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北方山水

舒国治

    在荒旷处找山水，是为游赏北方山水之宜。北境地土迢辽，行路多赖车马，不靠舟楫。明人袁小修《游居柿录》中所记种种纵一苇之所如，随荡随泊，以舟作屋，则是“南船”之玩法了。今人游武夷山，以小舟慢划九曲溪，抬头转脖张口盯看奇景罗列，与时更换天然屏风，可谓目不暇接之极例；好则好鼻，却有一点满桌山珍海味要在一顿饭里吃完之憾。

    过于紧密的经验，即使绝佳，令人往往刻记不住。逃难中一碗绿豆稀饭常更久存念中。

    唐人张文成小说《游仙窟》，场景在今甘肃近青海的积石山，黄河走经。今天游人学者会去的“炳灵寺石窟”，周围形势，当得仿佛。只是今人多以快艇疾行于刘家峡水库，波涛激溅下抵达，这种自海上望见陡崖石刻，备感惊奇，然途程也稍便捷了些。《游仙窟》开卷谓“嗟运命之迍邅^① ， 叹乡关之助邈……日晚途遥，马疲人乏……向上则有青壁万寻，直下则有碧潭千仞”，显然是风尘仆仆的陆路荒行后所见。

    积石山在兰州西南，往河西走廊、往丝路而去的游人，常因径奔西北而略过不去。今日群山荒凉，却又水深岩峭，真是千秋奇景。山后有山，正发人无限遥想也。

    在荒旷空枯上行旅，常能获得一袭渐近绝景前的隔，如张文成所谓“张骞古迹，十万里之波涛；夏禹遗踪，二千年之坂碰”。而日晚途遥，常是感怀奇景的微妙时刻。长程跋涉，步步攀爬，到了高处，最是令人各念俱涌，甚至慷慨欲悲，是陈子昂的“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然要有天地悠悠之感，风景应不宜过于灿丽，最好不要“如入山阴道上”。

    西安是游人多去之城，外地观光客在三五天内遍游了兵马俑、华清池、法门寺及城内大小雁塔、清具寺、碑林等，不知何所收得？其实关中山水也有可流连者。于右任二十年代初所与诗中，多记耀县五台山（即药王山，山有五台，日端应台、起云台、升仙台、显云台、齐天台）及浮化县的万里镇等处游踪，看来是当地人眼界里的“自家山水”，或许值得一探。于右任走陕西三原人，距西安北边一小时车程，陇海铁路通车后，王千不经，益增其幽也说不定。更北的耀县及淳化，自然不易有外方游客。

    北京西郊亦多名山，昔人好称“西山八大处”，今日不甚显名，游人只知去八达岭长城。西山之胜，在平淡、在不远、在不高，也在攀登。不攀登，不得感受其简淡中多致之胜。两年前在上海福佑路古董地摊见一迭二十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大开本摄影风景，其中一本西山风景，多见奇石松，天成布列，如户外大园林，阅后颇心美之。当时逛得匆匆，不暇思及购买，想来可惜。

    清人龚自珍《说京师翠微山》一文，讲这座西郊名山，“不居正北居西北，为伞盖不为枕障也。……不孤巉，近人情也。……与西山亦离亦合：不欲为主峰，又耻附西山也……名之曰翠微，亦典雅，亦谐于俗，不以僻俭名其平生也。”想来这山是不错的。山要谐俗，中国山原本都做得到；只是文人把它写高写清了，仙人将之修真炼异了，鹤猿将之飞绝栖灵了。看来翠微山端的是北京好后山，骆驼祥子的远亲还能住在那儿，曹雪芹的足迹或许还留在那儿，今日老百姓仍随意爬爬，却又没有北京城内名胜随时听到的呱噪，诚是郊游的佳处。

【注】①迍邅：一是指处境不利，困顿；二是指欲进不进，有如行路很艰难的样子。

材料一：

    老舍先生在《谈幽默》中说，“凡是只为逗人哈哈一笑，没有更深的意义的，都可以算作‘滑稽’，而‘幽默’须有思想性与艺术性”。

幽默“首要的是一种心态”，“所谓幽默的心态就是一视同仁的好笑的心态”。滑稽的闹戏，在老舍是根本看不上眼的。老舍“是由事事中看出可笑之点，而技巧的写出来”。他创作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骆驼祥子》“它的幽默是出自事实本身的可笑，而不是由文字里硬挤出来的。”

老舍的《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道出了他避不开幽默的原由：“我自幼便是个穷人，在性格上又深受我母亲的影响——她是个愣挨饿也不肯求人的，同时对别人又是很义气的女人。穷，使我好骂世；刚强，使我容易以个人的感情与主张去判断别人；义气，使我对别人有点同情心。有了这点分析，就很容易明白为什么我要笑骂，而又不赶尽杀绝。我失了讽刺，而得到幽默，幽默中是有同情的。”

    老舍所处的那个可笑的时代，也造就了他的幽默之笔。清末民初，社会腐败与“猫城”无甚差异，可笑!大学生不读书以胡闹为荣，可笑!响马摇身一变走马上任管地方治安，可笑!凡社会上人们的自私偏狭，嫉贤妒能，恃强凌弱，骄奢淫逸，虚伪矫饰，愚昧顽劣，欺瞒狡诈等等都可笑，都该笑。换言之，老舍是想以幽默之笔来写时代的悲剧，即要写出深刻的幽默。老舍醉心幽默艺术的深刻用意，“为的是能够较为委婉较为温和地写出他所咂摸到的世事的滋味，表达自己的爱憎判断”。

    幽默的佐料多来自生活。他打趣、讽刺的那些人和事，都是生活本真和病态社会诸相的折射。他把它们拆散了，和上幽默的调料，放到语言的油锅里煎炒烹炸，盛出一道道色香味俱佳的菜肴，技巧全在火候上。

材料二：

    老舍属于二十世纪，也属于未来的世纪。他的杰作，代表着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光荣，也将给新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留下耐人寻味的启迪。

    老舍的作品蕴含着一套属于他自己的文化学。他落笔之时敢于“大胆放野”，这种泼墨成文的大胆作风，更多地表现为他对北京市民众生相的熟悉，以及对这种众生相烂熟于心的自信。他把众生相摆在东西方文化的大视野中加以比较解剖，为本民族性格中那些庸俗、怯懦和苟且偷安的习气焦虑不已，热切地关注着民族性格的健康，关注着整个民族古往今来的文化生命，剖析着民族文化的生命基因。这就是老舍小说的文化学。

老舍的作品又蕴含着一套属于他自己的小说学。他的作品往往是轻松落笔，信马由缰，以醇厚本色的漫画笔触，勾勒出一幅幅滋味十足的北平百态图。若用画来打比方，他提供的是具有现代意味的《清明上河图》；若用画风来打比方，它令人联想到丁聪的漫画风格。笔致丑而不恶，丑得可爱；味道俗而不滥，俗得有味。老舍小说最大的主人公是习俗，《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等“最老舍”的老舍作品，都令人感到，习俗是老舍小说中几乎无所不在的非主人公的主人公。

    老舍作品还蕴含着属于他自己的语言学。老舍的本事，就是一下子把文学语言的根子扎到北京老百姓的舌头根子上，散发着浓郁的京味魅力。他以京味的语言，写带着他胎记的京味人生习俗，使二者浑融一体，语言也是习俗，习俗也是语言，达到新文学语言的新境界。最令人难忘的是老舍式的幽默，那是一种脱口而出、本色自然的智慧。他的小说“笑里带着同情，而幽默乃通于深奥”。他把文化思考渗入幽默，使俗趣中包含深思，调侃中洋溢着诗情。

材料三：

老舍及其代表的京味文学，既是对北京文化的集中表现，也是对民族特性的深刻揭示。前者包括对北京市民社会的多方位描写，对市民群像的生动刻画，对北京风俗民情的多层面展示，以及地道纯正的北京方言土语的鲜活表达等等；后者通过北京文化来透视整个民族文化，在民族性的广泛揭示过程中渗透着锐利的反省和痛切的沉思。

    但北京特色和民族特性并不是老舍京味文学创作的全部蕴涵。老舍京味文学的蕴涵是多方面的，这里重点谈平民意识与崇高精神的融合。

    现代作家当中，老舍的作品最集中、最充分、最生动地描写了底层市民的生活，它们成功地塑造了市民的群像，而且老舍的这种书写，不是出自一个作家外来的观察。对老舍来说，写底层市民，写北京风情，就是写自己，他自己本身就是生活。在这种情境中，平民意识成了老舍的一种深入骨髓的东西。北京人身上的那种随意自然、纯朴大方、实实在在、大大咧咧，对谁都一团和气而骨予里又有一种刚毅、自尊甚至是高傲和高贵，在老舍笔下随处可见，在老舍本人身上也有着真切的体现。

    但如果仅看到这一面，对老舍平民意识的理解则是片面的。老舍在表现平民意识的同时，还始终追求一种崇高的精神理念，他不仅深切同情底层市民，也尖锐地批判缺乏崇高人生目标的生活态度。老舍笔下有许多满人形象，老舍同情他们的无助无奈，对他们的那种特定的自卑也给予了充分的理解，但更多的是赞扬他们的自信、坚韧和不屈，尤其是像《茶馆》里常四爷身上的那种“一辈子不服软，敢做敢当，专打抱不平”的品性。可见，老舍那些表现底层市民普普通通生活的作品中，饱含着一种对崇高悲壮人生态度的渴求与赞美。

祥子买车

老舍

    他换了新车。从一换车那天，他就打听明白了，像他赁的那辆——弓子软，铜活地道，雨布大帘，双灯，细脖大铜喇叭——值一百出头；若是漆工与铜活含糊一点呢，一百元便可以打住。大概地说吧，他只要有一百块钱，就能弄一辆车。猛然一想，一天要是能剩一角的话，一百元就是一千天，一千天！把一千天堆到一块，他几乎算不过来这该有多么远。但是，祥子下了决心，一千天，一万天也好，他得买车！第一步他想好了，去拉包车。遇上交际多，饭局多的主儿，平均一月有上十来个饭局，就可以白落两三块的车饭钱。加上每月再省出个块儿八角的，也许是三块五块的，一年就能剩五六十块！这样，希望就近便多多了。他对自己起下了誓，一年半的工夫，他——祥子——非打成自己的车不可！

    可是，事实并不完全帮助他的愿望。不错，他确是咬了牙，但是到了一年半他并没还上那个愿。包车确是拉上了，而且谨慎小心地看着事情；不幸，世上的事并不是一面儿的。他自管小心他的，东家并不因此就不辞他；不定是三两个月，还是十天八天，吹了！他得另去找事。自然，他得一边儿找事，还得一边儿拉散座；骑马找马，他不能闲起来。在这种时节，他常常闹错儿。他还强打着精神，不专为混一天的嚼谷，而且要继续着积储买车的钱。可是强打精神永远不是件妥当的事：拉起车来，他不能专心一志地跑，好像老想着些什么。假若老这么下去，几时才能买上车呢？为什么这样呢？在这么乱想的时候，他忘了素日的谨慎。皮轮子上了碎铜烂磁片，放了炮；只好收车。更严重一些的，有时候碰了行人，甚至有一次因急于挤过去而把车轴盖碰丢了。一搁下了事，他心中不痛快，便有点愣头磕脑的。碰坏了车，自然要赔钱；这更使他焦躁，火上加了油；为怕惹出更大的祸，他有时候懊睡一整天。及至睁开眼，一天的工夫已白白过去，他又后悔，自恨。这些个困难，使他更咬牙努力，可是买车的钱数一点不因此而加快地凑足。

    整整三年，祥子凑足了一百块钱！

    祥子不能再等了。原来的计划是买辆最完整最新式最可心的车，现在只好按着一百块钱说了。恰巧有辆刚打好的车跟他所期望的车差不甚多；本来值一百多，可是因为定钱放弃了，车铺愿意少要一点。祥子的脸通红，手哆嗦着，拍出九十六块钱来：“我要这辆车！”铺主打算挤到个整数，说了不知多少话，把他的车拉出去又拉进来，支开棚子，又放下，按按喇叭，每一个动作都伴着一大串最好的形容词；最后还在铜轮条上踢了两脚，“听听声儿吧，铃铛似的！拉去吧，你就是把车拉碎了，要是钢条软了一根，你拿回来，把它摔在我脸上！一百块，少一分咱们吹！”祥子把钱又数了一遍：“我要这辆车，九十六！”铺主知道是遇见了一个有心眼的人，看看钱，看看样子，叹了口气：“交个朋友，车算你的了。”

    祥子的手哆嗦得更厉害了，拉起车，几乎要哭出来。拉到个僻静地方，细细端详自己的车，在漆板上试着照照自己的脸！越看越可爱，就是那不尽合自己的理想的地方也都可以原谅了，因为已经是自己的车了。他忽然想起来，今年是二十二岁。因为父母死得早，他忘了生日是在哪一天。自从到城里来，他没过一次生日。好吧，今天买上了新车，就算是生日吧，是人的也是车的，好记，而且车既是自己的心血，简直没什么不可以把人与车算在一块的地方。

    怎样过这个“双寿”呢？祥子有主意：头一个买卖必须拉个穿得体面的人，绝对不能是个女的。最好是拉到前门，其次是东安市场。拉到了，他应当在最好的饭摊上吃顿饭，如热烧饼夹爆羊肉之类的东西。吃完，有好买卖呢，就再拉一两个；没有呢，就收车。这是生日！

    自从有了这辆车，祥子的生活过得越来越起劲了。拉包月也好，拉散座也好，祥子天天用不着为“车份儿”着急，拉多少钱全是自己的。心里舒服，对人就更和气，买卖也就更顺心。拉了半年，祥子的希望更大了：照这样下去，干上二年，至多二年，就又可以买辆车，一辆，两辆……这样也可以开车厂子了！

（节选自《骆驼祥子》，有删改）

不“炒冷饭”的修行者

宋静思

    初识赵园先生，是在几年前老师的一次家宴上。她看起来气质端庄、气色甚好，斯文的言语里不仅有丰厚的学识涵养，还透着一股英武之气，让人瞬间联想到古代士大夫的清雅。

    几年过去，除了增添些许白发，时光似乎忘了这位古稀老人，她的行动依然干净利落，完全看不到曾被疾病纠缠的影子。在人数较多的私人场合，她似乎有些惧怕喧嚣，一旦进入学术探讨，眼镜后就射出深邃的光，整个人也不再岑寂。

    赵园先生是河南尉氏人，1945年生于兰州，196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上世纪70年代末在北京大学师从王瑶先生攻读文学硕士，后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出版了《艰难的选择》《论小说十家》等多部对学界影响深远的研究著作。以至于在现代文学研究界，如果学界同仁遇到一位颇具潜质的女弟子，往往会赞叹：“说不定又是一个赵园。”

    这样的学术成就和赞誉，在她自身看来充满了偶然。从北大毕业后，时代的扰攘使她未能继续深造。她回到河南农村插队，去了一所偏远的中学，一晃便是十年之久。在那段时光，除了鲁迅的著作，她很难搜寻到与后来的学术研究有关的阅读记忆。当重返北大，她已过而立之年，甚至连《子夜》《骆驼祥子》这样的作品都没有读过。最终，她实现了这次命运的转折，与年龄更大、已近不惑的钱理群、吴福辉等同期入学。有了一把年纪的人再重返学校，就像是面对青灯古佛的修行者，一面是凄凄然的辛苦，一面是千淘万漉的执着。

    80年代，赵园进入郁达夫、老舍等人的作品，写出了《艰难的选择》和《论小说十家》等著作。她把自己的生命体验倾注在文章里，从而把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遭际写得丝丝入扣。这时的赵园，冷峻、敏锐、细腻，她对人物和作品的解读有一种理性的直觉，很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

    激情消退之后，她逐渐变得宁静平和，其文笔也更加沉郁。在《北京：城与人》和《地之子》里，她聚焦于对“城市”与“乡土”的观照，有读者便体味出了她“对前尘往事的回忆”。事实上，赵园先生对市民、农民及知青群体的研究，自始至终贯穿着对人的观照。

    “‘炒冷饭’是我所不愿的。”赵园先生这句话是她学术转向最好的注脚。研究方向确定，她会尽其所能深掘，“即便没人喝彩，也不影响我的兴致”，但一旦完成，便有可能陷入“走投无路”的失落。90年代后期以后，她就曾对自己已有的学术研究产生“厌倦”。在好友的鼓励下，她转向了明清之际的研究，陆续写出了《明清之际士大夫》《家人父子》等著作。而近期，她又将目光聚焦于当代政治文化。“对于我来说，重要的问题是，找到什么样的研究对象来激发我的热情。那对象应当有挑战性，而且有助于我的知识积累。”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术于她已然是一种生活方式，“经由学术读解世界，同时经由学术而自我完善”。

    纵观她的学术之路，尽管有多次转向，但对人伦的关切和对历史的观照，却是她研究中一以贯之的脉络。她的作品解读和人物研究，不只是文字里流淌出较为强烈的个体价值和个人体验，更是将重新发现人的个性作为价值追求。她转向明清之际的研究后，也不像传统史家那般，单纯借助史料还原历史现场或者进行理论建构，而是主要从士大夫们的文字和记述入手，去探寻他们精神生活的幽微，他们内在的日常性、差异性和多样性。

    尽管赵园先生讲“学术不是生活的一切”，但读书与写作早已成为她生活的一部分。“我的学术性写作即告结束，但写作仍然会继续。”她说。

（2016年8月18日《人民日报》，有删节）

相关链接：赵园（1945—），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有《艰难的选择》《论小说十家》以及散文集《独语》等。

不“炒冷饭”的修行者

宋静思

    初识赵园先生，是在几年前老师的一次家宴上。她看起来气质端庄、气色甚好，斯文的言语里不仅有丰厚的学识涵养，还透着一股英武之气，让人瞬间联想到古代士大夫的清雅。

    几年过去，除了增添些许白发，时光似乎忘了这位古稀老人，她的行动依然干净利落，完全看不到曾被疾病纠缠的影子。在人数较多的私人场合，她似乎有些惧怕喧嚣，一旦进入学术探讨，眼镜后就射出深邃的光，整个人也不再岑寂。

    赵园先生是河南尉氏人，1945年生于兰州，196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上世纪70年代末在北京大学师从王瑶先生攻读文学硕士，后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出版了《艰难的选择》《论小说十家》等多部对学界影响深远的研究著作。以至于在现代文学研究界，如果学界同仁遇到一位颇具潜质的女弟子，往往会赞叹：“说不定又是一个赵园。”

    这样的学术成就和赞誉，在她自身看来充满了偶然。从北大毕业后，时代的扰攘使她未能继续深造。她回到河南农村插队，去了一所偏远的中学，一晃便是十年之久。在那段时光，除了鲁迅的著作，她很难搜寻到与后来的学术研究有关的阅读记忆。当重返北大，她已过而立之年，甚至连《子夜》《骆驼祥子》这样的作品都没有读过。最终，她实现了这次命运的转折，与年龄更大、已近不惑的钱理群、吴福辉等同期入学。有了一把年纪的人再重返学校，就像是面对青灯古佛的修行者，一面是凄凄然的辛苦，一面是千淘万漉的执着。

    80年代，赵园进入郁达夫、老舍等人的作品，写出了《艰难的选择》和《论小说十家》等著作。她把自己的生命体验倾注在文章里，从而把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遭际写得丝丝入扣。这时的赵园，冷峻、敏锐、细腻，她对人物和作品的解读有一种理性的直觉，很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

    激情消退之后，她逐渐变得宁静平和，其文笔也更加沉郁。在《北京：城与人》和《地之子》里，她聚焦于对“城市”与“乡土”的观照，有读者便体味出了她“对前尘往事的回忆”。事实上，赵园先生对市民、农民及知青群体的研究，自始至终贯穿着对人的观照。

    “‘炒冷饭’是我所不愿的。”赵园先生这句话是她学术转向最好的注脚。研究方向确定，她会尽其所能深掘，“即便没人喝彩，也不影响我的兴致”，但一旦完成，便有可能陷入“走投无路”的失落。90年代后期以后，她就曾对自己已有的学术研究产生“厌倦”。在好友的鼓励下，她转向了明清之际的研究，陆续写出了《明清之际士大夫》《家人父子》等著作。而近期，她又将目光聚焦于当代政治文化。“对于我来说，重要的问题是，找到什么样的研究对象来激发我的热情。那对象应当有挑战性，而且有助于我的知识积累。”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术于她已然是一种生活方式，“经由学术读解世界，同时经由学术而自我完善”。

    纵观她的学术之路，尽管有多次转向，但对人伦的关切和对历史的观照，却是她研究中一以贯之的脉络。她的作品解读和人物研究，不只是文字里流淌出较为强烈的个体价值和个人体验，更是将重新发现人的个性作为价值追求。她转向明清之际的研究后，也不像传统史家那般，单纯借助史料还原历史现场或者进行理论建构，而是主要从士大夫们的文字和记述入手，去探寻他们精神生活的幽微，他们内在的日常性、差异性和多样性。

    尽管赵园先生讲“学术不是生活的一切”，但读书与写作早已成为她生活的一部分。“我的学术性写作即告结束，但写作仍然会继续。”她说。

（2016年8月18日《人民日报》，有删节）

相关链接：赵园（1945—），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有《艰难的选择》《论小说十家》以及散文集《独语》等。

祥子买车

老舍

    他换了新车。从一换车那天，他就打听明白了，像他赁的那辆——弓子软，铜活地道，雨布大帘，双灯，细脖大铜喇叭——值一百出头；若是漆工与铜活含糊一点呢，一百元便可以打住。大概地说吧，他只要有一百块钱，就能弄一辆车。猛然一想，一天要是能剩一角的话，一百元就是一千天，一千天！把一千天堆到一块，他几乎算不过来这该有多么远。但是，祥子下了决心，一千天，一万天也好，他得买车！第一步他想好了，去拉包车。遇上交际多，饭局多的主儿，平均一月有上十来个饭局，就可以白落两三块的车饭钱。加上每月再省出个块儿八角的，也许是三块五块的，一年就能剩五六十块！这样，希望就近便多多了。他对自己起下了誓，一年半的工夫，他——祥子——非打成自己的车不可！

    可是，事实并不完全帮助他的愿望。不错，他确是咬了牙，但是到了一年半他并没还上那个愿。包车确是拉上了，而且谨慎小心地看着事情；不幸，世上的事并不是一面儿的。他自管小心他的，东家并不因此就不辞他；不定是三两个月，还是十天八天，吹了！他得另去找事。自然，他得一边儿找事，还得一边儿拉散座；骑马找马，他不能闲起来。在这种时节，他常常闹错儿。他还强打着精神，不专为混一天的嚼谷，而且要继续着积储买车的钱。可是强打精神永远不是件妥当的事：拉起车来，他不能专心一志地跑，好像老想着些什么。假若老这么下去，几时才能买上车呢？为什么这样呢？在这么乱想的时候，他忘了素日的谨慎。皮轮子上了碎铜烂磁片，放了炮；只好收车。更严重一些的，有时候碰了行人，甚至有一次因急于挤过去而把车轴盖碰丢了。一搁下了事，他心中不痛快，便有点愣头磕脑的。碰坏了车，自然要赔钱；这更使他焦躁，火上加了油；为怕惹出更大的祸，他有时候懊睡一整天。及至睁开眼，一天的工夫已白白过去，他又后悔，自恨。这些个困难，使他更咬牙努力，可是买车的钱数一点不因此而加快地凑足。

    整整三年，祥子凑足了一百块钱！

    祥子不能再等了。原来的计划是买辆最完整最新式最可心的车，现在只好按着一百块钱说了。恰巧有辆刚打好的车跟他所期望的车差不甚多；本来值一百多，可是因为定钱放弃了，车铺愿意少要一点。祥子的脸通红，手哆嗦着，拍出九十六块钱来：“我要这辆车！”铺主打算挤到个整数，说了不知多少话，把他的车拉出去又拉进来，支开棚子，又放下，按按喇叭，每一个动作都伴着一大串最好的形容词；最后还在铜轮条上踢了两脚，“听听声儿吧，铃铛似的！拉去吧，你就是把车拉碎了，要是钢条软了一根，你拿回来，把它摔在我脸上！一百块，少一分咱们吹！”祥子把钱又数了一遍：“我要这辆车，九十六！”铺主知道是遇见了一个有心眼的人，看看钱，看看样子，叹了口气：“交个朋友，车算你的了。”

    祥子的手哆嗦得更厉害了，拉起车，几乎要哭出来。拉到个僻静地方，细细端详自己的车，在漆板上试着照照自己的脸！越看越可爱，就是那不尽合自己的理想的地方也都可以原谅了，因为已经是自己的车了。他忽然想起来，今年是二十二岁。因为父母死得早，他忘了生日是在哪一天。自从到城里来，他没过一次生日。好吧，今天买上了新车，就算是生日吧，是人的也是车的，好记，而且车既是自己的心血，简直没什么不可以把人与车算在一块的地方。

    怎样过这个“双寿”呢？祥子有主意：头一个买卖必须拉个穿得体面的人，绝对不能是个女的。最好是拉到前门，其次是东安市场。拉到了，他应当在最好的饭摊上吃顿饭，如热烧饼夹爆羊肉之类的东西。吃完，有好买卖呢，就再拉一两个；没有呢，就收车。这是生日！

    自从有了这辆车，祥子的生活过得越来越起劲了。拉包月也好，拉散座也好，祥子天天用不着为“车份儿”着急，拉多少钱全是自己的。心里舒服，对人就更和气，买卖也就更顺心。拉了半年，祥子的希望更大了：照这样下去，干上二年，至多二年，就又可以买辆车，一辆，两辆……这样也可以开车厂子了！

（节选自《骆驼祥子》，有删改）

我与老舍与酒

台静农

    报纸上登载，重庆的朋友预备为老舍兄举行写作二十年纪念，这确是一桩可喜的消息。因为二十年不算短的时间，一个人能不断的写作下去，并不是容易的事。

    我在青岛山东大学教书时，一天，他到我宿舍来，送我一本新出版的《老牛破车》，我同他说，“我喜欢你的《骆驼祥子》”，那时似乎还没有印出单行本，刚在《宇宙风》上登完。他说，“只能写到那里了，底下咱不便写下去了。”笑着，“嘻嘻”的─—他老是这样神气的。

    我初到青岛，是二十五年秋季，我们第一次见面，便在这样的秋末冬初，先是久居青岛的朋友请我们吃饭，晚上，在一家老饭庄，室内的陈设，像北平的东兴楼。他给我的印象，面目有些严肃，也有些苦闷，又有些世故；偶然冷然的冲出一句两句笑话时，不仅仅大家轰然，他自己也“嘻嘻”的笑，这又是小孩样的天真呵。

    从此，我们便厮熟了，常常同几个朋友吃馆子，喝着老酒，黄色，像绍兴的竹叶青，又有一种泛紫黑色的，味苦而微甜。据说同老酒一样的原料，故叫作苦老酒，味道是很好的，不在绍兴酒之下。直到现在，我想到老舍兄时，便会想到苦老酒。有天傍晚，天气阴霾，北风虽不大，却马上就要下雪似的，老舍忽然跑来，说有一家新开张的小馆子，卖北平的炖羊肉，于是同石荪仲纯两兄一起走在马路上，我私下欣赏着老舍的皮马褂，确实长得可以，几乎长到皮袍子一大半，我在北平中山公园看过新元史的作者八十岁翁穿过这么长的一件外衣，他这一身要算是第二件了。

    那时他专门在从事写作，他有一个温暖的家，太太温柔的照料着小孩，更照料着他，让他安静的每天写两千字，放着笔时，总是带着小女儿，在马路上大叶子的梧桐树下散步，春夏之交的时候，最容易遇到他们。仿佛往山东大学入市，拐一弯，再走三四分钟路，就是他住家邻近的马路，头发修整，穿着浅灰色西服，一手牵着一个小孩子，远些看有几分清癯，却不文弱，─—原来他每天清晨，总要练一套武术的，他家的走廊上就放着一堆走江湖人的家伙，我认识其中一支戴红缨的标枪。

    廿六年七月一日，我离青岛去北平，接着七七事变，八月中我又从天津搭海船绕道到济南，在车站上遇见山东大学同学，知道青岛的朋友已经星散了。以后回到故乡，偶从报上知老舍兄来到汉口，并且同了许多旧友在筹备文艺协会。我第二年秋入川，寄居白沙，老舍兄是什么时候到重庆的，我不知道，但不久接他来信，要我出席鲁迅先生二周年祭报告，当我到了重庆的晚上，适逢一位病理学者拿了一瓶道地的茅台酒；我们三个人在×市酒家喝了。几天后，又同几个朋友喝了一次绍兴酒，席上有何容兄，似乎喝到他死命的要喝时，可是不让他再喝了。这次见面，才知道他的妻儿还留在北平。武汉大学请他教书去，没有去，他不愿意图个人的安适，他要和几个朋友支持着“文协”①，但是，他已不是青岛时的老舍了，真个清癯了，苍老了，面上更深刻着苦闷的条纹了。三十年春天，我同建功兄去重庆，出他意料之外，他高兴得“破产请客”。虽然他更显得老相，面上更加深刻着苦闷的条纹，衣着也大大的落拓了，还患着贫血症，有位医生义务的在给他打针药。可是，他的精神是愉快的，他依旧要同几个朋友支持着“文协”，单看他送我的小字条，就知道了，抄在后面罢：

    看小儿女写字，最为有趣，倒画逆推，信意创作，兴之所至，加减笔画，前无古人，自成一家，至指黑眉重，墨点满身，亦具淋漓之致。

    为诗用文言，或者用白话，语妙即成诗，何必乱吵絮。

    下面题着：“静农兄来渝，酒后论文说字，写此为证。”

    这以后，我们又有三个年头没有见面了。这三年的期间，活下去大不容易，我个人的变化并不少，老舍兄的变化也不少罢，听说太太从北平带着小孩来了，应该有些慰安了，却又害了一场盲肠炎。能不能再喝几盅白酒呢？这个是值得注意的事，因为战争以来，朋友们往往为了衰病都喝不上酒了；至于穷喝不起，那又当别论。话又说回来了，在老舍兄写作二十年纪念日，我竟说了一通酒话，颇像有意剔出人家的毛病来，不关祝贺，情类告密，以嗜酒者犯名士气故耳。这有什么办法呢？我不是写作者，只有说些不相干的了。现在发下宏愿要是不迟的话，还是学写作罢，可是老舍兄还春纪念时能不能写出像《骆驼祥子》那样的书呢？

    三十三年②，四月，于白沙白苍山庄

（注：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简称，1938年3月成立于武汉，是抗日战争期间全国规模的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老舍主持“文协”的日常工作。②本文写于1944年）

请为其中的一部名著写一段推介语。要求：至少使用一种修辞手法，字数在80字以内。

演员于是之

    于是之在选择角色的时候，有自己的一套标准。“演员们不想演的角色并不一定是配角。比如老舍先生的《青年突击队》，我就喜欢演那个只有十几句话的吕若冰，而不喜欢演那个队长刘海清……”，于是之曾在《我们所喜欢的和不喜欢的》一文中写道。

    在《骆驼祥子》中的表演，至今仍是于是之的“绝唱”之一。在那部戏中，于是之扮演配角老车夫老马。老马累计出场时间不过十分钟，第一次出场，主要动作是在风雪夜进屋，踉跄昏倒。第二次出场甚至没有台词。

    于是之一上场，似乎就给能坐上千人的首都剧场带进一股寒气。他头上扎着破旧的白毛巾，花白的眉毛、胡子上似乎带着霜。进门踉跄两步，打着寒噤，上牙碰下牙，唇口已然冻木……

    演配角，于是之的功夫一点也没少下。他说过，为演老马，他写的申请的字数比老马的台词还要多。更重要的是，他懂老马。早年，穷苦人冬天出门没有棉裤，把报纸一层一层地裹在腿上，外头罩一条单裤。裹了报纸，关节的灵活度受限，步子发僵。于是之演老马，步态如何趔趄的依据就是打这儿来的。“他没让你看到报纸，但他的表演已经把报纸和报纸后面那一片生活概括在内了。”1961年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跟于是之同台演过戏的林兆华说。

    在老马之前，于是之经历过冰火两重天。演《龙须沟》里的程疯子让26岁的于是之尝尽成功的喜悦，而演《雷雨》里的周萍又让他跌入自卑的深谷。

    于是之和程疯子投缘。“我爱我这角色……照我现在的生活经历和政治水平，我还不能有胸襟去爱许多人，许多角色。第一遍朗读剧本，剧情便把我带到生我长我的地方……我的杂院生活，叫我体贴我的角色，同时也给我一种责任：他们要我替他们打抱不平，替他们诉苦……倘若我是一个对人生漠不关心的人，我就一辈子也别打算成为演员了。”于是之在《我演程疯子》中写道。

    为演好程疯子，于是之看《立言画报》《名伶百影》，咂摸旧艺人的表情；向侯宝林、“白派”京韵大鼓代表人物白云鹏请教；上茶馆、钻胡同，寻访单弦艺人、京剧二路角儿；从朋友眼角的鱼尾纹“化”出程疯子的眼神；从白云鹏说话用手指头点三下以示强调的习惯动作里“长”出程疯子的手势……

    “形”之捕捉与“神”的建构同时进行。老舍先生说，程疯子“原是有钱人，后因没落搬到龙须沟”，于是之将程疯子精确定义成庶出的旗人子弟，没落之后曾唱单弦为生。为了从内在上准确把握角色，于是之写下了六千余字的《程疯子传》。在这篇文章中，白描手法被时年26岁、正式学历仅到初中的于是之运用得得心应手。

    在《龙须沟》攒下的“家底儿”到了《雷雨》却全无用处。少年时，同龄人让于是之看《少年维特之烦恼》，于是之冷冷地说：“我没有少年。”那时，于是之已经失学，在日本人的仓库里做“华人雇工”，每天从破败的宣武门下走过，感觉自己的少年“叫宣武门给吃了”。正如当年无法理解维特“还烦恼什么”一样，于是之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周萍在豪宅里的苍白生活和他怎样在两个女人之间周旋。

    在《雷雨》里饰演周萍的惨败，让于是之自卑、苦闷了很长一阵子。从1954年到1957年，于是之的表演停滞了两三年。

    1956年秋天，于是之听老舍说：“我写了一个新戏，主角的台词几百句，从小演到老。”于是之没说话，但心里已经憋着劲儿要演这个“从小到老”，有“几百句”词的主角了。这个“主角”是《茶馆》里的王掌柜。

    有人认为《茶馆》里的王利发不好演，如果演不好，这个角色就是一个大龙套。于是之没有让王掌柜成为龙套，而让他成为了自己当之无愧的代表作，成为了中国话剧舞台的不朽经典。

    “在茶馆里，我为人沏茶送水的动作比较多。虽然不经常被人注意，但我总要认真去做。因为我尝到了其中的好处，在一个小的真实上，丢掉了信念，就会影响随之而来的主要的戏，叫你失去了大的真实……”这是于是之在《茶馆》中悟到的属于自己的“小秘密”。

（摘编自石岩《演员于是之，领导于是之》）

相关链接：①于是之（1927~2013），话剧表演艺术家，在《龙须沟》《骆驼祥子》《茶馆》《洋麻将》等剧中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经典的舞台艺术形象。他的表演风格本色自然、含蓄深沉且富含诗意。（摘自百度百科）②究竟怎么演？一字一泪，哭腔哭调地演，还是另外的演法？研究一下生活吧。王利发这时一定不愿意哭，他要控制住自己，并在亲人面前装作轻松，当儿孙们欲哭时，他甚至还要申斥，为的是要他们迅速逃出这灾难的虎口。因此这个悲剧的小片段，就不能直接去演那个“悲”，而要多演那个对“悲”的“控制”，甚至强作欢笑。这么演就可以较含蓄些，也可能更感人些。（摘自于是之《演“王利发”小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