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民国初年，历史教育的内容和重心逐渐发生变化。以中华书局出版的历史教科书为例，此书陈述专制政体形成的原因及其弊端；对于历朝开国君主的横暴和末代亡国的经过予以渲染，“以警国民之顽固未化者”。晚清时期历史教科书中一般以“人种”来叙述民族。辛亥革命后，李大钊指出只要具有中华民国的国籍，就都属于新中华民族。钟毓龙编的《新制本国史教本》以五族共和为纲，“其（指其他民族）与汉族接触冲突之处，亦一律平视，绝无轩轾”。历史教育成为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历史教科书开宗明义讲述历史与国家的关系，指出“人必能对国家尽义务，为社会尽责任，而后谓之有人格”。

材料二：抗战时期不少历史教材对我国民族强盛和衰落之原因，强盛时在世界文化上所处的地位等，“均不厌求详，期有以唤起民族精神，便知我民族在世界文化上地位之重要”。此外，教科书对近代帝国主义之侵略，外交政策之失败等，为“最为注意之点”，求振奋民族之精神，洗雪我国之耻辱。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民族危机的严重，《殖民地独立运动》，《世界民族解放战争的教训》、《世界弱小民族的解放运动》之类的著作出版增多，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这类著述显现出重要现实意义。抗战时期对“边疆”论述逐步课程化和专门化。有识之士主张强调边疆各民族与内地自古以来不可分割的联系，中国民族外来说逐渐被摒弃。

——摘编自邓燕《时代主题与近代中国的历史教育》

材料一：法国第一部文化遗产保护法——《历史性建筑法案》——于1840年颁布，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关于文物保护的专门法律。1887年，法国颁布了《纪念物保护法》，对历史及史前时期的建筑物等不动产、可移动文物（动产）、发掘三个方面进行了相应规定，规定由教育美术部长编定纪念物；发现物由当地市长或乡长暂行保管，但要将保管措施上报给州长。1889年，法国又颁布了《纪念物保护法施行法令》，并组建了一个主要由建筑师组成的古物保管委员会，负责法国文化遗产的调查、认定及保护工作。1906年，法国颁布了《历史文物建筑及具有艺术价值的自然景区保护法》，除建筑外，树木、瀑布、悬崖峭壁等极具艺术价值的自然景观，也被纳入法律保护范围之内。

——摘编自顾军《法国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理论与实践》

材料二：近代以来，“海外洋商不惜巨资，赴我内地购买古代碑版、石刻、图画、造像之类，运至本国度藏”。“查各国民政应行保存古迹事项，范围颇广……上自皇家，下迄草野，广如通都，辟在乡壤，成有博物馆储藏品物，以为文明之观耀。而其保存通例，凡兵赞时，他国不得毁坏，毁坏者可责赔偿，著为万国公法”。1909年，民政部提出《保存古迹推广办法》，将文物古迹分门别类，并根据各类的特点制定相应的调查和保护措施，或设法原地保护，或创设博物馆分类储藏。另外，为加强文物保护，清政府还制定相应的惩罚措施，如对地方官员的文物保护工作实行职责追查制。

——摘编自李建《我国近代文物保护法制化进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