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晚清财政体制发生巨大变化，其中同治朝的变动则占据特殊的重要地位。关税作为最具扩张性的税种，按照一定的比例征之于货物或船只，与财政税收乃至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关系密切。同治时期的常关税征收受到太平天国运动和洋关税侵占的深刻影响，但仍有起色；洋关税征收则异军突起，成功扭转了咸丰时期关税征收的被动局面。与此同时，关税和厘金收入均超过田赋，成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从根本上改变了清朝旧有的以田赋税收为主体的农业型财政税收结构，开始向以关税和厘金为代表的商业型税收结构转变，这一过程可以称为清代财政的近代化转型。从这种角度来看，“同治中兴”在军事成就之外，也有着强有力的财政数据支撑。
——摘编自倪玉平《晚清财政税收的近代化转型——以同治朝的关税财政为例》
材料二以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宣告诞生为标志，新中国财政体系随之建立起来。在组建从中央到地方的财政管理机构并建立统一的财政制度之时，面对当时饱经战火摧残，几乎处于崩溃边缘的国民经济，财政主要担负了两个方面的任务：筹集并支付巨额的军政费用，以消灭残余敌对势力、接收旧政权的人员和维持新政权的运转；治理通货膨胀和整顿生产生活秩序，尽快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在短短的3年时间内，政府推出统一财经工作、平衡财政收支、稳定物价等一系列政策措施，这为国民经济的恢复、政权的巩固以及各方面的治理工作提供了有力的保证，从而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和国家财政状况的根本好转。
——摘编自高培勇《新中国财税体制的演进历程、历史逻辑及时代潮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