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菜花[注]（节选）

冯德英

天晴了。雨后的早晨分外爽快。大地散发出潮润清凉的气息。太阳出来了，照耀着一片新生气象。那一座座山峰被雨水浴洗过后，搽着层淡淡的朝霞，矗立在蓝得像海洋一样的天空中，格外庄严和秀丽；有几只苍鹰，回绕着山顶，翅子一动不动，悠闲自得地翱翔着。而山根底下那条河流，雨水冲着泥沙，后浪推着前浪，正急急忙忙向西奔流当母亲吃过早饭抱着孩子来到会场时，场上已经拥挤了好多人。

昨晚她一宿没睡，眼睛有些发红。她怎么能合上眼皮呢？女儿正在参加那殊死的战斗，做妈的能不为她担心害怕吗？!当母亲听到枪声时，浑身都颤抖起来，那枪好像打在她身上。她真后悔不该叫女儿去了，可当娟子领着人来的时候，母亲心灵深处产生了一种连自己也不能理解的感情，她没有阻止女儿的行动，相反，倒有意无意地帮助女儿。她答应把南屋作为他们出发的地点，并把被子拿出来给他们堵窗户遮灯光。在做这一切的时候，她没思虑很多她不大相信女儿说的真能把仇人杀死。

她纯粹是为对自己女儿的担心和疼爱来做这一切的。

当人们消失在雨夜里时，母亲感到巨大的空虚和恐怖，①心随着雨点跳起来；她怎么这样傻，眼睁睁看着亲骨肉去做危险的事情呢？她想叫，嘴张不开；她想跑上去阻拦，腿挪不动。只剩下那替孩子命运担心的、做母亲本能的权利了。

终于，母亲看到了全身湿得像个落水鸡一样的女儿背着大枪狂喜地奔回来，并告诉她，王唯一被抓住了。母亲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母亲又流下眼泪，②这过于令人激动而兴奋的现实，掺杂着痛苦的往事，一齐涌到她的心头，浇着她的全身。

清早，娟子要母亲来开会，并要她在会上把过去的冤仇说出来。母亲不想来，更不能当着那么多的人说话。她太怕这个梦想不到的这一天了。母女俩争执好半天，德强也帮姐姐劝说，母亲才答应来看看，至于诉苦——她摇摇头。

现在，母亲同一些上年岁的妇女们挤在一起，她观看着会场上的整个情景这是村南边靠山根的一条小沙河，河的北岸就是王家的围墙。现在墙根下面搭起个不大的台子，人们都在台子前面的沙滩上，有坐着的，有立着的，围成一个大半圆形围墙上面，贴着白纸裁成方块用毛笔写的几个大字：王官庄公审大会。围墙两旁和台柱子上，还贴了些像“打倒日本鬼子”“铲除卖国贼”等标语。母亲不识字，更不知是儿子德强的笔迹了。

台子上还没有人，台下人们乱哄哄地在说闹。③今天来的人特别多，男女老少，全村人差不多都来了。一种说不出的快感，不自觉地从他们脸上流露出来。

年青的小伙子们，在互相戏弄打闹着，有的偷眼窥视那些不大出门的闺女们。姑娘们紧挤在一起，相互递传着神秘的耳语，又压低声音吃吃地笑起来，并不时地瞅瞅那些老人，惟恐惊动了他们，惹起斥责怒骂。老头子们今儿似乎也没心思去管女人们的放肆笑声了，那些皱纹满布的脸上，像是松弛了些，可依然含着恐怖和不安。抱孩子的女人们互相逗着娃娃，叨叨絮絮地说着话，然而那忧郁胆怯的阴影，还是浮现在脸上那些孩子们可喜坏了，互相追逐、叫骂，从大人们的孔隙里，跑来钻去。

在离会场十几步远的地方，两个十多岁的孩子，并排倚在墙上。男孩子身上的粗旧衣服和女孩子的秀丽穿戴成为鲜明的对比。看他们脚下的沙被蹉皱的程度，显然是呆在那里为时不短了

“德强，你说俺大爷真会死吗？”那女孩子问。

怎么，还能是假的？公审大会嘛……咳，这个大坏蛋早该进泥坑了!”德强忿念地回答，又反问她：“杏莉，你还可怜他吗？”

“不不，我不可怜他。俺不对你说过，他是汉奸呀。”杏莉说得不太坚决，停了一会儿，她低下头，又悄声说：“你知道，好歹他总是俺大爷呀!”

“那你家去吧，不要来开会!”德强扭过身，冰冷地说。过了一会儿，又转过身，软和些道：“杏莉，你不知道，这坏蛋害死多少人，俺们家不都是他害的吗？唉，可惜王竹和王流子没抓到，要不……”

德强话没说完，人们都哄动起来。抬头一看，德松哥上台了，他忙向前跑去，没注意到杏莉也跟在他后面。

“静一下，乡亲们!都不要动啦……”德松踏在台子上，招呼着骚乱的人群。可是人们像没听到他的话，依然拥挤着向前看。

王唯一被两个全副武装的青年——玉秋和大海押上台。他被五花大绑着，那肉蛋子省脑袋耷拉在胸口上。台子两旁和人群的周围，都有拿枪的人在警卫。还有两个女的——娟子和兰子，也紧握着枪，很威武地站在台子两边。④这使人们格外感到惊讶和新奇。

母亲看到王唯一的样子，心跳得非常厉害。啊!这么个过去谁也不敢碰一碰的大恶人，就这样完了吗？这是多么巨大的变化和突然的事啊!

一阵按捺不住的悲喜暖流从母亲心里涌上来，她要发笑了。不，她又看到女儿的神气，呵!她的孩子也是个参与者呀!这是动枪弄刀的事啊!恐怖的寒流，强有力地向她袭击，她又颤悸起来了。可是她到底有过几次的经历，想起女儿说的一些话，心，安定了一些。

（有删改）

[注]本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王官庄大地主王唯一无恶不作，又投靠日寇做了汉奸。村中的娟子等革命者发起暴动，取得胜利，公审并枪决了王唯一，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节选部分的故事发生于公审大会前夕。

在旷野里（节选）

柳青

已经快半上午的光景，屋檐的阴影将要缩到门台阶上了。在乡政府的屋子里和院子里，人们在准备药剂、泡烟叶水、察看和谈论喷雾器，还有三个两个凑在一堆噙着烟锅摆闲情理的。

朱明山和渭阳区委书记推着自行车进了大门，吸引了人们的注意。他们把车子放在大门里的墙根儿锁了，然后揩着脸上的汗水朝屋里走去。

“你们行动得早啊。”朱明山一边揩汗，一边满面笑容地向院里不相识的村干部们招呼。工作组的干部听见朱明山的声音，纷纷走出屋来。他们没有想到县委书记这样快下到乡里，更没有想到他会来他们工作的这个乡。朱明山给他们带来了突如其来的兴奋，都举着卷起袖口的双手，眉开眼笑地跑到他跟前，好像是向他报告：“看看我们是怎样工作吧！”

忙碌的李瑛把她的两条辫从背后扎在一块儿，用热情的眼光盯着朱明山：“我们在这个屋里调配药剂、泡烟叶水哩……”

朱明山不难了解这是要他去看他们的工作。他向李瑛指的屋里走去。一个显然是由庙堂改成的大屋子，满地都是喷雾器、药剂、器具、几捆烟叶，夹杂着水桶和扁担，俨然是一个作坊的样子。

“崔浩田同志，”朱明山走在门台上问他身旁的区委书记，“那个植棉能手来了没有？”

“蔡治良吗？”李瑛说，“他在屋里帮助泡烟叶水哩。叫他也来吗？”

“当然，”朱明山盯着李瑛布满汗珠的高鼻梁，“毛主席叫我们先当群众的学生。”

李瑛立刻转身向屋里用一种家庭里的语气叫道：“治良，朱书记叫你也来哩。”

“呵啼！呵啼！”那人已经在摆弄着烟叶，打了两个喷嚏说，“叫我洗了手。”

他们进了乡政府的办公室。屋里屋外，立刻被围严了。乡长和文书推着挤进来的村干部们出去，因为住着没有高烟囱的小屋的庄稼人身上总带一股烟熏气，加上汗水的酸味，空气坏得呛人。朱明山叫乡干部不要推他们，索性到院里的阴影里去谈。

“我们这回是和棉蚜虫斗争，又不怕走漏了消息！”他的话总唤起人们愉快的笑容。

“治良同志，”朱明山喜欢的眼光盯着蔡治良消瘦但是坚决的长脸，“咱们要在你们这里首先突破棉蚜虫的阵势，你看能行吗？”

“能行！”蔡治良点头说，眼角里瞟见多少人抿嘴笑着盯他，面部表情更吃力了。他只是不时咳嗽着，好像清理着喉咙准备说话的样子。人们等着他说话，可是他竟再连一声也没吭。

朱明山见这个植棉能手有点过分紧张，他就叫把乡长和文书也叫到跟前，同崔浩田和李瑛研究开会的事。李瑛把工作组和乡干部商量的办法和程序谈了谈。朱明山听了，摇了摇头。

“我看不需要那么多的人讲话。这又不是举行什么仪式！”这套讲究形式的做法一直搞到乡下使朱明山控制不住愤懑。

县委书记的不满意弄得乡长脸上很难看。现在李瑛的大眼睛望着他冒汗的胖脸，他努着厚嘴唇讷讷地说：“村干部不实干，推不动群众。他们拿个传话筒满街喊叫治虫；我们一走，他们就把传话筒挟在胳膊底下，和群众一块儿说没信心的话哩……”

“说啥哩嘛！”有一个挤在跟前的村干部不满意地走开了。他一边走一边喃喃说：“一开会不是半夜就是鸡叫，说过来说过去就是那几句，谁个倒有信心嘛？”

“以前的办法不对，这不是县上派的工作组连夜下来了吗？”蔡治良转身对那走开的人倔强的背影和解着。

“开会，”朱明山对崔浩田说，“还是你讲一下吧，简单一点。”

“你不讲几句吗？”

“我讲什么？科学最有力量的宣传是实验。”

于是乡长宣布开会，区委书记站在正屋的门台上讲话了。四十多个村干部在小院里溜墙根和房檐的阴影蹲了一圈。朱明山在乡政府办公室的门坎上坐下来抽烟，低头沉思着。

“有多少喷雾器？”

“一村能去两个，原来发给乡上的两个都给整坏了。”李瑛说。

朱明山抽着烟，转眼注视着一圈听众情绪上的反应。

开始的时候，人们瞪大了眼睛盯着崔浩田，用心地听着，好像唯恐有一句陕北口音听不明白。后来渐渐越来越多的人，脸上显示出满意的笑容。当崔浩田讲到科学不是依靠行政命令，也不是依靠反复唠叨，而是依靠成功的实际打破迷信的时候，有些村干部把嘴里噙的烟锅拔开，对身旁的人信服地点头。刚才不满地走开的那人蹲在朱明山对面的墙根大声说：“开头这么办就畅了！”

“没有拿来两个喷雾器？”乡长觉得这人好像有意在县委书记面前臭他，忿愤地质问，“是不是两个摆弄瞎了一对？”

“老百姓没见过那东西，这个一弄那个一弄就坏了。”有人辩解。

“众位同志，”蔡治良站起来了，“我有个意见……”

朱明山高兴地从板凳上站起来，看这个植棉能手会提出什么意见。

“我这个意见可是想出来的，没试验过。”蔡治良首先声明，然后才说，“你们说那辣子好呛人？一斤能熬多少水？熬一担，掺几担白水，味还不小吧？”

“好意见，好意见！”全院的人嚷着。朱明山不由得走到蔡治良跟前，心里想：这个人的钻研精神比有些干部强百倍。

“还有，”蔡治良进一步说，“烟叶和辣子不能用完，人还要吃；煤油人不吃。笑啥？那东西掺上水治虫，虫还活得了。那东西和硫磺、石灰还不一样，轻一点重一点，没蚀劲儿。”

“还有吗？”朱明山高兴地问，也像还不满足。

“想到的就这些，”蔡治良仍然拘束地说，“这是烟叶呛得我想起的，不敢保证能顶事。”

“所有这些新办法，都要在这几天里试验。”朱明山向崔浩田和刚刚从屋里出来的李瑛吩咐。

“药械已经准备好了。”李瑛报告。

“准备好了就出动。”

于是人们按两个喷雾器一个村的治虫小组，跟村干部们一块儿走了。年轻的村干部跑进屋去，争着背的背，挑的挑，要求先到自己的棉地里去。满院乱杂杂的好像市集。朱明山把他的车子往空起来的屋里推，李瑛高兴地跑过来：“朱书记，你也下地吗？热哩！”

“你姑娘人家不怕热，我当过兵的怕热吗？”

（本文创作于1953年，有删节）

不褪色的旗

徐怀中

“坐好，同志们，今天班务会没别的；上午，不是说定请文化干事替我们写那封信吗？！他答应了，可是觉得有些困难——文化干事，你自己讲讲吧！”
    “是这样；你们副班长找我一谈，我就想，这不是平平常常的一封信。我既是替你们全班写，就得代表你们每一个人的意思。所以，有必要请大家在一起谈谈，你希望信里写什么你就说什么。”

“明白了吧？！现在开始——来！文化干事，你要做记录，到蜡烛跟前来——现在开始发言，不要啰嗦，我们尽可能在熄灯号以前散会，明天六点要上工。”

“报告！我有个意见！”

“好，你提吧！”

“上午我就说过，不管找谁来写，也不管是怎么写，横竖，脱不了你得告诉她：她儿子死了！我看哪，这封信还是不要写吧！”

“不同意，不同意！”

“喂！喂！听说完呀！他母亲四十岁上才生了他，四个姐姐都出嫁了，只有他一个留在母亲身边。上星期还寄来一件白布褂衫，写来的信班长也让我们瞧过，她总是挂记着他的冷热。你们就想想吧！她已是六十出头的人了，心里会是怎么样！”

“报告！我发言。班长临合上眼的时候托咐我们这椿事啊！我们怎么能不写呢？”

“我也是赞成写，不过我想问问，文化干事同志，你打算怎么写称呼？怎么落名呢？”

“这个我倒想过。落款自然应当写：炮班全体同志。”

“不不，这样写不大好！”

“你的意见呢？”

“还照班长的习惯，上边写‘亲爱的母亲＇，下边呢，先写上‘你的儿子’。然后，我们全班按年岁排下去，各人签上自己的名字。”

“完全同意！”

“好的。那我就照这格式写。现在，我希望能把出事的情形比较详细地谈谈。不过，最好由一个人来讲，像刚才这样你一言他一语，我做记录不太方便。”

“我讲一讲吧！我们排的工地是五十公尺陡崖。崖顶上，到处是大块大块的风化石，横七竖八的，炮一震常常往下滚。前天中午，我们正在打炮眼，崖上边哗啦啦流下一股碎石。忽然班长喊叫说：‘离开！快离开工地！’他指着崖顶，那里，有方桌大的一块孤石，就摆在边边上，小半块连着山，多半块悬在空里。这时候，我们班长没作声从我手里抓过去铁杠，他要上去撬那块石头。上去！要知道，崖是那么陡，冰雪又那么滑。别说人，就是山羊也难上得去。
“班长上去了！他插进铁杠使劲一撬，大石头晃了两晃轰轰隆隆滚下来了。可是，它一带动，班长脚下的松石也向下垮，像流水一样。他收不住身，也就随着摔下来。糟的是顶上的石头还在继续往下滚，有洗脸盆那么大几块紧跟着就砸到班长身上了……

“班长已经昏过去了。他的右臂伤了，腰伤了，右腿伤了。血，染红了他的白褂衫，又淌在路基上，化开了一片积雪……

“班长醒过来。全班人，谁也说不出一句话来，我们的泪，掉在他的脸上，身上，手上。他贪眼看着我们，一个挨一个把我们看了一遍。还强使自己带着笑对我们说：‘别难受啊！’接着就托付我们替他给母亲写封信。又战抖着紧紧抓住指导员的手说：‘指导员，等我合了眼，就把我埋，埋在这座雪山上吧。不要离路边太近，要远，要离路远些！’说着，他狠命扯住我们的手，想要站起来，可是，他倒下去了……”

“报告，我发言。为什么一定要把他的死写得一清二楚呢？依我看，这封信应当写一写他活着时候是怎样跟我们一起生活的……

“等等！谁的第二班哨？”

“我！”

“换哨去！时间到了。”

“你接着往下讲吧！”

“我们谁的鞋子破了，什么时候找他，他都预备着麻线，锥子。我们在工地淋湿了衣服，他半夜悄悄摸起来到外边找柴火替我们烤，还有——这谁都晓得，也用不着我多絮叨。反正，多写这些没错。要让老人觉得，儿子是死了，可儿子是个好儿子。”

“这些意思信里是得有，可用不着写。让文化干事翻翻师政油印报，凡是写我们班长的文章都剪下来装到信封里不就行了？”

“报告——我刚下了哨，我只有一点补充。上月，班长收到母亲的信上不是有那么两句吗——你们冬整时候，我想去看看你，也看看你班里的孩子们——告诉她，我们在等着迎接她，就和等着迎接我们自己的母亲一样。”

“同意，这一条很重要，一定要写上，另外，我觉得还要把班长的墓在什么地方，他在什么地方牺牲的，都在信上写明，好让母亲路过时看一看。”

“可是，班长的墓离路边那么远，那道石崖又没什么记号，只怕很难写明白啊。”

“让文化干事用大字在崖石上写班长的名字，再写上“永垂不朽’四个字。不管谁从路上过，老远就能望见。”

“报告，我可不同意这样做。班长请求把他埋得远一些，这是为什么？我想，等这条路全线修通以后，有多少人要走这条路到西藏来，有多少人要走这条路到内地去，到北京去。如果坟墓就修在路边上，如果石崖上刻着‘永垂不朽’，那，来往旅客都要为牺牲的人下车，都要为牺牲的人难过。同志，我们当战士的，为什么要让他们在路上感到伤心呢？！”

“对！很对！”

“报告，我有个新意见。把班长那件血染了的褂衫和信一起寄给母亲，那是她一针一线亲手做的。”

“不！站在副班长的地位，我不同意这样做。我们应当拿什么送给母亲呢？大家知道，这期工程结束以后，要以班为单位进行评奖，奖给优胜班一面‘飞行红旗＇。同志们，一定要让别人心服口服地把这面旗子送到我们班来。那时候，我们把旗子好好包起来，寄给我们的母亲。让她想起儿子的时候就感到骄傲吧！至于说到班长那件褂衫，同志们！我们要给自己留着。日后补来新兵我们要给他们看，要给他们讲，那是我们的一面旗——不褪色的旗！”

1956年2月19日于拉萨

（有删改）

红岩（节选）

杨益言 罗广斌

下了公共汽车，成瑶匆匆忙忙地向中山公园走去。她尽量沉住气，有时又不自然地回头四顾，怕背后跟着“尾巴”。

她不知道谁要找她，也不知道因为什么事。从在学校里接到秘密通知时起，进城的路上，她一直默念着约会的时间和地点，唯恐忘记了或者错过了找她的人。她的情绪有些紧张，因为她对地下工作，还缺乏经验。

她走在公园里浓荫遮蔽的林荫道上，心里不住地告诉着自己：“假山后面，第三条石凳。记住，第三条！”前面就是假山了。她一条一条数过去，眼前不远处，就是第三条石凳。

成瑶谨慎地看看，石凳上果然坐着个人，可是，报纸遮住了他的脸，能看到的，只是那身灰绸夹袍和黑呢便鞋。这个人是谁呢？成瑶四边环顾着，看着没有人注意自己，便走了过去。她正盘算着，对这个陌生人怎样开口时，正好看报的人，放下了报纸，和成瑶打了个照面。

“啊！李大哥！”成瑶高兴地叫了一声。找她的人，正是二哥的好朋友李敬原。“瑶妹，你怎么这样慌张？”李敬原递了块手绢给她，让她揩揩汗。

“你不晓得，汽车挤得要死！”成瑶掠了掠额上的刘海，“差点还赶不上呢！”

李敬原微笑了一下，慢慢站起来，带着成瑶离开林荫路，在公园里散步。他默默地走着，过了好一阵也不讲话。

成瑶自然不清楚李敬原的心境。她等了一阵，不见李大哥开口，心里难免有些纳闷。既然从沙坪坝把她找来，为什么见了面却不谈话。成瑶张了张嘴，想要问他，又不知怎样问起。这时李敬原似乎已看出她的急切心情，就低声地颇有深意地问：

“成瑶，你相信自己是勇敢的吗？”

“什么？”成瑶感到他问得奇怪，“我什么都不怕！”

“不，我说的勇敢，还意味着坚定、顽强和果决。我告诉你一件事。我们有这样一个同志，他从来不怕困难，忠心耿耿，为革命工作，从不要求荣誉和酬劳；甚至连他最亲近的人也不知道他是一个共产党员。他担负着秘密的任务，连他的亲人也未必了解他的工作。后来，他不幸被捕了。当他被捕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党和同志的安全。敌人眼看就要破门而入了，他却神色不变地把约好的警号——一把扫帚，挂到窗口上去。他虽然被捕了，同志们却因此脱险。你说，这种忘我的无畏精神，是不是勇敢的表现？这位同志是不是一个勇敢的人？”

李敬原的问话，引起了成瑶的担心，因为她的好朋友孙明霞，昨天下午到未婚夫刘思扬那里去了，约好今天上午回校开小组会，可是她竟没有回来，莫不是她遇到了危险？

因此她急切地问：“这个勇敢的同志，叫什么名字啊？”

“他就是你二哥。”李敬原注视着成瑶秀丽的眼睛，慢慢地说，“你二哥今天被捕了。”“啊？”成瑶脸色一变，她不敢相信这件意外的事情。这个星期天，她留在学校里参加

活动，没有回家，完全不知道二哥被捕的消息！心里一阵绞痛，她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对勇敢的人，泪水会玷污他的名字！”

“不，我没有哭！”成瑶眼泪盈眶，可是她倔犟地抬起头来说，“我是他的妹妹……我，我应该给他的名字增加光辉。”

“对。”李敬原的声音带着激动，“我们有这样的同志和亲人，应该感到自豪！”

接着，李敬原又告诉她：除她二哥以外，还有几位同志同时被捕了。

“许大哥？小余？”成瑶反复念着熟悉的名字，不禁脱口说道，“这……太可怕了。”“唔？你说什么？”

“不，不，我是说太，太可惜了。”成瑶心里阵阵紧缩，感到难忍的悸痛。“我并不怕，我只是难过，我心里痛苦……”

过了好一阵，成瑶才抑制着激动的心情，慢慢地说：“许大哥、二哥、小余，都是我的哥哥……不久以前，我对二哥的谨慎还不理解。李大哥，我现在才明白，你为什么冒着危险找我……”

“我找你，并不是冒险，而是对同志，对党负责。”李敬原从容地把有关成岗的情况，告诉成瑶。他一边谈着话，一边不动声色地留意着周围的环境，他像父亲一样，挽着成瑶的手臂，慢慢走着，轻轻耳语着……

他讲的许多事情，对成瑶来说，全是初次听到。不过他没有提到在出事以前，党已决定成岗不再办《挺进报》，准备派他利用厂长身份，以及和总厂厂长的良好关系，去加强兵工厂的斗争。

“你多么地了解他啊！李大哥，你心里一定比我更难过。”

成瑶久久地默不作声，她咬着自己苍白的嘴唇，清楚庄重地说：“我心里多么羞愧。现在我才知道，就是二哥，在印《挺进报》。”她抬起明洁的目光，宣誓般地诉说着：“不，我不能只是心里难过。我要像你……懂得深沉的爱和恨，我已经长大成人了，我应该自己走路，也能够自己走路了……《挺进报》不能停刊，李大哥，让我来做这项工作。”

李敬原领着成瑶，又折向动物园。他没有正面答复成瑶的要求，却低声说：“一个人的作用，也许是渺小的，但是当他把自己完全贡献给革命的时候，他就显示了一种高贵的品质。”

成瑶默默地咀嚼着李敬原话里的含意。这句话，像一道甘泉，深深地注进她的心田；又像一道明朗的阳光，照亮她的灵魂，使她从沉重的痛苦中解脱出来，感受到一种严格的要求和力量，也使她从今以后，在困难的环境里，永远不忘这庄严的启示。

沉默了一会，成瑶望着鬓发斑白的李敬原，低声地问道：“我们能和二哥他们通信吗？”

“暂时不行。”李敬原说道，“等打听到他们囚禁的地点，党一定会和他们联系上的！”“李大哥！”成瑶轻轻叫了一声，从她的声音和目光里透出一种强烈的感情，一种期待

的感情。“《挺进报》……”

李敬原仍然没有回答。虽然成瑶急切的目光久久地停留在他严峻的脸上，他仍然深思地缓缓走着，什么也没有说。

“李大哥！”成瑶突然抓住深思中的李敬原的衣袖，使他终于转向这年轻的姑娘。他再次看了看直视着他的那对急切的无畏的眼睛，涌塞在脑际的思路中断了，却又深深地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

“《挺进报》交给我办吧，继承二哥的工作，就是牺牲生命我也情愿！”

成瑶终于站住了，固执地倔立在李敬原面前。她的眼眶里，凝着滚滚的泪珠，充满着庄严的、自我献身的激动。

在这时刻，李敬原外貌的平静虽然掩盖着内心的感情，但他明显地感到，这姑娘的一切，他已经完全了解，并且深深地喜爱了。

“《挺进报》当然继续发行。我们的斗争更不会中断！”李敬原说得满怀信心，强烈地鼓舞着年轻姑娘的斗志，但他接着又说道：

“你二哥说过：一个人要么不参加革命，要参加革命就要不怕牺牲！你要记牢二哥的话。要成为和他一样勇敢无畏的革命者。但是，革命的目的不是自我牺牲，而是消灭敌人，发展自己！”

李敬原突然严肃地问道：“你曾经这样想过吗？”

“没有。”成瑶坦白地承认。可是她立刻又说：“在斗争中，我可以学会斗争！”李敬原点点头。终于把他的决定告诉了她。

犁铧

李锐

正午的太阳从头顶上直射下来，火辣辣的。刚被剪过的草坪又紧又密，露着一层崭新的茬子，鼻子里满是热烘烘的草腥气。火辣辣的太阳把人们逼得尽量缩在草帽下的阴凉里。

宝生又抹了一把汗水。宝生想，现在该听见了。

蹲在草地上，视线很低，只能贴着山坡朝上看，上面是镮着蓝天的坡顶，蓝绿相接的坡顶上冒出那两棵松树，像两座苍翠的宝塔，肩并肩站在蓝天里。等拔到坡顶上，就能看见整个树身了，就能看见驾着牛扶着犁铧的满金爷和柳叶儿了。他俩正在那两棵松树底下耕地撒种呢。这两棵松树是第八洞的标志树。满金爷和他手里扶着的犁铧是桃花潭高尔夫球乡村俱乐部的标志。

草坪上拔草的人们都蹲在地上，一字排开，每人戴了一顶草帽，一只手拉着一条编织袋，眼睛紧盯着草坪，另一只手时不时伸下去，拔出一根杂草，塞进袋子里。远远看去，火辣辣的烈日下边，坦荡舒缓的草坪上，①面朝草地背朝天的人们，像一排在地毯上蠕动的蜗牛。他们的任务是拔杂草，是要把掺杂在高尔夫球场草坪里的狗尾草、水稗子、野蒿子、喇叭花、苦苦菜、蒲公英，全都拔出来，只留下草地早熟禾还有黑麦草。宝生觉得，干这活儿，有点像老家地里间谷苗，也是蹲地上，一步一挪，也是后背上驮着个大太阳。当然，北京不是五人坪，高尔夫俱乐部更不是农村，一张会员卡要缴三十万元的会费。②这个数目要是放在五人坪，你得在一亩地里种两千年的玉芟。宝生现在当然明白，你不能拿北京跟农村比。草坪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高尔夫球场的名声，这儿的人靠草坪吃饭，所以，在桃花潭不种庄稼，只种草。

宝生觉得自己特别幸运，爹妈把自己生在五人坪，生在当年陈总插队的地方。宝生现在太喜欢桃花潭了。不只因为这儿工作给发衣服，能挣钱，能吃好饭，也不只因为桃花潭漂亮得像电视里的广告片儿，最主要的是因为在这儿天天都能听见五人坪的声音，看见五人坪的人。现在，十八岁的宝生终于弄明白自己为什么爱北京了——北京有这个让他无法想象的桃花潭高尔夫球乡村俱乐部。陈总说了，半年以后就不用再拔草了，就让自己去当球童，再过一两年，就不再当球童了，就去学技术当电工。陈总是这儿的董事长兼总经理。

宝生竖起耳朵等。

果然，暴热的草坪上突然传过一阵清凉的泉水声，哗啦啦的泉水声里夹杂着鸡鸣和狗叫，还有孩子们忽起忽落的尖叫和女人们隐隐约约的对话……宝生知道，这些声音是草坪外边藏在树丛背后的扬声器里发出的。风声，水声，雨声，林涛声，鸡鸣，狗叫，羊群出坡声，牛群回栏声，老人们街巷里的搭话声，女人们叫喊自己的孩子回家吃饭声……千姿百态，全都是五人坪的声音，全都是陈总用一套高级录音机专门从五人坪录回来的。第一次听见这些声音，宝生叫起来，宝生扭头看看身边的陈总，说：“哎呀，建国爷爷！我家黄毛儿咋也到这来啦？”

陈总笑起来：“就是你家黄毛儿叫呢！我就是想把五人坪留在我身边！”陈总又拍拍宝生的头：“宝生，记住，以后你就叫我陈总，咱们高尔夫俱乐部里没爷爷这个职务。”

当年陈总在五人坪插队，宝生还没出生。宝生记得自己第一次看见陈总，是有一年的春天。那时大伙都叫他建国爷爷。那些日子里，娃娃们成天追在建国爷爷的屁股后头，盯着他手里的照相机乱喊，给我照个相吧！建国爷爷就笑，给你们照，每人照一张，谁也少不了。③照相机噼里啪啦，又闪又响；娃娃们叽里呱啦，又跳又笑。后来，就看见照片了。每个人都有，也有满金爷的。满金爷扶着犁吆着牛在前面走，他的孙女柳叶儿跟在后，胳膊肘里挂着柳条斗子，正在撒玉艾种子。又过了好多年，等到建国爷爷开着汽车再到五人坪时，满金爷已经死了，柳叶儿出嫁生下孩子了。那时，建国爷爷指着那张照片说过好多次，我耕地就是满金爷教会的。

自从来到桃花潭，宝生干活从不叶苦。宝生知道，自己是在为自己的幸运和希望受苦。就像现在眼前的这群人，他们的运气和希望，好比草帽底下的阴凉，只有那么可怜的一小片。说不定什么时候刮来一阵风，头顶上的草帽就没了。④宝生有几分兴奋地打量着身边的蜗牛们，宝生想，人和人真是不一样呀。

拔到坡顶，每个人都湿透了衣裳。

现在终于看清楚了：矗立在草坪左边的两棵松树下，和照片上一模一样，走出来扶着犁铧的满金爷。大黄牛脖下挂着牛铃，高举犄角，绷紧身子走在最前头。一脸皱纹的满金爷头扎白羊肚手巾，左手握紧扶手，把犁铧深深插进草地里，右手高扬鞭子。柳叶儿胳膊肘上挂着柳斗子：走在最后，正低头往犁沟撒种。

藏在铜雕里的扬声器又响起来了，水声，风声，鸡鸣，狗叫，孩子们的嬉笑声，满金爷赶牛的吆喝声……错杂缤纷地从松树下动人地传过来。这套铜雕做得真好，和真人一模一样，牛索、犁铧、鞭子、柳斗，也都按原物大小铸出来。他们正从松树下平静安详地走出来，如果没人打搅，他们会一直往前走，会在这片地毯一样的草坪上翻起土地，开出一条深深的犁沟来。

每次看见他们，宝生心里都会涌起说不出的赞叹和感动，这赞叹和感动又会搅起一些让宝生更为赞叹和感动的幻觉，看见他们，听见身边那些生机勃勃的声音，宝生说不清楚到底是他们走进了自己的梦境，还是自己走进了他们的梦境。

（有删改）

文本一：

醒头草

刘正权

“由来佳节载南荆，一浴兰汤万虑清！”

“兰汤浴？”她微嗔，你当我贪图享受来了？即便是，也没谁跑医馆里来消受的，怪自己选的日子不对？又不是三月三。

搁古时，三月三上巳节这天，官员们会亲领下属，斋戒，兰浴，更衣后隆而重之，拜天地，祭神灵，敬祖先。她不屑这么做，人民公仆，不求医问药，谁有闲暇到医馆来。

老中医对她的微嗔报之一笑：“别一看见流泪的红蜡烛，就认定是抄袭了李商隐的那根，此一浴兰汤，与你想象的兰汤浴，只怕是大相径庭。”

果然大相径庭，此浴兰汤纯粹是治病，她对自己先入为主的观念感到好笑，浅薄了不是！以为跟西安华清池一样，被冠以莲花汤、海棠汤的那种兰花汤。

老中医所谓的兰汤，不过是本地最为常见的醒头草，菊科植物佩兰，因芬芳辟邪适合随身佩戴而得名，濃水河两岸遍布。她是不折不扣的本地人，对醒头草再熟悉不过，自己出生第三天就跟醒头草有过交集。洗三是本城的风俗，每个刚出生三天的孩子，都会用艾叶和醒头草熬的汤洗个澡，谓之醒身。

她肯定是醒身最早的孩子，读书聪明，当官有为，四十岁出头就成为分管文化旅游的副市长，把文旅事业打造成本地最大的支柱产业。她这会儿刚从会议上下来，肚子胀鼓。她吃得极少，可连续半个月的会议，到底让她的肠胃败下阵来。不用把脉，只问症状老中医就知道，她这是需要醒脾胃了。

“醒头草可不是只有醒头这一个功能的，醒身，醒头，醒脾胃！”老中医停顿一下，很认真地问她，“为啥脾胃放在最后，晓得有什么讲究吗？”

她摇头，谈文旅产业发展，是她的强项，论中医理论，她是盲人骑瞎马。

①“每个人都有自己生活的盲点，哪怕在你熟悉的领域！”老中医这个感慨发得有点儿莫名。好在，他没信马由缰下去，“一个头脑身心都清醒的人，脾胃是不会胀鼓的。”原因很简单，什么该吃进肚子，什么不该吞下喉咙，不会心里没数。

她心里这会儿是没有数的，在市政府工作报告的“十四五”规划中，有人大代表在建议中提到两个关键词：原生态、孝文化。原生态、孝文化，都是老生常谈了，有点儿新意行不！当时她只差没冷笑，质疑她辖下文旅产业融合得不够，都得到省市两级的表彰了，等同于官方认证呢。

心底的冷笑没能让代表眼里燃烧的光芒冷场……有掌声，在代表发言时几度响起。

②她的胃，就是在那时胀鼓起来的，不排除有外因的刺激。

或许是浴了兰汤，晚上，静坐灯下的她，细嗅老中医赠送的香囊，把那个代表的发言进行了一次全面“反刍”。“近几年，文化产业不断发展，‘文旅融合’的建设模式，把文化与景区开发联系在一起，是个好的开端。但文化不应该仅是外在符号，如何作为旅游产品的灵魂真正渗透到开发中，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把文化真正吃透，之后再把文化渗透到旅游产品与项目的开发中，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上升空间？她若有所思，把香囊递到鼻子下面，这香囊里有醒头草的气息，植物是不会说话的，它们用散发的气味表达自己对疾病的认知。文化同样不会说话，提升文旅融合的空间，这其中既有文化从业者对文化的认知问题，还有形成这样生产机制的体制上的问题。由于更多时候是政府和商业资本开发旅游产业，真正研究文化的人想要在这样的机制中参与进去，还是很难的。

文化不应该仅是外在符号！如同她初对兰汤的理解，确实停留在字义上，缺乏真正的认知。“靠网红打卡带货助力，这种文旅宣传终究会成为过去，该醒醒了！”那个代表的话犹如当头棒喝，丝毫不顾及她的感受，怎么说她也是大名鼎鼎的网红市长啊。

《黄帝内经》有言：“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天下万物皆同此理。

③醒头草 ， 醒身，醒头，醒脾胃！草都懂得三醒，人自当能够三省！

原生态、孝文化，追根溯源，不就是崇尚古朴。她想起来，那个代表，一直致力于尚朴文旅项目的打造，对文化复魅工程身体力行。

三省吾身的她念及此，拨通那个代表的电话：“怎样更好地将文旅产业与脱贫攻坚相结合，我想组织一班人对这个课题做个深度调研，时间就定在三月三上巳节这天，不知道您可否愿意参加？”

代表很兴奋：“太好了，旅游业是老百姓可以参与，可以分享到最多利益的一个产业，我一直等着的，就是您这句话。”

（有删改）

文本二：

从无中生有到天衣无缝（节选）

刘正权

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读什么是尤为重要的一个尺寸。很多基层写作者，对中外名著无一不奉若神明，视为写作范本，但真的写作起来，恕混血效果不明显也就罢了，关键弄成了四不像。我这么说不是要否定名著的价值，农村有句老话，山峰长不了牡丹，低谷种不活杨柳，④我们得根据自己的土壤气候温度等生存条件来种植庄稼。

初期写微型小说我注重营造故事情节，所以读书时主要挑情节性很强的作品来读，对作品上下文的衔接，主线的走势，暗线的埋伏，人物的心理递进都是一晃而过。这个方法是最见效的，也是最不可取的。一个优秀的写作者不应该是一个仅仅把世界当作一台大戏去看热闹、播报热闹、点评热闹的人，他更应该是这热闹的破坏者，全力以赴地用静默的力量试图唤醒热闹中的喧哗与骚动着的灵魂。

（有删改）

白发生黑丝（节选）

冯至

大历四年的冬天，寒流侵袭潭州（长沙），大雪下得家家灶冷，户户衣单。杜甫以船为家，停泊在湘江岸旁，从秋到冬，已四个多月了。左右邻船，都是捕鱼人。日子久了，大家无话不谈，谈来谈去总要谈到渔税上边来。杜甫暗自思忖，十几年来，自己东奔西走，总看见农民身上背着一辈子交不清的赋税；想不到这里的人也被租税压得喘不过气来。

他回想今年初入潭州时，但见田园荒芜，柴扉空闭，农具仍在，农民却逃亡得无影无踪。他明白如今渔民走投无路，像农民一样逃亡在外，另谋出路的日子恐怕也快到了。

渔夫们看杜甫的生活比他们更可怜。虽然没有租税负担，却是老病缠身，衣食无着；十六岁的儿子宗武饿得满脸苍白，每天还要用很多的时间读什么《文选》。渔夫们觉得这一家人飘流在外，无亲无友，总要有点打算才好。

后来渔夫们想出个办法，带着宗武到远方药市上置办一点新的药材，逢到市集，让杜甫跟着去鱼市卖药，他们把鱼市上最优越的摊位给杜甫；感觉杜甫疲倦时，就叫宗武跟着去。这样杜甫家里不只有钱买米了，间或还能置办一点酒肉。

一天，宗武又和渔夫们一起到鱼市上去了，回来时宗武后边跟着一个客人。

这客人大约四十多岁，中等身材，矫健精悍，目光炯炯，和杜甫寒暄了几句，听出来是山南巴州人的口音。他说他姓苏名涣，是潭州刺史崔瓘幕府里的从事。杜甫以前仿佛听人提到过他。人们说他是一个精良的弩手，百发百中，在巴山道上常常抢劫显官富贾，绰号人称“弩跖”。州府里说他是个出没无常的强盗，田野间说他是个杀富济贫的侠士。不久又中了广德二年的进士，充任侍御使。后来，也就很少听人提到了。今天他出现在杜甫面前，杜甫感到无限惊奇。

苏涣却一见如故，无话不谈，没有丝毫避忌。这时江上风和日暖，好像大地将要回春。客人说，过去在巴州的故乡，就仰慕杜甫的大名，杜甫的诗却读得很少。最近在崔刺史幕府里的书案上读到《石壕吏》《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那样的名篇，真感到不同凡响，能够与作者生逢同时，是一件大快事。最近潭州居民互相传告，鱼市上有位卖药的叫做杜甫，所以特来拜见。“你老人家可就是这些诗的作者？”说到这里，苏涣的语调转为低沉，杜甫的心里也勾起一缕凄凉的情绪。

他没等杜甫回答，就接着说起他自己的过去。“你老人家在阆州时，也许听人说过巴州有我这样一个强盗。我们巴州一带的賨人^① ， 从来就剽勇善战，又能勤劳生产，织出的布匹天下闻名。这些布匹虽不轻柔华丽，却是坚固耐久。刘邦和项羽争天下的时候，刘邦听取了阆中败类范目的献计，征募賨人为他平定三秦。此后賨人的命运便算注定了，供历代帝王牛马一般地驱使。一有战事，就征调賨人为他们打仗；战事平定了，又向他们征敛大批的布匹。賨人的布匹永远织不完，自己身上穿的却永远是破破烂烂。十几年来，外地的商人也看上了賨布了，他们运来一点米、一点盐，用一本万利的盐米、向他们骗取大量的布匹。上元二年、梓州刺史段子璋叛变，自称梁王，也到巴州来募兵。我亲眼看着賨人世世代代无法摆脱的负担和痛苦，我不能容忍了，我说，来个结束吧……不过我当时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实际上我们起事不久，就因为人力孤单，遭到了失败。”

苏涣从怀里取出一个小手卷。他一边打开手卷，一边说，他本来不惯写诗，近些年来，有了不少感触、还是用诗写下来比较合适、因此写了许多首，可是不大讲究格律，现在吟诵几首，请杜甫指教。他用沉重的语调把下边这首诗读给杜甫听：

毒蜂成一窠，高挂恶木枝；行人百步外，目断魂亦飞。长安大道边，挟弹谁家儿；

右手持金丸，引满无所疑。一中纷下来，势若风雨随；身如万箭攒，宛转迷所之。

徒有疾恶心，奈何不知几。

杜甫一听这首诗，就知道是苏涣从个人失败中得到的教训。诗在艺术上，若拿杜甫平素对诗的要求来衡量，是相当粗糙的。但是它蕴藏着一种新的内容，表现了一种新的风格，杜甫把这首诗吟味了片刻，便兴奋地向他说，“我一向称赞陈子昂的《感遇诗》、李白的《古风》，今天听到你读了这首诗，可以说是陈李以外，又树立了一个新的旗帜。‘徒有疾恶心，奈何不知几’，是你做了一番事业以后得到的经验。我也一向疾恶如仇，可是从中取得这类经验的事业，不用说做，我连想都还很少想过呢。”

尽管杜甫不能同意苏涣诗中个别的诗句，但是苏涣这个人和他的诗的出现，在杜甫看来，确是一个奇迹。同时他又把邻船上渔夫们的生活、言语、思想、感情认真思索了一番，觉得自己一生漂泊，看见的事物不算不多，接触的人不算不广，但究竟世界上还是有许多人和事过去不只没有遇到过，而且也没有想到过。不料在这垂暮之年，眼前又涌现出一些新的事物。自己也觉得年轻了许多，好像白头发里又生出黑丝。苏涣说，他能和杜甫生逢同时，是一件快事；杜甫今天能遇到苏涣，心里也同样高兴，真好像司马相如遇见了一百年后的扬雄。他情不自禁，提笔写出来这样的诗句：

庞公不浪出，苏氏今有之；再闻诵新作，突过黄初诗。乾坤几反复，扬马宜同时。

今晨清镜中，白间生黑丝；余发喜却变，胜食斋房芝。

写到这里，江上已是黄昏，暮霭苍茫，两岸人家疏疏落落地升起几缕炊烟。一阵寒风乍起，江水拍击着船身。

（有删改）

【注】①賨人：古代四川北部一个少数民族的名称。

割 玉 米

张淑清

割玉米，夜露不轻，玉米棵湿漉漉的，像落了一场雨。

刀，昨天找三叔磨的，试过，锋利无比。虽不能削铁如泥，也是干脆利索。

丈夫大刘不在家，每年秋收回不来。五亩地，为方便管理，我统统种玉米。卖一些，剩下的春天去集市口买头猪羔子，选几只小鸡仔。粮食养猪养鸡鸭鹅，牲畜拉的粪施肥种粮食，周而复始。

屯子有一百多户人家，前几年，有男人去省城工地打工；赚了钱回来，西服穿上，领带系上，手机也换成智能手机。老婆出门，脖颈上那串金项链，刺人眼。烟也换了十块钱一盒的。往哪儿一走，身边聚拢很多人，问长问短，问东问西。大刘就是那次被晃晕的。 思来想去，大刘跟他们走了。

庄稼由我一人收割，雇的是绰号“瞎贵”的马车。“瞎贵”不瞎，先天性近视，小名贵子，大家就叫他“瞎贵”。割玉米前，必须和瞎贵约好马车。

割玉米，一把镰刀不行，备一把。我不会磨刀，一磨就钝。磨刀只得找一墙之隔的三叔，他和公公同姓不同宗。两家之前在地界上闹过矛盾，针鼻大点儿的事儿。我们不计较，三叔三婶倒不好意思了。平时，炖个鸡，烤个鸭，包点儿饺子，码着墙头送一盘子，我和婆婆回敬点儿瓜枣梨葡萄什么的。人心都是肉长的，时间长了就将彼此的心焐热了。

三叔来的时候，蹲在门槛上的狸花猫，喵了两声。三叔站在后门口，叫我舀一瓢水，然后直奔院里矮墙上泊着的磨刀石。三叔磨刀细致，慢悠悠的，不惊扰面前果树上停着的喜鹊。 磨一会儿刀，用手试试刀刃，再磨一会儿。磨刀石和刀刃发出“嚓嚓嚓”的声音，天籁和谐，与蓝天白云相互陪衬。刀磨好，举起，让风过一遍。光影弥漫，令人眩晕。

割玉米，夜露不轻，玉米像洗了个天然澡儿。清晨，棵上住着蜘蛛，网织得很大。蜘蛛，不仅仅是黑色、白色，花花绿绿色、大大小小的都有。我曾被一场蛇和蜘蛛的大战惊惧到。蛇不知怎么爬进蜘蛛织好的网里，那会子拇指甲大的蜘蛛正在网上睡大觉。蛇在网里挣扎了几下，却缠得越来越紧。蜘蛛爬过来，和两尺长的蛇厮杀在一起。蛇张着嘴想将蜘蛛吞下去，蜘蛛敏捷地绕到蛇背后，一边吐丝一边缠住。蛇努力摆脱却被越缠越紧，最后窒息而死。我赶紧喊紧挨着我家玉米地的三叔，把死蛇埋了。

割玉米要穿长袖衣裳，高腰鞋，否则玉米叶子会划伤皮肤。 即便全副武装，下了田，玉米棵的露水也能瞬间湿了衣服鞋子。十月的早晨，清冷，萧瑟，野菊花冻得鼻涕嘴歪，小草耷拉着脑壳。人也受不了，镰刀上下左右翻飞，拉拽，一会儿一身汗。 汗水和露水纵横交错，冷一阵儿，热一阵儿。 垄很长，一眼望不到头。埋头割，割得玉米棵梨花带雨，纷纷倒下。 玉米棵像屯里的一棵大树，一个人，一匹老马，一头牛，一只羊。 玉米棵倒地的声音，震动大地，玉米香一浪一浪扑来。我的身上，我的皱纹里，我的每一次呼吸，均是玉米的清香。

割累了，坐下来，和一朵花说说话，同一只蜘蛛对视良久。这时的喜鹊是不怕人的，还有麻雀，它们成群结队飞来，吃落在地上的玉米粒。以前，人们的肚子是饿的，总是不舍得一粒粮食，落在地里的玉米、大豆都是要带回去的。眼下，日子愈来愈好，遗落在大田内的玉米、稻穗，就不捡了，留给鸟儿和田鼠吃。

风大了，有五级吧。站着的玉米棵“哗哗哗”响。 太阳一毒辣，玉米棵就变焦脆，一碰叶就碎。不割吧，唯恐明天下雨。割吧，腰酸背痛。再看一眼天气预报，说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有小到中雨！不能停！ 我换了另一把月牙刀，线手套早磨出大窟窿，勉强戴着。速度明显慢了，割不动。割三五步，喘口气。割了十几米，听得地那头的玉米棵“哗啦哗啦”响，倒地的声音划过来。我揉了揉眼睛，看见有个人挥舞镰刀咔嚓咔嚓放倒玉米棵。谁？我喊了一嗓子。风紧，听不到。我握着镰刀，迎上去。

竟是三叔！ 三叔说：“中午，你三婶看天气预报说夜里有雨，催我帮你割完，装车拉回家。 一个女人家家的，不容易。”三叔没再说话，抡圆膀子，大踏步割了下去。

有人助力，我也来了精神，一鼓作气，将五亩玉米棵全部放倒。三婶也来了，三个人剥到日暮西山，总算剥完。

三婶说等瞎贵的马车要到半夜，不如你三叔开三轮车拉回来得了，三轮车还快。

三轮车往大田里开，不踏实，跌跌撞撞的，好在三叔是老司机，我和三婶装车，他负责开车，前前后后，拉了五车。

婆婆煲了十个鸡蛋洛水，三叔四个，三婶四个，我两个。真是饿了，三叔没拒绝，接过大海碗，风卷残云造了，三婶细嚼慢咽。三叔吃完，抹抹嘴，走了。三婶走时，摘了伙墙上的南瓜，回去包菜饼子吃。我胳膊和腿上红彤彤一片，婆婆找来豆油，让我抹点儿，缓解疼痛。周身每处关节都难受，我倒在炕上睡了。

割玉米，夜露不轻，风雨前玉米拉回家。电话中，我和大刘约定，年老落叶归根，回老宅度过余生，土地收回来，农具擦拭干净，重新做回农民。等我们老了，也要睡在公婆那里，守着大片大片的玉米地，守着日月星辰、风霜雨雪，守着那两棵参天白杨，生生世世，不离不弃。

（节选自《胶东文学》2023年第7期，有删改）

跃入群星（节选）

路魆

毫无防备，一只飞来的足球命中我的脑门！我倒在跑道上，动弹不得，脑袋嗡嗡作响，眼睛也合不上。我凝视天空，第一次在白昼看到月亮。一轮清澈透明的月亮，在云中隐约浮现，荡出一圈圈涟漪，宛如离岸的岛屿，与行星般的内陆遥遥相望。

“痛不痛？你要变傻瓜啦！”妈妈吓坏了，一遍一遍地问我痛不痛。我始终没开口。或许她真的以为我被踢傻了，抱起我就冲出校门。要是她第一次带我来内陆城市就让我遭此横祸，她会为此内疚一辈子吧？她笨拙地跑着，想要找家诊所给我检查脑袋。我的脑袋晃来晃去，眼睛依然凝视天空。看着白昼的月亮，我短暂地镇静下来。只是短暂地——

我出生在泗月岛，在有能力决定自己的去向前，十岁时第一次跟妈妈来到内陆城市，来到她的故乡。一到这里，我顿时不知所措，俨然成了一个不会移动的靶子，被某些枪口瞄准了。瞄准我的枪口无处不在：陌生的目光，疾驰的汽车，坠落的石料，脱离控制的足球，还有种种我没见过的事物。在过去，在岛上，我没有什么要闪躲的，不时有鸟落在我的肩膀，鸟不动，我不动。人来鸟不惊；鸟来，人也不惊。

足球飞来那瞬间，我以为，我也可以不动。那时，我还没见过真实的足球，因为岛上没有这种体育活动。足球的形状被速度模糊了，扭曲了，像一颗巨大柔软的子弹，射不穿我的脑门，却撕裂了我的心灵。被当成靶子瞄准的不安感，我永远也忘不了。

太阳晒得马路升起一种难闻的酸味，大厦窗户炫目的反光令人作呕，人们吐痰像喷水鱼捕猎那样，射到墙上去……肯定还有更多这样的事物，更多这样无形的威胁，埋伏在城市里，随时从空旷处扑向我，袭击我——想到这儿，我突然大哭起来。妈妈浑身一颤，停下脚步。

“幸好你还会哭。”

“我要回爸爸那儿去！”

“好不容易出来一次，你就这么想回那个鬼地方？不和你外公你舅多聊几句？净给我失礼。我面子都丢尽了。”她在街边把我放下来，失神地站着，任由我在人流里被推搡着，任由我像一条浮在海面半死的鱼，被浪花一点点荡开。

“岛才是我家！”“但这里是我家。”

那个时候，妈妈就已经后悔嫁给爸爸，后悔嫁到人烟稀少的泗月岛。海水上涨，岛屿会首先消失，跟高海拔、远离海岸的内陆相比，泗月岛永远成不了妈妈的第二故乡。但岛屿即使消失了，沉入深海了，它依然是我的故乡。

“那你自己留下吧！”我仰头大喊。

那个时候，我就已经说得出这种残忍的话。但对妈妈说出带有恶意的话绝不是我的本意。你知道，我的本意是回岛上去，像一株植物那样活着而已。不要试图把我拔起来，你也知道，曼德拉草被拔起来，会发出致命的尖叫。

人流熙攘，我夹在其中，寒毛直竖，浑身僵直，耳边却是静悄悄的。不，是被耳鸣声灌满了。嗡嗡嗡。我好像想起了什么—一是熊蜂。我努力回忆熊蜂在屋檐的横梁上打洞的声音。熊蜂在木头里钻出一条曲折幽深的通道，把巢穴筑在最深处。用一只眼睛对准洞口看，怎么也看不到尽头。熊蜂浑身长满黑绒毛，却是一种温柔的昆虫。它趴在掌心，花粉从它的每一根绒毛上滑落。爸爸教会我关于岛屿动植物的知识。他书架上的科普书和专业书，早已被我翻遍。在我懂得知识前，那些动植物千万年前就出现在岛上，它们中的一部分，在我来得及见到它们之前，又悄然灭绝。

妈妈向她的父母以及哥哥姐姐道别。当初她执意远嫁泗月岛，他们本不同意。这次回娘家，短暂停留两三天，虽然她没说提前回去是因为我，但他们都知道是因为我。我的脸晒得黑黝黝，眼睛睁得圆鼓鼓，畏缩怯懦，跟生活在内陆城市的他们相比，这种不寻常的风貌仿佛只会来自热带异域，水土不服。

“娇，”舅舅说，“你那个地方叫什么来着？”

“泗—月—岛”妈妈一板一眼地回答，像回答课堂提问。

“泗月怎么写？”舅舅又问。

“这我知道。”大姨抢过话，“三点水，再加一二三四的四。”

这是离开前的最后一顿晚饭。他们明知故问，挑起事端。外祖父蓦地起身，走进书房，出来时拿着一本厚厚的《辞海》。他仔细地翻查，手指顺着发黄的纸页滑下来，定定一指：“看——涕泗滂沱。泗，是鼻涕的意思。”

“鼻涕岛！”舅妈立马从中意会出一个玩笑来，尖酸刻薄地笑着。

大家先是一愣，接着哄堂大笑。我又被刺痛了。妈妈舔了一下干燥的嘴唇。泗月岛的诗意，在变成鼻涕岛后荡然无存。

他们继续在笑。我也有点想跟着一起笑，想跟他们混熟一点，这样他们就会放过我和妈妈。但我们还没发展出这种自嘲精神。

“自作孽。”我好像听到舅妈这么说。“什么？”妈妈回过神来。

“哦，我是想问你，”舅妈说，“你那个男人是做什么的？”“我老公？…他研究植物。”

“怎么不叫他一起来？”

“还不是因为忙育种工作。”

妈妈每次都拿这个理由塘塞他们。

“看样子……”舅妈故作迟疑道，“他的育种工作做得不是很好。”

“你知道？”妈妈一惊。泗月岛上的育种工作，实际上早已停滞不前。瘟病侵蚀所有作物，瘟鸡面积年年扩大，爸爸在岛上的科研站对此无能为力。

“不是有样板看吗？”舅妈竖起筷子，指着我，“来了几天，招呼都不会打一个。还以为是哑巴仔呢。”

我几乎把脸埋在饭碗里。迄今为止、爸爸一次也没来过这里。妈妈家族里的同辈人也没见过他。爸爸不顾礼节，哪怕在电话里问候几句也不肯，外婆怨他没让我们母子过上好生活，在闭塞的岛上经受高温潮湿，蚊虫叮咬。他无从解释，生怕越描越黑，干脆沉默。他关心实验室里的植物多过维护额外的家庭关系，这惹得所有人不愉快。每次回娘家，妈妈总是负荆请罪似的带着款意。

离开前的晚上，妈妈在她少女时期住过的房间里垂泪。我伸手要替地擦掉，她倔强地甩开我的手，说只是肚子痛。我知道她为什么流泪。

（有删改）

山地回忆

孙犁

一九四一年冬天，我打游击打到了这个小村庄，部队决定休息几天。我每天到河边去洗脸。有一天早晨，我正要洗脸，①听见在下水流有人喊：“你看不见我在这里洗菜吗？洗脸到下边洗去！”

这样冷的天，我来洗脸，反倒妨碍了人。我心里一时挂火，就大声说：“离着这么远，会弄脏你的菜！”

“菜是下口的东西呀！你在上流洗脸洗屁股，为什么不脏？”那人说。

“你怎么骂人？”我站立起来转过身去，才看见洗菜的是个女孩子，也不过十六七岁。②风吹红了她的脸，像带霜的柿叶，水冻肿了她的手，像上冻的红萝卜。她穿的衣服很单薄，就是那种蓝色的破袄裤。她冷冷地望着我，扭着身子逆着河流往上去了。

我哭不得，也笑不得，只好说：“你真讲卫生呀！”

“我们是真卫生，你们是装卫生！你们尽笑话我们，说我们山沟里的人不讲卫生，住在我们家里，吃了我们的饭，还刷嘴刷牙，我们的菜饭再不干净，难道还会弄脏了你们的嘴？为什么不连肠子肚子都刷刷干净！你们一个饭缸子，也盛饭，也盛菜，也洗脸，也洗脚，也喝水，也尿泡，那是讲卫生吗？”她笑着用两手在冷水里刨抓。

“这是物质条件不好，不是我们愿意不卫生。等我们打败了日本，占了北平，我们就可以吃饭有吃饭的家伙，喝水有喝水的家伙了，我们就可以一切齐备了。”

“光着脚打下去吗？”女孩子转脸望了我脚上一下，就又低下头去洗菜了。

我一时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问：“你说什么？”

“说什么？”女孩子也装没有听见，“我问你为什么不穿袜子，脚不冷吗？也是卫生吗？”

“咳！”我也笑了，“这是没有法子么，什么卫生！从九月里就反‘扫荡’，可是我们八路军，是非到十月底不发袜子的。这时候，正在打仗，哪里去找袜子穿呀？”

“不会求人做一双？”

“哪里有布呀？就是有布，求谁做去呀？”

“我给你做。”女孩子洗好菜站起来，“我家就住在那个坡子上，”她用手一指，“你要没有布，我家里有点，还够做一双袜子。”

她端着菜走了，我在河边上洗了脸。我看了看我那只穿着一双“踢倒山”的鞋子，冻得发黑的脚，③一时觉得我与面前这山，这水，这沙滩，永远不能分离了。

我洗过脸，回到队上吃了饭，就到女孩子家去。她正在烧火，见了我就说：

“你这人倒实在，叫你来你就来了。”

屋里蒸汽腾腾，一个大娘和一个四十多岁的大伯，围着一盆火坐着。在大娘背后还有一位雪白头发的老大娘。一家人全笑着让我炕上坐。女孩子说：

“明儿别到河里洗脸去了，到我们这里洗吧，多添一瓢水就够了！”

大娘从炕角里扯出一块白粗布，说：“这是我们妞儿纺了半年线赚的，给我做了一条棉裤，剩下的说给她爹做双袜子，现在先给你做了穿上吧。”

我连忙说：“叫大伯穿吧！要不，我就给钱！”

“你又装假了，”女孩子烧着火抬起头来，“你有钱吗？”

大娘说：“我们这家人，说了就不能改移。过后再叫她纺，给她爹赚袜子穿。早先，我们这里也不会纺线，是今年春天，家里住了一个女同志，教会了她。还说再过来了，还教她织布哩！你家里的人，会纺线吗？”

“会纺！”我说，“我们那里是穿洋布哩，是机器织纺的。大娘，等我们打败日本……”

“占了北平，我们就有洋布穿，就一切齐备！”女孩子接下去，笑了。

第五天，我穿上了新袜子。和这一家人熟了，就又成了我新的家。部队重视民运工作，上级允许我帮老乡去作运输。每天打早起，我同大伯背上一百多斤红枣，顺着河滩，爬山越岭，送到曲阳去。女孩子早起晚睡给我们做饭，饭食很好。一天，大伯说：

“同志，你知道我是沾你的光吗？”

“怎么沾了我的光？”

“往年，我一个人背枣，我们妞儿是不会给我吃这么好的！”

我笑了。

女孩子说：“沾他什么光，他穿了我们的袜子，就该给我们做活了！”

又说：“你们跑了快半月，赚了多少钱？”

“你看，她来查账了，”大伯说，“真是，我们也该计算计算了！”他打开放在被垒底下的一个小包袱，“我们这叫包袱账，赚了赔了，反正都在这里面。”

我们一同数了票子，一共赚了五千多块钱，女孩子说：“够了。”

“够干什么了？”大伯问。

“够给我买张织布机子了！这一趟，你们在曲阳给我买架织布机子回来吧！”

无论姥姥、母亲、父亲和我，都没人反对女孩子这个正义的要求。以后，④女孩子就学习纺织的全套手艺了：纺，拐，浆，落，经，镶，织。

当她卸下第一匹布的那天，我出发了。从此以后，我走遍山南塞北，那双袜子，整整穿了三年也没有破绽。一九四五年，我们战胜了日本强盗，我从延安回来，在碛口地方，跳到黄河里去洗了一个澡，一时大意，奔腾的黄水，冲走了我的全部衣物，也冲走了那双袜子。黄河的波浪激荡着我关于敌后几年生活的回忆，激荡着我对于那女孩子的纪念。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