霜降夜

周蓬桦

白露过后，乌乡的风里就已平添了寒意。早晨醒来，阳光刺眼，推介漕河，发现脚下的草叶上布满晶莹的霜，薄簿的一层，把路边的花打蔫，桦树的枝条似乎萧条了些许，树木上的一只只眼睛长出了睫毛，无意间仰头，但见几粒寒生正在向山顶以南的方向悄悄隐逝。镇上某一户人家屋顶上的烟囱，已经开始忙活，突突地冒青烟，排放是笔直的，上升到一米多高后遇到了风，才变得凌乱，像一块被抽断的丝绸。

有人说，乌乡的风里，流动着一股特别的味道，也只有亲临现场的人才会知道。这种特别的味道让人难忘，在鼻间萦绕，以至于割舍不下，成了人们再来乌乡的理由。

我提着满满一大铁桶草木灰，把它们倾倒在大路边潮湿的水洼里——这是房东阿姨安排给我的任务。昨天晚上，我约了几个养桑蚕与种植薰衣草的农户，到院子空攀谈，大家吃着草原黄烤牛肉，品尝着新摘的巨峰葡萄，黑色的冻梨，喝着自酿的桑葚酒，交谈内容涉猎宽泛，没有明确的主题。基本围绕农事收成，动物保护和挖长忙冬的机窖打转。当然，我最感兴趣的，是他们讲述过往亲身经历的事件。兴许口吻轻描淡写。但对我十分有用。一些亮点像阵雨打湿心头，渗入静夜植物的根须，我急忙拿出记事本，东马灯的光线下一一做了记表。牛圈在屋后，小牛犊不时制造一点骚动，从那里飘来丝丝淡淡的尿臊气，但这并没影响大家浓厚的谈兴。叶子的板栗树梢上，始终挑着一弯残月。

聊到10点多钟时，霜降开始了，夜幕陡然拉向纵深，只听得周围的芦苇秆在瑟瑟作响，白桦树枝在轻轻蠕动，我身上很快起了一层细小的鸡皮疙瘩。这时，善良的房东阿姨送来了羊毛毯和羊毛披肩，以抵抗霜降带来的微妙变化。

“天妻落露了，大伙儿小心看存。”她说。

阿姨端来一小筐被冰冻过的无花果，果子个头大，已经在冰柜里冻成了一个个小冰球，阿姨从厨房提来了铁皮桶，点燃了软草和木柴。很快就将冻菜烤软了，冰渣子化成了水，杂糅着果实的汁液。取一个放在嘴里，觉得冻过后的无花果有一般山楂饼的味道。少顷，桌上又摆满了甜点美食——大列巴面包、哈尔滨红肠、咖啡、奶茶、干果仁，还有烤得香喷喷的草原红糖焙子，吃得大家直打饱嗝。

这是一个特别的霜降夜，让人感觉到生命与节气之间发生了某种密切的联系，有很强烈的体验感，从这个夜晚起始，我正式走进乌乡人的生活，自此与之呼吸同一种空气，吃一锅同样的黑米乌饭，喝新碾的大楂子粥影，我并不觉得我与乌乡的人和动物有什么不同。我们是对等的。他们在日子艰辛面前所持有的积极态度，和对幸福目标的追寻姿态，都让我感同身受，嘘唏或喜悦。如果可能，我愿意做乌乡山野中的一株树或一片霜冻的叶子。

我还记下了燃烧时呲呲作响的松油灯，灯下的笑脸，火光中明亮的瞳仁，以及整整一个晚上都在谈论的接地气的话题——如何与枯草丛中的野物们一道，度过暴风雪即将来临的严冬，需要粮食、木柴、胡萝卜和大白菜，需要棉衣棉被，需要一个大火炉。哟，对我这样长年奔波的外乡人来说，这是一个多么难忘的夜晚。

早晨的光线重叠移动，越升越高，把山脉的阴影投射到地面上。我手扶栅栏，将空空的铁皮桶放回到了板栗树下，却见房东阿姨的小儿子背了行囊，走下台阶，似乎要离乡远行。阿姨从灶间走出来，腰间系着粗布白围裙。她搓着手，一边抬手拭泪，脸上难掩担忧和凄惶的表情。

她的小儿子目光淡定，飞快地走出院落，又回过头来朝我们挥手笑笑，然后大步踩过路边的草木灰，在阳光下缩小成一个移动的墨点，在远山的背景下渐渐消失。返回屋内，我以树墩做书案，在稿纸上飞快地记下一句话：“霜降后，一些植物枯萎，一些事物到来，一些人又把双脚踩在了泥泞的路上。”

（有删改）

“偷梁换柱”多指以假代真，用欺骗的手段改变事物的性质，然而在古建筑工程领域，“偷梁换柱”却属于一种科学实用的修缮加固方法。

梁是截面形状一般为长方形的木料，且木料的长度尺寸远大于截面尺寸。梁为水平放置，两端的底部有支撑构件。梁主要用于承担建筑上部构件及屋顶的全部重量，并把这些重量向下传给支撑构件。柱为梁的支撑构件。柱子截面形状一般为圆形，长度尺寸远大于截面直径。柱子为竖向放置，主要用于承担上部梁传来的重量，并向下传递给下部的梁或直接传至地面。梁与柱采用榫卯形式连接，形成稳固的大木结构体系。位于屋架内的若干梁在竖向被层层往上“抬”，上下梁之间由短柱支撑，底部的梁由立于地面的立柱支撑。梁、柱均为中国木结构古建筑的核心受力、传力构件，缺一不可。

对于古建筑而言，立于地面的立柱，或因长期承受上部结构传来的重量而产生开裂残损，或因柱底部位长期受到地面潮气影响而出现糟朽残损，这导致木柱强度下降，无法正常支撑梁。此时可采用“偷梁换柱”的加固方法。“偷梁换柱”实际就是“托梁换柱”。其基本做法为：首先将“假柱”（即临时的竖向支撑构件）安装在梁底部、原柱（原有立柱）旁边；再抽去原柱，使梁传来的重量暂时由“假柱”承担；然后安装新柱，新柱的材料、尺寸及安装位置与原有立柱相同；最后将“假柱”移去。

完善的“偷梁换柱”加固方法具有科学性，其原理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一，从梁的角度而言，它是水平受力构件，并把外力向下传给立柱。梁只有保持水平稳定状态，才能保证整个大木结构的稳定。在加固古建筑的过程中，梁始终受到支托，因而能一直保持水平稳定状态。其二，从柱的角度而言，它是竖向支撑构件，并最终把上部构件的重量传给地基。只有立柱具有充足的承载力，且与梁有可靠连接时，才能有效承担梁传来的作用力。加固过程中，技术人员虽然将原柱抽去，但是预先将“假柱”设置于原柱附近，让“假柱”代替原柱发挥支撑作用，因而换柱过程对结构整体的稳定基本无影响。换柱完成后，新柱与原柱有着同样的材料、尺寸，且与梁有着相同的可靠连接方式，它完全能够代替原柱发挥支撑作用。其三，从梁、柱整体结构角度而言，“偷梁换柱”方法对整体结构干扰小，且能达到良好的加固效果：原柱被新柱原位替换，新柱不仅有很好的支撑作用，而且与梁仍有可靠连接；“假柱”仅用于加固过程的临时支撑，且在原柱撤去后新柱安装前，能够与梁临时组成稳定的结构体系。因此，在“偷梁换柱”过程中，梁、柱结构整体始终处于稳定状态。

中国古建筑大木构架剖面示意图

（摘编自周乾《故宫建筑细探》）

2019年4月23日，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应邀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70周年多国海军活动的外方代表团团长时指出：“海洋对于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海洋孕育了生命、联通了世界、促进了发展。我们人类居住的这个蓝色星球，不是被海洋分割成了各个孤岛，而是被海洋连结成了命运共同体，各国人民安危与共。”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建设目标是打造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海洋环境。

要实现海洋的持久和平与普遍安全，各国必须摒弃传统的大国争霸思路，充分照顾彼此的安全关切和合理利益，联合起来打击海盗、人口走私、贩毒等海上犯罪行为，在涉及海洋权益争端时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短期内无法协商的问题可以考虑搁置争议。共同繁荣、开放包容和清洁美丽的愿景意味着，我们要坚持开放的自由贸易体系，同时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海洋环境保护等问题，发挥海洋作为国际贸易大通道的积极作用，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诉求。随着人类技术水平的提升和各国经济发展对资源需求的日益增加，各国都希望开发利用更多的海洋资源。如何才能在更好地利用海洋资源的同时又促进可持续发展、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海洋发展的“四个转变”：“要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着力推动海洋经济向质量效益型转变”；“要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着力推动海洋开发方式向循环利用型转变”；“要发展海洋科学技术，着力推动海洋科技向创新引领型转变”；“要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着力推动海洋维权向统筹兼顾型转变”。这为海洋开发利用指明了方向。

具体到全球、地区和双边层面，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应该着眼于不同的路径，这样才更具有可行性。

在全球层面，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主要着眼于涉海全球公共问题的治理，各国应致力于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稳定有效的国际法和国际规则体系。目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方面仍然存在矛盾。发达国家过于强调公海自由原则，希望利用技术上的优势开发更多的公海资源。发展中国家更多强调公海作为人类共同财产的原则。如果公海被确定为人类共同财产，那么它就不得被占有，所有国家共同参加公海管理，积极分享公海开发中获取的利益，并保障公海只用于和平目的。人类共同财产原则更有利于保护公海环境和对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对于实现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愿景来说更为可行。总的来说，全球层面的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应着眼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合作制度体系。

在地区和双边层面，由于相关成员在海洋利益方面拥有更多的交集，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应着眼于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如果某个地区内或者两国间存在海洋权益争端，应该致力于让局势降温，避免引发军事冲突，为海上贸易和人员往来提供安全的环境。地区大国和地区性的安全架构应该在这一方面发挥主要作用。其二，建立高水平的区域经济合作制度，充分发挥海洋作为运输大动脉的作用，提升两国间或者地区内成员国之间的经济交流水平。其三，对两国或者本地区的海洋环境保护开展联合行动，保护海洋资源、打击海上违法犯罪以及联合进行海上搜救等。

（摘编自宋伟《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与新的海洋文明》）

材料一：

土星5号火箭升空了！

它一点一点上升，庞大的身躯稳健有力。

阿姆斯特朗、柯林斯和奥尔德林被巨大的推力紧紧摁在座位上。火箭在他们身下持续上升，各级火箭按照预定程序点火，第一级火箭、逃逸塔、第二级火箭一一分离。绕地球轨道飞行一周后，宇航员检查了火箭和飞船状况。第三级火箭再次点火，把飞船推向更远的高空。

当地球被甩到身后，就是船箭分离的时候：第三级火箭前端打开，哥伦比亚号从顶端弹出。鹰号（登月舱）在火箭顶端继续待命，这艘小飞船外形奇特，像一只蜷缩着的蜘蛛。哥伦比亚号的驾驶员柯林斯，让飞船慢慢转身。“哥伦比亚”与“鹰”对接成功。宇航员告别土星5号的最后一级火箭，乘坐合成一体的两艘小飞船继续飞行。

终于抵达月球上空。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驾驶鹰号离开，向着月球越飞越近。柯林斯驾驶着哥伦比亚号孤独地环绕月球飞行。此时此刻，那些远在地球上的人，不管是朋友还是陌生人，都时刻关注着、期待着……

预定着陆区在哪儿？宇航员们全力搜寻。但是意外忽然发生：当他们发现着陆区，鹰号已经飞过了头！数英里一闪而过，舷窗外的月球变得崎岖不平。家园远在万里之外，更无法奢望什么援手。此时此刻，他们能做的，只有保持镇定，平稳驾驶，继续飞行。

看到了，就在不远处，那里平整而干净！鹰号慢慢减速、缓缓下降。登月舱越来越低、越来越低……直到平稳落地！此时此刻，在遥远的地球，人们鸦雀无声、屏息聆听。

一个声音从遥远的太空传来，那是阿姆斯特朗从月球发出的声音：“这里是静海基地，‘鹰’着陆成功。”他异常平静，地球上的人们却爆发出欢呼的声音。随后，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沿着舷梯爬下登月舱。

陌生、寂静、壮丽的月球从此有了生命。

（摘编自布莱恩·弗洛卡《登月》，袁玮译）

材料二：

今年6月，联合国外层空间事务办公室举行会议，中国科学家介绍了“嫦娥四号”探月任务，表示将于2018年底前将中继卫星发射至月球背面上空一个引力稳定的位置，即地-月L2点，这颗中继卫星将执行为期三年的任务。新华社的报道没有透露“嫦娥四号”发射的具体时间，只是说将在2020年之前发射。自1976年苏联的“月球24号”抵达月球之后，中国的“嫦娥三号”首次于2013年在月球实现软着陆。它搭载的“玉兔一号”月球车共有6个轮子，在任务结束前共行驶了约114米。中国科学家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研究结果显示，“玉兔一号”的探地雷达探测到其着陆点下方有9个明显不同的地下层，表明该地区有着复杂的地质史，这与“阿波罗号”宇航员探索地区的情况有所不同。根据今年6月在联合国会议上发布的信息，“嫦娥四号”任务的主要工程目标包括进行月球背面着陆和深空数据中继。中国方面已邀请国际社会围绕“嫦娥四号”探月任务建立合作关系。

（摘译自斯蒂芬·克拉克《中国计划在2020年前登上月球背面》，2015年9月22日，英国“当今天文学”网）

材料三：

从古至今，人类举头望月，传颂动人神话，谱写优美诗篇，却很少有人意识到，亿万年来，月亮的“图案”从未变化。月球绕地球一圈的公转周期完全等于月球自转周期，所以人们只能看到它固定朝向地球的一面，我们把月球背向地球的一面称为“月背”。2019年1月11日，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大厅里，科技人员见证了“嫦娥四号”和“玉兔二号”顺利完成“两器互拍”，这标志着“嫦娥四号”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我国成为世界上首个成功实施在月球背面软着陆并巡视探测的国家。人类开启了探索月球背面的新纪元！

这是一次前无古人的科学探险。月背探测是中国航天的首个世界第一，它具有巨大的科学和工程意义，是人类航天史上的重大突破。“玉兔二号”凝聚着中国航天人的勇气和智慧，像一位孤胆英雄，面对未知的风险与挑战，勇敢进发，努力探索。得益于驾驶员团队的悉心照料与陪伴，“玉兔二号”已经创造了人类月面巡视器生存时间最长的世界纪录。“玉兔二号”探测到了冯·卡门撞击坑的地下结构以及月球背面的最低温度等，取得了一系列科学成果，为人类揭开了月背的神秘面纱。

本书完稿之际，我国首个火星探测器“天问一号”已飞离地球，中国航天人的目光又随之投向深空。我由衷期盼这本书能引领读者走近探月、走近航天，滋润心中科学的幼苗，点燃胸中追梦的火焰，更希望年轻人能够沿着这一代航天人的足迹，不惧孤寂，保持好奇，去探索火星，去探索木星，不断追逐心中的星辰大海。

（摘编自吴伟仁《<月背征途>推荐序》）

放牛记

徐则臣

我现在想不起我何时开始了放牛娃的生涯，又在哪一天彻底结束了这种生活。我很小就羡慕那些吆喝牛马的孩子，觉得他们是豪放粗犷的英雄。而我只是个温顺的可怜虫，总是衣裤整齐，指甲干净，不剃光头，站在他们身边像个走亲戚的陌生人。我想和他们一样，只穿一条小裤衩，光着上身和脚，晒成黑铁蛋，坐在光溜溜的水牛背上挥舞自制的长鞭，雄赳赳气昂昂向野地里进发。能够大喊大叫，可以随地撒尿，无视课堂和作业，遇到仇人要打的架一个都不落下，轻易就能滚出来一身泥。我想当个野孩子，所以，很早我就怂恿父亲买一头牛。

我家的确需要一头牛。父亲是医生，农忙时经常搭不上手；祖父祖母年纪大了，体力活儿也帮不上忙；我和姐姐都小，还要念书；十亩田都要母亲一个人对付，运粮食时都没个帮手。父亲决定买牛，哪怕只用来拉车。

买牛的那天我记得，你能想象我的激动。在下午，我和父亲去两里外的邻村牵牛，已经提前谈好了价。在邻村的中心路边，我头一次见到锯木厂，在一间大屋里，电锯冲开木料的声音在午后的热空气里格外尖利，几乎能看见那声音在闪耀着银光。我停下来看阴影里的锯木厂，横七竖八堆满了木料，新鲜的木头味道和锯末一起飞溅出来。

那头小母牛还小，吃奶的时候还要哼哼唧唧地叫，长得憨厚天真，我很喜欢。主人是个中年男人，说：回去调教半年，就能干活。他给小牛结了一个简单的辔头，缰绳递给我们，我们就把牛牵出了门。

小牛屁颠屁颠跟着我们走，出了村才感觉不对，开始茫然地叫，表情如同迷途的小孩。一路仄着身子走，拧巴着被牵到我家。这一路走得我兴奋又纠结，想牵不敢，摸它一下，摸完了赶紧撤，怕它踢。当然后来我知道，再没有比水牛更温驯的动物了。

我经历了把一头小牛训练成壮劳力的全过程。换辔头，套车，驾辕，用声音和缰绳指挥行止，扎鼻眼，犁地，耙地。几年以后，我基本上成了老把式，可以一个人铡草、套车、驾辕，运送满满一车粮食走在窄路上。我知道它回头看我是什么意思，知道它抬尾巴摇屁股想干什么。当然，这对我来说是副产品，我想说的还是放牛。

在当时，放牛部分地满足了我的少年英雄梦，让一个必须规整地生活的少年有了一个旁逸斜出的机会。就算现在，我也不认为整天和一头牛走在野地里是件苦叽叽的事，相反，我以为那是我少年时代最快乐的生活之一。

放牛都在夏天，放了暑假我才有时间。三伏天的午后太阳高悬，蚂蚁都被晒蒙了，晕晕乎乎爬出的全是曲线；如果要去远处找水草丰茂的地方，那我就得早早地从午睡中爬起来，戴上草帽出门。我直犯困，遇到树荫就不想再动，尤其经过河边，看那些戏水的同伴，你真觉得放牛实在是个负担。让人烦的还有一个，大雨天。这不是放牛的好时候，但牛出不去你得出去，割草，干不干活你都得让它每天吃饱；家里自也备了干草，只是大夏天的芳草萋萋，你不让它吃新鲜的，不人道也不牛道。还是得穿雨衣戴斗笠挎篮子割草去。漫天雨雾，汤汤水水的野地里就你一个人，蹲在草丛里形同消失，像我这种动不动就悲观的人，常常会觉得自己被这个世界遗弃了，那感觉也不太好。

不过这样的时候毕竟少，英雄主义的少年时代总体上是乐观向上的——放牛的确是件好玩的事。野地自由，有种无所事事的、透明的自然与放松。放牛通常是集体行动，几个放牛娃排成队伍往村外走，大家都坐在牛背上，屁股底下垫条麻袋。水牛走起来浑身都在动，骑牛更像坐轿子。后面的人打前面的牛屁股，一个跟着一个跑起来，六七头牛，都在撅着屁股跑，那队伍看起来很壮观。牛一跑，大肚子就扑扇扑扇地抖，活像巨大的金鱼鳃在鼓鼓瘪瘪地呼吸。如果你是新手，最好抓住缰绳，夹紧两腿，能抱住牛脖子更好，否则你随时可能掉下去。有天黄昏，牧童晚归，我骑在牛背上慢悠悠往家走，有人对着牛屁股猛的一巴掌，受了惊的牛撅起屁股就跑，我手里还抱着自己做的一根竹笛在专心地找音，连缰绳都没抓，牛一屁股把我送到了右前方的水沟里，半个脑袋扎进了淤泥。

如果真要找一点和其他放牛娃的不同，可能就是我放牛经常带本书。很多武侠小说都是在坟地里看的。乱坟岗子里草好，把缰绳缠到牛角上让它们自己吃去，我们找个形状合适的坟堆，铺上麻袋就着坟势躺下来，跷起二郎腿。想睡觉的睡觉，想唱歌的唱歌，想发呆的发呆；我想看书，从兜里拽出一本武侠小说来。清风徐来，头顶有松树遮阴，天上流云飞动，此时看武侠，几等于尘嚣皆忘，那一个白衣飘飘的侠义世界美不胜收——大虚乃是大实，大无中有大有。

放牛给了我一个几近完美的少年时代，放松，自由，融入野地里，跟自然和大地曾经如此贴近。我在放牛时没能让自己成为一个野孩子，或者说没能成为我希望的那样的野孩子，不知道这个结果是好还是坏。往事总在回忆时被赋予意义，在放牛这个经历上，我更愿意就事论事，返回到当年的心境里，看一看当时的悲欢和忧乐。

（有删改）

材料一：

(四五)中国由劣势到平衡到优势，日本由优势到平衡到劣势，中国由防御到相持到反攻，日本由进攻到保守到退却——这就是中日战争的过程，中日战争的必然趋势。

(四六)于是问题和结论是：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必须是持久战。这个结论是正确的吗？我以为是正确的。

(四七)讲到这里，亡国论和妥协论者又将跑出来说：中国由劣势到平衡，需要有同日本相等的军力和经济力；由平衡到优势，需要有超过日本的军力和经济力；然而这是不可能的，因此上述结论是不正确的。

(四八)这就是所谓“唯武器论”，是战争问题中的机械论，是主观地和片面地看问题的意见。我们的意见与此相反，不但看到武器，而且看到人力。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

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如果中国人的大多数、日本人的大多数、世界各国人的大多数是站在抗日战争方面的话，那末，日本少数人强制地掌握着的军力和经济力，还能算是优势吗？它不是优势，那末，掌握比较劣势的军力和经济力的中国，不就成了优势吗？没有疑义，中国只要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其军力和经济力是能够逐渐地加强的。而我们的敌人，经过长期战争和内外矛盾的削弱，其军力和经济力又必然要起相反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难道中国也不能变成优势吗？还不止此，目前我们不能把别国的军力和经济力大量地公开地算作自己方面的力量，难道将来也不能吗？如来日本的敌人不止中国一个，如果将来有一国或几国以其相当大生面吗？日本是小国，其战争是退步的和野蛮的，其国际地位将益处于孤立；中国是大国，其战争是进步的和正义的，其国际地位将益处于多助。所有这些，经过长期发展，难道还不能使敌我优劣的形势确定地发生变化吗？

(摘自毛泽东《论持久战》)

材料二：

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著名的《论持久战》，系统阐述了关于持久战的战略思想。

首先，毛泽东分析了中国实施持久战的外部原因。他说：“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他列举了中日双方“互相反对”的四个特点。除战争的正义、非正义，以及与此相关的寡助、多助问题外，他特别强调了敌强我弱和敌小我大的问题。日本的强，表现在它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这就决定了中国的抗日战争不能很快取得胜利。日本的小，表现在国度小，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这就决定了中国可以通过持久战而最终打败日本。

其次，毛泽东分析了中国实施持久战的内部条件。这个条件是什么？简单地说，就是把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毛泽东以“兵民是胜利之本”为标题，专门论述了全面抗战和全民族抗战的观点。关于军队，他强调要把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这样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关于民众，他提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共产党一直把“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作为自己的抗战路线，人民战争理论的科学性也得到了广泛印证。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提出了抗日持久战战略，而且具体阐释了实施抗日持久战的方法。毛泽东指出，在中国大而弱、日本小而强的情况下敌人可以占地甚广，却在占领地留下很多空虚的地方，“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主要地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毛泽东还具体分析了游击战的战略内容、游击战与正规战的配合等问题。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敌后广泛展开游击战争，卓有成效地牵制与消耗日军，发挥了巨大战略作用。

有一种说法，认为抗日持久战的思想不是毛泽东最早提出的。这种说法主要依据蒋百里、陈诚等人的言论，蒋介石也有过“持久消耗战”的言论。这种认识都源于一个客观存在，即中国是一个落后大国，日本是一个先进小国。承认这个客观存在的人，并不需要特别的先见之明，就会得出中日战争将是持久战的结论。

但是，仅仅看到由客观条件造成的抗日战争的持久性，还远远不是抗日持久战的战略思想。蒋介石等人缺乏对中国与世界关系以及世界格局演变的辩证思考，因此他们对所谓”持久“的把握往往脱离实际，盲目地寄希望于西方国家的调停或干预。而中国共产党的持久战思想，是建立在对与战争相关的一切外部与内部复杂因素进行深刻分析的基础之上的，对于战争不同阶段的关系、战略持久与战役速决的关系等，都有完整的科学分析。因此它的持久战战略，既不会因为一时顺利而幻想”速胜”，也不会因为一时挫折而失去必胜的信心。

(摘编自荣维木《中国共产党抗日持久战的战略与实践》)

材料一：

《论语》在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塑造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学者李泽厚从中总结出中国的“乐感文化”，他认为“乐感文化”是本民族所特有的一种诗性智慧。从《论语》来看，“乐感文化”有多重内涵。

“乐生”的生命精神。《论语·乡党》云：“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夫子得知马厩失火后，并没有关心自己的财产，而是出于本能地问人有没有伤亡，可以看出夫子对生命价值的尊重和热爱。“乐生”的生命精神也体现为强调自强不息、韧性奋斗。《子罕》讲：“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这其实是在提醒我们只有在冰雪严寒这般恶劣的环境之中，才能磨砺人的意志，最大程度激发人的生命潜能。《论语》中“慎终，追远”（《学而》）的生命关怀也是这种“乐生”的生命精神的体现。中国人不仅较为重视此生此世的生命和意义，而且也重视死后的哀荣，因此要“慎终追远”。正是由于对此世间的“人伦日用”的无比眷恋与喜爱，才产生这种以“慎终”“追远”为核心的生命关怀。

“乐群”的生存智慧。中国“乐感文化”以“一个世界”的预设为立足点，不构想超出此岸世界的天堂或地狱的存在，因此没有上帝、天国可以依赖，只得靠个人自己的奋斗、靠人与人彼此之间从物质上到精神上的相互扶持，这就决定了中国人对儒家所强调的忠、孝、礼、义、仁的重视，对人际和谐的强调。因此，《学而》中才会有曾子“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的言论。由于“乐感文化”的影响，中国人认为，我们人类走不若马，力不若牛，又没有外在的上帝可以依靠，没有一个“超人”帮助我们。只能自己依靠自己，只能相互依靠，彼此团结，正如李泽厚所言：“人处于‘与他人共在’的‘主体间性’之中。要使这‘共在’的‘主体间性’真有意义、价值和生命，从儒学角度看，便须先由自己做起。”这就迫使中国的“乐感文化”具有一种“乐群”的生存智慧，所以才会要求我们“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我们才会“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乐观”的生活态度。“乐感文化”不提倡宗教信仰，认为没有上帝、天主可以依赖，但我们并没有因此而对生活悲观失望，而是坚信“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卫灵公》），这种坚信落实在日常生活之中，便体现为“乐观”的生活态度，体现为“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述而》），体现为“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雍也》）。梁漱溟先生将这种“乐观”的生活态度概括为“孔子生活之乐”，并对之阐释说：“一个人不过几十年顶多一百年的活头，眼看要老了！要死了！还不赶快乐一乐么？”

总之，“乐感文化”包含多重内涵，蕴含着丰富的学术价值。“乐感文化”的研究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理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节选自张鹏举《从〈论语〉看“乐感文化”的四重内涵》）

材料二：

“忧患意识”说是徐复观提出的，牟宗三曾予阐释。他们认为，中国的人文精神躁动于殷周之际，其基本动力便是忧患意识。周人从商革夏命和周革殷命的历史嬗变中，发现了吉凶成败与当事者行为有密切关系，及当事者在行为上应负的责任，从而形成了所谓的“忧患意识”。忧患意识是一种道德意识，是人确立其主体性之始，它引起人自身的发现，人自身的把握以及人自身的升进。

忧患意识在儒家思想体系中，最具特色的，在于一种居安思危的理性精神，诗云“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要点全在一个“如”字上，未临深渊而如临，未履薄冰而如履，这才叫忧患意识；真的临深而履薄了，斯时需要的便不再是忧患意识，而恰恰是它的对立面——临危不惧、履险如夷、乐以忘忧之类的理智、情感和意志了。忧患并不在忧患者之中，倒是在它的对立面，在安乐者之中；一旦安于所安，乐于所乐，真正的忧患便开始了，临近了。

儒家所津津乐道的，是理性的快乐，《论语》以乐开篇。学而时习之悦，有朋远来之乐，人不知而不愠，便都是理性之乐。《孟子》有所谓君子的三乐，其“父母俱在、兄弟无故”即后来称之为天伦之乐者，是宗法制度所规范的乐。而最要紧的是“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之乐，这种与道合一、与天地同体的超越之乐便是他们的极乐。这种乐当然也不应独享，但又不是凡民可得与共，所以要“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那也是一乐，为同登乐土而服务的乐。进而言之，这种得道之乐，也正就是那念念不忘的修德之忧。

（节选自庞朴《忧乐圆融——中国的人文精神》）

材料一：

谈论文学时，首先要想到文学与日常生活的关系，文学不应该只是囿于文学圈或文学专业的人谈。“如果跳开专业壁垒看文学评论，或许会发现，所谓评论只是时代景观大屏上飘过的一行行弹幕。”青年批评家方岩的这番话引发了业内热议。随着时代发展、其他知识体系的兴盛，一些附加在文学上的功能逐渐被剥落淘汰，文学如何和其他学科或人文知识竞争？“如果文本缺乏说服力或局限于小圈子，文学评论的没落是必然的。”只有打破“专业壁垒”，才能吸引多元知识背景的人参与进来。

ChatGPT等人工智能发展热潮下，我们对文学写作评论的思考维度也需要升级迭代。身处复杂快节奏世界，个体经验和圈层都是有限的，跨学科的知识体系积累、较为庞杂的阅读兴趣，有助于对文学批评对象保持多元开放视角，从而产生更多讨论空间，而不是困在一个圈层里。

比如，几十年前文学批评家可能特别“小清新”，但如今做文学批评和做经济学商业研究一样，应具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方岩举例说，身边一些朋友纷纷重温19世纪小说，重新讨论托尔斯泰到底好在哪，“你会发现托尔斯泰当年的小说事无巨细，提供了大量历史细节和生活细节，能够支撑我们的生活判断，同时他的文本里还留有大量空间，是我们用人文社科知识所涵盖不了的”。

在人人皆可批评的时代，文学评论似乎可以比作“弹幕”；而人们观看视频时，一条弹幕并不比另一条拥有更多特权。身处“大众点评”的“弹幕时代”，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梁捷提到，文学本身的定义在持续刷新重塑，文学评论正逐渐“去专业化”——“既不仰视、也不俯视，文学评论更是一种表达方式与情感出口”。他鼓励更多人用不同学科视角、文体探索介入文学评论现场。“如何保持开放性、批判性甚至挑衅性的态度，给文学批评注入一些新东西？”

有声音认为，文学评论陷入“越写越不好写，越写越凑”的尴尬局面，有时人们说文学评论失去了读者，但该埋怨的不是读者，而要反省文学生态本身出了什么问题，作家或评论家是不是也有怠惰、荒废、惯性滑行的情况？某种程度上，给文学“祛魅”，其实也是在“解围”。

“从职业和学术训练来讲，一开始我们被培训的目标的确是写给同行、写给作家看。如何在写作中去掉一些拗口或容易迷惑人的专业表达，又不损害思想和意义，这是对一个人写作功底的训练，也是突破。”

“我们到底把文学视作什么？比较狭隘的理解就像一段时间里对‘文学青年’的标签，好像给人阅世不深、比较稚嫩的感觉。其实每个人面对文本，有自己的阅历、学术背景、工作经历等与文本发生‘勾兑’，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感受。”吴晨谈到，“破圈”时代需要召唤不同视角下形成的文本认知。

更多评论家意识到，在事物联系越来越紧密复杂的时代，任何局限于单一学科的评价体系或依赖知识内部的小圈子精神生产，都是“一种洋洋自得、故步自封”。“破壁”意味着以文学宽泛的载体容纳更多可能性，需要作家评论家走出自我封闭的生活圈、唯我独尊的“意义圈”和孤芳自赏的“趣味圈”，深入日新月异的社会生活。

（摘编自《“弹幕时代”的文学批评，如何有效“破壁”》）

材料二：

自进入新媒体时代以来，大众评论也随之崛起，而新媒体时代出现的新语境会在一定程度上为文学评论带来机遇与挑战。在大众日常生活中已实现互联网的大范围普及，在这个“人人都是评论家”的时代，文学评论却具有专业水平不高、缺少理论深度、缺乏文学美感等多种问题，原因也多样：商业化倾向，很多评论在面对政治时抛弃了自我认知，削弱了批判的作用，新的阻碍因素使文学评论逐渐商业化，缺乏自主看法和深刻含义的评论层出不穷；价值观弱化，多元化的表达方式使文学评论逐渐丧失了自身的品质，某些看似含义深刻的评论，其本质却是几乎缺乏自主思考的跟风，有的还并未明确评论的对象。除此之外，还有质量弱化、疏远化、审美弱化、标准弱化、功能弱化等。

在新媒体环境下，文学评论的生存战略并不在于放弃、逃避、故步自封，而是寻求其发掘内在的动力以及创新与外界对话的方式，多元化的共存。文学评论并非局限于精英人群，然而也不是没有门槛，并非大众推翻社会精英，也不是精英阶层重新教导大众，而是一切人都要在这种变革中改变某些规则，打造大众与精英互相促进、互相融合的文学评论局面，逐渐延伸到包含浅文学的文学领域，加大评论主体的回归力度，为文学评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摘编自《论新媒体时代文学评论的忧和思》）

中国古代戏剧在元代发展至鼎盛，出现了一批以关汉卿为代表的优秀剧作家；而西方古典戏剧则在莎士比亚那里达到顶峰。悲剧，作为最能反映人类对世界、社会与人本身各种问题的严肃思考、不懈追求的一种戏剧形式，也分别于彼时臻于成熟。那么，同处于成熟时期的中西悲剧就悲剧精神（或曰悲剧本质）而言有何差异？这差异的文化根源何在？

关于悲剧，人们的一致看法，是“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毁灭给人看”，悲剧包含受难，“是人的痛苦或毁灭”。这些都不无道理，但它们都是从剧本本身的内容来论及的，而悲剧作为一种以演出为目的的文学形式，观众的反应或曰审美效果无疑是更重要的。使悲剧真正区别于其他戏剧形式的基本精神在于：悲剧在观众心里最终激起的是一种昂然向上的情绪，观众在经历了哀怜、同情、恐惧等诸种情绪之后，突然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体验到了伟大与崇高，一种压抑之后的升华，即崇高感。

《窦娥冤》，是关汉卿公案剧中最杰出的作品，而《窦娥冤》中能引发崇高感的人物无疑是窦娥。窦娥蒙受不白之冤，临刑前一腔悲愤喷如火，满心不平滚如雷，发出惊天动地的责问：“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这喊声撼人心魄，激扬振奋之情油然而生。主人公的弱小与其最后的反抗形成极大的戏剧反差，抗争精神也得以最大彰显，这是观众产生崇高感的主要因素。但应当指出的是，这种抗争是被迫的，直到最后走投无路，才被逼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她的抗争精神呈现不彻底性与非自觉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主人公抗争意志与精神唤起的崇高感。窦娥身上另一个突出特点“节”和“孝”的结合，符合了当时观众的审美心理，在特定时代、特定人群中足以形成强大的伦理感召力，唤起崇高感，从而构成崇高感的另一个来源。剧中窦娥念念不忘服孝养婆，多次表达“一马难将两鞍鞴”的类似思想，节女形象不可谓不突出。窦娥的“孝”当然不是“愚孝”，很大程度上是她善良本质的体现，而且善良本质也正因为在其面临极为困难的境遇时表现出来而愈加熠熠闪光。所以她身上体现出来的完善的伦理精神使中国的观众更伤其不幸无辜，赞其坚贞善良，从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抗争精神之非自觉性在崇高感方面引起的缺憾。

《哈姆雷特》则是西方悲剧的一座高峰。与窦娥的被动抗争相比，哈姆雷特的抗争更体现了作为人的自由意志。年轻王子从鬼魂口中得知父王之死的真相后，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虽然期间有犹豫有彷徨，但他却从不曾有怯懦、退缩之意，始终坚持独立承担重负，直至以生命换来复仇与除奸使命的完成，换来正义秩序的恢复。对哈姆雷特而言，他所面临的不仅仅是复仇问题，更大意义上是与邪恶力量，与丑陋、不公的社会，与命运施加于他的不幸作斗争的问题。·通过抗争，他保住了尊严，体现了人的价值，也赢得了世人的尊敬，最大限度地唤醒我们的崇高感。

同是悲剧，为何东西方在其精神上存在这样的差距？两种文化的命运观的不同使中西方悲剧走上了两条不尽相同的路。

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儒家思想长期占统治地位，儒家的命运观以一言概之：“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儒家这种人顺天命的态度，平和达观地解决了人对命运的困惑，使其有可．能探讨人事，从而发展出一套高度完善的伦理哲学。在这种观念影响下，悲剧人物一般不会自觉、清醒地体验到人生的悲剧性，有诸多不幸也只说命该如此，从而较少完全出于自主地显出抗争意识；但却有很深的伦理道德感，人物会根据伦理道德准则判断自己应该怎样做。故关汉卿在《窦娥冤》中对窦娥形象的塑造也就不足为奇了。《窦娥冤》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安分守己、逆来顺受的中国下层社会的普通妇女，对自己身世的凄凉有悲叹，但更多的是对注定的命运的接受。直至最后临刑前，她才愤然而起，丢掉了一切幻想，发出了自己的呐喊。但她的“节”、“孝”思想与善良品质却是贯穿始终的。窦娥善良敦厚的人格，使观众悲其不幸，亦赞其善良，构建了人物的另一大闪光点。遵循这样的天命观，悲剧中也很少突显出对任何超常事物或突如其来的厄运的恐惧，相对应地，观众也较少在恐惧之后感受到崇高，他们往往是同情，义愤，然后被突如其来的振奋攫住。

西方悲剧深受古希腊命运观的影响。在古希腊人的眼里，喜怒无常的命运之神掌握着宇宙。他们对她心存敬畏，却又不无怀疑。他们相信命运，但命运的无常更使他们意识到人在与厄运搏斗时所展示的勇气的可贵与伟大，他们确信身为万物之灵长的人反抗命运的合理性与高贵性。古希腊命运观对悲剧的影响从两方面体现出来。首先，在悲剧中往往有一种不可知的力量使人敬畏、恐惧，如哈姆雷特在突然之间从幸福云端跌入痛苦深渊，人被神秘的不可知的命运玩弄于股掌之下。但这还不够，古希腊人想展示的是与强大命运或对立势力相比显得弱小的悲剧英雄如何高傲地忍受着痛苦而不愿低下头颅。他们的命运观使他们认为，人的全部存在价值、人之高贵只有在悲剧中所呈现的生与死的抗争中、人与不可抗的命运的抵抗中才会完全展示出来。相对应地，观众会在恐惧之后感受到一种振奋鼓舞的情绪。

（摘编自黎林《命运观成就中西悲剧精神差异——〈哈姆雷特〉和〈窦娥冤〉之比较》，有删改）

①尽管人类显示出一种固定的24小时作息模式，每个人各自的高峰和低谷却有着明显的差异。对一些人来说，他们在白天很早的时候就达到清醒状态的高峰，而睡眠的低谷也在入夜后早早到来。这些都是“晨型人”，大约占总人口数的40%。他们更倾向于在清晨时分醒来，并且很乐意这样做，他们在一天的这个时候会拥有最理想的工作效率。另一些人则是“夜型人”，约占人口总数的30%。他们更喜欢很晚入睡，第二天上午很晚才起，甚至下午才起床。剩下30%的人处于早晚两型之间，稍微倾向于夜型人，我自己就是其中之一。

②你可能会将这两类人分别称为“早起鸟”和“夜猫子”。与“早起鸟”不同，“夜猫子”无论多么努力地尝试，仍然常常无法在夜里入睡。只有在第二天凌晨时分，“夜猫子”才能够迷迷糊糊地睡过去。因为晚睡，“夜猫子”当然会强烈地抵触早起。在这段时间里，他们无法正常工作，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尽管他们“醒着”，但他们的大脑在整个清晨仍然处于一种类似睡眠的状态。在一个叫作前额叶皮质的区域尤其如此。它位于眼睛上方，可以被视为大脑总部所在地。前额叶皮质控制着高层次的思维和逻辑推理，并帮助控制我们的情绪。当“夜猫子”被迫过早醒来时，他们的前额叶皮质仍然处于一种丧失工作能力的“离线”状态。就像一个在清晨就发动的冷引擎一样，它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上升到适合工作的温度，而在此之前，无法有效地运转。

③成年人的熬夜性或早起性，即睡眠类型是由基因决定的。如果你是个“夜猫子”，那么你父母中的一方(或双方）很可能也是“夜猫子”。可悲的是，社会对待“夜猫子”的态度是不公平的。首先是“懒惰”的标签，这是源于“夜猫子”白天起得很晚的习惯，因为他们直到凌晨才睡着。另一些人(通常是早起的人）会根据这种错误的假设来指责“夜猫子”，这些人认为这样的偏好是一种选择，如果他们不那么懒散，就可以很容易早起。然而，“夜猫子”并没有选择去做一个“早起鸟”。由于不可避免的DNA结构，他们生来就处于一种推迟的时间表中。这不是他们的意识缺陷，而是基因宿命。

④其次是根深蒂固的、不公平的社会工作日程安排，这种日程安排强烈偏向于一天早早地开始，这对“夜猫子”是一种折磨，对“早起鸟”则是优势。尽管如今情况有所改善，但标准的工作日程迫使“夜猫子”进入非自然的睡眠节奏。因此，在早晨的时候，“夜猫子”的工作表现远远无法达到最佳状态，而且在下午晚些时候和傍晚的标准工作时间结束以前，他们尚不能表现出真正的潜力。最不幸的是，“夜猫子”更缺乏睡眠，他们不得不同“早起鸟”一起起床，晚上又要比他们更晚才能入睡。因此，“夜猫子”经常会像俗话说的那样，“蜡烛两头烧脚”。因此，由于睡眠不足导致的更严重的健康问题就会缠上他们，包括更高比例的抑郁、焦虑、糖尿病、癌症、心脏病和中风等。

⑤就这方面来说，我们需要一个社会变革，来为“夜猫子”提供一个折中方案，就像我们为其他身体差异（例如视力障碍）者所做的努力一样。我们需要更灵活的工作时间表，以便更好地适应所有的睡眠类型，而不仅是其中的一个极端。

⑥你可能对大自然为什么会在人们之间安排这种差异产生疑问。作为社会性物种，我们是否应该全都保持同步，从而可以同时起床并保证最充分的人类互动呢?也许并不是这样。这本书后面会讲到，人类很可能进化成了家庭甚至是整个部落共同睡眠，而不是独自或仅在夫妻之间。鉴于这种进化的背景，经过如此基因编码的睡眠或清醒时间偏好上的差异所带来的好处就容易理解了。某一个群体中的“夜猫子”直到凌晨1点或2点才会睡觉，并在早上9点或10点才醒来。而另一些早起的人晚上9点开始休息，早上5点就会醒来。这样，两组人作为一个整体而言，尽管每个人都得到了8个小时的睡眠时间，整体上却只有4个小时处于易受攻击的状态（也就是每个人都在睡觉的时候)，而不是8个小时。这有可能增加50%的存活率。大自然永远不会浪费可以提高一个物种的生存安全，从而形成其适应性的生物学特性——这里指的是一个群众中的个体睡觉和醒来的时间这个有益的变量。因此，这种差异性保留了下来。

(摘编自马修·沃克《我们为什么要睡觉》，田盈春译)

[注]蜡烛两头烧：指同时做太多的事情，把自己搞得很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