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总算起来，洋务派所创办的新式文化事业大约有30个左右。……正是这批事业，向中国人传播了声、光、化、电和西方的史地国情，打开了传统文化之外的另一个天地。这是一种真正的智力开发，它影响了一代知识分子，并哺育出戊戌维新的成批志士……，从某种意义上说，洋务运动汲取的西方知识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冲击，比十次旧式农民战争更大。在这个过程中虽没有激昂的呐喊呼叫，但新的观念却借助于具体的事务和实例改变着人们世代沿袭的成见和信念。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二

京师大学堂创办于晚清维新变法运动中，急剧的社会动荡，外来列强的种种欺凌，战败割地赔款，增开商埠，中国陷入民族危难中，显然它是晚清救亡图存的产物。在酝酿筹办期间，广采他国，特别是日本的教育制度，勾勒出近代中国的国家教育蓝图，并以政权力量推行各项教育措施。京师大学堂的创办，开启了中国近代大学之门，其开风气之先，树立了全国学堂之表率。

——陈滔娜、沈洁《京师大学堂开启中国近代大学之路探寻》

材料三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上海新式教育推广状况。

（注：创办年代不详者除外）

材料一 鸦片战争后，洋布、洋棉“其质既美，其价复廉，民间之买洋布、洋棉者，十室而九”，造成“江浙之棉布不复畅销”，“闽产之土布土棉……不能出口”。

——摘编自《近代经济研究》

材料二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中国工商业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同时日本在华企业亦获得同样侵略机会，中国的民族经济仍不易与之抗衡，以致归于失败。……中国民族经济之不能前进，以致渐趋衰退，不当尽归咎于外来压力。国内情况之日益恶化，亦为重大因素。政府之无扶植诚意，自然有关，战乱不止，兵额激增，尤为致命打击。

——摘编自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

材料一：（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