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帝国末日
英国王储查尔斯有关他参加香港1997年移交仪式时所写日记的内容,最近被英国传媒公开。他在日记中慨叹:“这是帝国的末日……”
香港《太阳报》报道了查尔斯日记的内容:一架英航747包机将大批官方代表由希斯罗机场载往香港。我发现自己和助手们身处只属商务客舱的上层,我要定一定神才意识到这并非头等舱,虽然我早已疑惑为何坐得这样不舒服。后来我发现连首相希思、前外交大臣杰弗里·豪、新任外交大臣罗宾·库克以及麦理浩、卫奕信等前任港督,都舒适地安坐在我们下面的头等舱。我唯有独自慨叹,这是帝国的末日……
告别仪式于傍晚时分在皇家游艇旁的“添马舰”上展开。彭定康离开港督府与随员告别后,在下午茶时借家人登上游艇。他们黯然神伤,若有所失。彭定康抱着港督府的英国国旗上船,那面国旗是送别他的礼物……
他们喝了茶定过神后,我们出发到体育馆,在雨中参加豪华的仪式。毛毛细雨徐徐落下,所有东西都湿透了。我坐在讲台上,脚下的红地毯变成湿淋淋一团糟,吱吱作响。我们耐着性子看完不同仪式及表演,聆听彭定康令人动容的演说。我喉咙哽咽,听罢随即奏起的《义勇军进行曲》,更加激动哀伤。
在仪式进行中,我预感到当自己站起身讲话时,滂沱大雨就会倾盆而下。正如所料,当我走到演讲桌前的一刻,大雨随即猛降。我看着手上湿淋淋、黏作一团的数页讲稿,尝试辨认文中的内容。我生平从未试过在“水中”发表演说,这是首次。事实上,没有人听到我说了些什么,因为大雨打在雨伞上的声音太吵了。
经过一轮情绪起伏后,全身湿透的我第一时间返回游艇,在出发参加4000人的晚宴前先洗个澡。一如所料,当我浸在浴缸中时,烟花表演随即开始,在我整装待发时,表演亦已结束。盛大的晚宴上,我坐在中国外交部部长的身旁。在经过多轮祝酒后,我们离开宴会厅,等待与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的会面,盘算着如何令双方不失面子。
在移交仪式每个细节的安排上,中国人也要争执一番。他们坚持要我走到一个房间拜会国家主席,英方上下对之强烈反对。最后我们同意折中方案,由我们分从两边进入一个房间,在中间碰头。
国家主席和他的亲信与我们(即外交大臣、国防参谋长与我)面对面而坐,宣读预先拟定的声明。我知道无可避免一定要回应,懊恼地左思右想,思量着说什么好,而又不会引发外交事件。我说了几句有关莎士比亚的轻松趣语,一行人就走向会展中心新翼的主礼堂——又一次长征,从我们的位置出发,可真长路漫漫。
为了移交仪式,这个会场被改成类似北京人民大会堂的模样。我们发表演说后,江主席走到演讲来前发表讲话。此后,我们还要观看中国士兵上台,把英国国旗降下,升上中国国旗。在典礼结束时,我们合影留念,互相握手,然后从不同门口离去。我们就此离开。
码头上聚集了专程来送别的民众、彭定康的友人及前同僚。我紧随彭定康登上游艇,与他的几个女儿碰面,她们均非常激动及疲惫。“不列颠尼亚”号游轮徐徐驶离港口。我站在甲板上,一边眺望着缓缓远去的香港地平线上的景观,一边告诉自己,在同一年告别这一切以及我心爱的游艇,是好事。可能吧。
新华社上海11月2日电 为解决租房市场房源信息虚假、价格不透明等问题,10月31日,北京租房新政策正式实施,住房租赁监管平台上线。此前不久,广州推出政府住房租赁平台——阳光租房。9月底,杭州市联合阿里巴巴、蚂蚁金服打造的政府住房租赁监管服务平台也已正式启用。
“新华视点”记者发现,目前,全国十余个城市已出台加快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实施方案,均提及搭建政府住房租赁交易服务平台,并明确了建设时间表。专家称,这是各地落实租购并举住房制度的“关键一招”。当前,百姓租房存在几大“痛点”:虚假房源多;合同不报备,发生纠纷时租客维权困难;房东涨租、租期随意、二房东现象屡禁不绝;等等。各地推出的官方住房租赁平台将通过收集和发布租赁信息、动态监测租赁信息、指导住房租赁价格等,有效遏制租房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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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长征路上——杨澜采访崔永元
画外音:小崔策划和制作的革命理想主义史诗电视公益行动《我的长征》已胜利结束。一群普通人,用一年时间走完了七十年前红军走过的长征路。在路上,他们受伤,感动,收获。
杨澜:对比刚出发时,你觉得当初的期待实现了几成?
崔永元:当时我觉得我是带着中国人组成的团队在走。在我的印象里,中国人的团队精神是最差的。奥运会上,我们得的多是个人金牌,团体的就得不着。新长征过程中,队员天天闹矛盾,谁跟谁都不客气,互相不宽容。
杨澜:我记得你当时说要让大家看看城里人是怎么出丑的,所以全是阴暗心理,不期待着人家能表现出好的团队精神。
崔永元:他们是一群来自各行各业被精心挑选出来的志愿者,带着不同的目的和对长征的不同理解,本着自我管理的行动规则走在路上,争吵和冲突时常发生。
杨澜:据说长征过程中有一次危机,然后你就要解散队伍。当时你是用咆哮的方式说的还是很冷静地表达?
崔永元:那次危机是关于队员不文明举止的问题,影响了当地老百姓。我咆哮地宣布就地解散,不要玷污红军。事后我去跟队友谈心,谈了差不多四个小时。
杨澜:你原来并不是一个热衷说教、热衷教育别人的人,突然你认真执着做这些事的时候,什么样的变化在你内心产生了?据说后来你的期待标准发生了改变,甚至在长征走完以后,你并不像之前那么失望了。
崔永元:我是发现这些年轻人有我过去没有发现的优点,同时他们也在进步。将近一年在路上的生活,不仅是体验、了解过去的过程,也是个人自我成长、成熟的过程。在北京就能看五米远,在长征路上可以看得更远。我会突然拿起电话向久不来往的老朋友道歉,承认自己以往的偏激。
杨澜:“我的长征”队伍里有个胖洪,听说你打算在结束前5公里开除他?
崔永元:是,开始我特别反感他。他一直反对排队行军,他一反对,麾下就会集中很多人,尤其是那些摇摆不定的年轻人。我那时候特希望胖洪能迷途知返,要不然我不知道老乡们是怎么看我们这支队伍的。
杨澜:散兵游勇。
崔永元:对,我们后面的人跟前面的红旗能差3公里,这叫什么红军啊!当时我就觉得胖洪怎么这个样子,想开除他。但31号这天他当轮值队长时,大概一个小时一直在喊大家排好队,排整齐,排两列。一直在喊,我就特别感动。其实我知道,他不同意我排队的主意,但他在2006年的最后一天的表现给足了我面子,所以我觉得这是他的大度和宽容。这是我做不到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我要把他开除了,这辈子最后悔的不是他,肯定是我。
杨澜:所以你走完了这一路,原先对于中国人缺乏团队精神的判断修正了吗?
崔永元:应该说修正了。缺乏团队精神是不争的事实,但我觉得也许跟团队的经营者或领导者不善于发现团队优点有关。实际上,我的固有标准不是公用的最正确的标准。我觉得可能用更宽泛的标准、更科学的标准来看这支团队的话,可以给他们打98分,他们很了不起。我以前很烦八、九十年代出生的这些人。我们的旗手叫张浩然,大学生,他举着红旗大概走了五千公里,一直他举旗,在队伍前头默默走。我做不到,我体力、能力都做不到,我觉得我会找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把红旗推出去,但浩然什么都没说,就这么举着,非常可爱!
杨澜:在社会中,即使人们有一种社会责任感,通常也不会说出来,而你真的是很认真地在为社会担忧一些事情,每个人活着已经很不易了,你何苦呢?
崔永元:现在这个社会,很多人在干不好的事,越干势力越大,所以很多人忍气吞声,不敢说,干坏事的人就更加心安理得。我应该做一个搅局的人。
杨澜:但是当你觉得自己变得比过去更宽容的时候,再回头想这些事,会不会觉得其实那些人也有他们的弱点,有的时候一个人背叛或欺负别人是因为恐惧。
崔永元:我不想那些人,我只想这个社会。现在我意识到这是社会在进步。英国、美国发展过程中都有过这一段,迈过去就好了。
杨澜:就是说原则出现混乱的时候。
崔永元:对。旧的体系打乱了,新的体系没建立。这个过程中,总要有人来为之烦恼。我就是那个角色。
画外音:媒体总把崔永元的名字与理想主义、精神洁癖等词汇联系在一起。其实,小崔并没有媒体描绘的那样愤世嫉俗,走过长征路的小崔更懂得耐心和宽容。现实世界里有黑有白,但更大程度上是灰,深浅不一的灰。(选自《杨澜访谈录》,有删改)
①红军来了!红军来了!消息惊动了偏僻的村落。向往红军的农民们开始秘密开会。地主的深宅大院门户紧闭,护院的民团兵丁拿起了枪。地主的儿子腰里别着匣子枪在祠堂四周转了一圈,他家的一个佃户正在祠堂里带领穷人开会。晚上,这个佃户在地主家的后院被斧头砍死,尸体挂在院墙上。可是天亮的时候,地主家门口乱成了一团,朱毛红军距离镇子东头不远了,地主全家开始向镇子西头逃跑。青年农民们很快就集中在镇边的土道上,手里的梭镖闪闪发亮。红军的队伍走来了。这是一支衣衫破旧但队列整齐的队伍,一个年龄很小的红军吹着一支小铜号走在前面,身后步伐稳健的红军官兵有的赤着脚,有的包着脚布,有的脚上的草鞋已经磨破。
②红军占领镇子之后,在所有的墙上写上了标语:“饥民们!向土豪劣绅要粮!”“消灭一切不公平现象!”然后,红军召开群众大会,把地主家的财物一一分给最贫困的人。广场上挤满了穷人,少年们攀在树上,一个红军干部站在广场中央开始了演讲:“穷人过的是什么日子?地主老财、国民党军阀、资产阶级都压榨我们,可他们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穷人创造的!不打败他们,把本来属于我们的东西夺过来,我们永远没有出头之日!农民协会万岁!暴动万岁!红军万岁!”
③最后,广场的土台子上走来一个留着胡子、面色很黑的人——朱德。讲话的语调很慢,他对农民们讲了自己信仰共产党的经过,讲了南昌起义和红军的主张。他长者般的话语赢得了乡亲们的掌声。有人问:“我想当红军,听说当红军给发二十块钱?”朱德说:“当红军没有钱,官兵都没有钱,有一桌酒席大家一起吃,有一个南瓜大家也一起吃。”又有人问:“全世界无产阶级是什么东西?”站在朱德身边的红军干部说:“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都是阔佬,全世界的穷人都受他们的压迫。全世界的穷人和我们都是无产阶级。”当天晚上,红军从这里出发了,刚出镇子便发现队伍后面多了不少青年农民。农民们说他们要跟红军走,因为他们对红军很满意,如果能够发给他们一袋干粮和一支枪他们会更满意。
④在不知道什么是梦想的时候,赤贫的农民只求能够活下去。他们常听富人们说“人生有命,富贵在天”,他们为此到神庙里祷告过哀求过,但是依旧活得一贫如洗牛马不如。红军掀起的革命风暴让农民们很快就明白了,他们也是人,也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只要不怕富人们说的那个“天”。各村各寨的贫苦农民开始向有红军的地方奔去,当一面画着他们所熟悉的镰刀和斧头的红旗突然出现在眼前的时候,当举着那面红旗的人告诉他们穷人也有权利过好生活的时候,他们惊讶、欣喜、冲动,然后赤着脚板跟上那面红旗无论走到哪里。这样的情景几乎能够解释二十世纪初中国所有的革命发生的根由。
⑤那时红军的生活艰苦异常,常常因为没有粮食,官兵们只能吃野菜和野果。在井冈山,新入伍的红军战士曾经抱怨说:“打倒资产阶级吃南瓜。”毛泽东则风趣地说:“这些新同志认为他们的敌人就是资产阶级和南瓜。”在这样的一支队伍里,令红军官兵舍生忘死的动因是:只有在这里他们才拥有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人世间的平等在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中犹如梦幻中的珍宝。红军是这个世界上官兵之间从着装到待遇几乎没有任何差别的军队。毛泽东和战士们一起尝试各种不会令人中毒的野菜,朱德有一根和所有红军官兵一样刻着名字的扁担。平均年龄不到二十岁的红军士兵打仗、训练、学文化、唱歌、打球、种地,彼此之间没有歧视,不允许打骂。那些识字又快又多的战士,能得到一支铅笔之类的奖励,红军部队中所有的官兵都很在乎这样的荣誉。
(摘自王树增《长征》第1~3页)
12月20日至12月30日,“见证·造像”抗击疫情影像展在河南省三门峡市举行。这次展览视野广阔,触角细腻,从纪实的视角出发,真实再现这场聚焦武汉、辐射全国的战“疫”的景象。影像题材从病区到社区,从医疗工作者到志愿者,从封闭管控到复工复产,从严冬寒雪到春意盎然……内容非常丰富而且很有代表性。其中特别设置的“为天使造像”单元,通过照片、视频等形式,带领观众走近那些白衣为甲、逆行出征的白衣天使,去看,去听,去感受他们的内心情感和精神力量。
在全国人民众志成城的抗疫大战中,摄影人没有缺席。他们不惧风险,深入一线,用无数细节还原出一段不可磨灭的中国战“疫”记忆。
要求:紧扣照片内容,使用排比、比喻修辞手法,不超过80个字。
两名白衣天使在高强度的工作后,背靠背稍作休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