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西哲学史上，认识与实践的关系没有被不少哲人搞清楚，主张认识是人头脑里固有的观点。比如，孔子把人分为“生而知之者”与“学而知之者”，他认为有一类人天生就知道很多，但他自己却很谦虚，认为“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实践的观点引入认识论，认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认识发展的动力，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认识的目的。“从来的哲学家只是各式各样地说明世界，但是重要的乃在于改造世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创立，科学地解决了认识论的根本问题。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陶行知也形象地说：“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获得并保持正确思想观念的方法途径就是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指导下，多调查研究，多总结经验，这样便可以少犯错误。1965年7月，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李宗仁时曾如实说：“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

①天下云集响应  ②外连衡而斗诸侯  ③约从离衡  ④履至尊而制六合

⑤且夫天下非小弱也  ⑥序八州而朝同列  ⑦内立法度  ③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

①方其系燕父子以组        ②此三者，吾遗恨也           ③梁，吾仇也     ④请其矢，盛以锦囊        

⑤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       ⑥身死国灭，为天下笑        ⑦智勇多困于所溺

材料一：

文学经典往往暗含了传统的延续，也昭示着对于传统的突破。抗战时期文学经典的创作需要面对古典和五四两个传统。与政治上中国特色道路的寻找相呼应，抗战时期文学正是通过对民族化和现代性的双面追求，在与两大文化传统的对话中诞生了超越五四的经典之作。

古典文化在抗战时期文学中有大量的复活，较突出地表现为内容上对传统道德的肯定和形式上对历史典故、诗词意象和传统文学形式的借用。这些传统文化因子增强了文学的宣传效果。但仅此还不够，只有摒弃古典与五四的二元对立，充分展开对话，才能把传统转化到自己的写作之中并使它们成为想象性的存在，从而获得成为经典的“原创魅力”。

思想上，抗战时期出于向文化传统寻找民族凝聚力的需要，促使文学在五四反叛传统的地方重审传统。比如，与离家、反抗父权的五四情结不同，抗战时期文学对家园意识的诠释、对家庭亲情的依恋、对家族文化的反思等恰恰成就了契合时代心理的民族经典。《荷花淀》等小说在水淀荷香中表现乡妇农人的恋家与卫国的统一，表现底层民众现代民族意识从思乡恋家中的觉醒。再如，与批判乡村的封闭、愚昧不同，《四世同堂》《呼兰河传》等作品中的城镇意象，以及艾青诗歌中的土地意象，都以农业文明的生活场景勾连起了乡土中国的共同记忆，获得了不断流传的经典价值。

形式上，抗战时期特别关注古典文学形式的理论讨论，也是对战时民族主义心理诉求的一种回应。强调中国小说作为“正史之余”的故事性、讨论诗化传统、分析中西文学的各自优长等等，都表现了对五四文学过于西化进行补正的理论自觉。但创作中对传统的简单回归并不能产生经典之作，而是需要实现中西文化的内在对接。流传一时的新章回小说，如《吕梁英雄传》，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但过于趋旧，在出新上折损了经典性。张爱玲小说通过古典意象、说书模式等传统方式与现代小说技术的结合，将现代质素本土化。巴金的《寒夜》等作品采纳地域方言，精粹民族口语，实现了对五四文学过于欧化的校正，集合了中西语言形式的优点，显得更素朴、更蕴藉。

抗战背景下文学内容与形式的民族化回归是对五四的反拨与调整，也是五四思想武器的现实运用。张爱玲谈及她创作背后的五四影响，说“只要有心理学家所谓民族回忆这样东西，像‘五四’这样的经验是忘不了的，无论湮没多久也还是在思想背景里”。先锋文化只有在事后与主流文化融合才能被确认，五四文化正是经过本土化的过滤才得到了整合，继而沉淀为传统的一部分。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指出：“现代性显而易见是同作为过去了的过去的决裂，同时又把过去弹射进现在。”抗战时期文学中两大传统的关系也应从这个思路来理解。在反叛中继承、在回归中超越，代代文学经典正是在对话中生成、积淀，参与着文学传统的生长。

（摘编自张谦芬《对话：抗战时期文学经典的生成与流传》）

材料二：

孙犁在总结自己的创作生涯时曾反复强调：“我的创作，从抗日战争开始，是我个人对这一伟大时代、神圣战争所作的真实记录。我最喜爱我写的抗日小说，因为它们是时代、个人的完美真实的结合。”由此可见，“抗战”这一在当时最重大的政治主题，已然成为孙犁多数诗化小说最直接和最主要的题旨，他以自己特有的腔调加入到民族抗战的大合唱之中，完成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应有的时代使命。为了实现这一表达意图，孙犁在其充满诗意的抗战小说中创造性地借鉴了中国史传小说中较常见的两大叙事策略：一是隐性的“正邪对比”原则，二是“夫唱妇随”的传统母题的现代性转化。

在孙犁小说中，少有对日本侵略者形象的正面描写，作者在这些小说中着墨更多的还是对人民的讴歌：颂扬他们的勇敢、顽强，礼赞他们的善良和淳朴，诗意地抒写夫妇之爱、亲人之爱、同志之爱。这种“正邪对比”原则的自觉运用，使得孙犁一方面能较好地契合四十年代解放区的文艺政策，另一方面又较好地弥补了自己生活体验上的不足。但孙犁毕竟是在五四新文学传统熏陶下成长起来的现代作家，他在借鉴“正邪对比”模式的同时，也摒弃了古典小说对故事奇特性的过分追求，由此也强化了其小说诗化和散文化的效果。从接受效果来看，欣赏这种诗意化和散文化的文体需要更余裕的审美空间和更从容的审美心态，这在民族矛盾日益尖锐、需要作家和诗人峻急呼号的抗战年代显然有些不合时宜。这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一些读者会忽略孙犁小说“抗战主题”的存在，也可以解释为何在四十年代的解放区文坛孙犁没能成为像赵树理那样广受赞扬的“主流作家”。

人们已经较多地注意到孙犁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认为“他笔下的女性之美，既有纯洁、优美、俊俏的外在形式之美，更有新觉悟、新精神与新风采的内心美”。但我们在他众多写到夫妻关系的小说中同样不难发现“新精神”之中的“旧模式”——对传统的“夫唱妇随”叙事母题的自觉化用。水生嫂等美丽贤惠的女子都非常坚定地与作为抗日战士的丈夫站在一起，即或有少许的怨言，但那都只是小女子充满爱意的娇嗔，让读者反觉得其形象逼真、可爱。自然，这些女性已经不再是男子的附庸，她们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和与男子并肩战斗的勇气；但那种骨子里流露出来的“妻以夫荣”的传统女性心理还是让普通中国读者感到似曾相识。同时我们要看到，孙犁对这一传统母题进行了极富时代特色的现代性转化：不但“随夫”的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而且人物形象的审美功能也具有了现代品格——这些女性不再是作为男性形象的补充和陪衬，而是成为小说的主角或是成为小说创作动机的主要促成者。

（摘编自任军《孙犁诗化小说的时代精神及其叙事策略》）

侯生、卢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于是乃亡去。始皇闻亡，乃大怒曰：“吾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

(节选自《史记·秦始皇本纪》，有删改)

甲

先公四岁而孤，家贫无资，太夫人以荻画地，教以书字，多诵古人篇章，使学为诗。以至昼夜忘寝食，惟读书是务。及举进士时，学者方为四六，号时文，公已独步其间。天圣七年，补国子监生。是秋取解，明年南省试 ， 皆为第一人，由是名重当世。先公平生文章擅天下，未尝以矜人。初奉敕撰《唐书》，而“列传”则宋公(祁)所传。书成奏御，旧制惟列官最高者一人，公官高，当书。公曰：“宋公于传，功深而日久，岂可掩其名，夺其功?”于是“列传”书宋公。

(选自《欧阳修集·附录卷二·先公事迹》，有删改)

乙

呜呼哀哉！公之生于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国有蓍龟，斯文有传，学者有师。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为。譬如大川乔岳，不见其运动，而功利之及于物者，盖不可以数计而周知。今公之没也，赤子无所仰芘，朝廷无所稽疑。昔我先君怀宝遁世非公则莫能致而不肖无状因缘出入受教于门下闻公之丧义当匍匐往救而怀禄不去愧古人以忸怩。缄词千里，以寓一哀而已矣。盖上以为天下恸，而下以哭其私。呜呼哀哉！尚享！

(选自苏轼《祭欧阳文忠公文》，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