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文学经典往往暗含了传统的延续，也昭示着对于传统的突破。抗战时期文学经典的创作需要面对古典和五四两个传统。与政治上中国特色道路的寻找相呼应，抗战时期文学正是通过对民族化和现代性的双面追求，在与两大文化传统的对话中诞生了超越五四的经典之作。

古典文化在抗战时期文学中有大量的复活，较突出地表现为内容上对传统道德的肯定和形式上对历史典故、诗词意象和传统文学形式的借用。这些传统文化因子增强了文学的宣传效果。但仅此还不够，只有摒弃古典与五四的二元对立，充分展开对话，才能把传统转化到自己的写作之中并使它们成为想象性的存在，从而获得成为经典的“原创魅力”。

思想上，抗战时期出于向文化传统寻找民族凝聚力的需要，促使文学在五四反叛传统的地方重审传统。比如，与离家、反抗父权的五四情结不同，抗战时期文学对家园意识的诠释、对家庭亲情的依恋、对家族文化的反思等恰恰成就了契合时代心理的民族经典。《荷花淀》等小说在水淀荷香中表现乡妇农人的恋家与卫国的统一，表现底层民众现代民族意识从思乡恋家中的觉醒。再如，与批判乡村的封闭、愚昧不同，《四世同堂》《呼兰河传》等作品中的城镇意象，以及艾青诗歌中的土地意象，都以农业文明的生活场景勾连起了乡土中国的共同记忆，获得了不断流传的经典价值。

形式上，抗战时期特别关注古典文学形式的理论讨论，也是对战时民族主义心理诉求的一种回应。强调中国小说作为“正史之余”的故事性、讨论诗化传统、分析中西文学的各自优长等等，都表现了对五四文学过于西化进行补正的理论自觉。但创作中对传统的简单回归并不能产生经典之作，而是需要实现中西文化的内在对接。流传一时的新章回小说，如《吕梁英雄传》，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但过于趋旧，在出新上折损了经典性。张爱玲小说通过古典意象、说书模式等传统方式与现代小说技术的结合，将现代质素本土化。巴金的《寒夜》等作品采纳地域方言，精粹民族口语，实现了对五四文学过于欧化的校正，集合了中西语言形式的优点，显得更素朴、更蕴藉。

抗战背景下文学内容与形式的民族化回归是对五四的反拨与调整，也是五四思想武器的现实运用。张爱玲谈及她创作背后的五四影响，说“只要有心理学家所谓民族回忆这样东西，像‘五四’这样的经验是忘不了的，无论湮没多久也还是在思想背景里”。先锋文化只有在事后与主流文化融合才能被确认，五四文化正是经过本土化的过滤才得到了整合，继而沉淀为传统的一部分。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指出：“现代性显而易见是同作为过去了的过去的决裂，同时又把过去弹射进现在。”抗战时期文学中两大传统的关系也应从这个思路来理解。在反叛中继承、在回归中超越，代代文学经典正是在对话中生成、积淀，参与着文学传统的生长。

（摘编自张谦芬《对话：抗战时期文学经典的生成与流传》）

材料二：

孙犁在总结自己的创作生涯时曾反复强调：“我的创作，从抗日战争开始，是我个人对这一伟大时代、神圣战争所作的真实记录。我最喜爱我写的抗日小说，因为它们是时代、个人的完美真实的结合。”由此可见，“抗战”这一在当时最重大的政治主题，已然成为孙犁多数诗化小说最直接和最主要的题旨，他以自己特有的腔调加入到民族抗战的大合唱之中，完成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应有的时代使命。为了实现这一表达意图，孙犁在其充满诗意的抗战小说中创造性地借鉴了中国史传小说中较常见的两大叙事策略：一是隐性的“正邪对比”原则，二是“夫唱妇随”的传统母题的现代性转化。

在孙犁小说中，少有对日本侵略者形象的正面描写，作者在这些小说中着墨更多的还是对人民的讴歌：颂扬他们的勇敢、顽强，礼赞他们的善良和淳朴，诗意地抒写夫妇之爱、亲人之爱、同志之爱。这种“正邪对比”原则的自觉运用，使得孙犁一方面能较好地契合四十年代解放区的文艺政策，另一方面又较好地弥补了自己生活体验上的不足。但孙犁毕竟是在五四新文学传统熏陶下成长起来的现代作家，他在借鉴“正邪对比”模式的同时，也摒弃了古典小说对故事奇特性的过分追求，由此也强化了其小说诗化和散文化的效果。从接受效果来看，欣赏这种诗意化和散文化的文体需要更余裕的审美空间和更从容的审美心态，这在民族矛盾日益尖锐、需要作家和诗人峻急呼号的抗战年代显然有些不合时宜。这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一些读者会忽略孙犁小说“抗战主题”的存在，也可以解释为何在四十年代的解放区文坛孙犁没能成为像赵树理那样广受赞扬的“主流作家”。

人们已经较多地注意到孙犁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认为“他笔下的女性之美，既有纯洁、优美、俊俏的外在形式之美，更有新觉悟、新精神与新风采的内心美”。但我们在他众多写到夫妻关系的小说中同样不难发现“新精神”之中的“旧模式”——对传统的“夫唱妇随”叙事母题的自觉化用。水生嫂等美丽贤惠的女子都非常坚定地与作为抗日战士的丈夫站在一起，即或有少许的怨言，但那都只是小女子充满爱意的娇嗔，让读者反觉得其形象逼真、可爱。自然，这些女性已经不再是男子的附庸，她们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和与男子并肩战斗的勇气；但那种骨子里流露出来的“妻以夫荣”的传统女性心理还是让普通中国读者感到似曾相识。同时我们要看到，孙犁对这一传统母题进行了极富时代特色的现代性转化：不但“随夫”的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而且人物形象的审美功能也具有了现代品格——这些女性不再是作为男性形象的补充和陪衬，而是成为小说的主角或是成为小说创作动机的主要促成者。

（摘编自任军《孙犁诗化小说的时代精神及其叙事策略》）

初秋的芦苇荡别有情趣。你看，____________，如绿透了的海，____________，那是阳光爱意下羞涩的点缀。雾霭溶溶的、柔柔的。苇穗已在拔节，_____________，犹如待开待展的高粱穗。芦苇荡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在阳光里变幻着奇彩。你惊叹大自然的万千神奇，但眼前的一切只不过是大自然的随心所欲。

①无边无际的绿在晨曦下浩浩荡荡  ②苇尖上挂上了一层淡淡的亮色  ③新穗抹了浅浅的绿  ④红的敷抹  ⑤黄的点染  ⑥绿的底色

同志

刘白羽

天是晴了。漳河暴涨的洪水，却并未因此落下去。波浪在阳光下一闪，便哗的一声抛掷过去了。特别是在山谷里，洪水发出吓人的“轰隆——轰隆——”的声响。半夜，我的隔壁，有着关于这水吼的对话。起先，是一个浓鼻音的老人在说：“你听！蛟在叫呢。你听听这声音，水，一时半会儿退不下去。”“哪里有什么蛟，这是迷信！”这响亮的喉咙也没说出涨水的来由。

我却信任了那浓鼻音的人，水，一时半会儿退不下去。因为我确定他一定是这河岸上的老住户，他的经验一定可靠。第二天，天刚亮，我跑到隔壁去，进去叫醒炕上的人，却只一个。他是那样愕然，他的眼光是那样警惕……忽然，他用明朗而干燥的声音无意地扫了我一下：

“你来干什么？”

“我想找那个老大爷，问一问今天水可落得下去，可过得河。”

他一口回绝我：“白想！”然后挥挥手，露出他心意的烦躁。

他很轻蔑地唾了口沫水，伸手去搔脚，我才发觉那只脚由厚厚白布包扎起来。我看他已经感觉到我的注意。他有点惶惑，暧昧地点了点头，又赶紧机警地扯开去：

“枪……这半天不响了。……”

突然门外一阵气喘声，谁破门而入。是那浓鼻音的瘦小的老人，他急急挥着手说：“躲一躲吧！从夏店来了鬼子兵，还有二十里！”

后有追兵，前有万恶洪水，这怎么办？经过一阵急促摆布，老人示意只有我能帮助他搀扶他那病脚的儿子。对老人家这种信任，我真是衷心感谢，便伸手去搀扶那青年人。他却怀疑似的退缩一下说：“你不要跟着我们白跑路吧。”我真想捶他一拳，但我正需要这农民来掩护我自己，只好耐心扶他走。我觉得这年轻农民真是讨厌，他总要摆脱我似的，仿佛他知道现在我需要他们掩护。他是故意和我作难了，这是一个农民和一个抗日军人的关系吗？我心里渐渐地也怀疑起来，我想他也许是对我不利的坏分子吧。这警觉的触角的确触痛了我。这样，我几次去触摸我那光滑滑的手枪柄，准备他万一危害我，我就使用枪膛里的第一颗子弹。不过当远处沉闷的雷一样的炮声响一下，我从那青年的眼珠里看出一种异常的表情——他仇恨，震怒，而不是普通农民的惶惧。我又觉得这是很熟悉的一种眼色。这时我们三个随着犬牙般嵯峨的白垩岩降下一条深谷，到一个路口，往里去是深深的灌木林，前面是漳河浮满白泡沫的河面。我们三个歇息在一块石头上。老人担心地望着横搁在他膝头的伤脚，一面叹息地摸着那老而闪着泪水婆娑的小眼说：“这样三天两头躲来躲去。你的脚几时好呢？”一面把一个小白纸包递给青年人。谁知道这护士一样的殷勤反而引起这伤者的暴怒，冷冷地把药合在两手心上，警惕地看了我一眼。

我摘下帽子，揩了把汗，预备离开他们。我问：“你们知道×支队往哪个方向去了？”

那老人答复我：“五天前渡河的。”

一阵风搜索似的掀着我的头发，突然，我藏在帽檐里的一只布片哗的一旋，落在青年人那只好脚的跟前。

我急忙伸出一只手去捡，一只手去抓枪。一仰头，仿佛望见山崖上垂着的一朵野花，他从早晨时时刻刻对我很凶狠的样子，倏地，给那甜蜜蜜的微笑遮住了。他和蔼地用那只大手抓着我：“你是同志……”我们两人互相看着，笑了出来。

老人说：“好！你们都是一家人……”

原来我赶不上大队伍，换了便衣躲避到这荒村里来，最怕有坏分子去报告，因为背后敌军正在追踪我们，便将臂章摘下来藏起了。

“我也是×支队的。”那响亮的声音如同吹响的银笛。

“你？……”我一下蹦起来。

“是啊!你不信!我是七连的通信兵。夏店火线上挂了花，那天，大队伍过河，把我托给这个老大爷!”

我一扭身，激动得眼窝酸了一下，把脖颈伸到老人面前：“他不是你的儿子？”

老人伸手抓了几下胡须摇摇头，莫名其妙地指着搁在膝上的脚说：“上药吧！”

“哈——我来！”那个同志自己弯过身来解着白布带。忽然，我想为他做点什么。他却咬着牙忍耐疼痛，好笑似的说：“我先前对你这陌生人总有点怀疑，我怕你跟来……万一你发现我，你会怀疑的，是吧，那我和这老大爷……”

“我也是这样推测你。”我在伸手替他往布上敷药。

一阵芳香的气息从泥土里吹过来，一簇簇星似的黄花在那儿绽嘴微笑。他舒适地倒在老人的怀里。

一九四一年

（有删改）

旧式婚姻，过去叫作“天作之合”，是非常偶然的。据亡妻言，她十九岁那年，夏季一个下雨天，她父亲在临街的梢门洞里闲坐，从东面来了两个妇女，是说媒为业的，被雨淋湿了衣服。她父亲认识其中的一个，就让她们到梢门下避避雨再走，随便问道：

“给谁家说亲去来？”

“东头崔家。”

“给哪村说的？”

“东辽城。崔家的姑娘不大般配，恐怕成不了。”

“男方是怎么个人家？”

媒人简单介绍了一下，就笑着问：

“你家二姑娘怎样？不愿意寻吧？”

“怎么不愿意。你们就去给说说吧，我也打听打听。”她父亲回答得很爽快。

就这样，经过媒人来回跑了几趟，亲事竟然说成了。结婚以后，她跟我学认字，我们的洞房喜联横批，就是“天作之合”四个字。她点头笑着说：

“真不假，什么事都是天定的。假如不是下雨，我就到不了你家里来！”

虽然是封建婚姻，第一次见面却是在结婚之前。订婚后，她们村里唱大戏，我正好放假在家里。她们村有我的一个远房姑姑，特意来叫我去看戏，说是可以相相媳妇。开戏的那天，我去了，姑姑在戏台下等我。她拉着我的手，走到一条长板凳跟前。板凳上，并排站着三个大姑娘，都穿得花枝招展，留着大辫子。姑姑叫着我的名字，说：

“你就在这里看吧，散了戏，我来叫你家去吃饭。”

姑姑的话还没有说完，我看见站在板凳中间的那个姑娘，用力盯了我一眼，从板凳上跳下来，走到照棚外面，钻进了一辆轿车。那时姑娘们出来看戏，虽在本村，也是套车送到台下，然后再搬着带来的板凳，到照棚下面看戏的。

结婚以后，姑姑总是拿这件事和她开玩笑，她也总是说姑姑会出坏道儿。

她礼教观念很重。结婚已经好多年，有一次我路过她家，想叫她跟我一同回家去。她严肃地说：

“你明天叫车来接我吧，我不能这样跟着你走。”我只好一个人走了。

（选自孙犁《亡人逸事》，有删改）

文章为何要在开头叙述“天作之合”？

①“听说他们还在这里没走。我不拖尾巴，可是忘下了一件衣裳。”

②“我有句要紧的话，得和他说说。”

③“听他说，鬼子要在同口安据点……”水生的女人说。

④“哪里就碰得那么巧，我们快去快回来。”

⑤“我本来不想去，可是俺婆婆非叫我再去看看他——有什么看头啊！”

月亮升起来，院子里凉爽得很，干净得很。白天破好的苇眉子潮润润的，正好编席。女人坐在小院当中，手指上缠绞着柔滑修长的苇眉子。苇眉子又薄又细，在她怀里跳跃着。

要问白洋淀有多少苇地，不知道；每年出多少苇子，也不知道。只晓得每年芦花飘飞苇叶黄的时候，全淀的芦苇收割，垛起垛来，在白洋淀周围的广场上，就成了一条苇子的长城。女人们在场里院里编着席。编成了多少席？六月里，淀水涨满，有无数的船只运输银白雪亮的席子出口。不久，各地的城市村庄就全有了花纹又密又精致的席子用了。大家争着买：“好席子，白洋淀席！”

这女人编着席。不久，在她的身子下面就编成了一大片。她像坐在一片洁白的雪地上，也像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她有时望望淀里，淀里也是一片银白世界。水面笼起一层薄薄透明的雾，风吹过来，带着新鲜的荷叶荷花香。

女人们到底有些藕断丝连。过了两天，四个青年妇女聚在水生家里，大家商量。

“听说他们还在这里没走。我不拖尾巴，可是忘下了一件衣裳。”（妇女1）

“我有句要紧的话，得和他说说。”（妇女2）

“听他说，鬼子要在同口安据点……”水生的女人说。（妇女3）

“哪里碰得这么巧，我们快去快回来。”

“我本来不想去，可是俺婆婆非叫我再去看看他──有什么看头啊！”（妇女4）

请分别用一个四字短语概括四个妇女的个性特点。

妇女1：

妇女2：

妇女3：

妇女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