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二战结束后，伴随着美国人口的增长、经济的急速膨胀、新科技在生产领域的广泛应用等，美国境内的生物多样性锐减……生态学知识的普及使人们越发意识到濒危物种的生态价值，认识到物种灭绝会导致生态系统失衡，进而引发气候异常、自然灾害频发等现象。……生态学的新有机论者们将生态学与伦理进一步结合，着重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出了“除非我们与我们之外的其他生物能够共享地球这个星球，否则就不能长期生存下去”的生态道德观。……威廉·道格拉斯法官提出了“自然物诉讼”的概念。 他认为，“那些啄木鸟，那些山狗和熊，那些旅鼠和河流中的鲑鱼都可以站在法庭上”……保护环境成为 1969年美国选民关注的第三大重要话题。……环保组织纷纷成立公民游说团，积极推动国会通过更具保护效力的议案。
《濒危物种法》的实施成效显著，据称该法案的保护名录中有90%的物种得到了恢复。迄今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已颁布了保护珍稀物种的法律法规，虽然其立法目的、保护范围与严格程度不尽相同，但这些物种保护法在立法理念和管理制度等方面都或多或少地借鉴了1973年《濒危物种法》。……20世纪7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制定了保护濒危物种的法律，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世界自然基金会等全球性环保组织都积极在各国开展拯救濒危物种的行动。
—摘编自滕海键、张雪姣《美国1973年〈濒危物种法〉的时代背景与历史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