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梁换柱”多指以假代真，用欺骗的手段改变事物的性质，然而在古建筑工程领域，“偷梁换柱”却属于一种科学实用的修缮加固方法。

梁是截面形状一般为长方形的木料，且木料的长度尺寸远大于截面尺寸。梁为水平放置，两端的底部有支撑构件。梁主要用于承担建筑上部构件及屋顶的全部重量，并把这些重量向下传给支撑构件。柱为梁的支撑构件。柱子截面形状一般为圆形，长度尺寸远大于截面直径。柱子为竖向放置，主要用于承担上部梁传来的重量，并向下传递给下部的梁或直接传至地面。梁与柱采用榫卯形式连接，形成稳固的大木结构体系。位于屋架内的若干梁在竖向被层层往上“抬”，上下梁之间由短柱支撑，底部的梁由立于地面的立柱支撑。梁、柱均为中国木结构古建筑的核心受力、传力构件，缺一不可。

对于古建筑而言，立于地面的立柱，或因长期承受上部结构传来的重量而产生开裂残损，或因柱底部位长期受到地面潮气影响而出现糟朽残损，这导致木柱强度下降，无法正常支撑梁。此时可采用“偷梁换柱”的加固方法。“偷梁换柱”实际就是“托梁换柱”。其基本做法为：首先将“假柱”（即临时的竖向支撑构件）安装在梁底部、原柱（原有立柱）旁边；再抽去原柱，使梁传来的重量暂时由“假柱”承担；然后安装新柱，新柱的材料、尺寸及安装位置与原有立柱相同；最后将“假柱”移去。

完善的“偷梁换柱”加固方法具有科学性，其原理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一，从梁的角度而言，它是水平受力构件，并把外力向下传给立柱。梁只有保持水平稳定状态，才能保证整个大木结构的稳定。在加固古建筑的过程中，梁始终受到支托，因而能一直保持水平稳定状态。其二，从柱的角度而言，它是竖向支撑构件，并最终把上部构件的重量传给地基。只有立柱具有充足的承载力，且与梁有可靠连接时，才能有效承担梁传来的作用力。加固过程中，技术人员虽然将原柱抽去，但是预先将“假柱”设置于原柱附近，让“假柱”代替原柱发挥支撑作用，因而换柱过程对结构整体的稳定基本无影响。换柱完成后，新柱与原柱有着同样的材料、尺寸，且与梁有着相同的可靠连接方式，它完全能够代替原柱发挥支撑作用。其三，从梁、柱整体结构角度而言，“偷梁换柱”方法对整体结构干扰小，且能达到良好的加固效果：原柱被新柱原位替换，新柱不仅有很好的支撑作用，而且与梁仍有可靠连接；“假柱”仅用于加固过程的临时支撑，且在原柱撤去后新柱安装前，能够与梁临时组成稳定的结构体系。因此，在“偷梁换柱”过程中，梁、柱结构整体始终处于稳定状态。

中国古建筑大木构架剖面示意图

（摘编自周乾《故宫建筑细探》）

2019年4月23日，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应邀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70周年多国海军活动的外方代表团团长时指出：“海洋对于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海洋孕育了生命、联通了世界、促进了发展。我们人类居住的这个蓝色星球，不是被海洋分割成了各个孤岛，而是被海洋连结成了命运共同体，各国人民安危与共。”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建设目标是打造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海洋环境。

要实现海洋的持久和平与普遍安全，各国必须摒弃传统的大国争霸思路，充分照顾彼此的安全关切和合理利益，联合起来打击海盗、人口走私、贩毒等海上犯罪行为，在涉及海洋权益争端时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短期内无法协商的问题可以考虑搁置争议。共同繁荣、开放包容和清洁美丽的愿景意味着，我们要坚持开放的自由贸易体系，同时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海洋环境保护等问题，发挥海洋作为国际贸易大通道的积极作用，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诉求。随着人类技术水平的提升和各国经济发展对资源需求的日益增加，各国都希望开发利用更多的海洋资源。如何才能在更好地利用海洋资源的同时又促进可持续发展、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海洋发展的“四个转变”：“要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着力推动海洋经济向质量效益型转变”；“要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着力推动海洋开发方式向循环利用型转变”；“要发展海洋科学技术，着力推动海洋科技向创新引领型转变”；“要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着力推动海洋维权向统筹兼顾型转变”。这为海洋开发利用指明了方向。

具体到全球、地区和双边层面，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应该着眼于不同的路径，这样才更具有可行性。

在全球层面，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主要着眼于涉海全球公共问题的治理，各国应致力于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稳定有效的国际法和国际规则体系。目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方面仍然存在矛盾。发达国家过于强调公海自由原则，希望利用技术上的优势开发更多的公海资源。发展中国家更多强调公海作为人类共同财产的原则。如果公海被确定为人类共同财产，那么它就不得被占有，所有国家共同参加公海管理，积极分享公海开发中获取的利益，并保障公海只用于和平目的。人类共同财产原则更有利于保护公海环境和对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对于实现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愿景来说更为可行。总的来说，全球层面的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应着眼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合作制度体系。

在地区和双边层面，由于相关成员在海洋利益方面拥有更多的交集，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应着眼于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如果某个地区内或者两国间存在海洋权益争端，应该致力于让局势降温，避免引发军事冲突，为海上贸易和人员往来提供安全的环境。地区大国和地区性的安全架构应该在这一方面发挥主要作用。其二，建立高水平的区域经济合作制度，充分发挥海洋作为运输大动脉的作用，提升两国间或者地区内成员国之间的经济交流水平。其三，对两国或者本地区的海洋环境保护开展联合行动，保护海洋资源、打击海上违法犯罪以及联合进行海上搜救等。

（摘编自宋伟《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与新的海洋文明》）

材料一：

土星5号火箭升空了！

它一点一点上升，庞大的身躯稳健有力。

阿姆斯特朗、柯林斯和奥尔德林被巨大的推力紧紧摁在座位上。火箭在他们身下持续上升，各级火箭按照预定程序点火，第一级火箭、逃逸塔、第二级火箭一一分离。绕地球轨道飞行一周后，宇航员检查了火箭和飞船状况。第三级火箭再次点火，把飞船推向更远的高空。

当地球被甩到身后，就是船箭分离的时候：第三级火箭前端打开，哥伦比亚号从顶端弹出。鹰号（登月舱）在火箭顶端继续待命，这艘小飞船外形奇特，像一只蜷缩着的蜘蛛。哥伦比亚号的驾驶员柯林斯，让飞船慢慢转身。“哥伦比亚”与“鹰”对接成功。宇航员告别土星5号的最后一级火箭，乘坐合成一体的两艘小飞船继续飞行。

终于抵达月球上空。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驾驶鹰号离开，向着月球越飞越近。柯林斯驾驶着哥伦比亚号孤独地环绕月球飞行。此时此刻，那些远在地球上的人，不管是朋友还是陌生人，都时刻关注着、期待着……

预定着陆区在哪儿？宇航员们全力搜寻。但是意外忽然发生：当他们发现着陆区，鹰号已经飞过了头！数英里一闪而过，舷窗外的月球变得崎岖不平。家园远在万里之外，更无法奢望什么援手。此时此刻，他们能做的，只有保持镇定，平稳驾驶，继续飞行。

看到了，就在不远处，那里平整而干净！鹰号慢慢减速、缓缓下降。登月舱越来越低、越来越低……直到平稳落地！此时此刻，在遥远的地球，人们鸦雀无声、屏息聆听。

一个声音从遥远的太空传来，那是阿姆斯特朗从月球发出的声音：“这里是静海基地，‘鹰’着陆成功。”他异常平静，地球上的人们却爆发出欢呼的声音。随后，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沿着舷梯爬下登月舱。

陌生、寂静、壮丽的月球从此有了生命。

（摘编自布莱恩·弗洛卡《登月》，袁玮译）

材料二：

今年6月，联合国外层空间事务办公室举行会议，中国科学家介绍了“嫦娥四号”探月任务，表示将于2018年底前将中继卫星发射至月球背面上空一个引力稳定的位置，即地-月L2点，这颗中继卫星将执行为期三年的任务。新华社的报道没有透露“嫦娥四号”发射的具体时间，只是说将在2020年之前发射。自1976年苏联的“月球24号”抵达月球之后，中国的“嫦娥三号”首次于2013年在月球实现软着陆。它搭载的“玉兔一号”月球车共有6个轮子，在任务结束前共行驶了约114米。中国科学家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研究结果显示，“玉兔一号”的探地雷达探测到其着陆点下方有9个明显不同的地下层，表明该地区有着复杂的地质史，这与“阿波罗号”宇航员探索地区的情况有所不同。根据今年6月在联合国会议上发布的信息，“嫦娥四号”任务的主要工程目标包括进行月球背面着陆和深空数据中继。中国方面已邀请国际社会围绕“嫦娥四号”探月任务建立合作关系。

（摘译自斯蒂芬·克拉克《中国计划在2020年前登上月球背面》，2015年9月22日，英国“当今天文学”网）

材料三：

从古至今，人类举头望月，传颂动人神话，谱写优美诗篇，却很少有人意识到，亿万年来，月亮的“图案”从未变化。月球绕地球一圈的公转周期完全等于月球自转周期，所以人们只能看到它固定朝向地球的一面，我们把月球背向地球的一面称为“月背”。2019年1月11日，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大厅里，科技人员见证了“嫦娥四号”和“玉兔二号”顺利完成“两器互拍”，这标志着“嫦娥四号”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我国成为世界上首个成功实施在月球背面软着陆并巡视探测的国家。人类开启了探索月球背面的新纪元！

这是一次前无古人的科学探险。月背探测是中国航天的首个世界第一，它具有巨大的科学和工程意义，是人类航天史上的重大突破。“玉兔二号”凝聚着中国航天人的勇气和智慧，像一位孤胆英雄，面对未知的风险与挑战，勇敢进发，努力探索。得益于驾驶员团队的悉心照料与陪伴，“玉兔二号”已经创造了人类月面巡视器生存时间最长的世界纪录。“玉兔二号”探测到了冯·卡门撞击坑的地下结构以及月球背面的最低温度等，取得了一系列科学成果，为人类揭开了月背的神秘面纱。

本书完稿之际，我国首个火星探测器“天问一号”已飞离地球，中国航天人的目光又随之投向深空。我由衷期盼这本书能引领读者走近探月、走近航天，滋润心中科学的幼苗，点燃胸中追梦的火焰，更希望年轻人能够沿着这一代航天人的足迹，不惧孤寂，保持好奇，去探索火星，去探索木星，不断追逐心中的星辰大海。

（摘编自吴伟仁《<月背征途>推荐序》）

材料一

英美等发达国家的公共图书馆正面临一场逐渐显现的危机，访问实体图书馆的人数比例持续下滑、图书馆数量也不断减少。

影响图书馆到访率的最大因素无疑是互联网和移动数字设备的普及，然而英美书业、图书馆业资深人士的调查报告对此得出了多少有些出人意料的结论：与其说是电子书改变了人们的阅读习惯，不如说是公共图书馆受到数字化发展理念的过多影响，没有更好地优化传统的纸质书服务。

现在，公共图书馆变得越来越像数据库和新媒体公司，数字化服务当然有利于文化服务均等化，但不应以牺牲图书馆的传统服务为代价。图书馆大幅削减纸质图书预算，把资金投入到数字化建设中。由于购书预算紧缩，许多图书馆无法及时更新库存，在库书籍总量大幅下降，人们找不到想看的图书，以致访问实体图书馆的兴趣进一步降低。

公共图书馆到访率下降过程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经济越发达、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地区，实体图书馆到访量下降越快，而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对图书馆的需求基本保持稳定水平。调查报告表明，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社区图书馆扮演着重要的社会角色。除了提供基本的图书借阅服务，它还是所在社区的综合服务中心，承担了部分学前教育、业余教育、社区交际功能，为不发达地区提供了公共空间、设备和资源，因此对当地居民具有持久的吸引力。经济发达地区的人们通常拥有多种获取文化信息的渠道和资源，因而在数字时代减少了对实体图书馆的访问次数。

（取材于陈镭的相关文章）

材料二

随着数字化阅读的发展，读者的阅读方式发生了变化，图书馆的服务职能正面临转型。

在信息爆炸的现代社会，普通读者最大的痛点不是找不到图书来读，而是面对浩如烟海的书籍，不知道哪些适合自己。上海图书馆东馆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为“最合适的图书”和“最合适的读者”建立联系，帮助供需双方实现精准对接。借助大数据分析、云技术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图书馆为每位读者绘出精准“画像”，推荐最合适的图书。

苏州第二图书馆率先建成国内首家大型智慧书库，可容纳700余万册藏书。书库配备了自动存取系统，通过自动存取和分拣传输，实现便捷的读者借阅和图书调配功能。通过线上下单、线下“社区投递”，解决了大量上班族无暇到馆借书的问题。图书馆还在App“苏周到”上开通“书香借阅”功能，实现“一网通办”，并准备对接上海图书馆平台，促进“沪苏同城”资源共建共享。此外，苏州第二图书馆努力打造明亮温馨的“市民书房”，利用开放空间营造舒适的阅读环境，将阅读学习与文化休闲有机结合。整个借阅区有开架图书8万余册，中外文期刊1000余种，报纸200余种，呈现开放式布局，实行借阅一体。

苏州第二图书馆有致力于推动地方文化交流与传承的苏州文学馆，有满足少儿阅读、学习等需求的少儿图书馆，有为公众提供高品质音乐鉴赏推动全民艺术普及的音乐图书馆，有运用先进数字技术为公众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而打造的数字体验馆……

当然，无论技术如何发展，图书馆服务如何转型，都需要以优质的阅读空间为基础。毕竟，阅读是图书馆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是图书馆服务向大文化领域延伸的基础。

（取材于王伟健、金武刚等的相关文章）

材料三

2020年10月，巴西国家图书馆迎来210岁生日。作为拉美地区最大的图书馆和巴西最古老的文化机构，在两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图书馆见证着巴西的历史变迁，守护着国家的历史文化记忆。

早期，国家图书馆主要通过购买和接受捐赠等方式丰富藏品。如今，根据法律规定，巴西全国的出版物都要向国家图书馆提供副本。图书馆以这种方式对国家知识产品进行注册、保管和传播。现在，图书馆馆藏超过1100万件，包括书籍报刊、手稿、地图、文件、画作、照片和音像制品等。

为更好实现馆藏的全民共享，图书馆于2006年创建了“数字国家图书馆”。为此，图书馆设立数字化实验室，由专业团队对藏品进行高、中、低三种画质的数字化处理，以适应图书馆馆藏、出版物印刷和网上展示的不同需求。民众点击图书馆官方网站的相关链接进入数字馆，即可免费查看里面的所有内容。

此外，图书馆通过举办展览等文化活动，向民众讲述国家历史。在举办实体展的同时，图书馆还利用数字馆免费开放线上展览。1880年，为纪念葡萄牙诗人路易斯德·卡蒙斯逝世300周年，图书馆曾举办建馆以来的首场展览。如今，数字馆中仍保留着当年印刷的展览目录，访问者可以看到当时近500件展品的详细介绍。图书馆将近年来举办的一些重要展览都以这种方式保存在数字馆中。人们得以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随时欣赏珍贵藏品。

图书馆的多种创新举措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民众来访。巴西国家图书馆基金会执行董事玛丽亚·马克斯说：“在巴西的发展历程中，国家图书馆扮演了重要角色。我们希望民众能通过了解国家历史，增强认同感。”

（取材于朱东君的相关文章）

记者：有观点提出，中华创世神话没有谱系，甚至中国没有创世神话，您是否认同？

毕旭玲：中华创世神话没有谱系，甚至中国没有创世神话都是在“西方文明中心论”影响下形成的极其错误的认知。直到今天，还有不少人认为只有古希腊神话有谱系，且能讲述奥林匹斯山上以宙斯为首的众神故事，而对中国神话的了解，只有偶然想起的嫦娥奔月、后羿射日等。

其实，古希腊神话的谱系也是一步步建构出来的，大家现在所熟知的古希腊神话文本，是由德国诗人施瓦布于1840年经过广泛搜集而编写成，并非于古希腊时期形成。中华创世神话谱系形成的时间比古希腊神话谱系早。至晚在西周时期，中华创世神话谱系的雏形就已经出现。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是对五帝神话谱系的继承和整理。三国至西晋时期的江南人徐整写出了最早的创世神话专著《三五历纪》。

记者：中华创世神话体现了中国人怎样的思想观念？

毕旭玲：中华创世神话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哲学和世界观，铸就了中华民族的基本文化格局，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统一性、社会整合性、思维系统性、伦理规范性，具有文明奠基意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华创世神话中表达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叙事。大量神话描述了原始社会后期著名部落联盟首领与黄帝之间的亲缘关系，如炎帝为黄帝的兄弟，颛顼为黄帝之孙，帝尧为黄帝四世孙，帝舜为黄帝八世孙，大禹为黄帝四世孙，甚至夏、商、周、秦四代天子都是黄帝的子孙。

同时，这些祖先神又与中原以外的族群有着亲缘关系，如北狄、犬戎为黄帝后代，氐人、祝融族、共工族为炎帝后代。这些神话叙事将生活于中华大地上的各族群的族源都指向了黄帝、炎帝，树立了大家皆为炎黄后代的族源认同。这些叙事及叙事背后的认同是今天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坚实文化和精神基础。

创世神话不仅影响民族与国家的当前发展道路与未来选择，也在无形中影响每个中国人的世界观与人生观。比如，年初上映的《流浪地球2》中出现中国航天员首倡“50岁以上的人出列”的剧情，这一场景的精神渊薮，可以追溯到中华创世神话中，为挽救陷入天塌地陷灾难中的人类而勇于补天的女娲，为解救瘟疫横行时期的人类而遍药尝百草最终断肠而死的神农，为拯救被洪水围困的人类而偷盗天帝的息壤最终被处死的鲧。这些祖先勇于牺牲的精神早已融入中国人的血脉。

记者：作为不同的叙事方式，中华创世神话和西方创世神话有何异同？

毕旭玲：中华创世神话主要以叙事散文的形式存在，西方创世神话主要以叙事韵文（主要是史诗）的形式存在，比如《荷马史诗》。

中国早期神话也曾以诗歌形式进行传播，比如《诗经》中的《玄鸟》《长发》可以视为商族的神话史诗，只是中国文字发达较早，这些史诗早以典雅的书面语形式记录在文献中，不需要如荷马那样的行吟诗人以通俗的方式口头传唱。

随着人类语言的丰富和社会发展进步，神话承担了越来越重要的文化传承与建构的重任，诗歌短小的篇幅已经不适合再承担这些功能，于是中国神话的主要形式就由诗歌走向了散文，进而成为民族主体精神建构的重要材料被写入历史文献中。

中华创世神话与西方创世神话其实都采用了神话与历史同构的方法进行叙事。中华创世神话传承时间久，被历朝历代不断赋予新的政治、历史和文化方面的功能，神话叙事情节和内容无形中被稀释，让后人感觉神话和历史混同。但这种混同同样也保证了神话叙事不断被传承。

古希腊神话也以神话与历史同构的方式传承。比如古罗马人灭亡古希腊后，仿照《荷马史诗》的内容创作了古罗马神话《埃涅阿斯纪》，将古罗马人的祖先塑造为特洛伊英雄埃涅阿斯，以合理化古罗马人对古希腊领土的侵略。

记者：为什么说神话是“走出去”最好的载体之一，如何看待中国神话“走出去”的现象？

毕旭玲：中华创世神话是中华民族区别于世界其他民族的重要文化表征，以谱系形式呈现出的中华创世神话有生动的叙事、完整的体系。创世神话中鲜明的神话形象和生动的神话情节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容易被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民众接受，是一种能够让世界各国民众从整体上加深对中华文明理解的载体。

这几年，中国神话域外传播形成了一个热潮。比如不少西方电影中出现中华传统神兽形象，如《神奇动物在哪里2》中的驺吾、《神奇动物在哪里3》中的麒麟。太平盛世才会降临的麒麟、不吃活物的仁义驺吾都是古老的瑞兽，早在《山海经》中就有记录。这些神兽是中华民族自古爱好和平、珍爱生命、积极乐观的重要体现，其形象的传播过程，也是世界各国民众进一步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的过程。

（摘编自《专访毕旭玲：三皇五帝与奥林匹斯山众神，东西方创世神话叙事方式有何异同？》）

材料一：

近年来，以抖音、快手、秒拍等为代表的网络短视频平台迅速发展，网络短视频已成为新的舆论聚集地和流量池，受到网民的普遍追捧。

新媒体技术极大地扩展了全民参与公共表达的空间，媒介权力日益下沉至个体。“去中心化”现象更加凸显。不少普通人成为拥有众多粉丝的网络红人，个体的在线存在感、身份认同感得到增强。短视频平台鼓励用户原创内容，使得大量体现自主性、充满个性化的内容持续得以衍生与蔓延。这促进了个体的自我实现，也让部分网民在设计、制作与传播体现主流价值的短视频时能够提高思想觉悟，增强对主流价值的理性认知与情感认同。与此同时，短视频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中，拓宽了个体接受信息的广度，改变了文化消费场景，影响着文化消费形态。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短视频生产、消费的“主力军”，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拍摄喜欢的视频、选择想看的信息。

与社交媒体时代“负面内容更吸睛”不同，短视频时代更看重“记录美好生活”，从而为主流思想的宣传教育提供丰富的素材。但随着短视频的广泛使用，短视频领域在内容生产、传播模式等方面带来的问题愈发凸显。短视频为消极“亚文化”的滋生提供了温床。一些网民在短视频上表现得过于任性，即使是面对一些较为严肃、宏大的主题，也习惯常以调侃、搞笑的方式进行分享，这会逐渐消解自身及他人对主流价值观的敬畏感和认同感。短视频“自下而上”的话语生产模式消解了主流价值声音。

在短视频平台上，旅游、休闲、音乐、舞蹈、化妆、烹饪，以及八卦、吐槽、婚恋等各种各样的视频应有尽有，内容庞杂、参差不齐，泛娱乐化现象突出。在内容同质化严重、泛娱乐化明显的短视频使用热潮中，娱乐的声音和感官享受的追求在戏说、恶搞、媚俗中被无限放大，短视频已然成了娱乐主义的工具，影响网民健康成长。

短视频媒介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演进和优化的过程。短视频将深刻介入人类社会生活的各领域，它对网络空间治理和网络生态建设的影响是一把“双刃剑”。我们要从主体向度、内容向度和方法向度等三个方面着力，促进短视频良性健康发展。

（摘编自叶大扬、陈志勇《网络空间治理视角下短视频发展向度》）

材料二：

随着短视频蓬勃发展，大众对优质艺术类短视频的关注度不断提高。相关平台趁势加大对艺术类短视频创作的扶持力度，越来越多的艺术类短视频上线。这都促使越来越多的美术爱好者、专业画家进驻短视频平台，开展在线美术创作。

目前，短视频中的美术创作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展示原创类美术创作过程。像油画家创作超写实人物画的短视频，艺术院校学生用羊毛毡塑造各类动物的短视频，激发广大网友的学习兴趣。另一种是展示围绕美术名作展开的再创作活动。有的是对名画进行临摹，有的是通过拼贴等方式再现名作，有的是复制名作局部然后进行再创作等。整体而言，这些短视频以通俗易懂的艺术形式和富有创意的创作手法，传播艺术之美，拉近大众与美术之间的距离。

作为新兴的传播形式，短视频为普及性美术创作转型升级提供了良好契机。同为视觉艺术，短视频与美术创作在视觉呈现上形成了合力——美术作品的创意过程、创作过程，均得以通过短视频进行全面展现。这与单纯展示一幅成品之作不同，借助短视频，艺术创作活动从幕后走到“台前”，艺术创意从抽象理念化为实物阐释。这一过程既向观众普及了美术创作观念，深化了观众对美术的理解与认知，也引发观众模仿创作的兴趣，为美术传播释放了更多空间和活力。

在助力提升大众审美的同时，短视频也促进着艺术家的个人成长。短视频播放平台的互动性，搭建起大众与艺术家之间沟通的桥梁。观众可以通过弹幕、评论等形式表达审美喜好。创作者则犹如置身大型调研现场，在这种有效互动中能够深入了解大众审美，为创作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美术作品打好基础。回望美术名家成长史，如杨力舟、陈逸飞、沈嘉蔚、冯远等，都是以开展普及性美术创作为基础，并在普及性美术创作中逐渐摸索出主题性美术创作的路径。这样的成长轨迹，对今天的美术工作者来说依然具有借鉴意义。

整体而言，当前参与普及性美术活动的专业画家依然较少；美术创作类短视频仍然缺乏优质内容，存在内容窄化、同质化、炫技秀艺等倾向，难以充分发挥其“以美育人、以美化人”的作用。今后，若能使短视频与美术创作最大程度实现能量“聚合反应”，社会美育将会别开生面。

（摘编自陈都《短视频聚合美育新动能》）

材料一：

儒道两家思想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相对独立、各具特色的文化传统，并逐渐形成了相辅相成的互补机制。

首先是儒家追求发展与道家倡导复归互补。儒家思想认为，社会和人性需要发展，通过后天的教育发展，才能充分地发挥其价值。但是儒家在注重人性的进步与发展时过于理想化，忽略了其中可能出现的人性的扭曲或错误的引导。这个时候，道家提出以“返朴归真”的思想来扭转这种理想出现偏差的情况，提出要保持人性中先天的淳朴天性和人与人之间的宁静祥和。但道家难以划清“复归”与“倒退”的界限，在追求本我回归的同时，却摒弃社会的发展，这也是相对偏执的。儒道互补并不是折中，而是在人性的进步与发展的同时追求“复归于朴”的状态，这样使得人性既能在发展中积累智慧，亦能在发展的道路上始终保持本我的纯净自然。

其次是儒家讲究务实与道家倡导求虚互补。讲究务实是儒家的一大特点，人不仅生活在自然的世界中，也生活在社会中。社会中的人区别于禽兽之处在于人是遵守伦理规范的。孔子自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就是儒家的要求。儒家是注重现实主义的人学，而道家却往往超脱于现实。道家偏重于讲自然之道，把自然之道当作最根本的东西，而仁义之类的出现是由于自然之道的隐没，因此他们追求“返朴归真”。其途径常是将自己的身心调整到与自然合一的状态，如《庄子》中所描述的“坐忘”。道家推崇超越意识，向往将自我的精神从市井中解放，以此来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在时代不断演替的过程中，儒家不断地从道家借鉴哲学思想，道家为了与现实生活联系得更加紧密，也一直向儒家学习处世思想。虚实互补，在追求务实的同时，也将人们的思想境界提高到超脱于世俗的境界，这便形成了中国独有的哲学精神。

最后是儒家追求阳刚与道家倡导贵柔互补。儒家所倡导的人文精神是刚毅进取的，其“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的人生态度，“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理想等，无不透露出儒家的阳刚之气。尽管儒家也有刚柔调和、阴阳互补之说法，但实际上儒家思想中仍然是将以刚主柔、以阳制阴之道作为主导的。而较之于儒家之阳刚，道家更多的则是讲究谦和精神，推崇水德，以顺应自然、无为而治为宗旨。老子提出“上善若水”，倡导水之阴柔及能包容天下的胸襟和气度。在儒家思想培养出一批批社会中流砥柱的同时，道家以其自然无为的人生态度熏陶出一批隐士或居于市井的文人，让他们自下而上地观察这个社会，发现社会的问题，使得社会的发展愈发稳定。儒家与道家的联系便如阴阳乾坤一般，互补却不能替代，相关却不相同。

（摘编自崔雪茹、李明睿《儒道互补对古代文人的影响探析》）

材料二：

儒道互补之说是学术界普遍认同的观念。

所需注意的是，一些持道家主干说的论者之所谓儒道互补，是建立在道家之主导地位的基础上的，互补的方式主要是“以道补儒”，进而反映出儒学的道家化。从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上看，确实存在着一种儒学的道家化倾向。但是否也意味着还存在一种道学的儒家化倾向呢？目前尚无人明确这么说，但一种较为普遍的认识是“儒道互补”，而不仅是“以儒补道”。“互补”是双向的，不是单向的，是相互刺激、相互吸收的。

无论是偏重于“以儒合道”，还是偏重于“以道合儒”，其主旨都在“儒道兼综”“情理兼到”，以企求“自然”和“名教”的统一。王泽应先生认为，儒道互补既通过以改造了的道家思想解释儒家经典和援道入儒的方式来进行，也通过以改造了的儒家思想解释道家经典和援儒入道的方式来进行。前者如王弼、何晏等正统玄学，后者如东晋葛洪的学说。

有专家认为，儒道互补途径大致有三。一是哲学思维方式的途径。如儒家正面求解，通过对仁义道德的正面倡导，来表达自己修齐治平的愿望；道家以反求正，通过知雄守雌、主静贵柔来为人们设立安身立命之道。这正与负是互补的。二是伦理学和人生哲学的途径。儒家入世，故心在庙堂之上，一心想参政；道家避世，故钟情于山林，淡化当官心理。这两者形成了对立又相互补充的关系，为中国人提供了进退取守皆可从容对待的精神调节剂。三是文学艺术的途径。儒家强调“文以载道”，重在人的心理、性情的陶冶塑造和社会现实的批判改造，突出文学艺术的教化功能和现实效用，充溢着一种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价值精神；道家强调“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主张冲破狭隘实用的功利框架和现实世俗的人伦纲常，突出艺术和美的独立，追求忘怀得失、忘己忘物的“天乐”，这是一种超现实、超世俗的审美境界和浪漫情怀，二者恰恰可以相互补充。

（摘编自余国瑞《中国文化历程》）

放牛记

徐则臣

我现在想不起我何时开始了放牛娃的生涯，又在哪一天彻底结束了这种生活。我很小就羡慕那些吆喝牛马的孩子，觉得他们是豪放粗犷的英雄。而我只是个温顺的可怜虫，总是衣裤整齐，指甲干净，不剃光头，站在他们身边像个走亲戚的陌生人。我想和他们一样，只穿一条小裤衩，光着上身和脚，晒成黑铁蛋，坐在光溜溜的水牛背上挥舞自制的长鞭，雄赳赳气昂昂向野地里进发。能够大喊大叫，可以随地撒尿，无视课堂和作业，遇到仇人要打的架一个都不落下，轻易就能滚出来一身泥。我想当个野孩子，所以，很早我就怂恿父亲买一头牛。

我家的确需要一头牛。父亲是医生，农忙时经常搭不上手；祖父祖母年纪大了，体力活儿也帮不上忙；我和姐姐都小，还要念书；十亩田都要母亲一个人对付，运粮食时都没个帮手。父亲决定买牛，哪怕只用来拉车。

买牛的那天我记得，你能想象我的激动。在下午，我和父亲去两里外的邻村牵牛，已经提前谈好了价。在邻村的中心路边，我头一次见到锯木厂，在一间大屋里，电锯冲开木料的声音在午后的热空气里格外尖利，几乎能看见那声音在闪耀着银光。我停下来看阴影里的锯木厂，横七竖八堆满了木料，新鲜的木头味道和锯末一起飞溅出来。

那头小母牛还小，吃奶的时候还要哼哼唧唧地叫，长得憨厚天真，我很喜欢。主人是个中年男人，说：回去调教半年，就能干活。他给小牛结了一个简单的辔头，缰绳递给我们，我们就把牛牵出了门。

小牛屁颠屁颠跟着我们走，出了村才感觉不对，开始茫然地叫，表情如同迷途的小孩。一路仄着身子走，拧巴着被牵到我家。这一路走得我兴奋又纠结，想牵不敢，摸它一下，摸完了赶紧撤，怕它踢。当然后来我知道，再没有比水牛更温驯的动物了。

我经历了把一头小牛训练成壮劳力的全过程。换辔头，套车，驾辕，用声音和缰绳指挥行止，扎鼻眼，犁地，耙地。几年以后，我基本上成了老把式，可以一个人铡草、套车、驾辕，运送满满一车粮食走在窄路上。我知道它回头看我是什么意思，知道它抬尾巴摇屁股想干什么。当然，这对我来说是副产品，我想说的还是放牛。

在当时，放牛部分地满足了我的少年英雄梦，让一个必须规整地生活的少年有了一个旁逸斜出的机会。就算现在，我也不认为整天和一头牛走在野地里是件苦叽叽的事，相反，我以为那是我少年时代最快乐的生活之一。

放牛都在夏天，放了暑假我才有时间。三伏天的午后太阳高悬，蚂蚁都被晒蒙了，晕晕乎乎爬出的全是曲线；如果要去远处找水草丰茂的地方，那我就得早早地从午睡中爬起来，戴上草帽出门。我直犯困，遇到树荫就不想再动，尤其经过河边，看那些戏水的同伴，你真觉得放牛实在是个负担。让人烦的还有一个，大雨天。这不是放牛的好时候，但牛出不去你得出去，割草，干不干活你都得让它每天吃饱；家里自也备了干草，只是大夏天的芳草萋萋，你不让它吃新鲜的，不人道也不牛道。还是得穿雨衣戴斗笠挎篮子割草去。漫天雨雾，汤汤水水的野地里就你一个人，蹲在草丛里形同消失，像我这种动不动就悲观的人，常常会觉得自己被这个世界遗弃了，那感觉也不太好。

不过这样的时候毕竟少，英雄主义的少年时代总体上是乐观向上的——放牛的确是件好玩的事。野地自由，有种无所事事的、透明的自然与放松。放牛通常是集体行动，几个放牛娃排成队伍往村外走，大家都坐在牛背上，屁股底下垫条麻袋。水牛走起来浑身都在动，骑牛更像坐轿子。后面的人打前面的牛屁股，一个跟着一个跑起来，六七头牛，都在撅着屁股跑，那队伍看起来很壮观。牛一跑，大肚子就扑扇扑扇地抖，活像巨大的金鱼鳃在鼓鼓瘪瘪地呼吸。如果你是新手，最好抓住缰绳，夹紧两腿，能抱住牛脖子更好，否则你随时可能掉下去。有天黄昏，牧童晚归，我骑在牛背上慢悠悠往家走，有人对着牛屁股猛的一巴掌，受了惊的牛撅起屁股就跑，我手里还抱着自己做的一根竹笛在专心地找音，连缰绳都没抓，牛一屁股把我送到了右前方的水沟里，半个脑袋扎进了淤泥。

如果真要找一点和其他放牛娃的不同，可能就是我放牛经常带本书。很多武侠小说都是在坟地里看的。乱坟岗子里草好，把缰绳缠到牛角上让它们自己吃去，我们找个形状合适的坟堆，铺上麻袋就着坟势躺下来，跷起二郎腿。想睡觉的睡觉，想唱歌的唱歌，想发呆的发呆；我想看书，从兜里拽出一本武侠小说来。清风徐来，头顶有松树遮阴，天上流云飞动，此时看武侠，几等于尘嚣皆忘，那一个白衣飘飘的侠义世界美不胜收——大虚乃是大实，大无中有大有。

放牛给了我一个几近完美的少年时代，放松，自由，融入野地里，跟自然和大地曾经如此贴近。我在放牛时没能让自己成为一个野孩子，或者说没能成为我希望的那样的野孩子，不知道这个结果是好还是坏。往事总在回忆时被赋予意义，在放牛这个经历上，我更愿意就事论事，返回到当年的心境里，看一看当时的悲欢和忧乐。

（有删改）

材料一：

(四五)中国由劣势到平衡到优势，日本由优势到平衡到劣势，中国由防御到相持到反攻，日本由进攻到保守到退却——这就是中日战争的过程，中日战争的必然趋势。

(四六)于是问题和结论是：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必须是持久战。这个结论是正确的吗？我以为是正确的。

(四七)讲到这里，亡国论和妥协论者又将跑出来说：中国由劣势到平衡，需要有同日本相等的军力和经济力；由平衡到优势，需要有超过日本的军力和经济力；然而这是不可能的，因此上述结论是不正确的。

(四八)这就是所谓“唯武器论”，是战争问题中的机械论，是主观地和片面地看问题的意见。我们的意见与此相反，不但看到武器，而且看到人力。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

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如果中国人的大多数、日本人的大多数、世界各国人的大多数是站在抗日战争方面的话，那末，日本少数人强制地掌握着的军力和经济力，还能算是优势吗？它不是优势，那末，掌握比较劣势的军力和经济力的中国，不就成了优势吗？没有疑义，中国只要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其军力和经济力是能够逐渐地加强的。而我们的敌人，经过长期战争和内外矛盾的削弱，其军力和经济力又必然要起相反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难道中国也不能变成优势吗？还不止此，目前我们不能把别国的军力和经济力大量地公开地算作自己方面的力量，难道将来也不能吗？如来日本的敌人不止中国一个，如果将来有一国或几国以其相当大生面吗？日本是小国，其战争是退步的和野蛮的，其国际地位将益处于孤立；中国是大国，其战争是进步的和正义的，其国际地位将益处于多助。所有这些，经过长期发展，难道还不能使敌我优劣的形势确定地发生变化吗？

(摘自毛泽东《论持久战》)

材料二：

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著名的《论持久战》，系统阐述了关于持久战的战略思想。

首先，毛泽东分析了中国实施持久战的外部原因。他说：“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他列举了中日双方“互相反对”的四个特点。除战争的正义、非正义，以及与此相关的寡助、多助问题外，他特别强调了敌强我弱和敌小我大的问题。日本的强，表现在它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这就决定了中国的抗日战争不能很快取得胜利。日本的小，表现在国度小，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这就决定了中国可以通过持久战而最终打败日本。

其次，毛泽东分析了中国实施持久战的内部条件。这个条件是什么？简单地说，就是把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毛泽东以“兵民是胜利之本”为标题，专门论述了全面抗战和全民族抗战的观点。关于军队，他强调要把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这样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关于民众，他提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共产党一直把“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作为自己的抗战路线，人民战争理论的科学性也得到了广泛印证。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提出了抗日持久战战略，而且具体阐释了实施抗日持久战的方法。毛泽东指出，在中国大而弱、日本小而强的情况下敌人可以占地甚广，却在占领地留下很多空虚的地方，“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主要地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毛泽东还具体分析了游击战的战略内容、游击战与正规战的配合等问题。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敌后广泛展开游击战争，卓有成效地牵制与消耗日军，发挥了巨大战略作用。

有一种说法，认为抗日持久战的思想不是毛泽东最早提出的。这种说法主要依据蒋百里、陈诚等人的言论，蒋介石也有过“持久消耗战”的言论。这种认识都源于一个客观存在，即中国是一个落后大国，日本是一个先进小国。承认这个客观存在的人，并不需要特别的先见之明，就会得出中日战争将是持久战的结论。

但是，仅仅看到由客观条件造成的抗日战争的持久性，还远远不是抗日持久战的战略思想。蒋介石等人缺乏对中国与世界关系以及世界格局演变的辩证思考，因此他们对所谓”持久“的把握往往脱离实际，盲目地寄希望于西方国家的调停或干预。而中国共产党的持久战思想，是建立在对与战争相关的一切外部与内部复杂因素进行深刻分析的基础之上的，对于战争不同阶段的关系、战略持久与战役速决的关系等，都有完整的科学分析。因此它的持久战战略，既不会因为一时顺利而幻想”速胜”，也不会因为一时挫折而失去必胜的信心。

(摘编自荣维木《中国共产党抗日持久战的战略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