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汉长安城的城墙呈不规整的方形，城墙的主要功能是军事防御。其南城墙曲折如南斗六星，北城墙曲折如北斗七星，所以汉长安城有“斗城”之称，这是强调城郭与宇宙同构，与天地呼应，折射出汉代“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的礼制要求。汉代长安城内部政治中心位于皇帝的宫殿区内，而官署的位置也是紧靠宫殿分布。其闾里分布在城北，与商业区分开；著名的“长安九市”则在城市的西北角上，分成东市三市和西市六市；汉长安城80%以上的面积都是宫殿区，宫殿集中在城市的东西与南北主轴线的道路两边，城内的宫殿、贵族的府邸、官署等建筑基本占到全城大小的三分之二，城内几乎没有公共娱乐设施和大型的活动场所。长安城郊有大型的游猎场、角马场和园林建筑，提供给皇室和贵族享用的。

古罗马的城墙是不规则的圆形，修建城墙的目的主要也是军事防御。古罗马城内部修建了密集发达的道路、高架水渠供水系统、排水系统以及三个港口用来运送物资，手工业市场遍布整个罗马城内和城郊，城内的市场和仓库超过了320个；古罗马城还有公共浴场、公共剧院、角斗场、音乐厅和图书馆，它们与商业区、居民区交融，看似杂乱无章，却使人民的生活更加舒适、便捷有序。罗马城内的政治中心是位于城市中心的帝国广场群，里面供奉着各位皇帝的神像和纪念品，可供市民进行参观和祭拜，具体的行政事务的办理位于城郊的皇帝府邸内，城市内部的政治气息并不十分浓厚。罗马城以广场为中心，建筑沿着道路呈现辐射状分布，皇帝的府邸和居民区主要分布在广场外侧，这样样的布局应该是受到了西方宇宙观的影响，即由古希腊学者欧多克斯、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地心说”体系，罗马城的建设就是围绕这个体系建立起来的。

——摘编自韩俊英《秩序与反秩序之美——汉长安城与古罗马城形态比较》

材料一

到宋真宗时期，社会经济已经恢复并重新走向高涨，商品流通的活跃，为市镇发展奠定 了基础。在浙东地区，由于大面积发展粮食生产的条件不足，相应地，经济作物种植和山区 林业、沿海渔业则十分发达；地处沿海的越、明、台等府州，盐业市镇十分兴盛；如绍兴府，自 六朝以来一直是纸业中心；萧山县西兴镇，位于浙东运河与钱塘江交汇处，与临安城郊的浙 江市隔江相望，处于水路交通要冲，商旅往来频繁。从地区发展来看，绍兴府的发展水平明 显高于其他各州府，居浙东首位；从个体发展水平来看，如绍兴府的曹娥镇、渔浦镇、龙山市 等，年商税额在1000至5000贯，已接近县级城市的水平。这些镇市实际上充当了与县城 同一层次的经济中心地的角色，发挥着将远离州县城市的广大农村与城市联系起来的作用。

——摘编自姚培峰《宋代浙东市镇的经济形态与社会特征》

材料二

到了明代初年，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全国各地市镇普遍兴起，从临时的、定期的集市 发展为较大规模的工商业市镇，如长江流域的刘家隔，其“始居民十数家，宣德、正统间，商贾 占籍者亿万计，生凿日繁，贸迁益众，卒成巨镇。”浙江崇德石门镇因榨油业的发达，成为拥有 数千家的巨镇；嘉善的甘家窑镇，则是“民多业陶”；江苏吴江的电江市，“居民数百家，铁工过 半”。这些市镇的经济活动，有的已超出地区性的限制，而和全国各大都市发生联系，并在一 些丝织业市镇出现了“有力者雇人织挽”的现象。

——摘编自傅衣凌《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

材料一  从唐中期至宋，当时的人普遍认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要数扬州和益州（成都）。唐开元年间，成都府的人口户数为137046户，在当时位列全国第二。宋代时，成都为西南大都会，素号繁丽、百货川委。宋人田况有诗写到：“蜀虽云乐土，民勤过四方……所以农桑具，市易时相望”。           

——据何一民、王毅《成都简史》

材料二  19世纪60年代，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口号的洋务运动不断发展。1877年四川总督丁宝桢从欧洲购买机器设备，创办西南地区第一家机器厂——四川机器局，四川开启了早期现代化进程。四川机器局管理上采用封建官僚社会的管理方式，早期主要生产机器、枪炮、火药等，后期还增加了电灯等民用产品。在四川机器局的带动下，一部分官僚绅商等投资现代工业企业，到1911年四川近代工业企业遍及矿业、印刷、纺织等20多个行业，还对云南等周边省区的现代工业发展产生一定影响。

——据何一民、王毅《成都简史》

都城的变迁

材料一：自西周以来，许多王朝在西安建都。为了都城的营建及其他相关土木工程活动，关中及其周边山地的原始森林遭到大量砍伐。隋朝建都时，生态破坏导致农田面积缩小，粮食单位产量和总产量下降，农业经济发展停滞甚至衰退，关中“天府之国”的优势丧失。随着都城人口的增长，关中农业发展不足的问题凸显，长安难以依靠关中达到自给自足。隋唐时期的漕运和交通开发就成为极为迫切的问题。

——摘编自霍斌《史说长安·隋唐卷》

材料二：唐朝的政治文化中心一直在长安与洛阳之间来回游移。这种政治文化中心的游移不定，直至晚唐节度使朱温灭掉唐朝，彻底迁都洛阳并开启五代而结束。此后，洛阳开始成为国家政治文化中心。唐朝后的五代政权，有三个政权（后梁、后唐、后晋）也曾定都洛阳，两个政权（后汉、后周）定都汴京（开封），开封又一次进入历史视线，后来的北宋就定都汴京（开封），而南宋政权又把都城移至临安（杭州）。

——摘编自王宁宁等《从隋唐大运河看古代政治文化中心东移与乐舞形态格局嬗变》

材料三：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隋至南宋时期都城变迁趋势的认识。

材料一  西汉至西晋时期，山东半岛的中心城市始终位于临淄。西晋末年，前赵大将曹疑占据临淄，“疑以临淄城大，地平难守，乃于城东南四十里尧山之阳筑广固城”。东晋末年新筑东阳城，后又有南阳城。广固城和东、南两阳城均是现代青州城的前身，青州在南北朝隋唐时代始终作为山东半岛的中心城市。宋金元时代济南城的发展令人瞩目，明代洪武九年山东承宣布政使司迁至济南，可视为统治者在行政上对济南中心城市地位予以最终确认的标志。

材料二

材料三

——上述材料均摘编自李嘎《山东半岛城市地理研究》等

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古代山东半岛中心城市的转移进行合理解释。

——摘编自王明德《大运河与中国古代运河城市的双向互动》

根据材料并结合中国古代史的相关知识，自拟主题写一则历史短文。（要求：主题明确，表述成文，叙述完整，史论结合，条理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