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宋代为中国封建政治、经济、文化形态发展的成熟期和高峰期,生活在这一时期的宋代文人,失去了封建社会迅速成长阶段建功立业的浓厚氛围与天才极致、奋发向上的心境,他们努力追求内在人格的完美、求取自我人生的意义。佛老之学以其专治“身心”的学说性质而迎合了宋代文人的内心要求,对以“治世”为本的儒学提出了空前的挑战。同时,宋代又是一个民族分裂时期,宋王朝长期遭受到北方少数民族统治集团的兴兵侵犯,边患日趋严重,终致故都不保,南渡江吴,偏处一隅。理学诸儒把终宋相随的现实危机归因于儒学义利关系的颠倒,视为私欲肆行、公义不张的必然结果。因此,理学家畅言去利存义、灭欲穷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着意于正人心、固民力、培国基,欲致君臣上下,共尚大义,弃一己之私,致国强之公,以实现三代那样的太平盛世。
——摘编自陈廷湘《宋代理学家的义利观》
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儒学思想是一个流动的发展过程。孔子以及后来战国时代儒家,广泛而深入地探讨了人的价值。董仲舒把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塞进阴阳家的框架,加上一个最高的主宰“天”,成为一种神秘的天人感应论。唐代出现了儒、道、佛“三教”并立的局面,同时一些思想家或明或隐地吸取佛学思辨哲学的若干方面。宋明理学在三教融合、渗透的基础上孕育、发展起来。明清之际,儒学的经邦济世思想,在一些不是理学家的志士仁人上发出了光芒。
——摘编自张岂之《儒学思想的历史演变及其作用》
材料二 近代中国“两极相逢”,中西文化冲突是这个时代的突出内容。从“制造或政法制度之争”到“思想之争”,是中西文化和哲学论争的一个转折。戊戌维新前,形成了“中体西用”这一应对中西文化冲突的命题。戊戌维新后,随着民族危机愈演愈烈,“用”的膨胀突破“体”的界限而日见其困窘。20世纪初期,在欧风美雨的冲击下,“中体”已经体无完肤,随之而出现了中西调和、融合的意识。这种调和中西、融合新旧的意识很快蔓延,成为一种广有市场的社会意识。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三 中华民族形成了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价值观念和文明体系,几千年从未中断,对形成和巩固中华多民族的大家庭,对形成和丰富中华民族精神,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历史充分证明,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
——摘编自中国社科院《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
材料一 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
——《朱子文集》
材料二 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
——王守仁《答顾东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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