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霍布新认为恶人是一个强壮的孩子，那我们就要问：野蛮人是否也是一个强壮的孩子？如果我们承认他是一个强壮的孩子，那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如果这个人强壮的时候也像他柔弱的时候那样依赖他人，那么，什么过分的事他干不出来呢？他的母亲如果不及时喂他奶，他就会打她；如果他觉得他的弟弟招他讨厌，他就会掐死他；如果别人碰撞了他或打扰了他，他就会咬别人的腿。

——摘自卢梭《怜悯是人的天性》

请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写一段文字。要求：⑴所写文字能运用这种思维方式；⑵主题突出、文意完整；⑶字数为50-80字（含标点符号）。

①中国女子柔道选手在人声鼎沸的赛场上能做到充耳不闻、心静如水，而一旦发力，就令对手不寒而栗。

②如果有人需要你的帮助，你是无动于衷 ， 还是伸出援手？对于有良知的人来说，应该是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③总有一些人自以为道德高尚、怙恶不悛 ， 不按法律办事，依照自己的道德规范维护所谓的“正义”，最终害人又害己。

④他体会过患病无钱医治的滋味，感受过被免掉三四千块钱医药费的幸福瞬间，所以他对窘境中的病人能感同身受。

⑤阅读写景抒情的散文，要展开想象的翅膀，力求设身处地 ， 感受作者心灵的颤动，体会作品所描述的美景。

⑥面对公交车上正在抢劫的歹徒，春节回家探亲的军人小礼明目张胆 ， 挺身而出，制伏了凶悍的歹徒。

材料一：

残酷的倾向，似乎不是某一民族所特有的，它是像盲肠一样由原始时代遗留下来的劣根性，还没有被文化洗刷净尽。小孩们大半欢喜虐害昆虫和其它小动物，踏死一堆蚂蚁，满不在意。用生人做陪葬者或是祭典中的牺牲，似不仅限于野蛮民族。罗马人让人和兽相斗相杀，西班牙人让牛和牛相斗相杀，作为一种娱乐来看……这类事实引起一部分哲学家，如中国的荀子和英国的霍布斯，推演出“性恶”这样一个结论。

有些学者对于幸灾乐祸的心理，不以性恶为最终解释而另求原因。最早的学说是自觉安全说。拉丁诗人卢克莱修说：“狂风在起波浪时，站在岸上看别人在苦难中挣扎，是一件愉快的事。”卢克莱修以为使我们愉快的并非看见别人的灾祸，而是庆幸自己的安全。霍布斯的学说也很类似。他以为别人痛苦而自己安全，就足见自己比别人高一层，心中有一种光荣之感。苏格兰派哲学家如培恩（Bain）之流以为幸灾乐祸的心理基于权力欲。能给苦痛让别人受，就足显出自己的权力。这几种学说都有一个公同点：就是都假定幸灾乐祸时有一种人我比较，比较之后见出我比人安全，比别人高一层，比别人有权力，所以高兴。

这种比较也许是有的，但是比较的结果也可以发生与幸灾乐祸相反的念头。比如我们在岸上看翻船，也可以忘却自己处在较幸运的地位，而假想自己在船上碰着那些危险的境遇，心中是如何惶恐、焦急、绝望、悲痛。将己心比人心，人的痛苦就变成自己的痛苦。痛苦的程度也许随人而异，而心中总不免有一点不安，一点感动和一点援助的动机。有生之物都有一种同类情感。对于生命都想留恋和维护，凡遇到危害生命的事情都不免恻然感动，无论那生命是否属于自己。

从此可知遇着旁人受苦难时，心中或是发生幸灾乐祸的心理，或是发生恻隐之心，全在一念之差。一念向此，或一念向彼，都很自然，但在动念的关头，差以毫厘便谬以千里。念头转向幸灾乐祸的一方面去，充类至尽，便欺诈凌虐，屠杀吞并，刀下不留情，睁眼看旁人受苦不伸手援助，甚至落井下石，这样一来，世界便变成冤气弥漫、黑暗无人道的场所；念头转向恻隐一方面去，充类至尽，则四海兄弟，一视同仁，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老有所养，幼有所归，鳏寡孤独者亦可各得其所，这样一来，世界便变成一团和气、其乐融融的场所。野蛮与文化，恶与善，祸与福，生存与死灭的歧路全在这一转念上面，所以这一转念是不能苟且的。

这一转念关系如许重大，而转好转坏又全系在一个刀锋似的关头上，好转与坏转有同样的自然而容易，所以古今中外大思想家和大宗教家，都紧握住这个关头。各派伦理思想尽管在侧轻侧重上有差别，各派宗教尽管在信条仪式上互相悬殊，都着重一个基本德行。孔孟所谓“仁”，释氏所谓“慈悲”，耶稣所谓“爱”，都全从人类固有的一点恻隐之心出发。他们都看出在临到同类受苦受难的关头上，一着走错，全盘皆输，丢开那一点恻隐之心不去培养，一切道德都无基础，人类社会无法维持，而人也就丧失其所以为人的本性。这是人类智慧的一个极平凡而亦极伟大的发现，一切伦理思想，一切宗教，都基于这点发现。这也就是说，恻隐之心是人类文化的泉源。

（摘编自朱光潜《谈恻隐之心》）

材料二：

霍布斯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人天生就有一种不愿意看见自己同类受苦的厌恶心理，使他不至于过于为了谋求自己的幸福而损害他人，因而可以在某种情况下克制他的强烈的自尊心，或者在自尊心产生之前克制他的自爱心。我认为这是人类唯一具有的天然的美德；这一点，就连对人类的美德大加贬抑的人也是不得不承认的，因此，我不怕任何人提出反对的意见。我认为怜悯心是我们这样柔弱和最容易遭受苦难折磨的人最应具备的禀性，是最普遍的和最有用的美德；人类在开始运用头脑思考以前就有怜悯心了；它是那样地合乎自然，甚至动物有时候也有明显的怜悯之心的表现。且不说母兽对幼兽的温情和在危险时刻不惜牺牲性命保护它们，我们经常看到，就连马也是不愿意踩着一个活着的生物的身体跑过去的。一个动物在它的同类的尸体旁边走过时，总是感到不安的；有些动物甚至还以某种方式掩埋它们死去的同类。走进屠宰场的动物发出的哀鸣，表明它们对所看到的恐怖情景是感同身受的。

这是纯粹的天性的运动，是先于思维的心灵的运动；这种天然的怜悯心的力量，即使是最败坏的风俗也是难以摧毁的；在剧院中，我们每天都可看到被剧中的不幸者的苦难遭遇感动得伤心流泪的观众，尽管他们当中有那么一个人身为暴君，屡屡对敌人滥施酷刑。如嗜血成性的苏拉，对不是由他造成的痛苦，也是很伤感的；又如菲尔的暴君亚历山大，尽管他每天听见被他下令杀害的许多公民的叫声无动于衷，但他从来不敢到剧院去看悲剧，因为他害怕人们看见他同剧中的昂朵玛克和普里亚姆一起叹息。

（摘编自卢梭《怜悯是人的天性》）

语言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可以用来传递信息、思考推理、传承文明、身份认同。人使用一种语言，就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和文化，并以这种文化身份存在。

社会生活中人们传递信息、交流思想需要语言。商贩用语言叫卖商品，教师用语言教授知识，医生用语言探查病情。俗语“好马出在腿上，好人出在嘴上”“三寸舌胜过百万兵”，就是指语言发挥出的极致的交际作用。当然，中国文化更重谨言慎行，言行合一。“祸从口出，病从口入”“光说不练假把式”，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交际生活中人们为界定社会关系也需要语言。《论语》中有“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就是提醒人们在交际生活中要了解对方。中国人素来注重说话的场合和彼此的关系，以界定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

精神生活中人们思考推理、认知外界需要语言。“话不说不明，灯不挑不亮”，没有语言，概念没有依托，推理进程很难进行。语言是认知成果的储存场所，思维的成果也需要用语言表达出来。精神生活中人们进行情感交流也需要语言。《荀子》云：“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劝人以言，美于黼黻文章；听人以言，乐于钟鼓琴瑟。”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良言价值无可比拟，千百年来语言成为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纽带，使人们的精神得到慰藉。

文化生活中人类创造、记载、传播文明更需要语言。语言既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在习得一种民族语言的同时，也就是在习得这一民族的文化，每一种语言都蕴含着本民族特有的文化和生态。今天，保护濒危语言和方言、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已经成为弘扬中华文化、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内容。

语言在加强民族身份认同和增强民族凝聚力等方面也起着重要作用。“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共同的语言身份将相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联结在一起，使他们即使身处他乡也能得到社会的归属感和心理的慰藉。小说《最后一课》中，面对母语教育权利被剥夺，法语教师说：“亡了国当了奴隶的人民，只要牢牢记住他们的语言，就好像拿着一把打开监狱大门的钥匙。”语言是把民族凝聚在一起的重要纽带，是使民族永远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源泉。

人类既生活在物质的世界中，也生活在语言的世界中。绚烂多彩的社会生活，抽象繁复的概念推理，复杂多变的喜怒哀乐，都可以用语言来书写和描述。语言把人与人联系在一起，把人类同周遭世界联结在一起，把人类的精神世界联结在一起。人类的一切生活无不跟语言相融、相连，正如英国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所说：“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生活形式。”生活里的语言灵动活泼，构成了世界上最美妙的音符。语言有多丰富，生活就有多精彩。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禀性（ ）嗜血成性（ ）厮拼（ ）摒弃（ ）熏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