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长征精神的内涵与外延看，党的初心使命始终贯穿其中，二者内在契合，统一于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彰显了党对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的不懈追求。长征精神和党的初心使命有着共同的精神内核，即“为国”与“为民”。“为国”就是为了国家富强；“为民”就是为了人民幸福。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精神实质上都是“为国、为民”的集中体现，长征精神和党的初心使命的基本内涵相通于此。从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把“无产阶级之利益”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矢志不渝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此后，不论在任何历史时期，党都始终将人民和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将“人民拥护不拥护”作为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团结带领广大群众为践行初心使命而奋斗，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

从生成发展上看，长征精神与党的初心使命息息相关。一方面，党的初心使命既体现在长征精神的内涵之中，又是长征精神生成发展的重要动力。长征精神是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艰苦奋斗中淬炼形成的伟大精神，蕴含的“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等内容就是党的初心使命的生动体现。长征途中之所以能够铸就“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气概，根本原因就在于党和红军始终将初心使命铭记于心。另一方面，伟大长征精神是对党的初心使命的最好滋养，“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等内容不仅丰富了党的初心使命的精神内核，更为党践行初心使命做出了指引。

从价值功能上看，长征精神和党的初心使命具有内在一致性。长征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鼓舞激励党和人民不断攻坚克难的强大精神动力。党的初心使命是党的性质、宗旨的根本体现，是百年来党始终坚守的价值追求。一方面，长征精神和党的初心使命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丰厚的精神力量，蕴含着深厚的历史价值。另一方面，长征精神和党的初心使命也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砥砺前行的精神动能，新时代新征程，长征精神不会因革命战争的远去而失去意义，反而会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融入民族血脉而发扬光大；党的初心使命内蕴着党的性质、宗旨，这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得到人民衷心拥护的根本原因。这两者都具有穿越历史、直抵当下的现实意义。

（摘编自王珊珊 王黎锋《新时代弘扬长征精神与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内在逻辑》）

材料二

早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今天，社会发展的复杂性，利益趋向的多样化，价值观念的多变性，都要求我们党不断寻求与长征精神对接的路径。长征精神之所以未被尘封，这一集体记忆到今天仍能被唤醒，是因为它兼具历史的厚重性和时代的延续性，具有两大鲜明的时代价值。

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精神的标杆，是自强不息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之所以绵延不绝，正是因为它有顽强执着、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支撑着。中国自古以来就讲究“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不息的精神深深熔铸在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成为中华文明得以生生不息的精神动力，也成为一个团体、一个人应有的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长征路上，红军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残酷处境和激烈战斗，却始终百折不挠，保持着高昂的斗志和乐观主义精神；经受了生命极限的考验，却自始至终心无旁骛地坚持与敌斗争，直至胜利。这正是我们党、我们的人民、我们伟大的民族勇往直前、永不枯竭的力量源泉，这正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精华，这正是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升华和续延。长征精神有着内在的科学价值和外在的感召价值。内在的科学价值是我们党永恒不变的政治本色，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精神财富。长征精神当中，为民族求生存、为人民求解放的革命理想与信念，在任何强敌与艰难面前坚韧不拔的革命气节与情操，蓬勃向上、团结一致的浩然正气，与人民同甘共苦、心心相印的良好作风，今天仍然是我们党需要不断保持和大力弘扬的精神。长征精神的外在感召价值体现在对社会的广泛影响力、辐射力上，其勇往直前的精神状态蔑视和战胜困难的乐观主义精神、百折不挠的斗争意志，都将对当今社会产生积极的感召、引导和教育作用。

我们要努力实践长征精神的时代价值，把长征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激励和鼓舞全国各族人民奋发图强、开拓前进，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长征”道路上不断夺取新胜利！

（摘编自江伟《长征精神的五大要素和时代价值》）

①中华文明从一开始就具有以人为本的精神，是一种以人本主义为基石的人类文明。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认识到人类自身的创造力量的民族。西方人把崇拜的目光对着天庭，中华的先民却对自身的力量充满了自信心。在中国古代的神话体系中，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大禹治水等神话传说其实都是有关人间英雄和氏族首领的英雄事迹的文学表述。女娲等人的神格其实就是崇高伟大人格的升华，他们与希腊神话中那些高居天庭俯视人间有时还任意惩罚人类的诸神是完全不同的。在经过后人加工的中国上古神话中，神话的因素与历史的因素以传说的方式奇妙地结合起来了。神话人物主要不是作为人类的异己力量出现，而是人类自身力量的凝聚和升华。神话人物的主要活动场所是人间，他们的主要事迹是除害安民、发明创造，实际上就是人类早期生产活动的艺术夸张。请看孟子对大禹治水事迹的叙述：“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这分明是一位人间领袖的英雄事迹，哪里有丝毫的神话色彩?有人说这是儒家对传说进行信史化的结果，但儒家的思想正是中华先民的集体观念的理论表述，这仍然证明着中华传统文化的人本精神。

②在中华文化中，人不是匍匐在诸神脚下的可怜虫，更不是生来就负有“原罪”的天国弃儿，相反，人是宇宙万物的中心，是衡量万物价值的尺度，人的道德准则并非来自神的诫命，而是源于人的本性。人的智慧也并非来自神的启示，而是源于人的内心。先民的这种思维定势为中华文化打下了深刻的民族烙印，那就是以人为本的精神。先秦的诸子百家虽然议论蜂起，势若水火，但都以人为思考的主要对象。他们的智慧都是人生智慧，他们关怀的对象都是现实的人生。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当其他民族对宙斯、耶和华、安拉的至高权威顶礼膜拜时，中华的先民却把人间的圣贤当作崇敬、仿效的对象；当其他民族把人生的最高目标设定为进入天国以求永生时，中华的先民却以“立德、立功、立言”等生前的建树以实现生命的不朽；当其他民族从宗教感情中获取灵魂的净化剂或愉悦感时，中华的先民却从日常人伦中追求仁爱心和幸福感。孔子为了实现其政治理想，栖栖惶惶，席不暇暖。在政治活动彻底失败后，又以韦编三绝的精神从事学术教育工作，真正做到了“发愤忘食，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正是这种积极有为的人生态度使他对生命感到充实、自信，从而在对真与善的追求中实现了审美的愉悦感，这就是为后儒叹慕不已的“孔颜乐处”。与儒家相反，庄子则从另一个方面实现了人生的价值。庄子是以浪漫的态度对待人生的，对自然界的生命现象抱着珍贵爱惜的态度。他所追求的是超越现实环境的精神自由，是保持人类自然本性的个体生命的尊严。

③正因如此，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从一开始就是产生于人间，是由人类自身的力量来创造的。《山海经·大荒西经》载：“夏后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九歌》以下。”在中国古代神话中，这大概是惟一的关于诗歌降自天庭的记载。屈原《离骚》云：“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郝懿行疏云：“开即启也，汉人避讳所改。”可见这是指真实的历史人物启。对于屈赋中所写启与《九辩》《九歌》之事，后代注家聚讼纷纭，总的趋势是神话色彩越来越淡薄，至朱熹遂认定《九辩》实乃“舜禹之乐”，并非降自天庭。朱熹的解释不一定符合事实，但这却代表古人的普遍看法，即不相信《山海经》的悠谬之说，而宁可相信一种符合理性的信史化说法。

④在中华文明史的初期产生的艺术品虽然也有以祭祀鬼神为用途的，但是最常见的还是与先民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例如仰韶文化的大量彩陶器具上所绘的鱼鸟图案，无论是意味着图腾崇拜、生殖崇拜还是祈祷狩猎有获，都反映着人们在实际生活中的诉求。最早的古代歌谣也都是人间的产物，都是直接与先民的实际生活密切相关的。对于古代艺术的这种性质，先民们有着清醒的认识。《吕氏春秋·仲夏纪》云：“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日建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这里记录的是上古时代歌、乐、舞融为一体的综合艺术表演，它所再现的内容显然正是当时的生产活动和社会生活。

⑤只要对中国古代艺术进行历时性的考察，就可以清晰地看出人本精神越来越成为占压倒优势的价值取向。例如商周两代的青铜器上的纹饰，从早期的神秘诡异的饕餮图案逐渐转变为后期的圆润柔和的几何纹饰；又如汉唐两代都很发达的墓葬壁画，前者常见伏羲、女娲蛇躯交尾之类的神话题材，后者却以宴饮、耕牧等人间生活为主要内容；又如诗歌中的神仙主题，从秦代博士所作《仙真人诗》到汉末曹操所作《精列》等游仙诗，神话色彩越变越淡，及至晋代郭璞的《游仙诗》，竟被钟嵘评为“乃是坎壈咏怀，非列仙之趣也”。东汉王充高举反对“虚妄”而提倡“真美”的理论旗帜，固然是针对甚嚣尘上的谶纬神学思想的行为，但何尝不是文学艺术中人本精神愈益强化的一种反映。

⑥从整体而言，人本精神是中国文学艺术的最高准则。以诗歌为例，从先秦以来，人们强调诗歌源于人间的生活，是人们喜怒哀乐的自然表现。正是在这种文化土壤中，“诗言志”成为中国诗歌的开山纲领。“诗言志”首见于《尚书·尧典》，虽说它不一定真是产生于尧舜时代，但肯定在先秦时代就早已深入人心，绝非仅为儒家学派独自信奉。对于“诗言志”的释义，历来多有歧解，但其基本的内涵是很明确的。孔颖达云：“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后人或以为这是孔氏对“诗言志”说和魏晋时产生的“诗缘情”说的弥缝折中之言，其实先秦时“志”即包含“情”在内，孔氏之语符合先秦实际情况。总之，在中华先民看来，诗歌完全是抒写人类内心世界的一种文化形态，人本精神就是中华诗国的核心精神。

(摘编自莫砺锋《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人本精神》)

材料一：

台北故宫博物院展出苏轼亲笔手书的《赤壁赋》，网友发现帖中原文写的是“渺浮海之一粟”，并不是此前广为流传的“沧海一粟”，疑似是后人抄写笔误，才造成这样的理解错误。“沧海一粟”是否要被改为“浮海一粟”，一时间引发热议。

这不由得让人想起，此前教育部纠正过一些异读字的读音，比如粳（jīng）米改为粳（gēng）米、确凿（zuò）改为确凿（záo）、说（shuì）服改为说（shuō）服，都把之前大众容易读错的读音认证为了新的正确读音。后由于一些异读词的拼音打破了大众原本认知，因此有些修改读音已通过，而还有一部分则一直处于审核阶段，仍以原读音为准。

是以正确读音为重还是以大众读音为重呢？从教育部颁布的异读词修订表的底层逻辑来看，显然还是以后者为重。毕竟，读音是人们沟通交流的工具，最终还是要为人所用，换言之，文字和词语又何尝不是如此？文字和词语的发展过程会经历很多的变化，非要说存在一个亘古不变或者绝对正确的版本，这本身就是个伪命题。真相很可能是，某一时期大众普遍认可和接受什么版本，这一版本就将流传到下一时期。

就像一位网友所说“成语本质上是约定俗成的东西，用的人多了也就成了成语，原本的出处是什么已不再重要了”。原先我们有“沧海一粟”，现在又多了一个“浮海一粟”，在渺小的比喻上加了一层浮萍无根、漂泊不定的寓意，孤独感透纸而出，如果真的适宜人们流传，那么多一个成语又何妨？反之，若人们使用不便，它适用的语境较少，那么成语最终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也就不足为奇了。

（摘编自小亢《“沧海一粟”还是“浮海一粟”？不必太较真》）

材料二：

对照手书本《赤壁赋》来看，现行统编版高中语文教材必修上册“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中的“沧海”，手书本作“浮海”，此处异文所传递出的信息或可帮助学生对《赤壁赋》一文产生新的理解。文意贯通应是异文取舍的主要标准，“沧海一粟”广为流传，似乎不容更改，但对其理解是有不同观点的。高中教材曾将“一粟”释为“一颗粟米”，以粟之微小映衬海之博大，无理而有情。而有些学者认为沧海与粟米并无干系，此处“粟”应理解成颗粒细小如粟之物，释为“丹粟”，即丹砂，指海中沙粒。“沧海一粟”也就是海中一粒沙的意思。以上两种解释均可讲通，但都有值得质疑处。“粟”作沙解虽有合理性，但海中并非只有沙，亦有水。而粟虽可以喻指渺小，但与海对举，未见类似用法，只为孤证。异文“浮海一粟”意为浮在海上的一粒粟米，其义甚明，没有歧义。可见，两种版本的《赤壁赋》中，“浮”“沧”之别也影响着对“粟”字的理解。

那么，这两处异文是如何产生的呢？笔者认为主要是文本在流传过程中传抄错讹造成的。现刊行比较早的三个版本中，《东坡集》和《皇朝文鉴》所载《赤壁赋》均与苏轼手书本所书“浮”相同，其中苏轼的曾孙苏峤刻本《东坡集》以家藏为底本，可信度应是比较高的。只有《经进东坡文集事略》本作“沧”。尽管如此，南宋期间“浮海”“沧海”二说已经并行了。也许是考虑到“浮海”与上句“蜉蝣”有二字同声之复，“沧海”一说后来者居上，逐渐为世人广泛接受。从汉字构形特点来看，“浮”“沧”二字楷书写法差异明显，不易混淆。而当时民间抄本往往用行草书写，二字草书写法形似，属于形似字，应是致误的主要原因。

传世的古代文献中因字形相似导致传抄、镌刻失误的现象比较常见，讹误字会造成文意理解上的障碍。而判定讹误字最简便的方法是比勘同一文献的不同版本，运用汉字的形似字相关知识分析，就可以发现有没有讹误的正字。但《赤壁赋》中两处因形讹产生的异文比较特殊，已为后世普遍接受，也许这就是所谓语言文字的约定俗成。面对苏轼手书本《赤壁赋》，有人可能还会怀疑现行公认版本是不是苏轼后来修改的。这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但对不同版本异文的取舍判定应该回归文意，语义疏通没有问题是一个方面，还要关注作者的语言使用习惯、文本意蕴解读等其他方面。

（摘编自王智忠《＜赤壁赋＞两处异文成因及文意重新解读》）

材料三：

近些年来，可以看到的一个现象是，大家对包括汉字、成语、文艺作品中的传统文化元素更“较真”、更“挑剔”了，对历史和文化中的细节、脉络更在意、更考究了。汉服热、博物馆热、“国风”文创热……这些新时尚充分彰显了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而透过对传统文化元素的严肃讨论和仔细辨析，我们更看到，今天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追捧和喜爱，并不只是符号层面的，而是越来越深入文化的肌理的喜爱，去把握形式和表达背后贯通古今的精神与内质。比如，这次对“沧海一粟”和“浮海一粟”的分析，就有观点认为，尽管原文是“浮”，但从传统文学和美学角度讲，“浮”字雕琢痕迹太重，反而是讹传的“沧”字意境更开阔，更符合古代文人所追求的胸襟和气质。这实际上已超越单纯对错，成为一次文化意义上的“科普”。实际上，也只有深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的内里，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更丰厚的资源、更扎实的滋养。

（摘编自苏砥《“沧海一粟”还是“浮海一粟”？不妨“较真”一下》）

材料一：

中国古代文艺作品历来崇尚“大团圆”结局，即塑造美的物象过程可以是曲折的，但结局往往是美好的。例如才子佳人梁山伯与祝英台，历经劫难，最后双双化蝶飞去；《西厢记》中崔莺莺与张生冲破重重阻碍，有情人终成眷属。创作者将希望寄托于美好，制造虚幻的“大团圆”结局，在自己理想的精神之地构筑起一个远离尘嚣的梦，从而逃避苦难寻求慰藉。而沈从文采用“以美写悲”的手法创作《边城》，挣脱了传统文学“先苦后甜”主流范式的束缚，角色、读者在作者的引领下直面现实的苦难与缺陷，产生对人生哲学的思考。

具备绝伦意境塑造能力的沈从文，在《边城》中为读者展现了一幅诗意的湘西风情画卷。此起彼伏的物象、景象都具有蓬勃的生命力，人性与自然环境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境界。然而在悲剧结局的影响下，蛰伏在这些景与物中的悲剧基调开始恣意生长。小说中出现了不少反映湘西特色风情的物象，白塔便为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物象。在一个雷电交加的夜晚，翠翠的精神支柱老船夫带着无尽的遗憾离世了，而茶峒人民的精神支柱白塔也在那个夜里坍圮了。白塔作为一个物象，在风雨的摧残下坍塌，这本是自然规律的体现。然而它是茶峒人民的精神象征，被人为赋予意义，于是乎成了悲剧的一环，与老船夫的逝世共同构成碧溪岨乃至边城茶峒的悲剧。这便是作者对“以美写悲”形式精彩绝伦的运用，两个象征“美”的人与物在同一时间被摧毁，完成了悲剧的双重建构。到了冬天，那个坍圮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可那个在月下唱歌，用歌声把翠翠灵魂轻轻浮起的年轻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结尾这段文字优美、朴实，却散发无限悲凉。

在中华数千年积淀的众多文学作品中，采用“以美写悲”形式创作的作品不胜枚举，其中最为经典的莫过于唐代诗人白居易被贬时所创作的《琵琶行》，作者通过“以美写悲”巧妙构建了美景、美人、美声和美句等美学元素来反衬琵琶女与诗人的悲。对白居易作品颇有兴趣的沈从文继承了这个表现形式，并通过类似的美学元素塑造《边城》《三三》里的美与悲剧的冲突。

（摘编自何培富《诗意下的悲凉——<边城>中“以美写悲”的运用》）

材料二：

“美”与“悲”是中国文学中重要的情感意识。从曹操高呼“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到李白长叹“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忧愁”情绪搭载着“美”的外在形式或内在意境，成为历代文人不可抛却的情感主题。在沈从文先生的文学创作中，也表现出这种“美”与“悲”交织的复杂情感。

在《边城》中，存在着两条线索：一是自然美与人性美的诗意叙事；一是其背后隐含的自然命运。前者为“美”，后者则体现出“真”。“真”推动了悲剧的走向，但其本身并不能构成悲剧，两者的矛盾冲突才能形成文本叙事的内在张力，也是悲剧的根源所在。根据黑格尔的悲剧美学理论，“悲惨”和“悲剧”的含义是不同的，前者是存在于表面的、清楚明白的冲突对立，例如正与邪、好与坏；后者则是矛盾的双方都没有过错，都是独立自洽的，但由于两者间的道理相互冲突、难以调和，从而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后果。在小说中，沈从文将“美”与“真”的协调和冲突同时表现到了极致：一方面，隔绝俗世的山城、原始淳朴的人性和未被现代文明扭曲的人生形式为命运的天然发展创设了真实、无碍的环境，“真”潜藏在“美”的表象之下，和谐共生；另一方面，命运真实而无端的前进破坏了美的外在形式，两者相互影响、相互支撑、相互冲突，一步步推向必然的“悲剧”。

但必须指出的是，悲剧虽然更体现出“真”的倾向，但也并不与“美”决然对立。实际上，“美”与“悲”是相互交织难舍难分的。结合上述黑格尔的美学理论，“美”是悲剧形成所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在小说中，正是翠翠的善良美丽构成了悲剧结局的深刻性。同样的，“悲”也推动着“美”的纵深发展，成为审美中的重要元素。在小说中，边城的自然风物是美的，人物全部都是良善的，悲哀潜在美的表象下，没有那么浓重强烈，而是一种由内而外散发的忧郁感，正所谓“哀而不伤”，更具有良好的审美体验。可以说，“美”是构成悲剧的重要元素，它冲淡了悲剧在形式上的惨烈，但却使悲剧更具有了直击人心的力量，而以“悲”为内涵的悲剧美也提升了“美”的层次与品格。

（摘编自吴涵《沈从文<边城>中的“美”与“悲”》）

①在新旧交替之际，“旧”文字与“新”文字往往出现混用的情况，还未习惯“新”文学的文人写出的作品往往是文白交杂的。徐志摩的诗歌虽有时也文白交杂，但其文字赋予诗歌的“音乐性”却是独一无二的。“诗的灵魂是音乐的，所以诗最重音节。”关于分析新月派或者徐志摩诗作音乐性的作品已经数不胜数，单看声音这一点，徐志摩的诗歌的确还残留着古典诗歌中平仄的痕迹。徐志摩是从“旧”文学过渡来的文人，他非常清楚古文的创作规范，以至于后来在短短数年的留学期间，能有如此巨大的诗歌创作成就。或许是康桥的柔波给予了他创作的性灵，但自幼培养出来的扎实功底以及其自身的言语天赋才是帮助徐志摩登顶诗坛的主要推动力。

②诗歌与音律自是一家，节奏与音乐性促成了诗歌的歌咏特质。在胡适提出“我手写我口”的时期，诗歌散文化已经发展成全民性质的文化运动，对新文学的憧憬与尝试的兴奋之情并未冲昏新月派的头脑，他们仍坚守诗歌的部分传统，那便是格律。格律即诗歌的音乐性问题，对此，李丹认为“诗歌语言的音乐性是使其区别于日常语言的一个关键问题”。闻一多将诗歌的节奏命名为格律：“诗之所以能激发情感，完全在它的节奏；节奏便是格律。”虽然这个主张是闻一多提出的，但是“三美”^①主张诠释得最好的却是徐志摩。

③不知从何时起，徐志摩的诗歌被贴上“音乐美”的标签。卞之琳对其有此评价“最大的艺术特色，是富于音乐性（节奏感以至旋律感）”。商务印书馆刊出的《徐志摩全集·诗歌卷》收录了徐志摩不同时期的诗歌192首。其中，就诗行形式来说，“参差建行”的诗歌一共有87首。黑格尔曾说，“音乐和建筑最相近，因为像建筑一样，音乐把它的创造放在比例和结构上”。这种像构建建筑物一样的作诗方式，虽然只有简单的文字长短，但是它构建出来的结构美感往往存在情感张力，止于平仄以及音韵，那便要看这“文学大厦”的建设章法。徐志摩诗歌的形式多样，其中不顶格的写作方式便是产生视觉冲击和音乐美感的秘诀之一，同时，它也影响着音乐的强弱程度。另外，中国古典绘画艺术中的留白传统在非顶格诗歌中也有全新形式的体现。相对于工整的古典格律诗，空格的出现使现代诗歌产生了顿挫感，也赋予了现代诗更灵活的形式，增添了灵动飘逸之美。

庭院是一片静，

  听市谣围抱；

织成一地松影——

看当头月好!

不知今夜山中

 是何等光景；

想也有月，有松，

有更深的静。

——《山中》

④在汉语的文白转化过程中，很明显的一个改变就是语言的长度，用几个字便能代替冗长的文言文。现代诗歌适应了这种改变，产生了行与标点符号之间的不同形式。偶数行前空一格的写法使这首诗参差错落，如同明洁晓畅的口语一般。奇数行均为6个字，偶数行均为5个字，从字数上体现出节奏的“慢—快—慢”的律动，打破了固有的节奏范式。

⑤在音乐中，交替出现的有规律的强弱、长短的现象即为节奏，节奏是有变化的。在这首诗中，长串的字符传达绵绵细雨般的慢板节奏，夹杂着深沉又漫长的情绪，如莱茵河畔的涟漪般轻柔。精简的字符传达欢快活泼的快板节奏，夹杂着紧凑又明朗的情绪，如刚断奶的小马驹般活泼。此外，徐志摩善于在顺畅的旋律中添加不和谐的停顿，以至于给听者在心理上造成情绪的积塞，如此诗奇偶数行之间的字数错落以及行前空格。《山中》是一首情绪悠扬、沉着缓慢的抒情诗。空格的存在不仅代表诗人情绪的转折，还无限扩大了诗歌的审美想象空间。空格如同不被定义的文字，传达着不被定义的情感，这情感源于作品的意境以及意蕴烘托，也源于读者内心深处偶然产生的共鸣、想象或是回忆，“一方空格、万丈情愫”，也正是这错落的排布方式，使这一段本来平庸的陈述文本变得诗意纵横。

⑥从宏观上看，徐志摩还是一个善于把握情绪节奏的诗人。《山中》中的四个诗节，第一节，闹市中凸显宁静的庭院给人带来的片刻宁静，此刻这份宁静带给徐志摩的感受是愉悦欢快的。第二节则进入诗人的联想世界：明月松间照的山林是否存在“更深的静”。诗人的思绪总是纷飞缭乱的。此刻徐志摩的思绪早已带有思索时特有的惆怅与沉默。第三节，诗人似乎从片刻的思索中找到了结果，思绪开始纷飞，笔下展现出动态的描写，似清风攀附月光在山间流荡。这一节较之上一节，在情绪上又多了些许积极活泼的成分。然而情绪刚有起色，到了第四节又急速回落，最后一节，诗人想到自己爱人窗前的落叶，流露出对心上人的爱恋心绪，此刻全诗的情绪回归平缓。诗中情感的跌宕起伏与节奏的高低转换呈“起—落—起—落”之势，时而昂扬欢快，时而低沉凄婉，扣人心弦，起承转结间给予读者深刻的审美体验。

⑦徐志摩用自己的文字诠释着诗行形式结构以及情绪节奏对诗歌音乐化的重要性。“诗歌中的这种音乐化诉求，一部分的确来源于中国古典诗歌特别是《诗经》这种乐经中……另一部分则要在其所阅读、模仿或翻译的英语诗歌中寻找。”古代的诗人或多或少都知晓音律，在作诗之余也偶尔谱写乐谱，或是为他人而作，或是为自己而作。在今天看来，古典诗歌流传下来的音乐性则应该是至臻的创作资源。徐志摩扎根中国传统诗歌艺术的土壤，奋力吸取西方现代诗歌的养分，创造那个时代“具有中国古典主义特色的现代新诗范式”。

（摘编自周天逸《“旧”与“新”的完美融合——论徐志摩新诗文本结构》）

【注】①“三美”：即“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

①中国传统文化曾经创造出光辉灿烂的成果。中国的四大发明对于西方近代文明的发轫起过促进作用，这是西方学者从培根以来所共同承认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思想儒家的伦理政治学说曾受到西方伏尔泰等著名启蒙思想家的高度推崇，也是历史事实。这些都不是偶然的。中国对于世界文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是有目共睹的真实情况，这是不可抹煞的。

②在欧洲、西亚以及印度，宗教是维系人心的力量。他们从上帝、神、佛的信仰中引申出道德原则。唯独在中国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学不以对上帝、神的信仰为道德的根据。孔子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孔子对鬼神持存疑态度，以为“义”的根据不在神而在于人民的生活。孔子再传弟子公孟子（即曾子弟子公明高）倡言“无鬼神”。儒学不信鬼神，不讲来世、不信天堂地狱和因果报应，而对于道德却有坚强的信念，将道德的根源归之于人的本性或群居的需要，虽然还没有达到科学的道德观，但已基本上摆脱了有神论的道德观。儒家的道德观可以称为人本主义的道德观，比宗教的道德观更为高明。

③“相反相成”“物极必反”，这是古代儒家与道家的共同观点。以这类观点为指导的思想方法，用西方的名词来说，就是辩证法，所谓辩证法即是揭发思想言论中的矛盾并解决思想言论中的矛盾的方法。如果用中国固有的名词来说，可以称为“辨惑法”。孔子及其弟子很注重“辨惑”。《论语》说：“子张问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即是自相矛盾。辨惑即是辨别自相矛盾，正与西方所谓辩证法意义相近。中国古典哲学和医学都长于辩证思维，这是值得赞扬的。

④儒家承认人有独立的意志，并宣扬道德的自觉性。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不可夺的志即是独立意志。孔子赞扬伯夷、叔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即赞扬伯夷、叔齐坚持自己的独立意志。孔子以“仁”为道德的最高准则，而认为“仁”乃是人的道德的自觉，他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以为人们生而具有“仁义忠信”的道德意识，因而具有内在的价值。儒家肯定人人都有内在价值，这种内在的价值是天赋的，是不以社会地位而转移的。孟子的这种人格价值论，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孟子更提出“大丈夫”的人格标准，他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这是伟大的独立人格的明白宣示。

⑤儒家重视人伦，但是先秦儒家认为，子事父，臣事君，都是相对的服从，而非绝对的服从，如孔子主张“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孟子鄙视以事君为事的人，他说：“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则为容悦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为悦者也。有天民者，达可行于天下而后行之者也。”荀子亦有“从道不从君”之说。汉儒提出“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之说，宋儒更宣扬“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天下无不是的君”，于是子对于父，臣对于君，逐渐演变为绝对服从的关系。虽然如此，从汉魏以至明清，历代仍有“特立独行”之士，仍有不屈服于权势、不随俗俯仰的人，这也是必须肯定的。

⑥中国从古以来就有保卫民族主权、维护民族尊严的优良传统。孔子称赞管仲：“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这是赞扬管仲尊王攘夷，保卫了华夏的文化传统。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着部族与部族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以及对外的矛盾斗争。在这类斗争以及战争之中，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受侵略的一方保卫民族主权、维护民族尊严的斗争乃是正义的，孔子讲“杀身成仁”，孟子讲“舍生取义”，值得为之杀身舍生的，主要是民族的主权与尊严。宋代宗泽、岳飞反对金兵入侵，宋元之际文天祥、谢枋得，明清之际史可法、黄道周都以身殉国，都发放出崇高灿烂的辉光。鸦片战争以来，更涌现了很多的爱国志士、民族英雄，他们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精神，令人仰慕、令人感动!这一爱国主义的传统是不应忽视的。

（选自张岱年《中国文化的发展道路——论文化的综合与创新》，有删改）

任何批判都会预设一个或多个标准。批判的标准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立场性标准； 另一类是中立的标准。

《孟子·滕文公下》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杨朱“为我”的观点，主张尊重个体生命，不做自伤其生的事情，也反对他人对自己的伤害和侵夺。墨翟“兼爱”的观点，主张普遍平等地爱人，不受等级贵贱和血缘亲疏的局限。孟子对杨、墨的批判，依据的标准是立场性的，以儒家有差等的人伦之爱为标准，对杨、墨的观点进行批判。立场性批判通常不能解决争议， 易于陷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境地。

苏格拉底在临终前面临三项指控：腐蚀青年； 崇拜新神； 不崇拜城邦诸神。苏格拉底不清楚第三项指控的确切意思，请法官美勒托为他澄清一下，美勒托说：这项指控意为苏格拉底是彻底的无神论者。 苏格拉底说：倘若如此，那第二项指控就不能成立。 由于“苏格拉底是彻底的无神论者”与“苏格拉底崇拜新神”相互矛盾，其中必有一个不能成立。苏格拉底对美勒托的批判，以逻辑学的矛盾律为标准，这种标准是中立的，也就是控辩双方都认同的标准。

批判性思维坚持批判的中立原则，也就是以双方无争议的或者绝大多数人认同的准则作为批判的标准。中立原则是确保思维公正性的原则，违背该原则就会伤害思维的公正性。

要想获得好的批判，除了恰当的批判标准，批判者还要持有正确的态度。现在有的学习者懒得独立思考，动不动就找模板，或者上网搜查现成答案； 或者思考问题缺乏耐心，在没有对答案与问题的关系、结论赖以成立的根据进行深思熟虑的情况下，便匆忙得出结论，这很难获得真正的批判思维。批判性思维倡导独立思考的精神和严谨审慎的思考态度。比如在批判性阅读中。 我们应该积极主动地思考，既不抗拒作者的观点，也不是不加思考地对作者的观点加以接受，而是积极地对所读到的东西进行理解、分析、比较、核对、质疑和反思等思考性工作，依据无争议的标准对所读到的东西进行权衡和评估，然后，再得出观点对错或作品好坏的判断。

当然，思维方法和技术也很重要，逻辑的方法和技术就是批判性思维最重要的方法和技术。针对论证的主张、 理由、推理和概念的运用， 至少有32种常见的逻辑错误，诸如含糊不清、 混淆概念、分类不当、 绝对判断、不一致或自相矛盾、非黑即白、轻率概括、 不当类比、假因果等等， 这些逻辑错误违背的都是逻辑的基本规律和准则。我们以逻辑错误为例， 检阅一下论证性的思维产品，看一看我们的思维素质和思维质量如何。

先看某家报纸上的一段论证：

“唐山大地震30周年，就是10950个日子。每一个日子，都伴随和意味着数十个灵魂在逐渐远去。但是他们的名字，却应该和必须永远留下来。因为没有这些真实的名字，那场灾难就是不完整的。甚至可以说，失去了这些真实的名字，也就失去了唐山大地震的历史。其实每一场灾难都是如此。”

“30周年”应该是第30年这一年，怎么会有10950个日子?这是误用概念。很滑稽，遇难同胞的灵魂没有一起走，在这30年中，每天走数十个，一直走到现在。作者的主张是：遇难者的名字应该和必须永远留下来。理由有两个：其一，“没有这些真实的名字，那场灾难就是不完整的。”这个理由不成立， 灾难一旦发生都是完整的，其完整性不取决于遇难者的名字。 其二， “失去了这些真实的名字，也就失去了唐山大地震的历史。”这个理由也不成立，因为即使我们失去了遇难者的名字，也不会失去唐山大地震的历史。这个论证是无效的，可作者却在此基础上大胆地概括说： “其实每一场灾难都是如此。 ”这样的概括叫绝对判断，对事物毫无例外、 没有任何限制的肯定或否定容易犯这种逻辑错误。

再看某家出版社出版的一本面向21世纪的大学教材中的论证：

“对写作思维操作模型的建构，首先是对写作思维原理——三种写作思维操作模型——的理解，主要是认真阅读教材，认真听老师的知识阐述、举例分析、操作演示。然后是对这些理论的思考、验证，看是否能推翻这些结论。如果不能推翻，就只有深信它，迷恋它，实践它，运用它。”

“思维原理”与“思维操作模型”不是同一档次的概念，不可等量齐观； 最后一句假设： “对于一种理论，要么推翻它，要么深信它，迷恋它，实践它，运用它。”在此假设之下，“如果不能推翻，就只有深信它，迷恋它，实践它，运用它”才能成立。这一假设犯了非黑即白的错误，忽视了“推翻它”与“深信它， 迷恋它”的中间地带。 即使是不能推翻的科学理论，也没有必要“深信它，迷恋它”，否则，科学就会停止不前。

俗话说： 不知者无畏。逻辑观念淡薄，缺乏逻辑方法和技术方面的基本训练，恐怕是出现这类不合格的思维产品的一个原因。讲究学术规范，最起码要符合理性的标准，而逻辑的准则是理性标准的底线。学好逻辑，用好逻辑，这是学习者必备的思维基本功。

(摘编自谷振诣《批判性思维与思维基本功》)

关于黄土高原的形成过程，“水成说”“风成说”等观点争论了100多年。到今天，已故著名中国科学院院士刘东生先生创立的“新风成说”已基本成为共识。按照“新风成说”的理论，黄土高原的形成过程，与建造一个永久性舞台的过程非常相似。

搭建舞台第一步是选地基。黄土高原选中的地基是鄂尔多斯地块，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地质单元，而且自形成以来就以稳定著称。建造舞台的第二步是在地基之上砌盖主体结构。那么主体结构的材料从何而来呢？青藏高原隆起后，对大气环流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导致东亚大陆季风气候开始形成。从距今约300万年开始，因为干旱少雨，年温差、日温差都很大，中亚地区地表物质的物理风化非常强烈，导致岩石破碎，逐渐形成面积广袤的戈壁、沙漠，进而产生了大量粒径小于0.25毫米的颗粒物——这就是用来搭建黄土高原的材料。

地基选好了，建筑材料有了，由谁来开始搭建呢？此时季风作为“建筑师”出马了。由于地球自转和地球上太阳辐射的不均匀性，地球上会产生沿纬度分布的风带——南北纬30º和赤道间的东南信风和东北信风带，南北纬30º到60º之间的西风带，环绕极地的极地东风带。青藏高原强烈隆起后，迫使西风带分成南北两支，南支沿喜马拉雅山以南向东流动，北支沿青藏高原北缘向东流动，并向南扩展到北纬30º左右。它首先经过的是比较干旱的地带，一定的气象条件下，风会把地面的颗粒物吹扬起来，沿着山间低地形成的通道直接输送到今黄土高原地区。在到达黄土高原地区时，风力渐渐减弱，于是粗颗粒先被抛撒下来，然后是粒径中等的颗粒，最后是小颗粒，所以今天黄土高原上粒径由大到小的沙黄土、黄土、黏黄土由西北向东南(与风的方向相吻合)呈明显的带状分布。辛勤的“建筑师”就这样夜以继日、年复一年地搬运着，抛撒着，堆砌着。直到向南遇到秦岭、向东遇到太行时，它才不得不停止工作。最终，在稳定的鄂尔多斯地块上，一个土层深厚、宽广辽阔的黄土“大舞台”基本成型。

上苍费尽心力打造的黄土高原，又能给人们提供怎样的生活环境呢？从气候条件上看，黄土高原地区属于大陆性季风气候，冬春时寒冷干燥多风沙，夏秋炎热多暴雨，绝对称不上气候宜人。从自然灾害的角度来看，黄土高原上曾发生过地震、山崩、水旱风沙等灾害，灾害种类之多、频率之高、危害之大在全国各大地理区中都位居前列。在如此条件下，为什么黄土高原上的人类活动还可以一直追溯到200多万年前？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从邦国到王国到帝国一直绵延不绝？

被誉为“近世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的汤因比，曾提出文明起源于“挑战—应战”的理论。他认为文明不可能在优越的自然条件下自然萌芽，而是在面临外界挑战时的不断应战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这种挑战不能太过微小，否则激发文明反弹的能量和活力也很小，因此某些文明数千年来都处在停滞发展的阶段，比如非洲、澳大利亚等地的原始部落；挑战也不能过于巨大，以至于超过负荷，这样也会导致文明发展中途停滞或夭折。从这个角度来看，黄土高原正是符合“挑战—应战”理论的典型代表。

黄土高原的气候虽然谈不上宜人，也并非严酷到无法生存。虽然历经自然灾害侵扰，但黄土高原地域面积广大，东西跨度约11个经度，南北跨度约6个纬度。高原之上不同地方的地理环境虽然并不完全相同，但也不存在无法逾越的地理隔绝，所以在环境变化或发生灾害时，人们总有辗转腾挪的空间。

对黄土高原上人类文明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的则是农业的萌发。在距今12000～11000多年间，人类文明面临了一场巨大的挑战。当时地球本来处于温暖的间冰期，却猝不及防地发生了一次急剧降温，在短短几十或是十几年间，地球平均气温下降了7～8℃。在这种急剧的环境变化下，植物大面积死亡，原有的很多动物或灭绝或向南迁徙了，原始人类可以采集到的果实、种子等食物，可捕猎到的猎物，都大量减少，人类生存面临着巨大的压力。靠天吃饭的采集和渔猎已经濒临绝境，不甘心就此灭亡的人类只能另．辟．蹊．径．。于是，在黄土高原及其周边地区，先民们开始驯化粟、黍，原始的旱作农业就此萌芽。

农业萌芽了，但只有土层足够深厚，才能让诞生于其上的农耕活动持续进行下去。如果土层太薄，在耕种了几季之后，就会触到基岩层，无法再进行农耕活动。但黄土高原上黄土一般堆积厚度在80至120米，最大厚度超过400米。黄土还具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特性，即“自．肥．性．”。20世纪初美国地质学家庞波里在考察过我国的黄土后，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在中国辽阔的黄土带，几千年来农作物几乎不靠人工施肥就可以年复一年地种植。正是在这类土壤之上，稠密的人口得以不断地生长到它支持生命能力的极限。”

就这样，黄土高原地区成了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从新石器时代到周秦汉唐，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里人口稠密，农牧业与手工业发达，是政治和文化的中心。陕西西安和其附近的咸阳是西周、秦、西汉、隋、唐五朝的国都所在。但在中华文明的创建过程中，黄土高原从来都不是舒适安逸的“伊甸园”，也不是隔绝一切危机和挑战的“庇护所”，它更像是一个广阔而坚实的“舞台”，让历代无数的中华儿女登上它，在一次次面对挑战的过程中，不断激发活力，积极应战，并锤炼出与众不同的适应能力，最终创造出了世界文明史中独一无二、经久不衰、文明载体始终如一的中华文明！

（摘编自《中国国家地理·黄土高原——上苍为中国特制的“舞台”》)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题。

材料一：

苏轼是中国文化史上罕见的通才、全才。无论诗词文赋，还是书法绘画，苏轼都造诣极高。他的成就与他勤于读书、善于读书有很大关系，他所倡导的“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的治学理念，对于今天读书治学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有感于当时士大夫中滋长的急功近利和浅薄轻率的风气，苏轼在《稼说送张琥》中巧用庄稼要等到成熟才能收割的道理来阐述治学之道，“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即在博览群书时要汲取书中的要领和精髓，从大量的知识或材料积累中，提炼出精华部分再著书立说。所谓“厚积”“博观”，是指广博地获取知识，丰厚地积累学养。所谓“约取”，就是慎取、精取，是在博观的基础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所谓“薄发”，是在“厚积”的基础上，进行严谨阐释。在《与张嘉父七首》其七中，苏轼以富人之筑大第须储材充足为喻，对“博观而约取”进行详细阐释，指出只有广博地积累学养，才能著成“不容有所悔”的“一家之言”。

苏轼主张在治学过程中要熟读深思，对事理或学习对象进行研究式学习，即“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他一生治学遵循此法，具体做法可以概括为三点，即“一生日课”“一书数过”“一意求之”。

“一生日课”是指每日必定完成抄书这项必修课，以每天抄书为读书治学筑牢根基。宋人陈鹄讲过苏轼抄《汉书》时采用不同的方式，连抄三遍，直至全部背诵，无一字差错。苏轼直到晚年，仍乐于此法，用以教子。跟随苏轼贬谪儋州的苏过，以父为师，将一部《唐书》抄完，而且接着又抄《汉书》。苏轼视之为“穷儿暴富”，认为儿子通过抄书必将迅速地增长学识、深厚地积淀学养。

“一书数过”是指读书要坚持反复阅读和揣摩，不能浅尝辄止。在治学实践中，苏轼也是这样做的。《汉书》他就读过很多遍，而且乐于将这种方法与人分享，苏轼对于《周易》也是反复研读，长期认真反复咀嚼，最终写就《东坡易传》。

“一意求之”是指治学要有针对性，读书贵在专与精。苏轼认为，治学时要针对一个主题做研究性阅读，学懂弄通之后，再换另一个主题进行研读，这样读书可以做到既博又精，是夯实治学基本功的重要方法。

苏轼治学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苏轼服膺儒家经世济民的治学理想，强调要学用结合，把治学和社会现实联系起来。他以著书立说为武器，针砭时弊、奉献社稷，主张治学要有益于世，反对脱离实际的空谈。苏轼的诗文著述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点。如苏轼初任凤翔府判官，为改衙前弊政，给宰相韩琦写《凤翔到任谢执政启》，建议改善官驿投宿问题。他在《奏为法外刺配罪人待罪状》中表达了自己对变法的看法，主张变法要循序渐进，不能操之过急、急功近利。

摘编自赵纪萍《“其学必始于观书”——苏轼的治学之道》)

材料二：

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严肃批评了一种不良学习现象，他说：“世上最可笑的是那些‘知识里手’，有了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便自封为‘天下第一’，适足见其不自量而已。”“知识里手”虽然学了不少、看似谙熟，但实则“夹生”，没有真正学懂弄通、融会贯通，难以回答和解决实际问题，是十足的知识“搬运工”、典型的“死读书”，最终也必然成为“书呆子”、变成“客里空”。

“以书为道，相隔万里也。”习近平主席指出，我们看领导干部水平高不高，不是单纯地看他读书多不多，而主要看他运用理论和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强不强。读书学习，目的是为了启智增慧、提高本领、涵养情操，而不是单纯为了追求读更多的书、储存更多的书本知识，当所谓的“知识里手”。坚持学用相长。在干中学、学中干，是年轻干部成长成才的必由之路。要处理好学与干的辩证关系，既善于向书本学习，更善于向实践学习，运用好知和行“两只翅膀”，驾驭好学和用“两个轮子”，做到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让自己的知识水平和能力素质“水涨船高”，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材。

(摘编自华金良《莫做“知识里手”》)

在我看来，中国之所以离不了孔子，今天仍然要学习孔子，是因为孔子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独特而合理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在今天仍然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这个表述有两个关键词。第一，孔子代表了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体现在他的思想中，保留在他的著作中。第二，这种生活方式是“独特而合理”的：独特是指特殊性，和世界其他文化不一样；合理是指合宜性，非常适合中国文化传统的背景。

孔子在创立儒家学派的过程中，做了很多工作，将政治和道德的内容加入其中，彻底转变了儒的内涵，将其由术士上升为一个学派，使之成为先秦影响最大的派别之一。

对周礼的态度与其他学派不同，是儒作为一个学派最明显的特点。礼是中国文化的标志性特征，是由野蛮进入文明的重要标志。古人认为，鹦鹉能够讲话，但仍然是鸟；猩猩能够讲话，但仍然是兽。如果没有礼，人和禽兽就没有区别了。禽兽没有礼，所以乱伦胡来。圣人不忍心看到人处于这种局面之中，于是以礼教人，使人有礼，从此有别于禽兽。

世界上不同文化在各自发展的过程中都由野蛮进入了文明，但走的路线不同。欧洲文明走的是契约路线。古希腊有很多独立的城邦，城邦中的个人在政治上是独立的。他们共同选举自己的代表，与之订立契约，让被选举者来管理。这种背景决定了选举人与被选举人之间属于契约关系。这是以古希腊为代表的欧洲文明的根本特征。与此不同，中华文明走的是礼的路线。钱穆说：“礼是一个家庭的准则，管理着生死婚嫁等一切家务和外事。同样，礼也是一个政府的准则，统辖着一切内务和外交……中国人之所以成为民族，就因为礼为全中国人民树立了社会关系准则。”礼掌管着一切内务和外交，既是家庭的准则，也是国家的准则。中华文明和其他文明的不同之处，即在于这个“礼”字。这个道理，西方一些学者也认识到了。孟德斯鸠说：“他们(中国的立法者)把宗教、法律、风俗、礼仪都混在一起。所有这些东西都是道德。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品德。这四者的箴规，就是所谓礼教。”意思是说，中华文明最重要的特点是讲礼，把宗教、法律、风俗、礼仪都混在一起，这与西方文明大为不同，具有强烈的特殊性。

“中华民族”这个词，我们常常挂在嘴边，但什么是中华民族，却大有讲究。民族原本是一个血亲的概念，特指拥有一个共同祖先，沿着血亲不断发展，内部有着密切血缘联系的群体，如犹太民族、日耳曼民族、蒙古民族、朝鲜民族等。中华民族则不同，它包括56个民族，这些民族之间很多并没有血缘联系。近代以来，在与其他文明接触的过程中，人们已经认识到了这个现象，逐渐将中华民族归为一个文化概念。华夏(中华)之名，不是指一个地域，也不是指一个血统，而是指一个文化的族名。“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春秋左传正义·定公十年疏》)中华文明重礼仪，礼仪为大，大就是夏。因为重礼仪，所以有服装之美，美就是华。华夏二字含义相同。我们常说中国是礼仪之邦，就是这个意思。中华民族从野蛮进入文明走的是礼的路线，礼是其核心的特征。凡是认同这种文化的，在历史上都可称为中华民族。

礼是用来治国的，这是礼最重要的功能。一般认为，礼字起源于祭神。“褴”字从示从业，“示”与祭祀相关，“业”代表案几上放着供品。后来又由祭神、祭祀转移到人。周代制礼作乐之后，有吉、凶、军、宾、嘉之礼，更加系统，治理国家之责全系于礼之上。先秦时就有礼是“国之干”“国之纪”和“国之常”的说法。“干”“纪”“常”都是针对治理国家而言的。一个国家要治理好，在中国的文化系统中，不能离开礼，礼是国家的基本骨干和基本纲纪。

除了治国，礼还有教人的功能。由野蛮进入文明，作为个人，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人必须懂礼。懂了礼，按照礼的规矩做事说话，言行视听，就有了教养，成了文明人。“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左传》)君是发布号令的，臣是俯首听命的，父亲的责任是慈，孩子的责任是孝，哥哥的责任是爱，弟弟的责任是敬，丈夫的责任是和，妻子的责任是柔，婆婆的责任是慈，媳妇的责任是听。这些都由礼来规定。遵从礼做事讲话，人就显得有教养，用老百姓的话说就叫“懂事”，反之别人就会批评其“不懂事”，与野蛮人无异。人与禽兽的区别在于人有道德，但道德必须依靠礼来表现，没有了礼，道德就无从讲起。

因为重礼讲礼，中国文化非常重视家风。耕读传家，家风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内容。一个家庭好不好，与家风好坏有直接关系，而家风好不好，关键又在于是不是重礼。很长时间以来，我们不大提这个了。改革开放后，一些人先富了起来，但因为重视家风的传统断裂了，这些家庭的家风出现不少问题。这些年，家风问题重新引起了人们的重视，这是向传统文化回归的重要表现。

总之，我们今天仍然离不了孔子，仍然要学习孔子的思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是伦理社会，离不了礼的文化。礼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特征。如何既保留传统的优势，又学习西方的优点，走出一条既不完全同于传统，又不完全同于西方的崭新之路，极大地考验着我们的智慧，也是我们不得不提交的历史答卷。

(摘编自杨泽波《中国文化之根：先秦七子对中国文化的奠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