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 | 史事 |
1356年 | 伦敦市长宣布法庭诉讼使用英语 |
1362年 | 英王爱德华三世颁布了法庭审讯必须用英语的法令 |
1381年 | 英王理查德二世用英语与瓦特泰勒农民起义代表对话 |
1385年 | 英格兰规定所有文法学校都要将英语作为教学正式用语 |
1450年 | 凯德农民起义用书面英语形式呈交起义诉求 |
材料一 西周统治者与社会保持相对平衡状态,权力的施行不但受限于道德,依据血缘关系来参政的传统也对王室权威有实际限制,国君只是“平等者中的首席”。春秋战国时期,这个“国际体系”包括了封建等级制度的解体、频繁战争、整体的无政府状态、均势的形成、中央官僚制度的发展等。查尔斯·蒂利认为,战争的压力迫使统治者征用物资,因而不得不与国内资源持有者进行“谈判”,这些“谈判”带来各种权利。如果我们照此理解,那么春秋战国时期野心勃勃的统治者也曾为了鼓动民众参战和为国牺牲而做出三个重大的让步:一是言论自由,二是允许通过上诉来修正司法不公,三是给予在土地授予和福利方面的经济权利。
——摘编自许田波《战争、国家形成与公民权: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比较》
材料二 在奥尔森看来,国家、政府或统治者努力保障个人权利并避免过度掠夺,均源于所谓“共容利益”,目的是保证自身收入的长期最大化。16世纪末的英国,众多贵族和绅士经受不住外贸的利润诱惑而加入各种股份公司。1603年的伦敦,大小事务都受约200名大商人的控制。政治上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财产状况,代表商人集团的新贵们在议会中的席位明显增加,新兴阶级不仅影响、甚至控制了政府及议会。因为战争而在财政上捉襟见肘的王室与商人之间彼此依赖:握有灵活动产的商业家族比起旧土地贵族更能缓解君主的燃眉之急,政府则对商人集团予以特许权的“回报”。新兴集团同国家命运的联系是如此紧密,在国内,他们要求国家保护,并给予他们经济特权;在国外,他们需要国家作为扩张和掠夺的庇护伞。“共容利益”不断扩大,催发了西欧的制度变迁。
——摘编自张宇燕、高程《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
近代西方思想解放与政治革命简表
年份 | 人物及事件 |
1532 | 意大利尼可罗·马基亚维利的政治学著作《君主论》首次出版,该书较为完整地阐述了君主专制理论和君王权术论,摆脱了中世纪以神学为中心的政治理论的羁绊 |
1534 | 英国通过了《至尊法案》,规定“国王陛下……被称为……教会在尘世的唯一的最高首脑” |
1641—1648 | 法国谈判代表杜·沃柯斯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全权代表鲁左在汉堡会晤后,决定举行一场“双规”性国际会议。该会议最终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明确规定了一些影响至今的外交关系理念、机制和原则 |
1762 | 卢梭在《爱弥儿》一书中强调教育的目的在于使人成为自然人,并提出新教育的原则和理想 |
1789 | 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法国国民议会宣布主权属于整个民族 |
1814—1815 | 拿破仑帝国崩溃后,以英、俄、奥、普为首的战胜国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会议,并形成维也纳体系,该体系首创了“总决议书”的体例,要求所有与会国都须签字,将欧洲各国纳入了一个共同的体系中,承担责任和义务 |
阅读如表材料,提取16世纪到19世纪近代西方思想解放与政治革命所涉及的一项重大时代议题,并结合所学知识加以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