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论语·为政》）

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①也；于予与何诛^②？”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

（《论语·公冶长》）

【注】①杇：粉刷。②诛：深责。

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

夫子哂之。

“求 ， 尔何如？”

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

“赤，尔何如？”

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

“点，尔何如？”

鼓瑟希，铿尔，舍琴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

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

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 ， 咏而归。”

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节选自《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

子路：

曾晳：

冉有：

公西华：

材料一：

（公孙丑曰：）“敢问夫子恶乎长？”

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敢问何谓浩然之气？”

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

（节选自《孟子•公孙丑上》）

材料二：

张养浩，字希孟，济南人。幼有行义，尝出，遇人有遗楮币于途者，其人已去，追而还之。年方十岁，读书不辍，父母忧其过勤而止之，养浩昼则默诵，夜则闭户，张灯窃读。

选授堂邑县尹。首毁淫祠三十余所，罢旧盗之朔望参者，曰：“彼皆良民，饥寒所迫，不得已而为盗耳；既加之以刑，犹以盗目之，是绝其自新之路也。”众盗感泣，互相戒曰：“毋负张公。”有李虎者，尝杀人，其党暴戾为害，民不堪命，旧尹莫敢诘问。养浩至，尽置诸法，民甚快之。去官十年，犹为立碑颂德。

英宗即位，命参议中书省事，会元夕，帝欲于内庭张灯为鳌山，即上疏于左丞相拜住。拜住袖其疏入谏其略曰世祖临御三十余年每值元夕 ， 闾阎之间，灯火亦禁；况阙庭之严，宫掖之邃，尤当戒慎。今灯山之构，臣以为所玩者小，所系者大；所乐者浅，所患者深。伏愿以崇俭虑远为法，以喜奢乐近为戒。”帝大怒，既览而喜曰：“非张希孟不敢言。”即罢之，仍赐尚服金织币一、帛一，以旌其直。丁父忧，未终丧，复以吏部尚书召，力辞不起。

天历二年，关中大旱，饥民相食，特拜陕西行台中丞。既闻命，即散其家之所有与乡里贫乏者，登车就道，遇饿者则赈之，死者则葬之。时斗米直十三缗，民持钞出籴，稍昏即不用，诣库换易，则豪猾党蔽，易十与五，累日不可得，民大困。乃检库中未毁昏钞文可验者，得一千八十五万五千余缗，悉以印记其背，又刻十贯、伍贯为券，给散贫乏。命米商视印记出粜，诣库验数以易之，于是吏弊不敢行。到官四月，未尝家居，止宿公署，终日无少怠。遂得疾不起，卒年六十。关中之人，哀之如失父母。

（节选自《元史•张养浩传》）

羁游饯别

王勃

客心悬陇路，游子倦江干。

槿丰朝砌静，筱密夜窗寒。

琴声销别恨，风景驻离欢。

宁觉山川远，悠悠旅思难。

材料一

孔子修订《春秋》时运用了一定的笔法，这就是“春秋笔法”。孔子常用不太明显的字眼委婉地表达自己的倾向，寓褒贬于曲折的文笔之中，并且增一字、减一字都有“微言大义”。“春秋笔法”一直被历代中国文人运用在各种文学体裁上，如诗歌、小说等。他们不直接表明态度，而以曲折迂回的方式让人知道；多用精微语词，一字置褒贬，简练而含蓄地点评人事。“春秋笔法”如今还被运用在现代新闻报道中，在《南方周末》的一些报道中就可以窥见其踪。

“春秋笔法”是一种实录事迹而令褒贬自见的叙事方式。它强调“据事迹实录”，但同时又要在客观叙述中寓以褒贬。实录和褒贬，如何统一在同一文本中？要义之一是笔削。“笔”就是录，“削”就是不录，笔与削寄托着作者的褒贬。“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当时的国君、大夫得《春秋》一字之褒者，其荣甚过天子之命服；得春秋一字之贬者，其辱过于天子之刑戮。在这个意义上，春秋笔法是披着曲笔外衣的直笔，大义，不偏离，不歪曲，不隐瞒。如《春秋左氏传》中的名篇《郑伯克段于鄢》一文中，郑国国君灭弟弟段的做法很阴险，所以称其为伯，而不称为庄公；弟弟不像弟弟，所以称段，而不称弟；兄弟间像两国国君作战，所以称克。兄之老谋深算，弟之骄纵贪婪，兄弟之间为了夺君位而你死我活的恶斗，全部透露出来。不着一褒字，也不着一贬字，而褒贬自在其中。

在现当代作家中，深得春秋笔法、精于讽刺者无过于鲁迅。他的杂文中常用似断实连的结构，将严于斧钺的诛心之笔，藏于明褒暗贬、注彼写此、旁敲侧击之中，从而锻造出独具匠心的具有巨大表现力的行文笔法。或是才一触及问题便故意戛然而止，或是在引用材料之间不加综合联缀的话，或是附记长过正文，表示有更深更痛的意思无法写出，这些留下空白的地方，都是为了避免行文刻露，而引导读者自己用思考去补充、去深入。这种笔法，需要读者细读揣摩，“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

（摘编自黎荔《作为民族传统的“春秋笔法”》）

材料二

“春秋笔法”看似一个语词，却连接着经学、史学、文学、修辞学、新闻学等多个学科，体现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话语模式，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是中国传统儒家经典固有的话语权利和话语模式，历经由经及史、由史及文的历史嬗变，发展至今，仍活跃在政治话语、外交话语、新闻话语、文学话语乃至日常话语中。当我们了解新闻时，不仅仅在了解事情的真相，还能从事实的叙事中体会到讲述者（叙述者）的价值判断。

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迫切需要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中国式的话语体系，这是时代的要求和呼声。在学术界，中国声音、中国话语还远没能达到与中国经济实力相匹配的地位。因此，回归传统，以当代的知识体系和学术视角对古典重新发掘、梳理、阐释，将古典赋予新的生命和意义，进而构建中国学术的当代话语，已成为学界有识之士共同努力的方向。对“春秋笔法”的系统研究与阐释，不仅可弥补该领域研究之不足，更为古代文论话语的现代转换提供尝试性探索，也是克服当前中国文论“失语症”的必然选择。

伴随着建立中国意义上的叙事学体系的呼声越来越强，应声而作的学术著作相继出现，这表明构建中国叙事学体系的自觉时代已经到来。但是，从总体上看，还是未能摆脱西方叙事理论框架加中国文献资料的写作模式。而长期延续这种写作模式，对于建立中国叙事学理论体系是十分不利的。以“春秋笔法”为核心的中国叙事研究有可能改变这一状况，有利于建立中国叙事学理论体系。

关于“春秋笔法”的研究方法，可以在传统考据学的基础上运用还原批评、阐释学和叙事学等方法，打通经学、史学与文学间的壁垒，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要对“春秋笔法”进行现代意义上的理论阐释，那么首先就应把“春秋笔法”还原到它产生的起始点上，考察它在起始点上是怎样形成的，具备怎样的功能。“春秋笔法”并非仅仅是用笔曲折而意含褒贬的修辞手法。从源头上看，“春秋笔法”包含着“写什么”“不写什么”“怎么写”“写的目的是什么”等内容，涉及到作者在整部作品所要表达或寄托的美刺褒贬问题、结构安排问题、事件因果逻辑关系问题和人与人之间错综复杂关系问题。“春秋笔法”所蕴含的“微言大义”是史家、作家之褒贬。在具体书写过程中，经学观念对史官记史和作家叙事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左右史家和作家的是非判断和价值取向。

“春秋笔法”是中国独有的理论范畴，在史传和小说叙事中尤为突出，是中国式话语对世界话语表达方式的贡献。

（摘编自李洲良《春秋笔法研究三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