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广东在中国，无论在文化上还是在抗战上都占有重要地位。从文化方面看，广东不但是新文化策源地，而且是旧文化的保留所。宋室南渡之后，北方人士之有气节与能力者，多向南迁移，因而我国固有文化重心也向南推进。这些固有文化在北方，因受少数民族统治之下发生变化或逐渐湮没，而却存在于南方，而尤其是在广东者，实在不少……自中西海道沟通以后，西方文化不断输入，中国文化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宗教上、教育上……都受了重大影响，逐渐趋于新文化的途径……因为地理以及其他原因，粤人遂为这种新文化先锋队，广东成为新文化的策源地。过去广东人曾利用这种新文化去推翻满清，去抵抗外侮，而今后，广东人愈要格外努力发展这种新文化，去抵抗外侮复兴民族……只要广东精神不死，不但广东前途乐观，就是中国前途也大有把握。

——摘编自时任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广东与中国》（1939年1月）

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以“广东精神与民族发展”为主题，自拟论题并进行阐释。（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

材料 贵州建省以后，明朝政府在采取各种措施重点培养和教育土司子弟之外，还大力创办社学，发展初等教育。自永乐以后，明廷严督贵州各属长官司于衙门附近及少数民族聚居区创办社学，令少数民族蒙童入学，读书习礼、接受儒学文化。明朝统治者为普及社学教育，一再提高社学的社会地位。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年）规定，社学中优秀学生可以直接升入各级儒学校学习，语令社学中“有俊秀向学者，许补儒学生员”把社学与府、州、县儒学在学制上衔接起来，调动了地方创办社学和民间子弟踊跃入学的积极性。弘治十七年（1504年），再次重申，要求全国各地抓紧创办社学，是年；“令府、州、县建立社学，选择明师，民间幼童十五岁以下者送入读书”.在中央政府的三令五申下，贵州出现大办社学的热潮。自弘治年间贵州按察使钱钺带头创办社学以后，各级地方官吏、社会贤达及民间有识之士纷纷出资也出力创办社学。据明代贵州各地方志书记载，明政府在各府州县治地、土司辖区与土流并治地区广泛设立的社学约有200所。未见于记载者肯定还有很多，可见当时社学的发达。

——摘编自张羽琼《贵州古代教育史》

材料一  在公元634年到公元750年，阿拉伯人建立起一个西起比利牛斯山脉，东至帕米尔高原的帝国，伴随着帝国建立，伊斯兰教也传往世界各地。经济繁荣又使阿拉伯商人的足迹踏遍了亚、非、欧三洲，在地中海、印度洋甚至远至中国东南沿海的辽阔区域，阿拉伯商人都一度是最活跃的群体。9世纪初，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采用文化宽容政策，鼓励并组织对希腊古典哲学的大规模翻译活动。“智慧之城”巴格达拥有一大批专门的翻译人才。据说，翻译的稿酬以与译著重量相等的黄金来支付。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德、托勒密、希波克拉底等大批希腊、印度和波斯的经典得以保存。这使人类古典文明的辉煌成果在中世纪得以继承。公元771年，一位印度学者将一篇数学论文带到巴格达，其中包括从0到9等十个数字，阿拉伯人发现印度数字的优点，在帝国境内推广应用。随后，阿拉伯人又通过西班牙将印度数字传入欧洲，并传播到世界各国。公元712年，阿拉伯人在占领撒马尔罕时从中国人那里学会了造纸技术。公元794年，阿拉伯人在巴格达建立了第一座造纸作坊，当他们占领了西西里岛和西班牙以后，造纸技术也传进了欧洲。

——摘编自张帅《阿拉伯文明的起落》

材料二 我国的科技翻译始于16世纪末17世纪初，止于18世纪中叶，延续了近一二百年的历史，明末清初，西方殖民主义者入侵我国东南沿海，许多西方耶稣教会人士以科学传教为名进入中国进行宗教传播活动，当时中国的学者与他们合作翻译西方科学著作，著名的有徐光启、李之藻、杨庭筠，他们三位被耶稣教会人士称为“中国圣教三柱石”，还有意大利人利玛窦、熊三拔，日耳曼人汤若望。利玛窦开创了“中西合译”的翻译形式，也成了翻译传统。虽然徐光启他们未能留下详细的翻译方法理论，但他们的看法却很有创造性，如徐光启指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李之藻提出“借我华言，翻出西义”；杨庭筠指出抓紧培养翻译工作者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所有这些都体现了译者的唯物思想和上进精神，同时也体现了译语中心的翻译传统。利玛窦等人之所以能在中国这个文化中心主义的国家生存并备受敬重，都是源于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熟悉，他们采用“科学传教”和“儒教合一”的手段传播天主教，他们对《圣经》进行了归化处理，甚至用儒家的词汇如“天”“仁”“仁慈”来翻译《圣经》中的“Deus” “mercy” “benevolence”。

——摘编自韩敏《从中国历史上的四次翻译高潮看中国翻译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