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收，字伯起，钜鹿下曲阳人也。收少机警，不持细行。年十五，颇已属文。及随父赴边，好习骑射，欲以武艺自达。荥阳郑伯调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惭，遂折节读书。夏月，坐板床，随树阴讽诵。积年，床板为之锐减，而精力不辍，以文华显。初除太学博士。及尔朱荣于河阴滥害朝士，收亦在围中，以日晏获免。吏部尚书李神俊重收才学，奏授司徒记室参军。永安三年，右迁为北主客郎中。节闵帝立，妙简近侍，诏试收为封禅书。收下笔便就，不立稿草，文将千言，所改无几。时黄门郎贾思同侍立，深奇之，白帝曰：“虽七步之才，无以过此。”迁散骑侍郎，并修国史，俄兼中书侍郎，时年二十六。

    孝武尝大发士卒，狩于嵩山之阳，旬有六日。时寒，朝野嗟怨。帝与从官及诸妃主，奇伎异饰，多非礼度。收欲言则惧，欲默不能已，乃上《南狩赋》以讽焉。虽富言淫丽，而终归雅正。帝手诏报焉，甚见褒美。郑伯谓曰：“卿不遇老夫，犹应逐兔。”

    天保元年，除中书令，仍兼著作郎。二年，诏撰魏史。四年，除魏尹，故优以厚禄，专在史阁，不知郡事。初，帝令群臣各言志，收曰：“臣愿得直笔东观[注]，早出魏书。”故帝使收专其任。帝敕收曰：“好直笔，我终不作魏太武诛史官。”收于是专总斟酌，以成魏书。辩定名称，随条甄举。又搜采亡遗，缀续后事，备一代史籍，表而上闻之。时论既言收著史不平，帝诏收于尚书省与诸家子孙共加论讨。前后投诉，百有余人，或云遗其世职位，或云其家不见记录，或云妄有非毁。收皆随状答之。（杨）愔尝谓收曰：“此谓不刊之书，传之万古。但恨论及诸家枝叶亲姻，过为繁碎，与旧史体例不同耳。”收曰：“往以中国丧乱，人士谱牒遗逸略尽，是以具书其枝派。望公观过知仁，以免尤责。”

（选自《北史》，有删改）

【注】东观：东汉洛阳南宫中一观阁名，为藏书、校书、撰书之地，后泛指宫中藏书、撰书之处。

中文是世界上最适合电脑应用的文种

毕可生

    之所以说中文是世界上最适合电脑应用的文种首先是因为：中文的词，不论哪种输入法，也无论是单宇词还是多字词，输入码值至多只有三四键，动态输八每词的码值则平均只有三键。但是英文一般常用词汇码值平均在六键以上，动态码值也在五键以上，科技词汇的码值平均更高达十一键以上。这是因为世界上只有中文能进行非全息输入，其他的任何文种只能进行全息输入。第二，世界上的各个文种中只有中文有联想。联想词如果不翻页，就只有一键，加上翻页也不过两键。有人说英文把词根相同的词集合在一起也是联想，其实这和联想毫无关系，与文本的输入速度也毫无关系。第三，英文拼音词与词之间必加一空格，即使不定冠词“a”前后也都要加空格。而中文则无需如此，一篇文章下来，就可以少打数百个甚至成千上万个空格键。这是中文输入的又一优势。

    英文打字讲究盲打，于是一些刻意学习西方的人，在汉字输入上也追求盲打。这实在是不明白两种文字的巨大差别。仍以英文为例（其实欧洲的拼音文字性质都是一样的），英文的词汇总量有四十多万，况且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新增。中文虽有六万多字，但其中大多数都是历史字和废止不用的异体字，现在用到的简体字就是GB2 312字库那6763个汉字，其中常用字只有3500，如果再加上港、澳、台所使用的繁体字，则现在所使用的汉字的总量不过是GBK字库的那两万一千字。而且，现在汉字大量使用的都是用常用汉字合成的双字词或多字词。从理论上说用3500个常用字合成的双字词就可达11 00万（即3500的平方）。所以，无论社会发达到何等程度，只需用常用字合成新词就行了。而如英文等拼音文字，却需不断造出新的拼音词汇，以满足不断创新事物的需要。

     同时，中文所有的文字都具有造字的理据，非常好认好记，所以即使中国的低文化程度的人员通读原文件，也少有什么不认识的新字词，只看一眼原文件就可以记住这一行字或词，也就不需要时时不断看原文件，只需时时注意屏幕的选字框或翻页框，来提高输入速度了。相反拼音文字全无此优势。英文的每个词，如果有前缀的话也只有介词的意思，后缀只表示词性，词根绝大多数全无意义。于是英文的使用人员能认识四万单词就算高水平的文化人了，而要通读原文件都会遇到一定的问题，人们在输录时往往需要时时阅读原文件，以了解不认识的新的或其他专业的旧词汇的拼写。再者，英文文件的一横行约有十四五个词，中文文件的一行则约有三十个字词，况且还都是熟字。这就是英文这种拼音文字输入时要时时看原文件，不得不进行盲打的原因。

    中国自从王永民先生五笔输入法发明以来，不仅比王云五的十种笔划少了一半，而且一百三十多个部件的键位排列也有序多了。现在王码更将汉字进行了数字化。用王码的五种笔划组合在小键盘上就能敲打出汉字，只用一只手就可以完成成篇汉字输入，既好学又好用。同时，汉字完全变成五进制的数字化组合，这不但解决了汉字的数字化问题，而且也解决了汉字检索的大问题。另外，即使不学任何输入法，只在手写板上书写汉字，因为汉字有联想，那整篇汉字输入速度也是很快的。

    中文在电脑时代本身就存在不可否认和无法超越的优势，如果再能解决上世纪人为造成的繁简分裂，找到使用两种字体的中国人都能接受的办法，相信这个电脑世纪，中华文明大飞跃的时代必将到来！

                                                 （《汉字文化》2012年第1期有删改）

修养高于知识

    ①网络时代到来以后，传统获取知识的方式已发生了根本变化。经常听到有人讲，现在中国人的国学修养如何如何差，不会作诗，不会写字等等。保卫汉字、保卫中国文化的说辞也时有出现。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对我们所处的时代有清醒的认识。

    ②社会生活有一则铁律：由繁向简。由繁向简中又包含一个核心元素，凡事功能至上，审美要求是在满足功能后衍生出来的。白话文普遍流行后，中国人使用文言的水平一落千丈，单就文学的审美功能而言，白话的短处是一望而知的，但何以白话打败文言？道理很简单，由繁向简。简则文化不易垄断，不易只成为少数人的事，这与公平和正义相关。另外，现代社会到来，科学交流中，比如介绍西方科学知识，白话比文言便捷，便捷的东西才能普及。人是趋利避害的，有些选择看似偶然，比如胡适提倡白话，其实他的提倡只是适时顺应了人天性中的某种追求，不然声音再大，也不会有回声。

    ③严格讲，今天已很少有人会用毛笔写字。单以审美论，毛笔一定高过硬笔，硬笔高过电脑。但何以毛笔会衰落？答案也非常简单，毛笔麻烦，难学，又没有效率，使用还需要一定的外在条件，比如温度，在冬天旅行中使用毛笔很不方便。毛笔先被钢笔取代，而现在则是无笔的电脑时代了。任何事物，当实用功能可以完全被取代后，它原有的地位一定是下降的，它必然会成为专门技艺，比如今天提倡写毛笔字，提倡书法，其实是在提倡一种专门技艺，而专门技艺没有普遍性。

    ④中国古书，由简牍向雕版发展，也是由繁向简。   因为工业时代，手工一定是专门技艺，没有普及的意义了。

    ⑤网络时代，对知识价值的判断也相应发生了变化，在这个时代里，我们应当牢记，如果单纯的知识不能作为创新的基础，则这种知识的意义非常有限，创新是一切知识意义的最后结局 ， 如果不能创新，则知识就是一个单纯的储备和保存问题了，而储备保存，人永远比不过电脑。一般说来，在网络时代，单纯知识的地位是下降的，创新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⑥今天，我们获得一般准确稳定知识的方式已极为便捷，一部手机在手，则人人无所不知了。那么人是不是不需再学习？当然不是，人们更需要学习，不过这种学习有了新的内涵，那就是知识与修养的关系。中国旧话说，“腹有诗书气自华”，它主要指的不是储备了多少知识，而是能不能把知识升华到精神层面。网络时代，如果知识不向精神层面升华，或者我们学习知识而不追求修养，则一切知识的意义也就显示不出来。

    ⑦今后，网络时代的读书可能会成为一种专门的修身方法，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享受知识带给我们的快乐从而达到精神的满足。网络时代，那种单纯考查知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个人记忆再好，也只是一种奇特现象，令人尊敬，但不足以让人崇敬了，因为这种单纯的记忆有了更便捷的替代品，而个人修养才是获取知识后达到的别一重境界，这是机器不可能替代的，因为人的精神世界无比独特丰富。

    ⑧因而，网络时代，我们追求知识的目标主要在于显示个人修养 ， 读书更多时候是专门陶冶情操的方式，这时候有电脑，但我们也还是要捧起书本来，因为这样才有仪式感。电脑时代，单纯炫耀知识的时代已经远去，考验修养的时代到来了。

简笔与繁笔

周先慎

    从来的文章都提倡简练，而繁冗拖沓为作文病忌。这诚然是不错的。然而，文章的繁简又不可单以文字的多寡论。言简意赅，是凝练、厚重；言简意少，却不过是平淡、单薄。“繁”呢，有时也自有它的好处：描摹物态，求其穷形尽相；刻画心理，能使细致入微。有时，真是非繁不足以达其妙处。这可称为以繁胜简。看文学大师们的创作，有时用简：惜墨如金，力求数字乃至一字传神。有时使繁：用墨如泼，汩汩滔滔，虽十、百、千字亦在所不惜。简笔与繁笔，各得其宜，各尽其妙。

    一部《水浒传》，洋洋洒洒近百万言，作者却并不因为是写长篇就滥用笔墨。有时用笔极为简省，譬如“武松打虎”那一段，作者写景阳冈上的山神庙，着“破落”二字，便点染出大虫出没、人迹罕到景象。待武松走上冈子时，又这样写道：“回头看这日色时，渐渐地坠下去了。”真是令人毛骨悚然。难怪金圣叹读到这里，不由得写了这么一句：“我当此时，便没虎来也要大哭。”最出色的要数“林教头风雪山神庙”，写那纷纷扬扬的漫天大雪，只一句：“那雪正下得紧。”一个“紧”字，境界全出，鲁迅先生赞扬它富有“神韵”，当之无愧。

    以上是说用简笔用得好。同一部《水浒传》有时却又不避其繁。看作者写鲁智深三拳打死“镇关西”。鼻上一拳，“打得鲜血迸流，鼻子歪在半边，却便似开了个油酱铺：咸的、酸的、辣的，一发都滚出来”；眼眶际眉梢又一拳，“打得眼棱缝裂，乌珠迸出，也似开了个彩帛铺的：红的、黑的、绛的，都绽将出来”；第三拳，“太阳上正着，却似做了一个全堂水陆的道场：磬儿、钹儿、铙儿，一齐响”。从味觉写，从视觉写，从听觉写，做了一大串形容，若是单从字面上求简，这三拳只须说“打得鲜血迸流，乌珠迸出，两耳轰鸣”，便足够了。然而简则简矣，却走了“神韵”，失掉了原文强烈地感染读者的鲁智深伸张正义、惩罚恶人时那痛快淋漓劲儿。

    字面上的简不等于精练，艺术表现上的繁笔，也有别于通常所说的啰嗦。鲁迅是很讲究精练的，但他有时却有意采用繁笔，甚而至于借重“啰嗦”。《社戏》里写“我”早年看戏，感到索然寡味，却又焦躁不安地等待那名角小叫天出场，“于是看小旦唱，看花旦唱，看老生唱，看不知什么角色唱，看一大班人乱打，看两三个人互打，从九点多到十点，从十点到十一点，从十一点到十一点半，从十一点半到十二点，——然而叫天竟还没有来”。在通常情况下，如果有谁像这样来说话、作文，那真是啰嗦到了极点。然而在这特定的环境、条件、气氛之下，鲁迅用它来表现一种复杂微妙、难以言传的心理状态，却收到了强烈的艺术效果。

刘勰说得好：“句有可削，足见其疏；字不得减，乃知其密。”无论繁简，要是拿“无可削”“不得减”作标准，就都需要提炼。但是，这提炼的功夫，又并不全在下笔时的字斟句酌。像上列几个例子，我相信作者在写出的时候并没有大费什么苦思苦索的功夫。只要来自生活，发诸真情，做到繁简适当并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顾炎武引刘器之的话说：“文章岂有繁简耶?昔人之论，谓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若不出于自然，而有意于繁简，则失之矣。”（选自苏教版必修三《简笔与繁笔》，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