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秦始皇刻石节选

材料：图1是2003年济南出土的甲骨文（局部）。经过对已经发掘出的8片有文字的甲片进行清洗缀合，7片构成了一个几乎完整的龟腹甲，上面有25个清晰的甲骨文字。方辉表示，这25个文字讲述了是否以及怎样对“母”进行祭祀。

图2是20世纪90年代出土的秦代封泥中的两块，分别是四川太中印和左丞相印。

图3是发现于敦煌藏经洞的唐咸通九年（公元868年）敦煌雕版印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标有明确刊刻日期的印刷品。此卷于1907年被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从中国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盗至伦敦，现藏大英图书馆。

出土文物大都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选取上述材料中的一个或多个图片．就其蕴含的历史信息，提出一个论题，并予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持论有据，逻辑合理，论证充分，表达清晰。）

材料：考古工作者于2019年11月至2020年5月发现6座三星堆文化“祭祀坑”，出土金面具残片、鸟型金饰片、金箔、眼部有彩绘铜头像、巨青铜面具、青铜神树、象牙、精美牙雕残件、玉琮、玉石器等重要文物500余件。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介绍，目前所发现的半张黄金面具重量大约为280克，预计完整的总重量应该超过500克，这比目前国内所出土的商代最重的金器——三星堆金杖（重463克）的重量还要重，如果能够完整发现，这件黄金面具将超过金杖成为目前国内所发现的同时期最重的金器。“与1986年一、二号祭祀坑的发掘相比，本次发掘我们做了充分的前期准备。”站长介绍，本次发掘过程中，科技考古为含量非常大。1986年的发掘基本只用了碳14测年技术。此次除了碳14测年、有机物保护之外，还在玉石器保护、铜器保护等领域采用多项科技手段。

——摘编自中国新闻网

唐代《贞观政要》和宋代《资治通鉴》对隋文帝时期发生的一件史事分别有自己的叙述。

材料一：隋开皇十四年天旱，人苦饥乏。是时，仓库盈益，竟不赈给，乃今百姓逐粮。隋文帝不怜百姓而惜仓库……古人云：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唐]吴兢《贞观政要》

材料二：高祖文皇上之开皇十四年……关中大旱，民饥，上（隋文帝）遣左右视民食，得豆屑杂糠以献。上上流涕以示群臣，深自咎责，为之不御酒肉，殆将一期。

——[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隋纪二

某校历史学社将组织演出历史剧《风雨大泽乡》。关于大泽乡起义的原因，编剧A同学以《史记陈涉世家》为蓝本撰写剧本。

材料一：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注：      贫苦农民）適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陈胜、吴广皆次当行，为屯长。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陈胜、吴广乃谋曰：“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陈胜曰：“天下苦秦久矣。…今…为天下唱，宜多应者。”

——《史记陈涉世家》

社长B同学对此提出质疑，认为《史记》的记载不可全信，并给出如下证据：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发现秦墓12座，其中第11号墓墓主人为一名“喜”的基层官员，随葬海量秦律竹简。其中《徭律》有如下记载：（译文）

材料二：征发徭役，如耽搁不加征发，应罚二副铠甲。迟到3至5天，斥责；6至10天，罚一个盾牌；超过10天，罚一副铠甲。因大雨或洪水导致的耽误，可免除本次征发。

——《秦律徭律》

针对B同学的质疑，A同学进一步查找资料。他查找到睡虎地11号墓出土的其它秦律，并对比4号墓墓主“衷”所随葬的在前线作战的兄弟“黑夫”和“惊”的两份家书（木牍）（以下译文）

材料三：一家父子兄弟不同时征发兵役。

——《秦律戍律》

在咸阳服役的，凭券向大内领衣；在其他县服役的，凭券向所在的县领衣。县或大内都按照其所属机构所发的券，依法律规定发给衣服。

——《秦律金布律》

材料四：黑夫再次写信的目的是请家里寄些钱，再让母亲做件夏衣。信到后，母亲比较一下安陆丝布贵不贵，不贵的话一定要做整套夏衣，和钱一起带过来。要是贵，就只多送点钱就行，黑夫就在前线买布做衣服。信和衣物寄南方军营千万别寄错呀！

——黑夫家书（节选）

钱和衣服，希望母亲寄五六百钱，好布至少二丈五尺。…我借了垣柏的钱都花完了，家里再不送钱来，必死无疑，急！急！急！

——惊家书（节选）

材料：李劼人（1891—1962），中国现代重要的法国文学翻译家，知名社会活动家、实业家。在1949年前曾短期任机关小职员，做过报刊主编、大学教授，办过小饭店、造纸厂，大部分时间从事写作。从1950年7月到1962年12月辞世，他一直担任成都市分管文教和城市建设工作的副市长。他作为“旧知识分子”融入“新社会”的经历，提供了一个认识和了解他本人以及那一辈读书人的绝佳个案。自20世纪30年代到2001年，先后有110多位作者参与到对李劼人的研究中。这些既存研究或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李劼人历史形象的塑造。这些研究有两个主要特征：首先，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其作品上，多属于文学评论性质；相比而言，从思想史、文化史和社会史的角度对李劼人本人及其思想的研究尚不多见。其次，既存的研究多侧重1950年前的李劼人，对他1950年以后的言行思想，特别是其在新社会里对政治的积极参与，关注明显不够，至多是一些只言片语的回忆。

——摘编自雷兵《“改行的作家”：市长李劼人角色认同的困窘（1950—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