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宋代为中国封建政治、经济、文化形态发展的成熟期和高峰期，生活在这一时期的宋代文人，失去了封建社会迅速成长阶段建功立业的浓厚氛围与天才极致、奋发向上的心境，他们努力追求内在人格的完美、求取自我人生的意义。佛老之学以其专治“身心”的学说性质而迎合了宋代文人的内心要求，对以“治世”为本的儒学提出了空前的挑战。同时，宋代又是一个民族分裂时期，宋王朝长期遭受到北方少数民族统治集团的兴兵侵犯，边患日趋严重，终致故都不保，南渡江吴，偏处一隅。理学诸儒把终宋相随的现实危机归因于儒学义利关系的颠倒，视为私欲肆行、公义不张的必然结果。因此，理学家畅言去利存义、灭欲穷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着意于正人心、固民力、培国基，欲致君臣上下，共尚大义，弃一己之私，致国强之公，以实现三代那样的太平盛世。

——摘编自陈廷湘《宋代理学家的义利观》

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儒学思想是一个流动的发展过程。孔子以及后来战国时代儒家，广泛而深入地探讨了人的价值。董仲舒把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塞进阴阳家的框架，加上一个最高的主宰“天”，成为一种神秘的天人感应论。唐代出现了儒、道、佛“三教”并立的局面，同时一些思想家或明或隐地吸取佛学思辨哲学的若干方面。宋明理学在三教融合、渗透的基础上孕育、发展起来。明清之际，儒学的经邦济世思想，在一些不是理学家的志士仁人上发出了光芒。

——摘编自张岂之《儒学思想的历史演变及其作用》

材料二 近代中国“两极相逢”，中西文化冲突是这个时代的突出内容。从“制造或政法制度之争”到“思想之争”，是中西文化和哲学论争的一个转折。戊戌维新前，形成了“中体西用”这一应对中西文化冲突的命题。戊戌维新后，随着民族危机愈演愈烈，“用”的膨胀突破“体”的界限而日见其困窘。20世纪初期，在欧风美雨的冲击下，“中体”已经体无完肤，随之而出现了中西调和、融合的意识。这种调和中西、融合新旧的意识很快蔓延，成为一种广有市场的社会意识。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三 中华民族形成了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价值观念和文明体系，几千年从未中断，对形成和巩固中华多民族的大家庭，对形成和丰富中华民族精神，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历史充分证明，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

——摘编自中国社科院《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