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的失败对印度森林产生了间接的影响,席卷印度全境的起义使英国殖民者意识到需要通过铁路的延伸扩展对印度偏远地区的控制。1864年,英国殖民当局在印度成立了森林局,以保证在印度修建铁路的各个英国公司都可以得到充分的木材供应。原先茂密的森林,在大量供应枕木和火车燃料之后,很多地方变得光秃秃的。所有铁路沿线曾经有森林的地方,现在都呈现出一片宽宽的砍伐地带,沿线土地和野生动物失去了应有的保护。
——宋云伟《英国殖民统治期间对印度森林的管理开发状况研究( 1858~1947)》
材料二:二战后美国环境污染重大事件简表
年代 | 重大事件 |
1947年 | 大城市洛杉矶发生光化学烟雾事件,汽车尾气在阳光作用下产生有毒气体,近30000人五官发病、头疼、胸闷 |
1950年 | 共和党、民主党议员在国会相互扯皮,使治理空气污染、水体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等11个法案无法通过 |
1951年 | 纽约民众抗议为北约生产武器的跨国公司排放污水,被定为“暴乱”,遭到国民警卫队镇压 |
1954年 | 美国环境保护署、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与7个州政府因发生排污标准发生纠纷36例 |
——摘编自胡蝶《二战后至 20世纪60年代美国环境污染问题及其治理对策研究》等
材料三: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基本的长期战略,不仅关乎中国,也关乎全人类的生活质量和未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已将之纳入宪法,201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指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这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以及国际合作直接联系到了一起。生态文明迫切呼吁中国和世界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坚持“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至关重要,一旦处理不好,则会危及社会和国家。
——卢卡斯•古铁雷斯•罗德里格斯《中共对生态文明的承诺与担当》
材料
二战结束后,伴随着美国人口的增长、经济的急速膨胀、新科技在生产领域的广泛应用等,美国境内的生物多样性锐减……生态学知识的普及使人们越发意识到濒危物种的生态价值,认识到物种灭绝会导致生态系统失衡,进而引发气候异常、自然灾害频发等现象。……生态学的新有机论者们将生态学与伦理进一步结合,着重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出了“除非我们与我们之外的其他生物能够共享地球这个星球,否则就不能长期生存下去”的生态道德观。……威廉·道格拉斯法官提出了“自然物诉讼”的概念。 他认为,“那些啄木鸟,那些山狗和熊,那些旅鼠和河流中的鲑鱼都可以站在法庭上”……保护环境成为 1969年美国选民关注的第三大重要话题。……环保组织纷纷成立公民游说团,积极推动国会通过更具保护效力的议案。
《濒危物种法》的实施成效显著,据称该法案的保护名录中有90%的物种得到了恢复。迄今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已颁布了保护珍稀物种的法律法规,虽然其立法目的、保护范围与严格程度不尽相同,但这些物种保护法在立法理念和管理制度等方面都或多或少地借鉴了1973年《濒危物种法》。……20世纪7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制定了保护濒危物种的法律,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世界自然基金会等全球性环保组织都积极在各国开展拯救濒危物种的行动。
—摘编自滕海键、张雪姣《美国1973年〈濒危物种法〉的时代背景与历史地位》
材料一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代表耆英在与英交涉时,曾在奏折中提出:“务求上持国体,下顺夷情,通盘筹算,以为永绝祸根之计”的外交建议。而在1843年初,两广总督耆英和钦差大臣广州将军伊里布,先后上折提出“与其守旧章致我棘手,莫若因势利导,一视同仁”。他们的意见和应对之方,触动了道光帝求和自保的心态,于是宣布“自应于俯顺夷情之中,示以限制”。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在国内外矛盾及压力的双重打击下,逐渐与西方靠拢,洋务派的兴起并取得外交实权,最终促成合作政策并肯定了条约体系。深层次则体现了清政府天朝中心观的动摇及近代世界观的产生。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慈禧授权李鸿章与列强商谈议和,提出“量我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卖国求和的原则,表明大清帝国从此在事实上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的附庸。
——摘编自李敏《试论中国近代外交政策的转型》
材料二 冷战终结后,在相当一部分美国人中盛行着如下一种心态:冷战结束了,美国胜利了,现在是美国解决自己国内问题的时候了,主张美国应该保持其行动自由和战略独立性,远离外部冲突和战争的新孤立主义。然而,共存于世界环境中,当一些地区发生战争把美国及其盟国连接起来时,美国的一部分人则主张尽可能地采取国际多边行动,尤其是联合国在协调威慑和打击侵略方面应起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的另一些派别认为,美国要聚集起足够的力量和意志来保持国内和国际和平,保持美国作为单极世界中无可争议的领导者,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而海外平衡正是一种适应正在出现的多极化世界的战略。还有一些支持者对冷战后美国的世界地位感到乐观,认为美国今天是唯一的世界超级大国,它“享有战略上和意识形态上的支配地位”,具有霸权影响力和权威,因此要研究如何保持美国的优势地位。
——摘编自任晓《冷战后美国重塑外交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