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人类精神的基本构造，是人类的思维形式，离开了历史就不会有人类的思维。历史是对过去的讲述，无比巨大、混沌一团的过去中被赋予了秩序和意义并且被讲述出来的那很小很小的一部分，才是我们所说的历史。

从过去中选择原料、组织模型和生产历史，是人类最古老、最基本的智力活动，而对历史的生成、演变、发展和应用这个过程进行考察的学科就是历史学。既然我们无时无刻不在使用历史，对所使用的历史本身进行考察，确保历史知识的正确与准确，适当地使用而不是滥用或错用历史，就关乎人类的精神健康与心智发育，这正是历史学家的职责。确保这一职责得以履行的，就是历史学家的美德。

什么是历史学家的美德？一般人首先想到的是“求真”。然而求真不是美德，求真是历史的本性。没有人会说他讲述的历史不够真实，所有人在使用历史时都深信或至少宣称这个历史是真实的。这是由历史在人类精神活动中的本质属性决定的，讲述真实的过去、忠诚于事实，是历史唯一的特性。当然，许多曾经被认为真实的历史，后来逐渐被排除在历史之外，而归入神话、伪史或编造。历史学的历史表明，太多的历史都已被剔除在历史之外，过去的许多历史知识现在已经被归入神话或伪史。各个文化、各个时代的大多数历史学家都秉持求真的职业精神，然而他们还是会自觉不自觉地制造神话与伪史。求真几乎可以等同于历史学的职业本身，还不能说是一种品德。

那么什么是历史学家的美德呢？历史学家有三大美德：批判、怀疑和想象力。

因为历史如此有用，生产伪史、篡改历史、制造遗忘，以及滥用或错用历史，就是历史应用的基本形态之一。过去当然是确定无疑的、已经发生的、唯一的，但事实上人们总是因眼前的需要而把过去那个“唯一”改写为“多种”。我们所知道的过去就是多种多样的、非常复杂的，充满了可能性，是基于一代又一代、一群又一群人的需要而反复改写的结果。从古至今积累了巨量的历史知识库，今天研究历史、写历史的人，主要是面对这个巨量的知识库重新选择和组织素材，赋予目的和意义，这样就写出了新的历史。通过对已知的历史进行考察，确认或者否定前人的某些讲述，在新的问题意识之下生产出新的历史知识。历史并非无中生有，而是有中生有，是从已有的历史当中生产出新的历史来。

我们面对旧的历史知识，首先需要的是批判和怀疑。批判性思维是人类理性的基础，历史思维的价值就在其批判性。我们熟悉的历史，包含着大量的神话与伪史，其中有些将会被揭穿、剔除和取代，有些则因史料匮乏、证据单一而使质疑者无可奈何。怀疑与批判的美德使我们不仅勇于揭破神话、创造新知，而且有助于我们在那些暂时难以撼动的新老神话面前保持警惕、保持距离。如果沉浸在已有论述中不加怀疑、不加批判，那就成了旧历史的囚徒，就失去了选择的能力。没有选择能力，就不会有选择不同方式观察自己的能力，也就不可能生产出新的历史知识。史料自己不会说话，史料不是透明的、无辜的，它们是在特定情形下、由特定作者因特定目的为特定读者写下的。批判和怀疑的品德帮助我们质疑陈说，提出论辩。论辩开掘出通向改变的道路。

想象力是历史研究的另一大美德。历史给拥有好奇心的人提供“替代性经验”，我们在想象中经历前人的经历。历史是人类思维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历史就是研究我们自己。访问过去好比访问外国，那里的人们跟我们有点像也有点不像，观察他们可以增加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历史是揭示人性的，但不是通过抽象的哲学方式，而是通过让我们经历他人的经历，认识我们共有的人性。

任何写下来的历史都仅仅是“真实历史”的一部分。史家必须选择：他要决定什么是重要的，并基于这个判断来确定故事的起点与终点。因为历史教给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多种可能、多种行动、多种方式、多个道路、多种结局。历史给我们提供了抗辩和异议的工具，抗辩和异议，提供了改变现实的可能。

历史学家为了现实、为了未来才去研究历史，不只是为了满足自己嗜古的偏好。为了确保当前社会走向期待中的未来，历史学家把过去邀请到现实中来，是为了看清楚我们究竟是如何从过去走到现在。这样，历史学家以回到过去、与过去对话的方式参与现实，以保护我们的未来。

历史会影响我们的未来，但是真正决定未来的，是我们的现实，是我们当前的立场、意志和选择，以及我们的行动。为此，作为历史学的从业者，应该珍视、保护并培育这三大美德：批判、怀疑和想象力。

（摘编自罗新《历史学家的美德》）

材料一

《文选》由南朝梁武帝太子萧统组织当时文人集体编选，选录从周秦以迄齐梁130多位作家的作品，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文学总集，影响深远。王羲之《兰亭集序》书法和文采兼善，后世流传甚广，萧统却弃而不选，后世学者为此众说纷纭。

自班固《汉书》宣扬“汉承尧运”以来，正统论成为史学家们聚讼不已的大问题。西周宗法社会所形成的以洛阳为中心的天下意识，是北方文化的重要内涵，并构成地域与政权合法性登合的现实意义。南北对峙，南北孰为正统的争论从未中断，而彰显正统的重要方式，就是尊崇儒学——在思想文化上标榜己方为正统。对于偏安江左的梁朝士人来说，他们不得不面临与消解传统北方文化中心与僻处江南之间的地理错位，要化解这种尴尬，就要争求思想文化之正统，《文选》及梁武帝时期多项学术文化工程的集中推进，即为此。

《文选》“序”类一共入选9篇序文，其中就有颜延之和王融同题的《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二者都为帝王组织下的文人集会所作，决定了文章是为歌功颂德、美颂盛世而作。从集会地点来看，颜王二序所涉地点从字面上分别为“乐游苑”“芳林园”，实际都在南朝都城建康，但是作者无一例外地都只字不提“建康”“金陵”。在创作心理上，作者均是将当时的都城建康比附为长安、洛阳，这正体现了一种“北方文化中心”意识，充满对皇权的美颂。而王羲之《兰亭集序》所涉地点“会稽山阴之兰亭”，是非常具体的江南地名，没有任何政治蕴含和历史想象。《兰亭集序》的内容，前半部分描绘士人欢聚场景，后半部分由欢乐现实转向对生命无常的思考，并说“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这正是士人对个体生命意义的思索和追寻。因此，无论是从创作背景、序文内容还是地名所体现的价值指向来看，《兰亭集序》都不符合帝王期待的儒家诗教价值标准；而内容旨在美颂、形式典雅华美的颜、王二序，正契合了喜游宴赋诗、招揽文士和组织文学活动的梁武帝父子在政治、文化和心理等方面的多重需求。

值得一提的是，在《文选》之外，萧统还编了八卷本《陶渊明集》，一方面固然有对陶渊明文学成就重新发现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也是比较重要的是，萧统从陶集中读到了人格的魅力与道德的光辉，认为陶诗在当时社会“有助于风教”——符合他重视的文学教化原则。那么，蕴含着浓烈个人情感的《兰亭集序》，则与此格格不入。

梁武帝在位四十余年，以华夏文化正统自居的梁朝，有统一天下的宏志，甚至一度还取得了南北对峙的战略优势。萧统既是太子，又是《文选》编纂这个大型文化工程的组织者。他以太子之尊亲自组织并参与《文选》编纂，正是顺应当时的政治文化需求，通过编选《文选》来强调梁朝为文化之邦，在文化上维护和彰显其正统地位，这是《文选》编选的深层政治文化背景。因此，与入选的另外两篇彰显王朝气象的《三月三日曲水诗序》相比较，更重抒发个体生命思考的《兰亭集序》被弃而不选，是情理之中的事。

（摘自宋雪玲《〈文选〉不录〈兰亭集序〉原因再探》）

材料二：

《文选》既然是文学总集，作品是否入选，还是需要回归文本自身，用文学的标准去衡量。深究起来，《兰亭序》落选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文选》是选本，主要选录各种文体的重要作品。《文选》收录序共9篇，其中有石崇的《思归引序》。石崇虽是一掷千金的官僚富豪，但其文学成就还是得到后人认可的。王羲之组织的兰亭雅集后于石崇的金谷送别57年，且《兰亭序》是模仿石崇《金谷诗序》而为。对比二序，思想和词句确有雷同。既然是仿作，文学价值大打折扣，故不录亦属正常。

王羲之文才达不到《文选》收录标准。王羲之的文学成就如何，唐前文献更令人信服。就现有史料来看，时人或南北朝时期论及王羲之同时代人的文学成就，对其只字未提。刘勰《文心雕龙》和钟嵘《诗品》作为南朝时期重要的文学批评著作，关于王羲之同样未见片言只语。可能是其书名太盛，遮掩了文学光芒。

王羲之以书法名世，而书法并非“胜事”。《兰亭序》成名，是唐太宗的推崇和宋人推波助澜造成的。书法对六朝文人而言并非光宗耀祖之业。《世说新语》将能书善画的韦诞、顾恺之列入“巧艺”类中，《颜氏家训》将书法、绘画、卜筮等并列为“杂艺”，这些都显示出南北朝时期书法艺术和书法家地位不高。

萧统兄弟不认可王羲之的处世行为。萧绎在评论王述与王羲之结怨之事时认为，王羲之有错在先。古人事死如事生，王羲之书帖多有吊丧慰死之语，其“先墓”被毁，悲痛不已；而其却在王述居丧期间，大为不敬。并且右军半隐半仕，以退求进，沽名钓誉而已。不能绝对地说萧统也是如此看待王羲之，但在儒家道统承续上，萧统兄弟应是一致的

今天考论《兰亭序》入不入《文选》的问题，并不是否定《兰亭序》的文学影响和书法美学价值，而是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审美趣味，古人以为美的东西，未必符合今人的审美需求。世殊事异，环境在变，社会在变，生活不同，审美会存在差异性。

（摘自宋战利《〈昭明文选〉为何不录〈兰亭序〉》）

食物是一个人整体健康的基本支柱，尤其是在身心全面发展的儿童时期。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优先选择“真正的”食物，而不是过度加工的工业食品非常重要。

然而，如今儿童越来越早地开始食用各种加工食品。6个月大的孩子刚开始吃辅食，许多家长就会给他们提供以谷物、燕麦或大米为基础原料的速食食品。

如果详细阅读一下提供给儿童的食品配料表，就会看到高果糖玉米糖浆、味精等字眼，以及数百种其他添加剂，这些添加剂不仅没有营养价值，反而对健康有害。尽管由于它们的含量极少，因此被各国的监管机构所接受，但其累积效应最终会影响一生，还会诱发人们对这类产品产生依赖性。

阿根廷儿科学会的儿科医生罗克萨娜·安娜伊·蒂莫认为，毫无疑问，正是超加工食品导致儿童对不健康食品“上瘾”。这是因为大多数超加工产品都含有糖、高果糖玉米糖浆或谷氨酸钠（味精）。谷氨酸钠通常被用于零食和饼干中，因为它能打开味蕾，让味觉无法抗拒。糖和高果糖玉米糖浆以及精制面粉不仅极易使人上瘾，诱使儿童的大脑想要越吃越多，而且对健康非常有害。

这位儿科医生坚持认为，许多儿童对烘焙食品、甜食和零食的强迫性成瘾行为都是由此造成的。她还强调，从小就向儿童提供这些产品的家长应该意识到，他们正在刺激儿童大脑中的愉悦和奖赏回路，也就是与成瘾行为相关的回路。

玛丽埃尔·多韦瑙是一位专门从事儿童和成人功能医学研究的儿科医生。她赞同上述观点，并指出一段时间以来，科学界一直在争论是否要将对这类食物产生的依赖行为定义为“成瘾”行为。她说：“我认为，这个问题尚未被确认，意味着我们只是在浪费时间。”

她解释说：“之所以可能出现上瘾问题是因为与许多被滥用的药物一样，此类食品在大脑中都能激活奖赏回路。因此超加工食品的最大问题在于它对大脑的感官影响，这是因为吃这些产品的快感会激活一种有利于重复这种行为的奖赏回路，它给大脑发出的信号与‘真正的’食物所发出的信号完全不同。”

儿科医生安赫拉·纳卡布认为，目前有大量的科学证据证明，人类肠道中的神经元直接与大脑相连，因此，尤其是年幼的儿童吃了添加了糖分的任何类型的加工食品或超加工食品，大脑的这些区域都会受到刺激，进而产生更多的需求、意向和再次食用的欲望，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更喜欢吃这些含糖食物的原因。

她强调，儿童经常吃这类食物意味着，这些食物开始取代富含更健康、更天然营养成分的食物。她还说：“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家庭应该仔细阅读他们购买的每种食物的成分。”她指出，超市里的大多数食品都是经过超级加工的食品，而来源更健康的食品则可以在杂货店、肉店或健康食品店买到。

她还说，糖和盐都有可能在大脑中产生类似于其他类型的成瘾产品的奖励反应，因此会导致不健康的饮食模式和对这些食品的更强烈偏好。

多韦瑙指出，超加工食品产生的这种快感是由一种叫作多巴胺的神经递质产生的，这会改变人们的敏感性，导致其越来越需要更大剂量的这些产品来获得这种快感。

她指出，如果说儿童的大脑是可塑的，他们能从这一切中学习，那么就必须认识到，超加工食品所具有的这种感官组合在“真正的”食物中并不存在。这种糖、脂肪、增味剂等的组合会激活味蕾，产生感官反应，这是“真正的”食物无法比拟的，因此这也意味着儿童将更难选择“真正的”食物，因为它无法与超加工食品产生的奖励机制相媲美。

纳卡布认为，食用加工食品“在短期内会使血糖迅速升高，此类食品一般含有精制糖和能被快速消化的碳水化合物”。她还说：“这可能会导致人体能量迅速达到一个峰值，然后急剧下降，从而转化为疲劳、烦躁和极度渴望。当我们吃了甜食，过一会儿我们又会觉得想吃，这是一个长期持续的循环。”

她说：“在短期内，血液中的糖分水平会影响人的情绪，比如导致烦躁、焦虑、情绪变化，尤其是在幼儿期会出现肠胃问题，如消化系统受刺激，从而引起腹痛、胀气、腹泻等。”

她还认为，从中期来看，最明显的影响是“体重增加”。她说：“经常食用含有精制糖、反式脂肪和添加剂的超加工食品会改变营养价值，导致缺乏饱腹感，使人想吃得更多，摄入量增加，从而导致肥胖的风险，以及由此带来的所有健康后果。”

她还说，从长远来看，“我们开始在青少年和年轻的成年人身上发现越来越多的慢性疾病，如II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高血压、肥胖症、认知障碍和注意力不集中等。”

报道称，多韦瑙认为，除了可能在新陈代谢层面造成损害之外，由于超加工食品并不是营养丰富的食品，所以并不含有优质的营养素，而后者正是儿童成长所需要的。这一事实所造成的损害意味着，儿童正在受到终生的影响，日后也可能无法接受“真正的”食品，因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后者永远都无法产生同样的奖励价值。

她还说，新陈代谢的后果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显现出来。儿童的新陈代谢系统正在成长，因此能够更好地适应这些改变，但如果不及时做出改变，感官上的创伤、饥饿感和饱腹感的改变以及对食物的错误选择将伴随他们一生。

（《超加工食品会让儿童对不健康食品“上瘾”吗？》，刘丽菲编译）

材料一：

对现实的关怀反思，对英雄的敬仰崇拜，对人道的追寻布施，对人性的完美塑造……儒家思想十分看重个人的修身养性、品格塑造。

孔子主张以道德治天下，他说：“道之以政，齐之有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要求以仁义之道作为个人生活乃至为政的准则。但由于各人道德修养的不同、道德境界的差异，就有“君子”与“小人”的区分。 士、仁者、贤者、大人、大丈夫以及圣人等观念属于“君子理想”范畴。孔子认为，君子的修养有两个部分，一是学习“诗书六艺之文”，二是躬行实践。“六艺”包含礼、乐、书、数、射、御，孔子尤其看重对“艺”的掌握，并指出仁人君子的成才之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君子在志道、据德、依仁之外还要“游于艺”，在游息观赏娱乐中使身心获得全面自由。 这一思想是孔子对理想人格、自由人格的充分表述，主张人的全面发展，在驾驭客观世界的规律性的同时获得主体的全面解放。只是这一思想在后来被扭曲、遮蔽了，人向规范化的仁道礼仪走近时，远离了心灵的自由空间。

人格是人的精神属性而非生理属性，是人的超动物属性而非动物属性。 只有在食、色之上另有追求，另有坚持，另有作为，才谈得上人格。儒家提倡的“以仁为人”就是对超越生理需要的精神追求和人格力量的高度抽象。 实际上，“君子”的人格要求和显现就是“仁”的人格化。孔子对“君子”的境界规定非常高，仅次于可望而不可即的“圣人”。 他认为，真正的“君子”必须在“文”“质”之间配合得恰到好处。他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所谓“文”，指作为历史成果而保存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正如司马光说的：“古之所谓文者，乃诗书礼乐之文，升降进退之容，弦歌雅颂之声。”所谓“质”，指人内在固有的和坚定的伦理品质。 “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逊以出之，信以成之。”因此，孔子认为君子只有“质”还不行，还必须有“文”的形式教养，将外在形式与内在品质高度融合起来，才可能成为真正的“君子”。

孟子对先秦儒家“君子”理念做了进一步延伸，即注重内心修养，发展“仁”的内在机制。他指出：“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他认为，“君子”应时刻以仁与礼来“反求诸己”“为仁由己”，从精神上把“仁”化为自己的内驱力和社会实践。

而荀子则注重外在道德规范对君子的陶铸作用。他认为，“学至乎礼而止矣。 夫是之谓道德之极”，要求重建社会秩序，重铸道德修养，强调“治气养心之术”“博学而日参省乎己”，从“外铄”上强化人格完善。

儒家对理想人格的追求，注重人格的全面发展，不仅从外在的“礼”(即行为规范)向理想人格(即“君子”“贤达”“圣人”等)的形式趋近，而且更重要的是从内在心源上同“仁”(即主体意识的崇高化、道德化、价值化)相契合，从而达到文质彬彬、善美融合的理想境界。这一思想为中国艺术表现善和美的形象提供了理性范式，也为揭示人的复杂性开创了一条艺术道路。 不仅作家、艺术家笔下的人格有分裂错位特点，而且创作者本人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所表达的主旨、情感和思想也往往呈南辕北辙、极难相融的态势，“文不如其人”的现象，古今中外比比皆是。 这说明，要想达到儒家提倡的理想人格，路漫漫其修远兮，也反证人格修养之于作家、艺术家之重要与迫切。

(摘编自李明泉《儒家理想人格精神》)

材料二：

儒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其核心价值观是仁义礼智信，其目标是实现大同社会，其方法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儒家的人文主义视野中，人是万物之灵，人性本善，人可以通过学习和修养而不断进步，达到圣人的境界。 而在儒家的道德体系中，君子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它既是儒家的理想人格，也是儒家的道德标准。

君子一词最早出现在《诗经》中，原指国君之子或贵族之后，后来被孔子赋予了新的含义，即品德高尚、有道德修养的人，不局限于有地位的人。孔子在《论语》中多次提到君子，并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君子的特征。根据孔子的说法，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

君子表里如一，行事无愧于心。孔子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不忧不惧。”这些话都说明了君子的心态是坦然、真诚的，不会因为外在的形式而改变自己的本质。

君子行胜于言，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孔子说：“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这些话都说明了君子的言行是一致的，不会说一套做一套，也不会空谈不做。

君子有礼有节，尊重他人也尊重自己。 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无所争。 必也射乎！ 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这些话都说明了君子的处世原则是以礼待人、以礼治己、以礼化人，不会因为自己的利益或情绪而伤害他人或自己。

君子重德重义，不以利诱不以势压。孔子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这些话都说明了君子的价值观是以德为本、以义为准，不会因为财富或权力而改变自己的道德标准，也不会因为人的身份或言辞而加以偏袒或歧视。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君子是儒家的理想人格，它既是一种道德境界，也是一种社会角色。君子既要对自己有所期许，也要对他人有所尊重；既要对道德有所追求，也要对社会有所贡献。君子是儒家文化的精髓和代表，是中华民族的魂和根。在当今社会，我们更应该学习和传承君子的精神和品质，用心感受君子的魅力，用行动弘扬君子精神，赋予君子精神时代的内涵。

(摘编自尘乐《君子：儒家的理想人格》)

一把抓起的沙子，约有一万粒，比我们在晴朗夜晚裸眼所见的星星更多。但能被看见的繁星，只是距离地球最近恒星中很少很少的一部分，而宇宙宽广无垠：宇宙中的恒星总量，比地球上所有沙滩的沙子加起来还要多。

古代天文学家总想从星辰的排列组合中解读出深意，但星座不过是一组组随机散落的恒星。有些星辰闪亮，只因为离地球较近，另一些黯淡的星辰其实异常耀眼，然而太过遥远。我们和群星间隔着惊人的距离，所以不管你走到地球的哪个角落，星座看起来都一个样。从俄罗斯一直走到美国，夜空不会变化。从天文学的尺度来说，俄罗斯和美国是同一个地方。在地球上进行小小的位移，是看不出星座的立体结构的。想换个角度看星座，我们至少得旅行到几光年外——这是恒星间的平均距离，而一光年差不多有十万亿千米。如此一来，星图就会发生巨大变化，有的恒星会离开某个星座，有的则会进入某个星座。星空将呈现迥异的面貌。

到目前为止，人类的技术还不足以支持这样的星际旅行，在可见的将来恐怕也不行。不过计算机能够为邻近星系做出三维模型，让我们来一场短途旅行——比如我们可以看到绕着北斗七星走上一遭，星座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随着视角改变，我们会看到星座完全扭曲成了另一个形状。所以外星居民所见的星座，与我们在地球上看到的大相径庭。星座不只随空间，也会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如果我们在一个地方待得够久，就会看到有时候恒星凑成星团，成群结队地移动；或是一颗孤零零的恒星抛下它的同伴独自远行；从长远来看，旧星座终将消失，新星座不断诞生。一些偶然的情况下，双星系统中的一颗发生爆炸，伴星不再受到它引力的束缚，会保持着原有的速度一头冲入深空，犹如弹射出的弹丸。群星也会诞生、演化、死亡。只要有耐心，我们就能看到新的星星出现，老的星星消失，天空的图案逐渐扭曲变化。

甚至人类短短的百万年历史中，星座就已经发生了变化。电脑不但能使人在空间中旅行，也能带人穿越时间。反推恒星的运动，会发现一百万年前那北斗七星更像一支长矛，和今天完全不一样。如果乘坐时间机器去往某个未知的年代，理论上是可以通过观察群星来推断时间的。同理，计算机模拟也能推演未来。如图为狮子座今天的模样（左图），和它一百万年后在地球上看起来的样子（右图）。

空间和时间彼此交织。不回溯时间，就看不见空间。光的速度很快，然而宇宙如此辽阔，群星相隔甚远。太阳和银心相距3万光年。银河系和最近的旋涡星系MI——它也在仙女座——隔了200万光年。我们今天看到的光子离开M31时，地球上连第一个人都没有出现。而从地球到最遥远的类星体，有80或100亿光年的距离。就是说，我们看到的类星体，是它们远在地球甚至银河系形成之前的样子。

光速的局限不只体现在太空中，但只有天体间才离得够远，才足够体现光的速度。如果你的朋友在房间另一头，和你相隔3米，你看到的也不是“现在”的她，而是一亿分之一秒“以前”的她，即0.01微秒。“现在”和0.01微秒“以前”的差距实在太小，难以察觉。但换个情况，当我们观察80亿光年外的类星体时，这个知识就变得非常重要。

两台“旅行者号”航天器正以光速的万分之一前进。如果以这个速度驶向比邻星，也要4万年后才能抵达。我们未来能否用更少的时间穿越浩瀚苍穹抵达比邻星？我们能接近光速吗？光速到底为何神奇？我们能否超越它？

如你所见，空间和时间彼此交织。行星和恒星也和人类一般，从生到死。人的一生短短数十载，太阳的寿命则是我们的一亿倍。与群星相比，我们就像朝生暮死的蜉蝣。在真正的蜉蝣眼里，人类恐怕也是迟钝缓慢，甚至不怎么动弹的物体。从恒星的角度来看，人类，这种数量多达几十亿，生命转瞬即逝的生物，都挤在一个异常寒冷、坚固，而且遥远的硅酸盐铁球体上。

放眼宇宙，每一颗行星的未来都由它们当下的变化决定。而我们的小小星球，恰好处在历史的重要分岔口。这个岔口的重要性不亚于2500年前爱奥尼亚科学家和神秘主义者之间的那场对决。无论我们在这个时代做出什么抉择，都将深深影响一代又一代子孙，以及他们通往群星的命运。

（摘编自卡尔·萨根《宇宙·时空之旅》）

材料一：

今天，国人往往认为儒家教育教学主要遵循单向度的强制灌输模式。我们如果仔细研读一下《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中的记载，则有可能会稍稍改变我们对儒家美育教学实践的固有看法。

这则案例是《论语》所载孔子教育实践的常态，孔子并没有要求学生以他的理想为人生理想，而是让学生畅谈各自的志向。但孔子对各位学生的志趣仍是有他自己的评判的，对于子路、冉有、公西华或为政或司礼的社会理想，孔子既不加赞许，也不予否定。很显然，这样的社会理想虽符合孔子对弟子们往日的教导，但并不是孔子心目中人生的终极状态。只有在曾皙描述完他颇具人生审美化效果的志趣后，孔子才“喟然叹曰：‘吾与点也！’”在徐复观看来，曾皙和孔子之“言志”，都达到了仁的道德精神与乐的审美精神相融合的至高人生境界。根据徐复观的理解，孔子的这次教育事件是一个典型的审美教育案例，通过曾皙的言行和对此的肯定来向其学生施以审美人格的濡染与熏陶。在此孔子并没有向任何一个学生灌输什么理念，整体的教学氛围也极为平等融洽。尤可注意的是曾皙对孔子的回应，没有立即以语言作答，而是“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曾皙在老师面前并不唯唯诺诺，而是敢于表现自己的个性；同时我们发现曾皙是以感性的音乐作导引，然后才开始用语言来描绘他心目中至乐的人生审美境界，并且这种描绘亦非抽象语言的概括，而是形象化的对艺术人生的审美描摹。朱熹曾高度评价曾皙的这一理想境界，谓其“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缺。……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朱说不仅点出了曾皙之志意在言外的艺术旨趣，还把这一境界与孟子“上下与天地同流”的人生理想联系起来。这就提醒我们，曾皙和孔子所畅想的人生境界其实和孟子的“上下与天地同流”之境一样，乃是将“心源”“扩而充之”的结果；此外，作为学生的曾皙能达到与孔子相似的精神境界，亦为孟子“人皆可以为尧舜”之说作了注脚——可见孟子的心性论美育思想与孔子的美育实践确是一脉相承的。

（摘编自徐承《中国美育传统中的准“民主”经验》）

材料二：

《论语》中所叙述的师生对话，从形式上来看是以孔子的话语为核心，但是孔子并不希望学生因自己年长、学识更渊博等而不敢言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论语·先进》）孔子鼓励每个学生都能畅所欲言，即便弟子的发言和他的想法相差甚远，孔子也只是坦然“哂之（微笑）”，并不急于反对和纠正。对于那些不敢或不愿发言的学生，孔子也积极鼓励之。“‘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我和他们三人的志向不同）。’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论语·先进》）同时，师生之间的对话也往往是由学生的主动提问而启动的，如《论语》中所记载的学生提问有100多次，有“季康子问政”“ 子贡问友”“叶公问政”“宪问耻”“樊迟问仁”“子路问成人”“子路问君子”等等，且孔子对学生的提问常有表扬与鼓励，如“大哉问”（《论语·八价》）、“善哉问”（《论语·颜渊》）等等。孔子对学生的提问也未必会直接作答，而是从学生的问题中牵引出更多的问题，请学生自己思考后作答，随后再进行回应。如子张曾问孔子：“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孔子反问：“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回答道：“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孔子则指出：“是闻也，非达也。”而后对“达”和“闻”的内涵及其区别进行了点拨（《论语·颜渊》）。

在孔子与学生的对话中，学生质疑孔子观点、与孔子争论的情形时有存在。子路是提出疑问最多的学生，如《论语·子路》中就曾提到，子路问：“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孔子的回答是：“必也正名乎！”子路随后提出疑问：“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尽管子路经常挑战孔子权威，但孔子并未因此厌弃子路，反而多有肯定与赞许之时，甚至将他置于与颜回同样的地位。如《公羊传·哀公十四年》记载，“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断也）予。’”可见孔子对子路之珍爱。在所有弟子中，孔子最喜欢颜回，但孔子对颜回凡事都以他的话马首是瞻、从不当面提出不同意见的做法也是不满的，“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论语·为政》）；只有在得知颜回私下里会进行反思、表达个人意见时，孔子才表达出肯定之意，“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论语·为政》）。

（摘编自高振宇《儿童哲学探究团体的重构与创新》）

材料一：

说到书法，你一定不陌生，它可以说是中华民族最具特色的艺术形式。在中国历史上，每个读书人都是书法的创作者，他们借此来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字如其人”说的不是人的外表，而是性情、修养、审美这些无形的东西，其中性情又是最主要的。所谓性情，性是个性，情是情绪。唐代书法家孙过庭有一本用草书写的理论著作《书谱》，他在书中提出，书法艺术本质上就是“达其情性，形其哀乐”。也就是说，书法作品是用来传达一个人的个性和情绪的，这才是书法艺术的灵魂。

每个人的书写笔迹都是有个性的，所以才会有“笔迹学”这个学科。语文老师批改作文，只看笔迹，就差不多猜出是谁写的。字的个性背后，是人的个性，艺术风格是作者个性的流露。欧阳修曾经评价颜真卿的楷书说：“斯人忠义出于天性，故其字画刚劲独立，不袭前迹，挺然奇伟，有似其为人。”

个性通常是比较长期的、恒定的，情绪则跟某个当下的时刻有关。情绪的出现，往往都是基于某个机缘、某件事，是外在的条件激发了人的情绪。在情绪影响之下，书写往往会跟常态有所不同。比如王羲之在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的环境中，与大家一起欢聚在兰亭，品酒吟诗。在这种氛围里，王羲之兴致极高，心手双畅，写出书法名篇《兰亭集序》。

性情对书法艺术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它构成了书法世界非常重要的一维——书法的灵魂。字写得中规中矩，符合法则，只是基础。明代流行的台阁体，其笔法与字法都符合法则，却不被书法界推崇，甚至常常被批评。究其原因，就在于它缺少独特性，没有灵魂。所以，评鉴、欣赏一个人的书法，既要外观，就是看外在的笔法、字法、章法等是不是符合法则；也要内观，就是看它流露出来的艺术家的内在精神气质有没有独特性。好的书法，不仅是笔墨的世界，还是书写者性情的世界。后一个世界，就是书法的灵魂。

(摘编自方建勋《中国书法通识》)

材料二：

书法作为自由抒发情感的艺术表现形式，必然需要融入作者的审美情趣与情感。在艺术实践的时候，人与物、人与作品都可能会产生共鸣，从而表现出一定的情感转移，故而“移情”便成了书法艺术进行构思、创作、欣赏等系列过程中一种不可小觑的艺术转化手段。无论是外物的客观姿态对人情感的影响，还是人的主观情感移情于艺术作品，都有可能使艺术家在创作时产生诸多不可预见的审美效果。

心理学实验证明，人的心境容易受外在环境影响，产生一定的情感表现。比如看到秋叶枯草，会让人产生如黛玉葬花般的伤感与悲寥；看到春暖花开，则会心胸激荡、兴致盎然。这些情形在中国古代文人的笔下尤为平常，其实这些都是外物意象给人们带来的不由自主的移情体现，而由此带来的书家艺术创作中的情感变化亦是如此。

书家看到大自然中外物的某些色彩或形态变化，会不由得“触景生情”，产生艺术冲动，从而再付诸艺术创作。东晋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曾言：“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通过观天地与自然之形态变化，从而娱情。古代书家从观物到内心观照并从而得到审美移情的事例比比皆是。最典型的如王羲之通过养鹅、观鹅来写“鹅”，雷太简闻江声而笔法进，文与可见蛇斗而草书长，都是通过对外界事物的观察、体验，进而感受自然界带给主体的一种情感体验，甚至是一种创作灵感或者创作冲动，并通过艺术家的筛选、提炼，转化为创作原动力。

“写字者，写志也。”不同性情的艺术家必然会在他所创作的书法作品中体现出他的性格、人品、素养，以及他当时的创作环境与心理动态。“笔性墨情，皆以其人之性情为本。是则理性情者，书之首务也。”陈绎曾认为，书家在书写作品的时候，“喜即气和而字舒，怒则气粗而字险，哀即气郁而字敛，乐则气平而字丽”。艺术家强烈的情绪在不自觉的移情过程中融入作品，从而让作品不断得到升华，使艺术作品展现出更强烈的感染力。反过来说，作品也通过它的表象特征与内在特质间接地展现了艺术家的精神之美。所谓“字如其人”即是如此。

一幅优秀的书法作品，是蕴含着一定的审美意象的。它的艺术形式、美感特质、感情色彩，要能传递出一定的审美信息，并且让观者愿意与作品接近，走进作品和作品对话，与书家间接对话，甚至感染到观者的情感，让观者感受到书家的审美情趣，感受到书家当初的创作状态与内心情感体验过程，最终使观者与作品、观者与书家之间产生情感共鸣，得到一致的审美体验，这是观赏者与书法作品之间的移情。甚至观者通过自身的移情，也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审美感受，这种感受与书家本人创作初衷完全不同也未可知。可以说，这是移情之移情的再造效果，是双重移情之后所产生的审美体验。

(摘编自吴胜景《书以移情一一论审美移情在书法艺术中的体现》)

材料一：

以人情来解读中国日常社会，首先意味着这个社会的现实基础是家庭或者亲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家、族、宗及村落所形成的网络社会，聚族而居构成了网络社会中成员的血缘和地缘关系，通常叫做“乡亲们”。当然，有血缘和地缘的关系并不因此互相之间就没有矛盾或者冲突，但因为该网络突出了人情的重要性，从而使得矛盾与冲突发生的方式发生改变，比如不能正面冲突或公然决裂，而是面和心不和，彼此有很多积怨，但不到万不得已，始终维持着表面和谐。“亲情”的意思不适用于宗亲以外的人际关系，所以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人情”就更为适合于表达更多场景中的关系运行。人情，作为中国社会的现实基础，还具有更加一般性的含义，用来表达中国人对世态或者人世间的认知，比如天理人情、风土人情、人情世故等。总之，所谓“人情”是对中国人人性、人格与关系的基本理解。

人情处于地方网络中，也可以合并起来叫做“人情网”，这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这张网的相对稳定性。当然，从实际情况看，人情网越封闭越好，因为在此网中所发生的人情必须要有回报，虽然这个回报无法预期，但不能没有，而且常常是回报的总是比施与的要多一些。一旦一种交往中的助人行为不是人情的意思，那么我们就必须换做其他观念来表达，比如捐助、施舍或者慈善。所以人情一定要有针对性的回报，谁报答谁，谁欠谁，都很清楚。正因为人情网比较稳定，因此如果一个人情这辈子还不了，也可以下一代来偿还。如果人情网不那么稳定，其中的成员处于社会流动中，也就是说，需要报答的人或者欠人情的人都离开了，那么人情运行也就解体了。当然，作为一种文化观念，在现代社会，人群的确发生了比较大的社会流动。这个时候，我们就得看一看家乡观念或者原有的网络是否还存在。如果是存在的，那么一个人或一个家庭虽然整年都在外面流动、比如打工、上学或移居城市，但他在一些特定的时候还是要回到家乡，比如具有丰富传统文化意蕴的春节对中国人来讲意义就非常重大，这是中国人回家的日子。很多情况下，无论一个人流动到多远的地方，他都会在春节之日回到他的家乡，那里有他的父老乡亲，也有“拜年”活动，人情网中的成员都需要通过此时段的人情往来来稳定其网络。如果一个移居外地者，无论如何都不再回到家乡，那么就等于宣告这里的人情没有了。

（摘编自翟学伟《中国人的人情与面子》）

材料二：

血缘是稳定的力量。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生于斯，死于斯”把人和地的因缘固定了。生，也就是血，决定了他的地。世代间人口的繁殖，像一个根上长出的树苗，在地域上靠近在一起。地域上的靠近可以说是血缘上亲疏的一种反映，区位是社会化了的空间。我们在方向上分出尊卑：左尊于右，南尊于北，这是血缘的坐标。空间本身是混然的，但是我们却用了血缘的坐标把空间划分了方向和位置。当我们用“地位”两字来描写一个人在社会中所占的据点时，这个原是指“空间”的名词却有了社会价值的意义。这也告诉我们“地”的关联派生于社会关系。

在人口不流动的社会中，自足自给的乡土社会的人口是不需要流动的，家族这社群包含着地域的涵义。村落这个概念可以说是多余的，儿谣里“摇摇摇，摇到外婆家”，在我们自己的经验中，“外婆家”充满着地域的意义。血缘和地缘的合一是社区的原始状态。

亲密的血缘关系限制着若干社会活动，最主要的是冲突和竞争；亲属是自己人，从一个根本上长出来的枝条，原则上是应当痛痒相关，有无相通的。而且亲密的共同生活中各人互相依赖的地方是多方面和长期的，因之在授受之间无法一笔一笔的清算往回。亲密社群的团结性就倚赖于各分子间都相互的拖欠着未了的人情。在我们社会里看得最清楚，朋友之间抢着回帐，意思就是要对方欠自己一笔人情，像是投一笔资。欠了别人的人情就得找一个机会加重一些去回个礼，加重一些就在使对方反欠了自己一笔人情。来来往往、维持着人和人之间的互助合作。亲密社群中既无法不互欠人情，也最怕“算账”。“算账”“清算”等于绝交之谓，因为如果相互不欠人情，也就无需往来了。

社会生活愈发达，人和人之间往来也愈繁重，单靠人情不易维持相互间权利和义务的平衡。于是“当场算清”的需要也增加了。货币是清算的单位和媒介，有了一定的单位，清算时可以正确；有了这媒介可以保证各人间所得和所欠的信用。“钱上往来”就是这种乐意当场算清的往来，也就是普通包括在“经济”这个范围之内的活动，狭义的说是生意经，或是商业。

从街集贸易发展到店面贸易的过程中，“客边”（注：即村庄里的外来客）的地位有了特殊的方便了。寄籍在血缘性地区边缘上的外边人成了商业活动的媒介。村子里的人对他可以讲价钱，可以当场算清，不必讲人情，没有什么不好意思。所以依我所知道的村子里开店面的，除了穷苦的老年人摆个摊子，等于是乞丐性质外，大多是外边来的“新客”。商业是在血缘之外发展的。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血缘和地缘》）

材料一：

西方戏剧的观念与中国戏曲的观念，是迥然有别的。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对戏剧进行了理论总结，写下了著名的《诗学》。他说：“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仿。”悲剧“最重要的是情节，即事件的安排……悲剧中没有行动，则不成为悲剧，但没有性格，仍然不失为悲剧。”中国的戏曲理论，无论是明代的汤显祖还是清代的李渔，阐述的重点都是在演员的演技和唱腔方面，剧本的故事无不处于次要的位置。

这种理论上的差异，自然造就了舞台演出的分疆。

西方的戏剧注重情节，强调客观真实性。演员的演出力图逼真。苏联时期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要求演员在演出中放弃自我本性完全投入到角色中去，以期最大程度地符合剧情的客观真实性。他在排演莎士比亚的《奥赛罗》时，这样处理威尼斯的小船驶过舞台：“船下要装小轮子。小轮子必须安善地装上一层厚橡皮，使船能平稳地滑动..小船要十二个人推着走，用鼓风机向口袋里吹胀了气，以此形成翻滚的波浪……使用的槽是锡制的、空心的，在空心的槽里灌上一半水，摇槽时里面的水便会动荡，发出典型的威尼斯河水的冲击声。”舞台上一切的安排就是要把一个不容怀疑和增减的情节让观众接受。

中国的戏曲注重的是演员的表演，对戏曲的情节并不十分苛求。戏曲也强调逼真，但这种逼真不是在慕仿现实的细节摹仿得惟妙惟肖的基础上，而是通过演员的表演，把舞台上没有的东西“无中生有”地表现给观众看。如布菜希特看了梅兰芳表演的《打渔杀家》后写道：“他表演一位渔家少女怎样驾驶一叶小舟，她站立着摇着一支长不过膝的小桨，这就是驾驶小舟，但舞台上并没有小舟……观众这种感情是由演员的姿势引起的，正是这种姿势使得这场行船的戏获得名声。”中西舞台演出的不同，自然也造就了欣赏的异趣。

西方看戏剧的观众十有八九是以认知的心态去观赏的。他们努力设身处地地沉浸到剧中去，做一个“事件过程”的偷窥者或目击者。在戏剧的剧场里，观众的神情始终是关注的，观众席上始终是寂静的，大家都在悄悄地“偷看”台上发生的“事件”。观众即使被“事件”触动，也不敢即席发声与伙伴交流，就像在现实中不敢打扰旁人的生活一样。走出剧场，他们感受的焦点在于，评判演员和情节“像”还是“不像”，反思自己“知”还是“不知”。如果“知”了就不再进剧场。西方戏剧以及类似样式的艺术，一般很难吸引没有偏爱的回客。

中国观众到剧场里去看戏，与其说看戏曲故事，不如说看演员能力。老练的观众常常不以戏曲故事作为看戏的选择，而以某一个演员的演技作为看戏的选择。中国戏曲剧场中，名演员的折子戏（剧目中最能表现其演技的片段）专场往往比完整的戏曲故事演出更能吸引人。重演技的结果锻炼出了演员超乎寻常的表现力：如青年演员能扮演老年：老年演员能扮演青年；男演员能扮演女人，如京剧的梅兰芳；女演员能扮演男人，如越剧的徐玉兰。

这种强调表现力而不重客观真实的舞台准则，是西方戏剧闻所未闻，不敢想象的。

（节编自陈伟《中国戏曲点燃布莱希特的理论火花》）

材料二：

清初画家笪重光在他的《画签》里一段论画面空间的话，也正相通于中国舞台上空间处理的方式。他说：“空本难图，实景清而空景现。神无可绘，真境逼而神境生。位置相戾，有画处多属赘。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

中国舞台表演方式有独创性，我们愈来愈见到它的优越性。中国舞台上一般地不设置逼真的布景。老艺人说得好：“戏曲的布景是在演员的身上。”演员结合剧情的发展，灵活地运用表演程式和手法，使得“真境逼而神境生”。演员集中精神用程式手法、舞蹈行动，“逼真地”表达出人物的内心情感和行动，就会使人忘掉对于剧中环境布景的要求，不需要环境布景阻碍表演的集中和灵活。“实景清而空景现”，留出空虚来让人物充分地表现剧情，剧中人和观众精神交流，深入艺术创作的最深意趣，这就是“真境逼而神境生”。这是艺术所启示的真，也就是“无可绘”的精神的体现，也就是美。

做到了这一点，就会使舞台上“空景”的“现”，即空间的构成，不须借助于实物的布置来显示空间，恐怕“位置相戾，有画处多属赘”，排除了累赘的布景，可使“无景处都成妙境”。例如川剧《刁窗》一场中虚拟的动作既突出了表演的“真”，又同时显示了手势的“美”，因“虚”得“实”。《秋江》剧里船翁一支桨和陈妙常的摇曳的舞姿可令观众“神游”江上。中国的演员能用一两个极洗炼而又极典型的姿势，把时间、地点和特定情景表现出来。

（节选自宗白华《美学散步·中国艺术表现里的虚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