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农民）还要按规定向国家缴纳人头税，服繁重的徭役。秦代的田赋负担相当沉重，征收量达到2/3①。

——孙翊刚《中国赋税史》

注：①孙翊刚对“泰半”的理解是2/3。

材料二  （秦代）口赋则远比田租要重，所谓“收泰半之赋”，就是要将一年收入的一大半，作为人头税（口赋）上交国家。

——王新龙《大秦王朝》

材料三  里耶秦简

 “迁陵卅五年豤（垦）田舆五十二顷九十五亩，税田四顷□□……”

——陈伟《里耶秦简牍校释》第1卷

材料四  总舆田（应纳税土地）数5295亩，除以总税田（应缴田租）数451亩，为11.73倍，若总税田数为441亩，则为12倍。这两个数据都可以作为秦始皇三十五年迁陵县的实际田租税率为“十二税一”的佐证。

——刘三解《秦砖大秦帝国兴亡启示录》

材料

两税之立，则异于斯，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 资产少者则其税少，资产多者则其税多，曾不悟资产之中，事情不一：有藏于襟怀囊箧，物虽贵而人莫能窥；有积于场辅囤仓，直(价值)虽轻而众以为富；有流通蕃息之货，数虽寡而计日收赢；有庐舍器用之资，价虽高而终岁无利。 如此之比，其流(流即类)实繁，一概计估算缗，宜其失平长伪(助长虚伪)。 由是务轻费而乐转徙者，恒脱于徭税。敦本业而树居产者，每困于征求。 此乃诱之为奸驱之避役。力用不得不弛，风俗不得不讹，闾井不得不残，赋入不得不阙

——摘自[唐]陆贽《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

自两税之兴，因地之广狭瘠腴而制赋，因赋之多少而制役，其初盖甚均也。 责之厚赋，则其财足以供。责之重役，则其力足以堪。何者? 其轻重厚薄，一出于地，而不可易也。户无常赋，视地以为赋。人无常役，视赋以为役。 是故贫者鬻田则赋轻，而富者加地则役重。 此所以度民力之所胜，亦所以破兼并之门，而塞侥幸之源也。

——摘自[北宋]苏轼《策别十·较赋役》

材料一  汉武帝即位十余年间庞大的军政费用把西汉前期积累的巨额财富消耗殆尽，地方豪强和富商大贾的势力迅速发展，富商大贾“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土地兼并日趋严重，农民破产流亡，“背本趋末者甚众”。为此，汉武帝调整了经济政策，包括统一货币、盐铁官营、均输（国家统一征收、转销、调运货物）平准（国家平抑物价）、算缗（对商人、工商业兼营者和高利贷者加征财产税）告缗（对匿财不报或报而不实者，没收全部财产）等。

——摘编自冷鹏飞《中国秦汉经济史》

材料二  唐代前期实行的基本赋役制度是租庸调。据《通典》记载，天宝十四年（755年）全国总人口为52918309人，其中不负担租庸调的竟有44700988人。建中元年（780年），德宗下令：“令融陟观察使及州县长官，据旧征税数及人户土客定等第钱数多少，为夏、秋两税。其鳏寡惸独不支济者，准制放免。其丁租庸调，并入两税。”两税按户等征钱，按田亩征米票，租庸调和其他杂税一概并入两税，即所谓“租庸杂徭悉省”，改变了国“自输月送无休息”的情况。行两税法后，“轻重之权始归于朝廷”。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经济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