、凶、军、宾、嘉之礼，更加系统，治理国家之责全系于礼之上。先秦时就有礼是“国之干”“国之纪”和“国之常”的说法。“干”“纪”“常”都是针对治理国家而言的。一个国家要治理好，在中国的文化系统中，不能离开礼，礼是国家的基本骨干和基本纲纪。

除了治国，礼还有教人的功能。由野蛮进入文明，作为个人，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人必须懂礼。懂了礼，按照礼的规矩做事说话，言行视听，就有了教养，成了文明人。“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左传》）君是发布号令的，臣是俯首听命的，父亲的责任是慈，孩子的责任是孝，哥哥的责任是爱，弟弟的责任是敬，丈夫的责任是和，妻子的责任是柔，婆婆的责任是慈，媳妇的责任是听。这些都由礼来规定。遵从礼做事讲话，人就显得有教养，用老百姓的话说就叫“懂事”，反之别人就会批评其“不懂事”，与野蛮人无异。人与禽兽的区别在于人有道德，但道德必须依靠礼来表现，没有了礼，道德就无从讲起。

因为重礼讲礼，中国文化非常重视家风。耕读传家，家风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内容。一个家庭好不好，与家风好坏有直接关系，而家风好不好，关键又在于是不是重礼。很长时间以来，我们不大提这个了。改革开放后，一些人先富了起来，但因为重视家风的传统断裂了，这些家庭的家风出现不少问题。这些年，家风问题重新引起了人们的重视，这是向传统文化回归的重要表现。

总之，我们今天仍然离不了孔子，仍然要学习孔子的思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是伦理社会，离不了礼的文化。礼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特征。如何既保留传统的优势，又学习西方的优点，走出一条既不完全同于传统，又不完全同于西方的崭新之路，极大地考验着我们的智慧，也是我们不得不提交的历史答卷。

(摘编自杨泽波《中国文化之根：先秦七子对中国文化的奠基》）

材料一：

在《论语》里孔子被描写成一个教育家。从某种观点看来，也的确如此。他期望他的弟子成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成人”(《论语.宪问))，所以教给他们以经典为基础的各门知识。作为教师，他觉得他的基本任务，是向弟子们解释古代文化遗产。《论语)记载，孔子说他自己“述而不作”(《论语述而))，就是这个缘故。不过这只是孔子的一个方面，他还有另一方面，这就是，在传述传统的制度和观念时，孔子给予它们的解释，是由他自己的道德观推导出来的。例如在解释“三年之丧”这种古老的礼制时，孔子说：“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论语.阳货)换句话说，儿子的一生，至少头三年完全依赖父母，因此父母死后他应当以同样长的时间服丧，表示感恩。还有在讲授经典时，孔子给它们以新的解释。例如讲到《诗)，他强调它的道德价值时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论语.为政))这样一来，孔子就不只是单纯地传述了，因为他在“述”里“作”出了一些新的东西。

这种以“述”为“作”的精神，被后世儒学传之永久，经书代代相传时，他们就写出了无数的注疏。后来的《十三经注疏》，就是用这种精神对经书原文进行注释而形成的。

(摘编自冯友兰《孔子：第一位教师》)

材料二：

“述”的内涵非常丰富。《说文解字》将“述”解释为“循”；在现代汉语中，“述”可以理解为“叙述”“陈述”“讲述”“论述"或“阐述”等等。

在《中庸》中，儒家德性“孝”的定义和“述”是相关的。《中庸》：“夫孝者，善继人之态，善述人之事者也。”如果我们将“孝”的这种解释和孔子在《论语.述而》第一章中的自我描述联系起来，“述”的深层含义便跃然纸上，也就是“述”表达了“孝”的德性。孔子践履“孝”这种德性的对象是天。《论语.八佾)讲到，“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孔子道德追寻的是天的使命。对于孔子而言，他的工作就是传天道，兴天道。在《论语.阳货》第十八章中，孔子说他不想再说话，但是他的弟子子贡说：“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孔子回答：“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从这段话中可以得出两点：第一，孔子述的是天道，天是最终的创造者；第二，孔子认为自己是天道的述者，子贡则将自己看作是孔子思想的述者。孔子践履德性的活动表达了对天的“孝”，而子贡践履德性的活动则表达了对孔子的“孝”。

因此，孔子将他对经典的传承比作一个孝子做的事情。儿子对父亲最大的孝是对父亲志向、事业、梦想的继承、实现和发扬光大。同样孔子述的天道也是对天的孝。对于孔子而言，他的智力活动是恢复天道，这就是对天尽孝，在孔子那里，“孝”的含义涉及了延续文化传统和历史传承的义务。

孔子不是唯一把哲学活动与“孝”联结起来的人。孔子与柏拉图早期的作品《游叙弗伦》对“孝”的定义殊途同归。苏格拉底的话问对象游叙弗伦得出“孝”是公正的一部分，“孝”是人类对上帝的侍奉。苏格拉底认为自己的哲学活动就是对神灵的侍奉，自己的问答法就是对神灵的侍奉。基于苏格拉底对上帝侍奉的论证，苏格拉底提供的答案就是进行哲学活动是对上帝真正的“孝”。对哲学活动与孝的密切联系，亚里士多德也有所表述。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说，“孝”要求更加尊重真理而不是尊重你的朋友。他认为“孝”的对象是真理，而不是上帝。践行“孝”这一德性活动是追求哲学的严肃义务，因为追寻哲学是为了探寻真理。

孔子、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把哲学活动和“孝”联结起来，尽管每一个人对“孝”的理解不同，这也反映了他们做哲学的方法不同。苏格拉底通过诘问的方式审查人的信念；亚里士多德更多地是通过对前人理论的考察、批判发现真理；孔子则认为从事“孝”的活动就是对天道的传承。

(摘编自余纪元金小燕韩燕丽《“述而不作”何以成就孔子？》)

材料三：

“述而不作”的信条影响深远，达两千年之久，成为风气。自孔子以后，儒家教育多遵从这一原则，以传授、注解经典为己任。要从事这一学问，必然熟记经文才能言而有据。因而，熟记经典成为学生的基本功。

孔子教育弟子是为了让他们从政，用子夏的话说是“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隋唐以后，科举盛行，官方明确规定了读书人的出路，只有为官一途。学校成为向科举输送考生的途径之一。科举使用八股文体，专以四书五经命题，以儒家经典考学生，答案阐释以经典为准，不允许有超出范围的见解。

可以说，孔子“述而不作”的信条，使得他在教学中有偏重继承、轻视创新的倾向；伦理关系与师生关系的结合，造成学生对教师的依赖，这使人们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减少或部分失去了探索未知的兴趣。这样使得传统教育以教师解释、学生背诵为基本方式，因循以往，缺乏创新精神。

(摘编自李杨《“述而不作”与传统教育》)

材料一： 

中医，就是中国的医学，是相对于西方医学而言的。西方医学还没传到我国时，没有“中医”这个名词。此前，“中医”有很多称谓：岐黄、青囊、杏林、悬壶、橘井等。每个名称都与一个有趣的故事相关。例如，“中医”的第一个名字“岐黄”来自《黄帝内经》。《黄帝内经》是黄帝与被称为“天师”的歧伯讨论医学的书，后世的人们称《黄帝内经》中的医学为“岐黄之术”。《黄帝内经》是中国早期医学的经典，所以“岐黄”就成了中医的代名词；又如鲜为人知的“橘井”，说的是西汉道士苏耽的故事。苏耽事母至孝，成仙之前告诉母亲将有瘟疫流行，饮服井水泡橘叶可防治。第二年疫病爆发，他母亲用这个办法救治了无数病人。为纪念其功德，后人用“橘井泉香”来称赞中医。

“中医”二字最早见于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其中有“有病不治，常得中医”的话。意思是有病而不医治，却常常因为合乎医理而自己痊愈。这并不是让我们有病扛着不治，而是强调人体自身调节对健康的重要性。人体常常通过自身调节达到阴阳平衡，这样病痛往往不药而愈。这正是中医的奥妙：通过调节人体各项机制，使之达到平衡而实现治病救人的目的。

我们现在说的“中医”是鸦片战争前后才出现的。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西医为了区别中西医学，给 中国医学起名“中医”。1936年，当时政府制定了《中医条例》，正式以法律形式将中国医学命名为“中医”。

（摘编自中国经济出版社《中医文化》） 

材料二： 

中国传统医学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担负着除病济世、造福百姓的重任，凝聚着中国人认识自然和宇宙的博大智慧，为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与疫病斗争的实践中，中医药防疫理论体系和治疗方法逐步形成和完善。中医学在秦汉时期已经认识到疫病病因不同于普通疾病，并论述了疫病的传染性、传染方式以及潜伏期等内容。在疫病防治学方面，早在秦汉时期，《黄帝内经》就系统论述了疾病预防理论，在战国时期就已设有与清洁卫生有关的官职和除害防疫的专职人员，在汉代已经出现了通过消毒来防治疫病传播的方法。中医还创造了疫病预防内服和外用方药，并形成了系统理论，至今仍在临床中广泛应用。近年来，在我国新冠肺炎患者救治中，中医药显示了明显疗效。据 2020年不完全统计，全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中，有超过7.4万人使用了中医药，占91.5%。临床疗效观察显示，中医药总有效率达到90%以上。

中医药不仅守护了中华民族的健康，也对全人类的健康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我国明、清时期发明的预防天花的“人痘接种术”是医学接种免疫预防的先驱，曾传播到西方，为全球最终消灭天花作出了贡献。青蒿素的发现与使用也为全世界治疗疟疾提供了中国方案，挽救了数以百万计的生命。

(摘编自李晓红《让中医药为维护人类健康发挥更大作用》，《人民日报》) 

材料三：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具体体现之一，中医药是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药文化是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中医药及其文化的国际传播问题在当下显得尤为重要。尽管推广中医药文化在传播实践中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当下仍面临着学术研究、翻译实践等层面的问题和困境。

《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 年)的通知》中指出，要从思想认识、法律地位、学术发展与实践运用上落实中医药与西医药的平等地位。然而，在国际学术界，中医药被称为替代 (Alternative)医学、补充(CompIementary)医学、整合(Integrative)医学或是健康保健(HealthCare)。替代医学在话语上具有模糊性，且具有一种话语隔离性，也就是说，中医药并没有被国际学术界认可，没有被放置于与西方医学对等的地位。

中医药国际传播的过程中，翻译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中医名著中很多内容晦涩难懂、内涵复杂，如中医文化中包含经络文化、气一元论文化、五行文化等内容，翻译转化困难、语境复杂，中医药翻译至今缺乏统一的标注，特定语境中词汇的翻译仍面临很多争议。尽管中医名著已经有各种版本的译著，但质量参差不齐。语言在国际传播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翻译水平影响着中医古籍、中医学术成果对外传播的质量与效果。中医翻译面临的困境制约着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的进程。

(摘编自任孟山，王琳《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背景下的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澎湃新闻》)

材料一：

作为“农与工肆之人”的代表，墨子执着于破旧立新，建立一套符合小生产者、手工业者利益的新体制、新秩序。为此他自立门户，聚徒讲学，且热衷游说，故有“孔席不暖，墨突不黔”之说。墨子“有坚定的主义，有具体的政治主张”（顾颉刚《古史辨自序》），归纳起来有十项，或称“十论”。即“兼爱”“非攻”“天志”“明鬼”“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其中“兼爱”是核心，是其一切政治法律观的出发点和归宿，内里所涵摄的平等意识，值得挖掘和珍视。

墨子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使爱的思想破土而出的人”（德国阿尔伯特·史怀哲《中国思想史》），他“背周道而用夏政”（《淮南子·要略》），其“兼爱”说首先是对无等级的氏族时代的缅怀与追思，是“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礼记·礼运》）这种大同理想的绝唱。墨子对当时社会的混乱痛心疾首，针对“当今之时，天下之害孰为大”这一问，他回答：“若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劫弱，众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傲贱，此天下之害也。”（《兼爱下》）而造成这一切的根本原因是人与人之间“不相爱”和“自爱”。

在战争频仍的时代，墨子目睹并亲身感受着战争带来的离乱痛苦，以一介布衣之身，满怀天真美好的愿望，企图借兼爱之说消弭战争的硝烟。“视人国若其国，谁攻？”（《兼爱上》）大到一国，小到一家一身，唯有兼爱方能杜绝一切“祸篡怨恨”。这种天真背后，朴素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悲天悯人的救世之心跃然纸上，而隐含的平等观也呼之欲出，因为兼爱之说所包括的两方面内容，都沁润着平等意识。

其一，爱无等差。“‘兼，尽也。尽，莫不然也’。兼爱，谓尽人而爱之。”（伍非百《墨子大义述》）“兼相爱”要求一视同仁地爱所有的人，无分亲疏、贵贱与贫富，所谓“厚不外己，爱无厚薄”（《大取》），“爱人，待周爱人而后为爱人”（《小取》），“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兼爱中》）。无分彼此厚薄，将别人的国、家、身当作自己的国、家、身一样尊重和爱护。为什么要“兼爱”呢？墨子认为在“天志”之下，国与国、人与人都是平等的。《法仪》篇说得更明确：“今天下无大小国，皆天之邑也；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天”对每个人都平等以待，“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从而保护每一个人，不准肆意“相恶相贱”，做到“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兼爱中》）。可见，“墨翟所讲的兼爱含有反抗压迫和等级歧视的意义”（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

其二，兼以易别。墨子的“兼爱”与孔、孟的“仁者爱人”不同，后者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亲亲”“尊尊”为原则，主张仁爱有等，“轻重厚薄”有别；前者以现实的物质功利为基础，以“爱无差等”为原则，主张“远施周遍”，不分亲疏厚薄。儒家的爱发自内在心理的“仁”，以伦理为本位；而墨家的爱源于外在互利的“义”，具有功利主义色彩。儒家的爱重“别”，“别”者区别也，注重远近、贵贱、亲疏、上下之别；而在墨子看来，“别”是祸乱之源。“别者，处大国则攻小国，处大家则乱小家，强劫弱，众暴寡，诈谋愚，贵傲贱。”（《天志中》）墨子的爱重“兼”，《说文》释“兼”：“并也，从又持秝。兼持二禾，秉持一禾。”并持二禾而不专持一禾，隐含互相平等、相互尊重的意味，这是一个涉及人的平等性问题的概念。墨子视爱人若己为兼，亏人自利为别，并据此作出了“兼士”与“别士”、“兼君”与“别君”的区分，主张“以兼为正”“别非而兼是”，通过“兼以易别”（《兼爱下》），达到人格平等地位的最终实现。

材料二：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大力倡导墨子之道。1939年4月24日，他在“抗大”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墨子是一个劳动者，他不做官，但他是一个比孔子高明的圣人。孔子不耕地，墨子自己动手做桌子椅子。他还进一步发挥说：“马克思主义千条万条，中心的一条就是不劳动者不得食。”他对陈伯达研究墨子称赞有加：“《墨子的哲学思想》看了，这是你的一大功劳，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了。”毛泽东视墨子为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表达了他对墨子的高度评价。

陈独秀也推崇墨子，他说过：“设若中国自秦汉以来，或墨教不废，或百家并立而竞进，则晚周即当欧洲之希腊，吾国历史必与已成者不同。”又说：“墨子兼爱，庄子在宥，许行并耕，此三者诚人类最高之理想，而吾国之国粹也。”

李大钊赞同墨家“节用”的经济主张，认识到“《墨子》《节葬》《节用》《非乐》等篇，均以节用去奢侈为主旨”。萧楚女非常推崇墨家那种裂裳裹足、摩顶放踵的牺牲精神：“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我们需要墨翟，不需要陶潜、李白。”他还认为墨子的伟大人格与列宁相同，学习墨子有助于革命者去除自身潜藏的种种个人主义。

揖让之礼作为人们交往中的重要礼节，充分体现了中国礼文化“主敬”“谦让”的特征。《说文解字》中“揖，攘也，从手，异声。一曰手箸留曰揖”，“攘”即为推，双手置于胸前向前推就叫作“揖”。而“让”字最早书写为“讓”，古同“攘”，意为谦让。揖让之礼承载的是儒家君子“谦卑”的德行，即便在“射礼”这种尚武的礼仪中也必不可少，“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八佾》)。古人对揖让之礼十分重视，认为这是诚敬之心在行为上的体现，是礼乐文明的重要体现，因而有“揖让而天下治者，礼乐之谓也”的说法。揖让之礼始于何时已不可考，但据文献记载，周公“制礼作乐”中已包含作揖礼。

揖礼在古代有许多类型。如《周礼》中记载了三种揖礼的形式：“诏王仪，南乡见诸侯，土揖庶姓，时揖异姓，天揖同姓。”即推手时分别有微微往下推手、举手平臂向前推平、与眉齐平再行礼之别。《周礼·夏官·司士》还记载：“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古人行作揖礼时不仅要区别身份官职，还有吉凶之分。《道德经》中记载了先秦时期“吉事尚左，凶事尚右”的观念。揖礼常与其他礼仪搭配使用。如周代“宾礼”的“士相见礼”中就有士人相互作揖的交往礼仪，以示尊重和谦卑。不同历史时期，揖礼的名称和身体表达姿势有所不同。广义而言，先秦时期的揖礼、唐宋时期的叉手礼、明清时期的拱手礼及清代流行的抱拳手势都可以称为揖礼。尽管与其他礼仪一样，作揖礼最早也只用于贵族之间的交往，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礼下庶人”成为重要的社会教化目标。随着礼文化的推广和下移，揖礼成为了规范平民之间日常交往的一种礼仪，实现了礼仪的“流行化”和“民俗化”。宋代王说《唐语林补遗四》云：“凡入门至食，凡数揖。祗揖者，古之肃拜也。”这里的“祗揖”即宋时流行的揖礼，文人著作中多有记载。《吕氏乡约》是我国最早在民间乡里制定的由乡人共同遵守的成文规约，书中曾载，晚辈拜见尊长有“揖而退”“揖而坐”“趋进揖”“揖而行”“下马前揖”等详细的行使规范。由此可见，在古代中国民间，揖礼也是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的礼仪之一。

国内推行揖礼最主要的困境就是“封建”标签难撕，刻板印象阻碍。揖礼主要借助手势以及躯体上半部分的动作来完成，对尊卑贵贱的区分没有拜礼那么显著。整体而言，“揖拜之礼”自周代一直延续到清代。朝代更迭，凡少数民族政权统治的时代，为了强化皇权及尊卑，揖拜之礼中的拜礼得到强化。反之，汉族政权则致力于恢复传统，如明朝推翻元朝统治后，明太祖就多次下令禁止跪拜礼，从而强化了揖礼。为了维护皇权和社会等级秩序，在清朝“跪拜之礼”再次得到了强化，清政府甚至将其推广至与外国人的交往中，这导致了近代中西方的“礼仪之争”。握手礼起源于中世纪欧洲，自辛亥革命后在中国流行。1928年，国民政府拟定了《相见礼》，规定朋友相见时彼此互行一鞠躬礼或握手礼，已不见揖礼。1949年建国以后，从官方到民间，“揖礼”逐渐消失，握手礼取而代之。

握手礼虽然体现了西方的“平等观”和价值观，但也存在一些局限性。最大的问题在于手部的接触容易传染疾病，尤其是在流行性疾病爆发期间。相比之下，“非接触式问候”的揖礼具有显著的优势。作家韩少功就曾指出揖礼具有卫生、省时、优美和自主的优点。鸦片战争后，西方礼俗文化的流入动摇了我国传统的礼俗体系，在一个主权国家的传播场域里，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本末倒置会危及民族对自身文化价值体系的认知态度。重估并复兴传统揖礼更是重新建构中国文化主体性的重要途径之一。诚如赵世瑜教授所言：“中国传统社会的良性运转，正在于礼俗互动的政治制度框架与弹性实践机制的设计：在社会理念上，国家讲究礼制而不至于脱离俗情，民众以贴近国家正统为正途。在国家政治层面，倡导‘为政必先究风俗’‘居官以正风俗为先’等民俗原则，注重因俗制礼与以礼化俗相结合的社会实践。冀望通过礼仪教化达到礼俗融合的社会理想状态。”礼乐文明理念时至今日仍有现实意义，“因俗制礼，以礼化俗”是政治治理与社会教化的重要路径。

复兴中华传统揖礼，需要正视文化资产，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推广，实现现代转化和国际传播价值。一方面，要师古不泥，简化身体姿势与手势，可参考清代流行的拱手礼甚至进一步简化，以保留其谦让、友好和尊敬的含义为重。另一方面，应“以我为主”，从国内开始推广普及，通过政治家发挥垂范引领作用、制定政策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发挥大众媒介优势打造“中国名片”、拓宽深化国际交流渠道等路径，让中国揖礼走向世界。

(摘编自潘祥辉《“揖让而天下治”：中华传统揖礼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①中华文明从一开始就具有以人为本的精神，是一种以人本主义为基石的人类文明。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认识到人类自身的创造力量的民族。西方人把崇拜的目光对着天庭，中华的先民却对自身的力量充满了自信心。在中国古代的神话体系中，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大禹治水等神话传说其实都是人间英雄和氏族首领的英雄事迹的文学表述。女娲等人的神格其实就是崇高伟大人格的升华，他们与希腊神话中那些高居天庭俯视人间有时还任意惩罚人类的诸神是完全不同的。在经过后人加工的中国上古神话中，神话的因素与历史的因素以传说的方式奇妙地结合起来了。神话人物主要不是作为人类的异己力量出现，而是人类自身力量的凝聚和升华。神话人物的主要活动场所是人间，他们的主要事迹是除害安民、发明创造，实即人类早期生产活动的艺术夸张。请看孟子对大禹治水事迹的叙述：“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这分明是一位人间领袖的英雄事迹，哪里有丝毫的神话色彩？有人说这是儒家对传说进行信史化的结果，但儒家的思想正是中华先民的集体观念的理论表述，这仍然证明着中华传统文化的人本精神。

②在中华文化中，人不是匍匐在诸神脚下的可怜虫，更不是生来就负有“原罪”的天国弃儿，相反，人是宇宙万物的中心，是衡量万物价值的尺度，人的道德准则并非来自神的诫命，而是源于人的本性。人的智慧也并非来自神的启示，而是源于人的内心。先民的这种思维定势为中华文化打下了深刻的民族烙印，那就是以人为本的精神。先秦的诸子百家虽然议论蜂起，势若水火，但都以人为思考的主要对象。他们的智慧都是人生智慧，他们关怀的对象都是人生现实。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当其他民族对宙斯、耶和华、安拉的至高权威顶礼膜拜时，中华的先民却把人间的圣贤当作崇敬、仿效的对象；当其他民族把人生的最高目标设定为进入天国以求永生时，中华的先民却以“立德、立功、立言”等生前的建树以实现生命的不朽；当其他民族从宗教感情中获取灵魂的净化剂或愉悦感时，中华的先民却从日常人伦中追求仁爱心和幸福感。孔子为了实现其政治理想，栖栖惶惶，席不暇暖。在政治活动彻底失败后，又以韦编三绝的精神从事学术教育工作，真正做到了“发愤忘食，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正是这种积极有为的人生态度使他对生命感到充实、自信，从而在对真与善的追求中实现了审美的愉悦感，这就是为后儒叹慕不已的“孔颜乐处”。与儒家相反，庄子则从另一个方面实现了人生的价值。庄子是以浪漫的态度对待人生的，对自然界的生命现象抱着珍贵爱惜的态度。他所追求的是超越现实环境的精神自由，是保持人类自然本性的个体生命的尊严。

③正因如此，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从一开始就是产生于人间，是由人类自身的力量来创造的。《山海经·大荒西经》载：“夏后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九歌》以下。”在中国古代神话中，这大概是惟一的关于诗歌降自天庭的记载。屈原《离骚》云：“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郝懿行疏云：“开即启也，汉人避讳所改。”可见这是指真实的历史人物启。对于屈赋中所写启与《九辩》《九歌》之事，后代注家聚讼纷纭，总的趋势是神话色彩越来越淡薄，至朱熹遂认定《九辩》实乃“舜禹之乐”，并非降自天庭。朱熹的解释不一定符合事实，但这却代表古人的普遍看法，即不相信《山海经》的悠谬之说，而宁可相信一种符合理性的信史化说法。

④在中华文明史的初期产生的艺术品虽然也有以祭祀鬼神为用途的，但是最常见的还是与先民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例如仰韶文化的大量彩陶器具上所绘的鱼鸟图案，无论是意味着图腾崇拜、生殖崇拜还是祈祷狩猎有获，都反映着人们在实际生活中的诉求。最早的古代歌谣也都是人间的产物，都是直接与先民的实际生活密切相关的。对于古代艺术的这种性质，先民们有着清醒的认识。《吕氏春秋·仲夏纪》云：“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这里记录的是上古时代歌、乐、舞融为一体的综合艺术表演，它所再现的内容显然正是当时的生产活动和社会生活。

⑤只要对中国古代艺术进行历时性的考察，就可以清晰地看出人本精神越来越成为占压倒优势的价值取向。例如商周两代的青铜器上的纹饰，从早期的神秘诡异的饕餮图案逐渐转变为后期的圆润柔和的几何纹饰；又如汉唐两代都很发达的墓葬壁画，前者常见伏羲、女娲蛇躯交尾之类的神话题材，后者却以宴饮、耕牧等人间生活为主要内容；又如诗歌中的神仙主题，从秦代博士所作《仙真人诗》到汉末曹操所作《精列》等游仙诗，神话色彩越变越淡，及至晋代郭璞的《游仙诗》，竟被钟嵘评为“乃是坎壤咏怀，非列仙之趣也”。东汉王充高举反对“虚妄”而提倡“真美”的理论旗帜，固然是针对甚嚣尘上的谶纬神学的行为，但何尝不是文学艺术中人本精神愈益强化的一种反映。

⑥从整体而言，人本精神是中国文学艺术的最高准则。以诗歌为例，从先秦以来，人们强调诗歌源于人间的生活，是人们喜怒哀乐的自然表现。正是在这种文化土壤中，“诗言志”成为中国诗歌的开山纲领。“诗言志”首见于《尚书·尧典》，它不一定真是产生于尧舜时代，但肯定在先秦时代就已深入人心，绝非仅为儒家学派独自信奉。对于“诗言志”的释义，历来多有歧解，但其基本的内涵是很明确的。孔颖达云：“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后人或以为这是孔氏对“诗言志”说和魏晋时产生的“诗缘情”说的弥缝折衷之言，其实先秦时“志”即包含“情”在内，孔氏之语符合先秦实际情况。总之，在中华先民看来，诗歌完全是抒写人类内心世界的一种文化形态，人本精神就是中华诗国的核心精神。

（摘编自莫砺锋《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人本精神》）

当代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日益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深深地影响着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自身。如胡塞尔所提出的，自伽利略以来的近代西方文明，一直致力于将自然界数学化、机械化的目标，而这正是西方科学和文化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我们姑且不论胡塞尔的论断准确与否，但他确实引发了人类对技术及其发展的伦理反思浪潮。而其中的人工智能技术自诞生至今在短短几十年内便渗透到了人类生产生活的每个角落之中。在人工智能为我们提供越来越多便捷的同时，很多人也在担心：人工智能在未来是否会成为一个新的主体，跟人类一样拥有自我意识和情感并最终取代人类？是否会破坏而不是增进人类的福祉？这是一种基于人本主义的伦理忧思，从这个角度看，彭家锋、虞昊、邓玉龙等三位青年学者聚焦人工智能的伦理挑战与科学应对这一主题展开对话，就怎样前瞻研判科技发展带来的规则冲突、社会风险、伦理挑战进行学理阐释，并就如何塑造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让人工智能更好增进人类福祉进行深入研讨，是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

人类的意识是长期进化的结果，是不可能被设计出来的。何为意识？到目前为止，“意识”的产生机制仍令科学家们困惑不已。其实意识并非人类所独有的，有些动物也有相对于人类而言比较简单的意识，例如狗就会看家护院，它们会在陌生人进入家中时感觉到不安全而吠叫。人们认为，意识是生命感知与适应环境、调整自身行为从而保护和完善自己的能力，意识的产生与生物的神经中枢——大脑有着紧密的联系。但遗憾的是，我们对人的大脑如何产生意识这个根本问题的了解还不够深入。幸运的是人类拥有地球上最高级最强大的大脑，它使得我们能完成一系列复杂的意识行为。人工智能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它能通过执行人类的指令完成某些工作，产生类似人类的智能反应，但它并不拥有类似人类的意识。

在人们看来，现在的人工智能越来越“聪明”，甚至在某些领域比人类更“聪明”。其实人工智能的“聪明”仅仅是人类基于0和1的编程代码来控制的，或者说人工智能之所以能模仿人类的思维而完成某项工作，关键因素是人类为它们量身打造的一串串操控代码，人工智能仅仅是在完成人类的指令而已。因此无论人工智能如何强大，它也仍然只是在人类编制的智能程序对大量数据处理的基础上得到的结果。目前来看，与人类相比，人工智能都是专能的。人类可以运用所掌握的知识轻松应对自己熟悉的领域中的难题，也能灵活处理陌生的未曾遭遇的困境；虽然目前不管是计算智能、翻译智能、手术智能、围棋智能、家政智能、聊天智能、驾驶智能还是字符识别、人脸识别、声音识别等领域的人工智能都发展迅猛，但它们仅能执行内置程序所规定的任务，对于超出程序规定和数据库的内容和情形它们都无法处理。更重要的是，虽然人工智能可以在某个领域出色地完成人类规定的任务，但它们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完成该项任务，更不会在此过程中拥有快乐、满足的情感体验。基于算法和大数据的人工智能是人类用以发展和改善生产生活的工具，人类发明和发展它们，目的是让它们更好地为人类服务，而不是取代人类自身。

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工智能仅仅是一项服务于人类的技术，是人类的工具，人类没有必要也不可能让其拥有独立的自我意识而成为取代人类自身的主体。一部人类文明史，同时也是一部人类不断发展和创造工具以服务于人类自身的历史。从石器到铁器，再到电器，到现在的人工智能，都是人类体力和智力的延伸，都是作为一种工具而增强了人类某些方面的能力。地球上唯有人类拥有高度复杂的大脑结构、无比精细的意识与情感状态。无论人工智能有多“聪明”，它也不可能拥有类似于人类的“智慧”与意识。其他碳基生物虽然有低等的意识，但与人类的智慧与意识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虽然人类主观上不会让人工智能发展成一个拥有类似人类的意识和情感的主体，但在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趋势不断演进、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和应用场景拓展正在按下“快车键”的当下，其对人类生活带来的新的风险挑战越来越大，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要破解这一难题，我们必须前瞻研判人工智能带来的规则冲突、社会风险、伦理挑战，着力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伦理审查规则及监管框架，通过建立健全保障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的伦理规范和法律体系，更好适应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新要求、新变化，从而推动人工智能向善发展、更好增进人类福祉。

（摘编自张今杰《推动人工智能更好增进人类福祉》）

当代文学创作的“轻”与“重”

覃皓珺

当代文坛的广阔的研究视域中，通俗文学的创作始终是一块野蛮生长的“文化飞地”，介于传统的文学话语和当下的商业趣味，不可忽视亦难以言喻，评论界对其关注有加，但仍旧存在争议性与滞后性。所谓文学的“轻”与“重”，就我国通俗文学与纯文学而言，主要区别于题材、主题和读者群体三方面。通俗文学题材较为轻逸，突出幻想、情感、科幻等元素，有阅读的趣味性、商业性；读者群体较为广泛、传播形式渠道多样。而纯文学着重于现实主义和思想表达，主题较为深刻，同时文学性和思想性较强，发布渠道主要由纯文学期刊及出版社集册出版。然而“轻”与“重”是否真的难以兼顾，文学的类型究竟又由谁来断言？

事实上，即便通俗文学的畅销书作者们，其创作的目的虽与传统文学追求“经典化”的标准相距甚远，其文本的碎片化、趣味性和传媒属性也远胜于文学意义上的可读性，但却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共鸣与社会性讨论，其中必然有值得纯文学关注的关键元素。而我国通俗文学多年来缺乏经典性，也显然急需符合该类型自我突破的要素出现。优秀的文学作品，不仅是读者手中的读物，更是创造一个时代文化风尚之航标。由此而言，惟有回归作品和读者本身，才能理解孰轻孰重的本质。突破通俗文学与主流传统文学的创作壁垒，还需反观类型之“轻”与主题之“重”的讨论，寻求彼此调和与发展的契机。

通俗文学作品受欢迎的原因，显然并非语言上的艺术性和思想上的震撼力，而是真切地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情感，把握了具备时代共鸣的犀利具象。通俗文学的创作，对于时代的痛点和敏感点的捕捉至关重要，正是其“举重若轻”引发读者热捧的核心。如果说《平凡的世界》是当年“青春文学”的代表，今天一些青年作家笔下的“青春”却是如此模糊不清。以新生代作家而言，若一味的靠拢精英化的纯文学趣味，脱离对当下时代的心理把握与世情观察，显然只能模拟复刻出文学化的躯壳，而丧失了时代本真的灵魂。

当代作家对当下社会生活的现场感和敏感性，以及由通俗文学中汲取素材和轻趣味的能力，在当下的文化环境下尤为重要。青年作家群体的优势，在于对当代生活的文学化捕捉，兼具了新时代文学趣味和文学传统的平衡意识，现实经验不足调和于新锐的观察视角与澎湃的表达激情。大众渴望从文字中找寻力量，时代等待被文学激发共鸣，网络时代的科技焦虑、都市爱情的阶层落差、青春成长的现实困惑，诸多亟待被表现的时代症候等待被更多具备艺术性的手法开掘演绎。文学不是狭隘的由精英殿堂颁发认可的执照，人人皆可的创作与阅读需求的时代早已来临。如何将“轻素材”的“段子”和“情节”，提纯出指向文化层面的，锻造为具备文学性的作品，亦是当代创作者们必须面对的问题。而对于通俗文学的前路，时间自然会修剪这野蛮生长的枝丫，读者们也将给出最为客观的答案，中国通俗文学的疆界应看得更远、走得更远。

毫无疑问，优秀的作品是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并被大众广泛认同、反复阅读。最终决定作品是通俗还是精英的选择权，应交还于读者，而非出版商或评论家。事实上，文学自然没有孰轻孰重、孰优孰劣之分，创作也并非此消彼长、针锋相对的战役，然而文学创作不仅要注重艺术性和文学性，更要回归对读者的尊重、对文字的敬畏，拒绝读者、不接地气，终究会丧失了文学最根本的生长土壤与文化价值，所谓“轻”与“重”，归根结底指向的是对文学本身的反思，对当下时代与当今读者的责任感。

(摘编自《文艺报》)

记忆过程细胞活动被捕获

据最新研究，有关科学家捕捉到了自发记忆唤起过程中单个细胞的活动情况，从而不但发现了记忆内容在大脑中的记录位置，而且还揭示了大脑复制这些内容的机制。

这些记录是从准备做手术的癫痫病患者大脑中提取出来的。它们表明，人们经历事件的时候，某些神经元会被高度激活，而自发记忆就记录在相同的神经元当中。研究人员很早以前就推测到情形大致如此，但是获得直接证据还是第一次。

有关专家说，这项新的研究成果几乎使这个问题有了定论：对大脑来说，记忆与行为非常相似。这项实验结果发表在最新出版的《科学》杂志上，它之所以超越了此前的大多数有关研究，在于研究人员没有把重点放在物体的识别或特殊词语和符号的记忆上。在实验中，无论参加实验者的大脑得到什么样的信号，都只要求他们回忆刚刚看过的一系列短片。在患老年痴呆症以及其他痴呆症患者的大脑中，这种记忆通常会迅速消退。而自由记忆对于所谓的事件记忆至关重要，因为我们对过去的记忆是由丰富的图案组合在一起构成的。

这个研究小组由美国和以色列科学家组成。研究人员把微型电极置入13名严重癫痫患者的大脑中。这些电极原本是医务人员用来定位造成癫痫发作的大脑活动的微弱波动装置。

研究人员让这些患者观看了一些长度为5至10秒的短片，一些是电视节目，另一些是动物或著名建筑图案。这些患者反复观看短片时，研究人员记录了他们的大约100个神经元的活跃运动。这些细胞都集中在大脑的海马状突起当中或周围。

在每个参加实验者的大脑中，研究人员都发现，某些细胞在观看某些短片时高度活跃，而在观看另一些短片时比较安静。

研究人员随后设法分散这些患者的注意力，经过数分钟之后，要求他们回忆刚刚看到过的内容。结果发现，他们在回忆某个事物时，此前观看短片看到这个事物时异常活跃的细胞，此时再度活跃起来。

就这样，在这些患者本人唤起回忆之前，研究人员就知道了他们即将记起的内容。

（《参考消息》2008年9月7日）

材料一：今天，世界生态文学园地郁郁葱葱，枝叶繁茂，让人眼花缭乱，但如果我们细心品鉴，就会发现规整园地的三条基本原则，即生态学原则、具身性原则和环境公正原则。

所谓生态学原则，指的是生态学相互联系和万物共生平等的信条。人类成为生态共同体中的普通成员或公民，既不比其他物种高贵，也不比其他物种低贱，是共同体中相互依存的同伴，是漫漫自然演进过程中的伴侣。伴随着工业技术革命的全球蔓延、世界生态形势的持续恶化以及生态学科学的发展，生态文学家们的生态学意识逐渐增强，由朦胧变得明晰，他们甚至直接在生态科学原则的影响和指导下进行生态文学创作。从总体上看，20世纪以来的生态文学处处透露出浓郁的生态科学精神。在这些生态著作问世之初，大众一般都将其看成生态科普读物，《寂静的春天》就是如此。

具身性原则指的是生态作家们通过对人物肉身和非人类自然存在物身体的描写，凸显人和非人类存在物身体的生物性和跨身体性特征，揭示二者之间的相似性或共性，从而将人放归自然世界，以抵御人的中心性。该原则旨在明证人与非人类世界之间水乳交融的关系，承认和尊重非人类身体的他者性，以强调人的生态责任。对于非人类自然之具身性的描写，往往采取二重书写手法，即突出表现其物质性或生物性和精神性的共在现象。许多少数族裔生态文学家不仅重视自然的精神性，而且还特别看重它的神圣性。在他们的眼中，自然是天、地、神、人共栖的世界，因而伤害自然必遭报应。生态文学家，尤其是传记体生态文学家和生态诗人及其著作中的人物，几乎总是身体力行，融入自然，用肉身去接触自然、感受自然，而后凭自己的直接经验，甚至遭遇自然时所留下的“伤痕”去确证自然世界的实在性、先在性、第一性和不可还原性，从而能更深刻地感悟自然，提炼出有关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深沉思考。

如果说生态学原则和具身性原则是生态文学家用于处理人与非人类世界间关系的两条核心原则，那么环境公正就是他们探寻如何在人与非人类世界的关联中实现普遍社会公正之路径的原则。具体而言，环境公正既反对一国内因种族、性别、阶级、文化、信仰及地域的不同而导致在环境资源、环境负担和环境责任等方面的分配不公和环境政策上的歧视性现象，也反对一切形式的国际环境不公和环境歧视，拒斥一切形式的环境剥削和环境压迫。当然，由于作家自身的文化视阀、生存境遇及个性特点等因素的影响，他们大多仅侧重于种族、性别、阶级、文化、信仰及地域等范畴中的某个或几个侧面，但也因此凸显了自己的创作特色。总的来看，环境公正议题的复杂性在当代生态小说中得到了最为充分的揭示，也借助小说最为充分地说明了“生态”与社会之间纠葛的庞杂性和解决生态问题的艰巨性。

（摘编自胡志红《生态文学：缘起、界定、创作原则及其前景》）

材料二：从《诗经》《楚辞》中对自然景物细致描写的诗篇，到古代文人墨客所写的山水诗、田园诗，这些都可以说是中国较早的生态文学。中国自古就有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生命共同体的思想，这是沉淀在每一个中国人心灵深处的文化基因。20世纪80年代，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相伴随的是对环境保护的忽视，自然生态面临严峻威胁。十八大之后，党中央对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的坚定践行，从根本上扭转了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态文明建设被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文学是时代最忠实的追随者与记录者，于是生态主题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主题，生态文学风华正茂，绿意盎然。梭罗的《瓦尔登湖》、雷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等国外生态文学作品也都有效地拓展了中国作家的视野，生态文学作为一种新颖的创作样态，正日益受到作家的关注和青睐。

2012年以来，国内出现了一批描写建设绿色中国主题的文学作品。哲夫的《水土中国》反映我国在防止水土流失方面所走过的曲折道路以及成就，讴歌水土保持工作者的奉献精神；何建明的《那山，那水》是对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生动描写；戴时昌的《让石头开花的追梦人》则真实反映了中国治沙治石的成就。生态文学的中国表达和中国样本，丰富和充实了世界生态文学的宝库，也为世界环境保护提供了有益的中国故事和中国经验。

从当下的文本上看，生态文学最重要的主题是保护环境生态以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的最高利益，其核心依旧是人，许多纪实作品在思想性和审美性等方面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相信随着生态文明理念日益成为全社会的共识，生态文学创作的视野也一定会逐步打开、拓展。

（摘编自李朝全《生态文学的中国模式和中国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