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宜练陆军;六、宜速讲商务; 二、宜亟练海军;七、宜讲求工政(即发展物理、化学、机械制造等); 三、宜亟造铁路; 八、宜多派游历人员; 四、宜分设枪炮厂; 九、宜预备巡幸之所。 五、宜广开学堂; |
材料
清末的史书市场
1902年,书商在金陵乡试场前统计:“所销之书,以历史为最多。”《史论类纂》广告谓:“自维新后,试场、学堂莫不以历史试士,统观两场题目,均须切实史事。”书籍市场上,史论类书籍和西史书籍被士子广泛购阅,读史风气渐开,“通知今古,兼习外事”成为风尚。1902年,梁启超在其发表的《新史学》中言:“《二十四史》也,《九通》也……此等书皆万不可不读。”此一观点颇受趋新人士和举子的赞同。史书发行泛滥于市,泥沙俱下,《瀛寰志略》等史地书籍和《明治维新史》等外国政治史也分外畅销。底层读书人心目中的“史论”“史学”与“历史知识”等概念几乎画上等号,并无明显分别,“简”“速”“全”成为购买史书的标准,原本令人望而生畏的厚重史籍经由市场筛选简化,成了“可读之书”。时人多评举业史书难脱词章窠臼,不足为史著,只不过是将策论新瓶装旧酒,商业繁盛与质量低下形成鲜明的反差。
——摘编自王乐鑫《清末科举改制前后的史书市场》
材料一 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丛报》即刊载了五口通商口岸的史地知识。1850年,传教士郭实猎向英国皇家学会呈递关于西藏史地和自然资源的报告。《天津条约》以后,西方传教士和领事官员便发文介绍了北京、苏州、杭州、汉口等地的史地资料。1875年,罗约翰撰文将中国东北地区的重大史事按编年进行勾勒。除此以外,来华西人还着眼于中国的生活、习俗、文学、艺术、科技,在内容建构上,逐渐呈现出综合的书写倾向。随着中外时局的变动,来华西人的中国历史书写改变了“中华文明西源说”,把中国视为了一个独立的文明单位。
——摘编自崔华杰《从历史理解中国:近代来华西人的中国历史书写及其路径演进》
材料二 道咸以来,海禁大开,部分文人士大夫将传教士介绍到中国的世界史地知识梳理成系统,撰《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著作,介绍西方政治、地理、科技,徐图寻求“制夷”之法。同光年间,“史学经世”的观念流行,读者群体也不断扩大。1874年王韬创办《循环日报》,并发文评介西方政治、经济、历史、文化、交通,鼓吹变法自强。1876年,郭嵩焘将出洋考察日记汇编为《使西纪程》,对西方的政教、工业、海防、外交做了相对客观的记载。甲午战败后,世界历史书写和评价的著作剧增,最具代表性的是王先谦所著的《日本源流考》《外国通鉴》《五洲地理志略》,不仅将“中国”纳入“世界”进行书写,还为后人了解各国的政局、物产、民俗等提供了重要史料。
——摘编自邢科《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国“世界史”书写的视角转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