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文学经典往往暗含了传统的延续，也昭示着对于传统的突破。抗战时期文学经典的创作需要面对古典和五四两个传统。与政治上中国特色道路的寻找相呼应，抗战时期文学正是通过对民族化和现代性的双面追求，在与两大文化传统的对话中诞生了超越五四的经典之作。

古典文化在抗战时期文学中有大量的复活，较突出地表现为内容上对传统道德的肯定和形式上对历史典故、诗词意象和传统文学形式的借用。这些传统文化因子增强了文学的宣传效果。但仅此还不够，只有摒弃古典与五四的二元对立，充分展开对话，才能把传统转化到自己的写作之中并使它们成为想象性的存在，从而获得成为经典的“原创魅力”。

思想上，抗战时期出于向文化传统寻找民族凝聚力的需要，促使文学在五四反叛传统的地方重审传统。比如，与离家、反抗父权的五四情结不同，抗战时期文学对家园意识的诠释、对家庭亲情的依恋、对家族文化的反思等恰恰成就了契合时代心理的民族经典。《荷花淀》等小说在水淀荷香中表现乡妇农人的恋家与卫国的统一，表现底层民众现代民族意识从思乡恋家中的觉醒。再如，与批判乡村的封闭、愚昧不同，《四世同堂》《呼兰河传》等作品中的城镇意象，以及艾青诗歌中的土地意象，都以农业文明的生活场景勾连起了乡土中国的共同记忆，获得了不断流传的经典价值。

形式上，抗战时期特别关注古典文学形式的理论讨论，也是对战时民族主义心理诉求的一种回应。强调中国小说作为“正史之余”的故事性、讨论诗化传统、分析中西文学的各自优长等等，都表现了对五四文学过于西化进行补正的理论自觉。但创作中对传统的简单回归并不能产生经典之作，而是需要实现中西文化的内在对接。流传一时的新章回小说，如《吕梁英雄传》，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但过于趋旧，在出新上折损了经典性。张爱玲小说通过古典意象、说书模式等传统方式与现代小说技术的结合，将现代质素本土化。巴金的《寒夜》等作品采纳地域方言，精粹民族口语，实现了对五四文学过于欧化的校正，集合了中西语言形式的优点，显得更素朴、更蕴藉。

抗战背景下文学内容与形式的民族化回归是对五四的反拨与调整，也是五四思想武器的现实运用。张爱玲谈及她创作背后的五四影响，说“只要有心理学家所谓民族回忆这样东西，像‘五四’这样的经验是忘不了的，无论湮没多久也还是在思想背景里”。先锋文化只有在事后与主流文化融合才能被确认，五四文化正是经过本土化的过滤才得到了整合，继而沉淀为传统的一部分。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指出：“现代性显而易见是同作为过去了的过去的决裂，同时又把过去弹射进现在。”抗战时期文学中两大传统的关系也应从这个思路来理解。在反叛中继承、在回归中超越，代代文学经典正是在对话中生成、积淀，参与着文学传统的生长。

（摘编自张谦芬《对话：抗战时期文学经典的生成与流传》）

材料二：

孙犁在总结自己的创作生涯时曾反复强调：“我的创作，从抗日战争开始，是我个人对这一伟大时代、神圣战争所作的真实记录。我最喜爱我写的抗日小说，因为它们是时代、个人的完美真实的结合。”由此可见，“抗战”这一在当时最重大的政治主题，已然成为孙犁多数诗化小说最直接和最主要的题旨，他以自己特有的腔调加入到民族抗战的大合唱之中，完成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应有的时代使命。为了实现这一表达意图，孙犁在其充满诗意的抗战小说中创造性地借鉴了中国史传小说中较常见的两大叙事策略：一是隐性的“正邪对比”原则，二是“夫唱妇随”的传统母题的现代性转化。

在孙犁小说中，少有对日本侵略者形象的正面描写，作者在这些小说中着墨更多的还是对人民的讴歌：颂扬他们的勇敢、顽强，礼赞他们的善良和淳朴，诗意地抒写夫妇之爱、亲人之爱、同志之爱。这种“正邪对比”原则的自觉运用，使得孙犁一方面能较好地契合四十年代解放区的文艺政策，另一方面又较好地弥补了自己生活体验上的不足。但孙犁毕竟是在五四新文学传统熏陶下成长起来的现代作家，他在借鉴“正邪对比”模式的同时，也摒弃了古典小说对故事奇特性的过分追求，由此也强化了其小说诗化和散文化的效果。从接受效果来看，欣赏这种诗意化和散文化的文体需要更余裕的审美空间和更从容的审美心态，这在民族矛盾日益尖锐、需要作家和诗人峻急呼号的抗战年代显然有些不合时宜。这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一些读者会忽略孙犁小说“抗战主题”的存在，也可以解释为何在四十年代的解放区文坛孙犁没能成为像赵树理那样广受赞扬的“主流作家”。

人们已经较多地注意到孙犁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认为“他笔下的女性之美，既有纯洁、优美、俊俏的外在形式之美，更有新觉悟、新精神与新风采的内心美”。但我们在他众多写到夫妻关系的小说中同样不难发现“新精神”之中的“旧模式”——对传统的“夫唱妇随”叙事母题的自觉化用。水生嫂等美丽贤惠的女子都非常坚定地与作为抗日战士的丈夫站在一起，即或有少许的怨言，但那都只是小女子充满爱意的娇嗔，让读者反觉得其形象逼真、可爱。自然，这些女性已经不再是男子的附庸，她们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和与男子并肩战斗的勇气；但那种骨子里流露出来的“妻以夫荣”的传统女性心理还是让普通中国读者感到似曾相识。同时我们要看到，孙犁对这一传统母题进行了极富时代特色的现代性转化：不但“随夫”的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而且人物形象的审美功能也具有了现代品格——这些女性不再是作为男性形象的补充和陪衬，而是成为小说的主角或是成为小说创作动机的主要促成者。

（摘编自任军《孙犁诗化小说的时代精神及其叙事策略》）

秦人伐楚，取八城。秦(昭)王遗楚(怀)王书曰：“始寡人与王约为弟兄，盟于黄棘，太子入质，至欢也。太子陵杀寡人之重臣，不谢而亡去，寡人诚不胜怒，使兵侵君王之边。今闻君王乃令太子质于齐以求平。寡人与楚接境 ， 婚姻相亲。而今秦、楚不欢 ， 则无以令诸侯。寡人愿与君王会武关，面相约，结盟而去，寡人之愿也。”楚(怀)王患之 ， 欲往恐见欺 ， 欲不往恐秦益怒。昭睢曰：“毋行而发兵自守耳！秦，虎狼也，有并诸侯之心，不可信也！”怀王之子子兰劝王行，王乃入秦。秦(昭)王令一将军诈为王，伏兵武关，楚(怀)王至则闭关劫之，与西至咸阳，朝章台，如藩臣礼，要以割巫、黔中郡。楚(怀)王欲盟，秦王欲先得地。楚(怀)王怒曰：秦诈我而又强要我以地因不复许秦人留之。齐王归楚太子，楚人立之。

臣光曰：楚之君诚得其道，臣诚得其人，秦虽强，乌得陵之哉！

(节选自《通鉴纪事本末·秦并六国》，有删改)

文本一：

楚江有吊

[宋]寇准^①

悲风飒飒起长洲，独吊灵均^②恨莫收。

深岸自随浮世变，遗魂不逐大江流^③。

霜凄极浦幽兰暮，波动寒沙宿雁愁。

月落烟沉无处泊，数声猿叫楚山秋。

【注释】①寇准：北宋名臣，一生四居相位，死后谥号“忠愍”。诗人年少及第却被分派到僻远的巴东做知县，本诗即作于上任途中。②灵均：屈原的字。③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江边渔父曾问屈原：“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

文本二：

屈 原

[宋]张耒^[注]

楚国茫茫尽醉人，独醒惟有一灵均。

餔糟更遣从流俗，渔父由来亦不仁。

【注释】张耒，“苏门四学士”之一。苏轼获罪后受到满朝文武的孤立，他因支持苏轼而屡遭贬谪。

秦、韩战于浊泽，韩氏急。公仲朋谓韩王曰：“与国不可恃今秦之心欲伐楚王不如因张仪为和于秦赂之以一名都与之伐楚 ， 以此一易二之计也。”韩王曰：“善。”乃儆公仲之行，将西讲于秦。

楚王闻之，大恐，召陈轸而告之。陈轸曰：“秦之欲伐我久矣，今又得韩之名都一而具甲，秦、韩并兵南乡，此秦所以庙祠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国必伐矣。王听臣，为之儆四境之内选师，言救韩，令战车满道路。发信臣，多其车，重其币 ， 使信王之救己也。纵韩为不能听我 ， 韩必德王也 ， 必不为雁行以来。是秦、韩不和，兵虽至楚，国不大病矣。为能听我，绝和于秦，秦必大怒，以厚怨于韩。韩得楚救，必轻秦；轻秦，其应秦必不敬。是我困秦、韩之兵，而免楚国之患也。”楚王大说，乃儆四境之内选师，言救韩，发信臣，多其车，重其币，谓韩王曰：“敝邑虽小，已悉起之矣。愿大国遂肆意于秦，敝邑将以楚殉韩。”

韩王大说，乃止公仲。公仲曰：“不可。夫以实困我者，秦也；以虚名救我者，楚也。恃楚之虚名 ， 轻绝强秦之敌 ， 必为天下笑矣。且楚、韩非兄弟之国也，又非素约而谋伐秦也。秦欲伐楚，楚因以起师言救韩，此必陈轸之谋也。且王以使人报于秦矣，今弗行，是欺秦也。夫轻强秦之祸，而信楚之谋臣，王必悔之矣。”韩王弗听。遂绝和于秦。秦果大怒，兴师与韩氏战于岸门，楚救不至，韩氏大败。

韩氏之兵非削弱也，民非蒙愚也，兵为秦禽，智为楚笑，过听于陈轸，失计于韩也。

(节选自《战国策·韩策一》，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