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5000多年文明史上，中华民族长期领先于世界，但中华民族深知“国虽大，好战必亡”的千年古训，拒斥“国强必霸”的强盗逻辑，不搞侵略扩张和殖民主义，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明和平交往，和谐相处，留下许多友好交往，促进文明传播的佳话。

——焦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

材料二

（中国）犹未能遂其发展之自由者，则苦于国际障碍之多也。……案（美国）威尔逊总统十四要点所含公道、平等、尊重主权诸原则，业经联盟及共事诸国共同承认，今和平会议方欲借此为基础，而建设新世界。……中国代表爰提出说帖，罗列诸问题，冀依主权国所不可少之土地完整、政治独立、经济自由诸原则，而加以纠正。……下分舍弃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警察、裁撤外国邮局及有线无线电报机关、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归还租界、关税自主权等七项。

——《中国希望条件说帖》（1919年·巴黎和会）

材料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1949年）》

材料一 1918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演讲中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劳工神圣”思潮很快在中国兴起。五四运动中的“六三”大罢工及随之不断发动的罢工运动被视为“劳动运动的曙光”。五四知识分子将初步接受的“资本家”“剥削”“剩余价值”“阶级争斗”等概念，运用到对劳工界的社会调查中，以具体事例、详实数据呈现劳工的生存状况，并尝试用马克思主义学说进行解释。

——摘编自熊秋良《“寻找无产者”：五四知识分子的一项社会调查》

材料二 钱杏邨调查南京胶皮车夫的状况后认为，车夫“每天就做那非人生活至‘力竭声嘶’也不能供养一家……只给那吃人不出血的资本家弄资产”。包惠僧调查武汉工人状况后提出，要使工人不受资本家的支配，第一，“非先有阶级底觉悟不可，要如何使佢（他）们发生阶级的觉悟？那么，惟有劳工教育四字”；第二，“要打破资本主义，就要阶级争斗，劳工必先有强固的团结”。

——据《劳动界》等

材料一  在6月3日北京学生运动再掀高潮之际，上海的学、工、商界群起响应，成为五四运动由学生爱国运动普及为全民爱国运动的转折点。中国人民对政治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从而使政府再不能完全轻视社会民意的表达。

——摘编自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

材料二  20世纪20年代的国民革命，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共同目标下，工人、农民、青年学生以及商人、妇女等各个阶层的广大民众都被动员起来。当时的国共两党，一个关注上层，一个关注下层；一个重视军事，一个重视民众。北伐战争的迅猛推进，时论认为“枪与笔联合起来，所以到处如入无人之境”。

——摘编自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

材料三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加强了统一战线工作。与此同时，从1935年冬开始，国民党方面先后在南京、上海、莫斯科秘密同共产党人商谈抗日问题。1936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信，倡议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许多国民党上层人物表示赞同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经过反复谈判磋商，双方合作形势渐趋明朗。

——摘编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

材料一  从整体上来观察五四运动，它的骨干力量是以《新青年》同仁和以北大为中心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其中既包括19世纪70-80年代后一代，拥有出国留日经历的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也包括了罗家伦和傅斯年这样的19世纪末的新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留日时期，日本学界正处于“主义”概念广泛应用的时代，这样的经历让陈独秀等人对“主义”有着更加深刻的理解。在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心中，不管秉承什么“主义”，有“主义”比没有主义强，“主义”应该成为衡量一切行为的尺度和标准，已经成为他们的共识。

——摘编自邵明众《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的里程碑意义的历史考察--基于社会思潮变迁的视角》

材料二  五四运动展现了中国青年力量，在主义和社会运动的催化下，中国青年站在了时代的前沿，从社会改良转向谋求社会改造，乃至革命，他们成为社会变革的急先锋。先进青年结成了爱国主义统一战线，他们创办社团，制订组织章程，训练组织骨干，增进组织团结，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组织基础。先进青年教育服务群众，宣传鼓动群众，组织凝聚群众，找到了一条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打下了群众基础。先进青年在实践中发现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在中国都行不通，转而选择马克思主义，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摘编自张治银等《酝酿和探索：五四运动与建党准备的历史考察》

材料一

有为曾以孔子对三代的概念——“恶的时代”“善恶并存”“至善时代”，证明中国是与西方相等的。中国和欧洲一样正在努力实现“至善时代”的“大同”。因此，梁启超说，世界历史是和孔子的模型相符的，而孔教的中国也是符合世界历史的。如果西方思想有什么价值的话，那么中国传统里同样能找到这种价值。

——摘编自来文生《梁启超和近代中国思想》

材料二

五四运动成功地摧毁了中国传统的文化秩序，但是五四以来的中国人尽管运用了无数新的和外来的观念，可是他们所重建的文化秩序，也还没有突破传统的格局。

——摘编自余英时《五四运动与中国传统》

材料三

要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把艺术创造力和中华文化价值融合起来，把中华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追求结合起来，激活中华文化生命力。故步自封、陈陈相因谈不上传承，割断血脉、凭空虚造不能算创新。要把握传承和创新的关系，学古不泥古、破法不悖法，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文艺创新的重要源泉。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

材料一

—摘编自《中国史学史》编写组《中国史学史》

材料二 李大钊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者之一，在阐释、传播唯物史观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1916年，李大钊曾撰写《民彝与政治》一文，认为人民的意志和力量在历史运动中起着决定的作用。后来，他还写了《庶民的胜利》 《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等文章。1919年，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指出“历史的唯物论者， 既把种种社会现象不同的原因总约为经济的原因，更依社会学上竞争的法则，认许多组成历史明显的社会事实……各殊异阶级间团体竞争所表现的结果”。1920年，李大钊撰写《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指出“凡一时代，经济上若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发生变动。换句话说，就是经济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重要原因”。

——摘编自《中国史学史》编写组《中国史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