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历史演进的角度说，必须“礼崩乐坏”，然后才有“天下定于一”。自秦汉以来，中国历代政治家、史学家都无一例外地关注“封建”与“郡县”之间的区别，足见由“封建”转向“郡县”，确实是中国社会演进中的“历史大关节”。以“封建”与“郡县”为历史性标志的两种政治体制，其间的重大区别，今人据以判断的视域自然要比古人宽阔得多。

——摘编自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

材料二  唐、宋时期，在鄂西民族地区推行羁縻政策，到宋、元交替时期，逐步发展为土司制度。明朝土司制度与羁縻政策的区别在于由松散的统治变为严格的控制；在承袭、纳贡、征调等政策方面，土司制度均有严格的规定，从而加强了对鄂西民族地区的控制。鄂西土司制度随着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实行改土归流而消亡。

——摘编自彭建英《中国古代羁縻政策的演变》

材料一 “大一统”既是一种思想观念，亦是一种国家形态结构，我国大一统的政治实体形成于秦汉时期，但从政治框架的理想构建到血缘历史文化认同，大一统的思想基础在先秦时期已经奠定，秦汉以后，实现大一统国家的治理方式是历代统治者追求的治理目标。

——据卜宪群《我国历史上的“大一统”思想与国家治理》等整理

材料二 清代继承和发展了秦汉以来的“大一统”思想，以新的民族“大一统”观念为指导，较成功地解决了两千多年来困扰历代王朝的边疆“内患”问题，促进了国家的统一，空前“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至清代最后完成，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数千年发展的一个大结局。

——摘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一

周朝已开始出现“小行人、象胥、掌客、怀方氏”等具有周边民族事务管理性质的官职，秦朝正式在中央设置管理民族事务的“典客”。汉承秦制，汉武帝时期设置属国都尉，具体管辖归附及内属的边疆民族。唐朝边疆民族的首领可管理府州的具体事务，但需向唐王朝缴纳贡赋，统于唐王朝的中央政府。此外唐王朝还在边睡地区发展屯田、开辟互市贸易、妥善安排边疆民族子弟学习。元朝在吐蕃采取“政教合一”政策，在中央设置管理吐蕃事务的帝师和宣政院机构；在元朝兴起之地漠北，设岭北行省，基本行政单位仍是蒙古传统建制，并部署军队，戍守的同时进行屯田。明朝靠近内地的少数民族统治区减少，明政府直接控制、委派流官的地区增加。清朝在边疆全面推行郡县制和修订相关法规，强化边陲管理的同时，还鼓励内地百姓外迁至边疆谋生与开垦。

——摘编自谷家荣罗明军《中国古代边疆治理历谱识认》

材料二

19世纪以后，清政府将更多的精力用于维持衰退中的国内政治、经济体系，保卫边疆安全的能力逐渐低落，导致面临深刻的边疆危机。对此，清政府通过推行一系列边疆内地一体化政策来“昭示主权”，比如在新疆、台湾等边疆地区设省。日渐减少的财政收入使得清政府内部出现了“海防”和“塞防”之争，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的海防大门之后，面临着海疆危机，传统的边疆观不得不进行转变，清政府开始筹办近代海军。但是这些迫于外部压力之下的政策转变，忽略了边疆地区的实际情况，清末边疆政策的失误也非常明显。

——摘编自施润棋《清末我国边疆治理政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