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林庚先生的《说“木叶”》开头引用屈原《九歌》中的名句,说明“木叶”已成为诗人笔下颇受钟爱的形象。对于为什么会造成这种诗歌语言现象,林先生认为关键在于一个“木”字:“它仿佛本身就含有一个落叶的因素,这正是‘木’的第一个艺术特征。”
林先生认为要说明“木”何以有这个特征,就涉及诗歌语言的暗示性问题:“木”在作为树的概念的同时,具有一般“木头”“木料”等的影子,这潜在的形象使我们更多地想到了树干。林先生还谈到了“木”的第二个艺术特征:“木”所暗示的颜色。“木”可能是透着黄色,而且在触觉上它可能是干燥的而不是湿润的;于是“木叶”就自然而然有了落叶的微黄与干燥之感,它带来了整个疏朗的清秋的气息。
但笔者认为这样说并不恰当。人们看到“木”首先想到的是一棵树。人们看到“树”首先想到的也是一棵树。由“木”想到“木头”“木料”等,是现代人的联想方式,古代诗人写诗时恐怕不是如此,至于由“木”想到门闩、棍子、桅杆等,并由此产生一种“微黄与干燥之感”,也显得同样牵强。
那么,是不是像林先生所说:“本身就含有一个落叶的因素”,“带来了整个疏朗的清秋的气息”呢?大量的古诗证明并非如此简单。“木”与秋天并无必然联系。比如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中描述的“木欣欣以向荣”,就是指春夏季枝叶繁茂的树。
另一方面,是不是像林先生所说,“树”就是“具有繁茂的枝叶的”,“与‘叶’都带有密密层层浓荫的联想”呢?事实证明不是这样。诗中写秋天的情景,并不乏用“树”的,比如杜甫写深秋景色的诗句“黄牛峡静滩声转,白马江寒树影稀”《送韩十四江东觐省》,用的就是“树影”而非“木影”。
可见“木”也可以是充满活力,枝繁叶茂的,而“树”也可能是叶落飘零,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的。如刘禹锡的名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酬乐天扬州初逄席上见赠》,此诗“树”“木”对举,和林先生的说法恰恰相反:行将枯萎的树不用“木”而用“树”,生机勃勃的树不用“树”却用“木”。
因此,古人诗句咏及树的形象,或用“木”,或用“树”,而不大可能有林先生所说的那么多差别和讲究,本来并不复杂的道理,我们不必想那么深奥,“木叶”和“树叶”在形象上并没有什么差别。
至于古人喜欢用“木叶”或“落木”而不用“树叶”,笔者认为可以这样解释。首先,“木”“落”“叶”在古代汉语中都是入声字,入声是一个短促的调子,“木叶”或“落木”读起来朗朗上口,有种掷地有声的铿锵的韵律美。其次,可能是因为“木”字在书面语中用得较多,“树”字在口语中用得多,“木叶”就比“树叶”庄重些。更为重要的是,“木叶”最初出现于屈原作品中,“诗骚”向来被奉为经典,加上“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这一句,优美动人,意境浑然,被誉为“千古言秋之祖”(胡应麟语),“木叶”也便成为一个意味深厚的意象原型了。后人写诗文用“木叶”不仅显得古雅,而且增添了诗歌的文化内涵。
(摘编自李睿《也说“木叶”》)
材料二
“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九歌》)自从屈原歌唱出这动人的诗句,它的鲜明的形象,影响了此后历代的诗人们,许多为人传诵的诗篇正是从这里得到了启发。“木叶”是那么突出地成为诗人们笔下钟爱的形象。
“木叶”是什么呢?按照字面的解释,“木”就是“树”,“木叶”也就是“树叶”,可是我们在古代的诗歌中为什么很少看见用“树叶”呢?“树叶”为什么从来就无人过问呢?至少从来就没有产生过精彩的诗句。这里关键显然在“木”这一字。
首先我们似乎应该研究一下,古代的诗人们都在什么场合才用“木”字呢?自屈原开始把它准确地用在一个秋风叶落的季节之中,此后的诗人们都以此在秋天的情景中取得鲜明的形象,这就不是偶然的了。例如“秋月照层岭,寒风扫高木”(吴均《答柳恽》)和“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曹植《野田黄雀行》),这里的“高树多悲风”却并没有落叶的形象,而“寒风扫高木”则显然是落叶的景况了。前者正要借满树叶子的吹动,表达出像海潮一般深厚的不平,这里叶子越多,感情才越饱满;而后者却是一个叶子越来越少的局面,所谓“扫高木”者岂不正是“落木千山”的空阔吗?然则“高树”则饱满,“高木”则空阔,这就是“木”与“树”相同而又不同的地方。“木”在这里要比“树”更显得单纯,它仿佛本身就含有一个落叶的因素,这正是“木”的第一个艺术特征。
要说明“木”字何以会有这个特征,就不能不触及诗歌语言中暗示性的问题。这暗示性仿佛是概念的影子,常常躲在概念的背后,我们不留心就不会察觉它的存在。敏感而有修养的诗人们正在于能认识语言形象中一切潜在的力量,把这些潜在的力量与概念中的意义交织组合起来,于是成为丰富多彩、一言难尽的言说。“木”作为“树”的概念的同时,却正是具有一般“木头”“木料”“木板”等的影子,这潜在的形象常常影响着我们会更多地想起了树干,而很少会想到了叶子。而“树”呢?它是具有繁茂的枝叶的,它与“叶”都带有密密层层浓荫的联想。然则“树”与“叶”的形象之间不但不相排斥,而且是十分一致的。也正因为它们之间太多的一致,“树叶”也就不会比一个单独的“叶”字多带来一些什么,在习于用单音词的古典诗歌中,因此也就从来很少见“树叶”这个词汇了。至于“木叶”呢,则全然不同。这里又还需要说到“木”在形象上的第二个艺术特征。
“木”不但让我们容易想起树干,而且还会带来“木”所暗示的颃色性。树的颜色,即就树干而论,一般乃是褐绿色,这与叶也还是比较相近的。至于“木”呢,那就说不定,它可能是透着黄色,而且在触觉上它可能是干燥的而不是湿润的。于是“木叶”就自然而然有了落叶的微黄与干燥之感,它带来了整个疏朗的清秋的气息,它是属于风的而不是属于雨的,是一个典型的清秋的性格。
“木叶”之与“树叶”,不过是一字之差。“木”与“树”在概念上原是相去无几的,然而到了艺术形象的领域,这里的差别就几乎是一字千金。
(摘编自林庚《说“木叶”》有删改)
激活传统话诗词
周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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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卷》中主张文学必须开一代之新,续千古之雄风。这对于中华诗词也同样是适用的。任何文化传统都有一个继承、吸收与创新的过程,传统必须吸收时代新元素,加以激活,才能永葆其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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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空图《诗品》云:“如矿出金,如铅出银,超心炼冶,绝爱缁磷。”把诗的语言提高到从生活中采炼金矿的境地。出色的诗人无一不是超级语言大师,传世的名篇大都有惊人之句。孟浩然的“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10个字写尽了洞庭的水势与涛声。“蒸”字、“撼”字真是笔雄万夫了。辛稼轩《清平乐》:“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写农家生活,情态活现,“小儿”两句写尽了稚子淘气模样。如此活灵活现的手笔,真是妙夺造化、画工难及之杰作。
中华诗词的无穷魅力,是同它表现技巧的进步密切相关的。如常说的起承转合的章法,都是深谙此道的经验之谈。
多转折,是诗文入妙之道。如唐无名氏《醉公子》词:“门外猫儿吠,知是萧郎至。刬袜步香阶,冤家今夜醉。扶得入罗帏,不肯脱罗衣。醉则从他醉,犹胜独睡时。”写一个女子等候情郎,由热盼、喜至到失望和自宽自解的心理过程,真是冰火两重天。一句“犹胜独睡时”,写出了几多无奈与爱的极至,可谓化俗为雅的极笔了。
换位和倒装也是增强表现力与陌生感的重要方法。王湾的“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意为除夕将晓之时,已经感受到江上的春色。句式之倒装,曲折之涩笔,令读者增反复咀嚼之意致,皆深化诗意的手段。
意象叠加,是庞德学习中国诗而得出创作妙诀。他提出“绝对不使用任何无益于表现的词,即用纯意象或全意象”。他的定义是:“意象是感性与智性在瞬间的突然结合。”
形式的通变也是激活传统的手段之一。固然对于精美无比的诗词形式,我们应当以敬畏的心情钻研学习。但并不是说必得固守雷池,不能稍有变化。从中华诗史由四言而五言、七言,乃至歌行古风,足以证明了突破形式的必要性。
选自《人民日报》(海外版),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