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天辟地”话党史】

【“改天换地”学模范】

【“翻天覆地”谈改革】

中国对内改革大事记（部分）

——摘编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

【“惊天动地”看成就】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突破百万亿元大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一万美元；取得了量子通信、铁基超导、载人航天等一大批标志性、引领性重大科技成果；组织实施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脱贫攻坚战，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同全国人民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人类进步潮流。

——摘编自田培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贡献》

材料一 明初，朱元璋采取鼓励垦荒政策，至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全国人口数大约为7270万，清朝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增长，至道光二十年（1840年），人口总数增至4亿3千多万，达到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最高峰。人口的快速增加导致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当时的学者洪亮吉觉察到这些问题，提出了调剂人口的思想，但没有被重视。

民国初期，国事衰败，“人满之患”的弊端日渐暴露。以《东方杂志》为代表，众多报刊积极刊登人口研究文章。这些文章运用西方马尔萨斯人口论和社会调查的方法，反对人口增殖的传统人口观，试图通过人口品质提高、优生手段达到民富国强的目标。

下表为《东方杂志》涉及人口研究的文章统计表：

——摘编自任惠玲《洪亮吉人口思想与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比较及启示》等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人口增长呈现阶段性特征，人口政策也在不断调整变化。50年代经济建设中“深深感受到不是人口太多，而是人手不足”，彼时“人多力量大”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旋律，加上受苏联鼓励人口增长的影响较深，党和政府对生育行为进行嘉奖。“鼓励”性人口生育政策带来的人口过快增长与社会资源供给不足的矛盾不断凸显，1957年马寅初著作《新人口论》深入剖析了当时中国的人口问题，60年代国务院首次提出计划生育。1978年“实行计划生育”第一次被写进《宪法》，国家明确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21世纪后，我国又面临人口老龄化加剧、年轻劳动力短缺等问题，2016年实施全面两孩政策。

——摘编自马红鸽、贺晓迎《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口生育政策变迁及其启示》

材料一：在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将红色音乐紧密联系革命战争，走向群众，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由于根据地众多条件的限制，中央苏区时期创作的红色音乐作品大都以现有的并且在根据地流行甚广的民间传统音乐或国外音乐的歌调为基础，配上全新的革命歌词。如《八一起义》《秋收暴动歌》《红军纪律歌》（后来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作品。

1937—1942年的五年间，大批优秀的革命知识分子和音乐工作者涌向抗日民主根据地，红色音乐创作趋于成熟，出现了《黄河大合唱》《解放区的天》等作品，代表了中华民族主流价值观。这一时期的音乐作品体现了以人民群众为中心，坚持文艺为抗战服务、为政治服务的基本方略。

——摘编自梅世昌《红色音乐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

材料二：1949—1956年的《歌唱祖国》以刚柔并济、抑扬顿挫的旋律表现了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人民昂扬的精神风貌和自豪感。1964年9月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以铿锵有力的进行曲式风格，塑造和展现了“红色娘子军战士的英雄气概和勇敢坚强的性格”。1964年10月开始公演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以党史为线索，描绘出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人民军队的战略战术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1969年，殷承宗等人改编并重新创作的钢琴协奏曲《黄河》，被美国费城交响乐团制作成唱片，在国际上广为发行。

——摘编自张家欣《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

材料：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年，是农村治理路径明显变化的60年，最能反映这场变革的是农村治理方式的变化。新中国成立之初仍然是一个分散的乡村社会，国家就借助土改和合作化运动把家庭从旧的地方束缚中部分地解放出来，开始了由互助组和初级生产合作社到建立新联盟的过程，初步建立乡、村基层政权，呈现乡、村政权并存。国家在农村诸多力量博弈中的全面获胜则以1958年人民公社体制的实施为标志。这一局面一直维持到农村社会的治理转向村民自治模式，在这种治理模式中，国家的行政管理权收至乡镇。乡镇以下的村则实行村民自治，村民自己选举产生的村民委员会是群众性自治组织，村级公共事务由本村村民自我管理。1982年村民自治写进了宪法，自1983年到1985年，全国基本完成了废除人民公社、建立乡镇政府和村委会的工作。1987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对村民自治的性质和地位做了比较明确的规定，199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

—摘编自戴玉琴、高广景《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治理模式变迁的路径、影响和走向》等

材料一晚清财政体制发生巨大变化，其中同治朝的变动则占据特殊的重要地位。关税作为最具扩张性的税种，按照一定的比例征之于货物或船只，与财政税收乃至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关系密切。同治时期的常关税征收受到太平天国运动和洋关税侵占的深刻影响，但仍有起色；洋关税征收则异军突起，成功扭转了咸丰时期关税征收的被动局面。与此同时，关税和厘金收入均超过田赋，成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从根本上改变了清朝旧有的以田赋税收为主体的农业型财政税收结构，开始向以关税和厘金为代表的商业型税收结构转变，这一过程可以称为清代财政的近代化转型。从这种角度来看，“同治中兴”在军事成就之外，也有着强有力的财政数据支撑。 

——摘编自倪玉平《晚清财政税收的近代化转型——以同治朝的关税财政为例》

材料二以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宣告诞生为标志，新中国财政体系随之建立起来。在组建从中央到地方的财政管理机构并建立统一的财政制度之时，面对当时饱经战火摧残，几乎处于崩溃边缘的国民经济，财政主要担负了两个方面的任务：筹集并支付巨额的军政费用，以消灭残余敌对势力、接收旧政权的人员和维持新政权的运转；治理通货膨胀和整顿生产生活秩序，尽快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在短短的3年时间内，政府推出统一财经工作、平衡财政收支、稳定物价等一系列政策措施，这为国民经济的恢复、政权的巩固以及各方面的治理工作提供了有力的保证，从而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和国家财政状况的根本好转。 

——摘编自高培勇《新中国财税体制的演进历程、历史逻辑及时代潮流》

材料一：对于“美式民主”，美国历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曾这样形容：一伙资本家投机商“成功哄骗普通民众接受一个有利于少数显贵的政体”。如今，美国制度失灵的迹象随处可见：选举沦为“金钱游戏”，两党对立日益严重，贫富鸿沟日益加大，种族矛盾日益加深，而实际掌握权力的“深度政府”只关注政商寡头的利益，对民众日益强烈的不满无动于衷。 

——摘编自朱瑞卿《政治失能、经济失衡、社会失序-起底美国走向衰败的政治制度》

材料二：民主思想传入中国之后便开始了孕育成长为“中国式民主”的实践活动历程，同时也产生了民主模式之争，一度出现了矛盾、产生了分歧、造成了分裂、形成了纷争。加上西洋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和东洋资本主义暴发户的挑拨离间乃至直接干涉，导致近代中国政治版图四分五裂。 

“英美式民主”虽然最早登陆中国，但紧随其后的是与其截然不同的“苏俄式民主”。从此，两种来自“西方”的不同民主理念及其模式在中国掀起了“蓝色民主”与“红色民主”相互激荡的风暴。 

——高民政《正确认识对待“中国式民主”》

材料一

1840年，中国被英国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在外部压力的迫使下，中国王朝国家的疆域，开始有了近代领土的涵义。自此，中国的边疆，就不再是王朝统治的边缘，而是国家领土的边缘，中央王朝通过直接控制边疆地域对边疆民族地区进行统治与开发。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开始了民族国家构建历程，在国家边界日渐清晰和民族国家逐步形成的基础上，民国政府在边疆民族地区治理与开发上，也是采取的“区域主义”取向的治理方式。

——摘编自张海鹏总主编《中国近代通史》等

材料二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的边疆及边疆民族地区治理在全新的民族国家架构中，获得了崭新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全面改善和加强了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和开发，尤其是陆路边疆民族地区治理和开发取得了积极的成效，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和人民都获得了持续的发展，大大巩固了国家主权统一与边疆政治稳定，促进了新中国的整体稳定和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加速推进，中国国力快速增强，国家快速崛起，而边疆及边疆民族地区治理，在中国民族国家建设和国家整体发展中的影响，也进一步凸显。

——摘编自孙雯《中国民族国家构建与边疆民族地区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