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二战结束后，伴随着美国人口的增长、经济的急速膨胀、新科技在生产领域的广泛应用等，美国境内的生物多样性锐减……生态学知识的普及使人们越发意识到濒危物种的生态价值，认识到物种灭绝会导致生态系统失衡，进而引发气候异常、自然灾害频发等现象。……生态学的新有机论者们将生态学与伦理进一步结合，着重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出了“除非我们与我们之外的其他生物能够共享地球这个星球，否则就不能长期生存下去”的生态道德观。……威廉·道格拉斯法官提出了“自然物诉讼”的概念。 他认为，“那些啄木鸟，那些山狗和熊，那些旅鼠和河流中的鲑鱼都可以站在法庭上”……保护环境成为 1969年美国选民关注的第三大重要话题。……环保组织纷纷成立公民游说团，积极推动国会通过更具保护效力的议案。

《濒危物种法》的实施成效显著，据称该法案的保护名录中有90%的物种得到了恢复。迄今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已颁布了保护珍稀物种的法律法规，虽然其立法目的、保护范围与严格程度不尽相同，但这些物种保护法在立法理念和管理制度等方面都或多或少地借鉴了1973年《濒危物种法》。……20世纪7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制定了保护濒危物种的法律，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世界自然基金会等全球性环保组织都积极在各国开展拯救濒危物种的行动。

—摘编自滕海键、张雪姣《美国1973年〈濒危物种法〉的时代背景与历史地位》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后， 阿拉伯世界的政治格局仍受到欧美殖民国家的主导，部分阿拉伯国家对中共领导下的新中国缺乏了解，对红色中国持疑惧和排斥的态度。而中国国内的一些媒体也因受到中国对苏联“一边倒”政策的影响，将部分阿拉伯国家的统治阶层视为封建独裁和反动军人集团的代名词，中阿之间对外政策等层面缺乏足够的相互认知与了解，存在认知坚冰。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政府并未急于通过传统的政府间外交的途径实现与阿拉伯国家正式关系的建立，而是主要通过媒体传播和人文交流的手段进行，并辅助宗教和外援，最终助推中阿双方迎来了第一次建交高潮。

——摘编自刘辰《新中国对阿拉伯国家公共外交研究》

材料二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广大阿拉伯国家也处于变革自强、转型发展的重要时期。在新时代、新形势下，作为共建“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天然合作伙伴，中阿双方把握历史大势，回应人民呼声，建立起“全面合作、共同发展、面向未来”的中阿战略伙伴关系，不仅为中阿两大民族实现复兴的进程注入了强大动力而且为促进南南合作树立了典范，为推进地区安全稳定与全球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摘编自丁俊朱琳《新时代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合作的机制、成就与意义》

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成立初期中阿之间存在认知坚冰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