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750 年英国城镇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21%,1851 年增加到 52%,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同时,城市的数量不断增加,1851 年,英国已有 580 多座城镇,十万人以上的城市已有 7 个,移民人数约 1790 万人。这时期推动城市增长的因素有很多,如大型纺织和钢铁工业,海外贸易和服务业的急速扩张,铁路的延伸等,制造业城镇、港口城镇和休闲城镇层出不穷。英国的近代城市化并无先例可循,此时的英国又是处在自由主义时期,城市化发展产生了区域的非均衡性、城市基础设施不足和组织混乱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摘编自彼得·克拉克《欧洲城镇史》
材料二 20 世纪中后期,在城市化发展水平较高的西方发达国家中出现了逆城市化的趋势。这里的“逆”,并不是指城市人口的农村化,而是指大城市中心人口过度聚集,开始逐步向城市周边迁移,同时城市中心的部分工业、商业等经济活动也向周围蔓延扩散。随着逆城市化现象的发展,城市周围农村地区发展迅速,而城市中心出现了衰退趋势。
——摘编自曹立杰《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逆城市化研究》
材料三 1978 到 2017 年,中国城镇人口从 1.7 亿增长到 8.1 亿,中国经历了大规模快速城镇化过程。1984 年 10 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出台《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要求“城市政府应该集中力量搞好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加强各种公用设施的建设,进行环境的综合治理。”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根据实际,合理控制人口密度。建设一批产城融合、职住平衡、生态宜居、交通便利的郊区新城,推动多中心、郊区化发展。同时,有序推动数字城市建设,提高智能管理能力,逐步解决中心城区人口和功能过密问题。”
——摘编自《百年党史》
材料一 中国古代土地私有化摧毁了由血缘和出身垄断土地的等级制度,推动了社会成员全国性的流动和土地的自由买卖;以郡县制为基础的官僚制度把平民的流动性引入政治,官职由君主任命而无法世袭;科举制造定了平民进入国家管理部门的普通统一标准,"朝为田舍部,恭登天子堂"在中国古代社会成为可能;析产继承制(由儿子分别家产)决定了中国社会难以形成代代世袭的地方豪强,社会难以形成固化的等级。
——摘编自寒竹《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基础》
材料二 清末科举制度被度除以后,传统的士绅阶层急剧分化,许多开明士绅流向城镇从事"自由职业",以至社会中出现了一个"绅商"阶层,他们或创办新式企业,或投资铁路和矿山开发,成功地跃入民族资产阶级行列。许多士人开始学习科学,崇尚发明创造,提倡投资设厂。随着清末立宪运动的开展,士绅也开始在城市里从事立完、自治活动。据学者统计,清末语政院和各省语议局议员91%具有传统功名。此外,士绅阶层还在城市组织社团、兴办报刊、出版西方书籍。
——摘编自李明伟《清末民初城市社会阶层嬗变研究》
材料三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集聚。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每年大约有超过1000万的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居民。而当前城市居民向农村流动的现象也日渐增多。随着乡镇企业和城镇第二、第三产业的迅猛发展,亿万农业劳动者改变了自己的职业。第一产业实际利用劳动力逐渐下降,在城市中"白领工人"比重迅速上升和第三产业从业人口增加,新职业不断涌现,人们的择业机会也越来越多。社会经济体制改革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从体制内的单一身份向多样化发展转变。农民可以到城镇务工经商,社会成员可以自主创业,农民和工人通过考试选举等方式可以转变为公务员或事业人员。
——摘编自黄凯《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探析》
材料一 宋太祖曾降旨:“令京城夜市至三鼓以来不得禁止。”夜生活变得丰富起来。一日两餐的传统饮食制度发生改变,变为一日三餐。酒店夜间营业成为刚需,并出现了灯箱广告。夜市的经营时间不断延长,甚至通宵。自此,夜市由原来的非法交易,变为合法经营,州桥夜市是名副其实的“美食街”,美食美味各具特色,应有尽有。马行街夜市里出现了很多“瓦子”,表演杂耍、曲艺、傀儡戏、影戏等。宋朝各大城市的夜市“侵占官道,接造浮屋”“起造屋宇,侵占河岸”。以致“坊无广巷,市不通骑”。街道司负责街道卫生管理,“每日扫街道垃圾”。据《铁围山丛谈》记载,马行街的油烟污染,致使蚊虫不生。潘楼街鬼市杂有假冒伪劣商品,是出售来路不明之物的专门夜市场。汴京相国寺市场也被称为“销赃所”。
——摘编自铁引《<清明上河图>里的烟火气与大宋的地摊经济》
材料二 从现在研究来看,无论是资本主义列强所选择的通商城市和租界,还是清政府所选择的优先发展的工业城市,其目光皆仅局限在少数几个点上,且主要是沿海和沿江城市,内陆地区及更为广阔的农村地区,被清政府的官员和外国侵略者所忽视。城市社会的变迁固然促进了近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但是也带来了城市社会的复杂和混乱,城市化的质量和水平更是相当低下。近代城市空间出现新城、旧城区和棚户区贫民窟同时并存的现象,三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城市问题,给城市的市政治理带来了巨大挑战。
——摘编自顾强、章钊铭《从城市化到城市治理:晚清时期中国城市发展的历史逻辑》
表1 清代沿海人口比重(部分年份)
时间 | 沿海 | 内地 | 总计 | 沿海人口占比 |
1820年 | 16 985.9万人 | 20 579.4 万人 | 37 538.3万人 | 45.2% |
1851年 | 19 086.3万人 | 23 502.0万人 | 42 588.3万人 | 44.8% |
1901年 | 19 152.1万人 | 21 936.3万人 | 41 088.4万人 | 46.6% |
时间 | 演变 |
1840年—20世纪初 | 步行时代——双中心沿河轴向生长 |
20世纪初—新中国成立 | 电车时代——单中心双带状蔓延 |
新中国成立后—20世纪末 | 公共交通时代——中心城区与滨海新区相对独立生长 |
20世纪末— | 综合交通时代——“双城双港(河港、海港),相向拓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