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部分中外军队火器列装情况对比

通过表1，可以得知当时（ ）

材料一：一般认为，“现代化”代表着追求文明提升和历史进步的潮流，它是由17世纪欧洲引领的世界历史潮流。因此，在相当长时间里，人们误以为欧美的经济政治文化便是现代化的样板，从而将欧美化与现代化等同。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从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到思想层面，我们该做的都做了，但是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却依然步履维艰。

材料二：中国共产党人倡导的中国式现代化，是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我们闯出了符合世界历史发展潮流又具有自己民族特点的成功道路，形成了一个又一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和建设道路，创造出先进丰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新时代，坚持民族的现代化，就是坚持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自信。

----摘编自胡大平《中国式现代化，是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

回答下列问题：

材料一：从8世纪中叶起，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实施博采诸家、兼容并蓄的文化政策，大力倡导并赞助将古希腊、罗马、波斯、印度等国的学术典籍译为阿拉伯语。在哈里发的资助和倡导下，在首都巴格达创建了国家级的综合性学术机构“智慧馆”、由翻译局、科学院和图书馆组成。智慧馆以重金延聘了各地不同民族、宗教信仰的近百名著名学者和翻译家，集体从事译述、研究活动，将用重金从各地所搜集的一百多种各学科古籍进行了整理、校勋、译述。他们在对原著直译的基础上，作了大量校勘、注释、质疑、摘要、评论等，发挥了自己新的创见。至阿拔斯王朝前期结束时，古希腊典籍中重要著作都已译成了阿拉伯文，其中有柏拉图的《法律篇》《国家篇》、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等，以及医学、天文学、数学方面的译作。这些著作给阿拉伯世界带来了深刻的启发和迷人的智慧，不仅大大丰富和增长了见识、学问，而且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将阿拉伯人由一神信仰阶段带入了层次更高的理性思辨阶段。

——摘编自潘潇寒《阿拔斯王朝百年翻译运动》

材料二：鸦片战争中，林则徐深感西方船坚炮利，提出必须“访夷情，译西书”，开近代翻译先河。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洋务派开始筹建京师同文馆译书处、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等机构从事大规模翻译活动。徐寿1868年在江南制造总局主持译书工作，大多是根据西文的较新版本，由传教士傅雅兰口述，徐寿用适当的汉语表达出来，前后译书17部约280万余字，所印书籍涉及经济、军事、物理、化学、医学等领域。……甲午战争之后，翻译活动迎来新的高潮。随着洋务运动的式微，翻译活动也逐步走向民间，形成了近代晚期新兴的翻译群体。著名的翻译家主要有马建忠、严复等。他们都满怀爱国热情和报国志向，有海外留学或驻外经历，对西方政治、经济、法律等有深入的了解。例如严复提出的“信、雅、达”的标准，确立了翻译作品的真实性、严谨性和可读性。他在所译作品中都有序言，介绍翻译本书的目的，同时对书中旨意进行阐述。如翻译《天演论》中介绍过达尔文的《物种原始》、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在翻译《论法的精神》中对旧思想批判尤为突出，倡导“（立宪之国）主人非他，民权是已”的主张。严复的翻译可以说不独是理论学说的介绍，而且是一种“批判的武器”。

——摘编自史日丽《近代翻译活动的时代特征》

古今国势，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溯自各国通商以来，进口洋货日增月盛……出口土货，年减一年，往往不能相敌。推原其故，由于各国制造均用机器，较中国土货成于人工者，省费倍蓰。售价既廉，行销愈广，自非逐渐设法仿造，自为运销，不足以分其权利……臣拟遴派绅商，在上海购买机器.设局仿造布匹，冀稍分洋商之利。

——引自李鸿章《试办织布局折》（1882年）

目下既无官造商船在内，自无庸官商合办，应仍官督商办，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而听该商董等自立条议，悦服众商，冀为中土开此风气，渐收利权。……所有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

——李鸿章《论试办轮船招商》（1872年）

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简要评价李鸿章创办民用工业及“官督商办”之建议。

材料一  作为思想和阐释空间的百家争鸣，是有其物质形态为依托的，否则争鸣无处承载。百家争鸣的诸多核心人物，均以私学为本，建立各种形式的教学机构，招揽天下人才，传授弘扬本学派思想。学派以思想领袖式人物为标志。百家争鸣时期，以孔、墨、庄、荀等为代表，各种可以称“子”称“家”的思想体系，皆为学派。这些学派的思想与学问不仅对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构和发展影响巨大，而且为中华学术文明的整体结构与衍变上升奠定根基。

——摘编自张江《百家争鸣：公共阐释的历史见证》

材料二 从16世纪末到18世纪末的明清时期，大批耶稣会等教会的传教士进入中国，发生了长达百年的“礼仪之争”。伴随着欧洲和在华传教士卷入争论，很多有关中国历史、政治、哲学、风俗的报道涌入欧洲，不少中国典籍也被翻译过去。人们由此知道了孔子是中国的圣人，儒学在中国占据主导地位，因而“当时欧洲人都以为中国民族是一个纯粹理性的民族”。启蒙运动以理性为旗帜，将神学蒙昧以及以神学为精神支柱的封建专制押上了“理性法庭”，而启蒙思想家大多曾受教于耶稣会学院，比一般人更为了解和熟悉中国，因此，当他们充当这个“法庭”审判员时，被世人视为理性主义的中国哲学就被用作审判词的语汇来源。

——摘编自陈卫平《中国传统哲学对欧美思想的历史影响》

材料三 中国近代史是中华民族的一部苦难史，对外面临帝国主义侵略，对内则面临黑暗的军阀统治，内忧外患，使中华民族风雨飘摇、发岌可危。出于反帝反封建的迫切需求，也基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方民主共和思想的传入，以及部分知识分子对文化之觉醒与思想之启蒙对国家振兴重要性的认识，由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即新文化运动。以新文化运动为起点，掀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帷幕，也开启了中华民族文化自省转向文化自信的艰难曲折、波澜壮阔而又伟大卓越的漫长发展历程。

——摘自薛朝广《基于新文化运动的文化自省与文化自信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