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二日

李商隐

二月二日江上行，东风日暖闻吹笙。

花须柳眼各无赖，紫蝶黄蜂俱有情。

万里忆归元亮井，三年从事亚夫营。

新滩莫悟游人意，更作风檐夜雨声。

材料一

林庚先生的《说“木叶”》开头引用屈原《九歌》中的名句，说明“木叶”已成为诗人笔下颇受钟爱的形象。对于为什么会造成这种诗歌语言现象，林先生认为关键在于一个“木”字：“它仿佛本身就含有一个落叶的因素，这正是‘木’的第一个艺术特征。”

林先生认为要说明“木”何以有这个特征，就涉及诗歌语言的暗示性问题：“木”在作为树的概念的同时，具有一般“木头”“木料”等的影子，这潜在的形象使我们更多地想到了树干。林先生还谈到了“木”的第二个艺术特征：“木”所暗示的颜色。“木”可能是透着黄色，而且在触觉上它可能是干燥的而不是湿润的；于是“木叶”就自然而然有了落叶的微黄与干燥之感，它带来了整个疏朗的清秋的气息。

但笔者认为这样说并不恰当。人们看到“木”首先想到的是一棵树。人们看到“树”首先想到的也是一棵树。由“木”想到“木头”“木料”等，是现代人的联想方式，古代诗人写诗时恐怕不是如此，至于由“木”想到门闩、棍子、桅杆等，并由此产生一种“微黄与干燥之感”，也显得同样牵强。

那么，是不是像林先生所说：“本身就含有一个落叶的因素”，“带来了整个疏朗的清秋的气息”呢？大量的古诗证明并非如此简单。“木”与秋天并无必然联系。比如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中描述的“木欣欣以向荣”，就是指春夏季枝叶繁茂的树。

另一方面，是不是像林先生所说，“树”就是“具有繁茂的枝叶的”，“与‘叶’都带有密密层层浓荫的联想”呢？事实证明不是这样。诗中写秋天的情景，并不乏用“树”的，比如杜甫写深秋景色的诗句“黄牛峡静滩声转，白马江寒树影稀”《送韩十四江东觐省》，用的就是“树影”而非“木影”。

可见“木”也可以是充满活力，枝繁叶茂的，而“树”也可能是叶落飘零，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的。如刘禹锡的名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酬乐天扬州初逄席上见赠》，此诗“树”“木”对举，和林先生的说法恰恰相反：行将枯萎的树不用“木”而用“树”，生机勃勃的树不用“树”却用“木”。

因此，古人诗句咏及树的形象，或用“木”，或用“树”，而不大可能有林先生所说的那么多差别和讲究，本来并不复杂的道理，我们不必想那么深奥，“木叶”和“树叶”在形象上并没有什么差别。

至于古人喜欢用“木叶”或“落木”而不用“树叶”，笔者认为可以这样解释。首先，“木”“落”“叶”在古代汉语中都是入声字，入声是一个短促的调子，“木叶”或“落木”读起来朗朗上口，有种掷地有声的铿锵的韵律美。其次，可能是因为“木”字在书面语中用得较多，“树”字在口语中用得多，“木叶”就比“树叶”庄重些。更为重要的是，“木叶”最初出现于屈原作品中，“诗骚”向来被奉为经典，加上“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这一句，优美动人，意境浑然，被誉为“千古言秋之祖”（胡应麟语），“木叶”也便成为一个意味深厚的意象原型了。后人写诗文用“木叶”不仅显得古雅，而且增添了诗歌的文化内涵。

（摘编自李睿《也说“木叶”》）

材料二

“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九歌》）自从屈原歌唱出这动人的诗句，它的鲜明的形象，影响了此后历代的诗人们，许多为人传诵的诗篇正是从这里得到了启发。“木叶”是那么突出地成为诗人们笔下钟爱的形象。

“木叶”是什么呢？按照字面的解释，“木”就是“树”，“木叶”也就是“树叶”，可是我们在古代的诗歌中为什么很少看见用“树叶”呢？“树叶”为什么从来就无人过问呢？至少从来就没有产生过精彩的诗句。这里关键显然在“木”这一字。

首先我们似乎应该研究一下，古代的诗人们都在什么场合才用“木”字呢？自屈原开始把它准确地用在一个秋风叶落的季节之中，此后的诗人们都以此在秋天的情景中取得鲜明的形象，这就不是偶然的了。例如“秋月照层岭，寒风扫高木”（吴均《答柳恽》）和“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曹植《野田黄雀行》），这里的“高树多悲风”却并没有落叶的形象，而“寒风扫高木”则显然是落叶的景况了。前者正要借满树叶子的吹动，表达出像海潮一般深厚的不平，这里叶子越多，感情才越饱满；而后者却是一个叶子越来越少的局面，所谓“扫高木”者岂不正是“落木千山”的空阔吗？然则“高树”则饱满，“高木”则空阔，这就是“木”与“树”相同而又不同的地方。“木”在这里要比“树”更显得单纯，它仿佛本身就含有一个落叶的因素，这正是“木”的第一个艺术特征。

要说明“木”字何以会有这个特征，就不能不触及诗歌语言中暗示性的问题。这暗示性仿佛是概念的影子，常常躲在概念的背后，我们不留心就不会察觉它的存在。敏感而有修养的诗人们正在于能认识语言形象中一切潜在的力量，把这些潜在的力量与概念中的意义交织组合起来，于是成为丰富多彩、一言难尽的言说。“木”作为“树”的概念的同时，却正是具有一般“木头”“木料”“木板”等的影子，这潜在的形象常常影响着我们会更多地想起了树干，而很少会想到了叶子。而“树”呢？它是具有繁茂的枝叶的，它与“叶”都带有密密层层浓荫的联想。然则“树”与“叶”的形象之间不但不相排斥，而且是十分一致的。也正因为它们之间太多的一致，“树叶”也就不会比一个单独的“叶”字多带来一些什么，在习于用单音词的古典诗歌中，因此也就从来很少见“树叶”这个词汇了。至于“木叶”呢，则全然不同。这里又还需要说到“木”在形象上的第二个艺术特征。

“木”不但让我们容易想起树干，而且还会带来“木”所暗示的颃色性。树的颜色，即就树干而论，一般乃是褐绿色，这与叶也还是比较相近的。至于“木”呢，那就说不定，它可能是透着黄色，而且在触觉上它可能是干燥的而不是湿润的。于是“木叶”就自然而然有了落叶的微黄与干燥之感，它带来了整个疏朗的清秋的气息，它是属于风的而不是属于雨的，是一个典型的清秋的性格。

“木叶”之与“树叶”，不过是一字之差。“木”与“树”在概念上原是相去无几的，然而到了艺术形象的领域，这里的差别就几乎是一字千金。

（摘编自林庚《说“木叶”》有删改）

他的生命就是一首诗

袁行霈

林庚先生逝世已经三年多了，他那特有的潇洒自如与宽容大度，仍然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我总觉得他并没有离开我们，还生活在我们中间。

林庚先生自幼颖悟，北国的晴空，古都的文化以及家庭的教养，在他的心里埋下了诗的种子。林先生在大学期间就已致力于诗歌创作。最初热心于旧体诗词，语言浑成，意境高远。但林先生感到写旧体诗词难以跳出古人的窠臼，后来决定改写新诗。先后出版了《夜》《春野与窗》《北平情歌》等诗集。林先生写诗先是自由体，后来转向新格律诗。

抗日战争爆发后，林先生任教于厦门大学中文系。1938年1月，随厦门大学迁至闽西山区长汀，与外界几乎处于隔绝状态，这时才把主要精力放到古典文学研究上，并于1946完成《中国文学史》。1947年，林先生回到北京，任燕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除继续研究古典诗歌和文学史外，还在各报刊上发表新诗和有关新诗创作的文章。

1952年院系调整后他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在讲坛上才华横溢，名言隽语层出不穷。对整个中国文学的宏观认识，结合着对诗句的细密分析，再加上那诗人的风度，吸引着每一个听课的学生。在教学的同时，林先生出版了《中国文学简史》等享誉学术界的著作，直到90岁高龄，还出版了一部富有哲理性的诗集《空间的驰想》。

林庚先生写诗一方面致力于把握现代生活和现代汉语的新节奏；另一方面则追溯中国诗歌民族形式发展的历史经验和规律，并创造性地运用到新诗的写作中来。林先生力求以最自然的语言传达生活中最直接的感受，取得深入浅出明朗不尽的艺术效果。有的诗仿佛脱口而出，没有一点斧凿痕迹，是何等透明，又是何等蕴藉。有的诗令人如痴如醉，一种少年的精神伴随着完美的节奏呈现在眼前，其新鲜的程度真如旦晚才脱笔砚者。有的诗表现的是现代意识，而诗的形式却又带着鲜明的民族特点。语言是那么浅显，含义却又那么深邃。

林庚先生首先是诗人，是以诗人为基点从事文学史研究的，他研究古典诗歌的目的是从中寻求创作的经验，以及诗歌形式发展的规律。他在诗坛上曾经辉煌过，经过岁月的淘洗，他的诗必将重新赢得新一代的读者。

正是因为他抱着这样的目的，并且对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艺术有敏锐的感受力，所以他的学术研究才能独具慧眼，并取得非凡的成就。就古典文学研究而言，林先生长于文学史的总体把握和宏观研究，他的《中国文学简史》高瞻远瞩，荦荦大端，有一种卓然不群的气象。他关于屈原和《楚辞》的考证独辟蹊径，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他关于李白的研究，融入了自己的人格。林先生标举“少年精神”“建安风骨”“盛唐气象”，赞扬创造力，给学术界留下一笔宝贵的遗产。

林庚先生的过人之处究竟何在？就在于他的诗歌、学问与人格的统一，诗歌魅力、学术魅力与人格魅力的交融。他为人清高，艺术趣味高雅，学风既严谨又灵活，有一股朴实纯真的灵气贯注于其诗其学其人之间。林庚先生享年96岁，桃李满天下，直至晚年仍保持着青年人的朝气与活力。诗人的气质，学者的胸襟，二者在林庚先生身上完美地统一起来。古代知识分子的风骨，现当代知识分子的追求，二者在林庚先生身上完美地统一起来。他是中国近百年来文学史、学术史和教育史上的一位标志性人物，有了他，这段文学史、学术史和教育史，才显得完整。

林庚先生的生命就是一首诗，他的生命之消失也是一首诗。他离去得那么从容，没有痛苦，只有潇洒。如果说有一点遗憾的话，也只是想再看一次月圆，而没有看到。他仿佛是为诗而生的，为中国这个诗的国度而生的。他的一生，他所做的一切都指向一个境地，那就是青春、理想和美。我们都为物欲横流、精神苍白的某些现状而痛心，我们还为缺少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而遗憾。在这种背景下，更觉得我们的老师林庚先生之可贵。愿更多的人了解他，尊敬他，学习他，愿他的精神经过我们而得以发扬光大。

在网络时代，人们是否拥有“离线权”？之所以亟须探讨这个问题，是因为当下的即时通信工具已经不再是“日话”“时长”“用户数量”这些维度可以诠释的了，必须以社会化的视角去审视，尤其是审视其对社会行为与心态的负面影响。

技术改变世界，但当信息技术产品 到工作生活日常的每个细节、每一分钟，其正面效应不升反降，负面效应屡屡发生。马斯克甚至直言：“人工智能是人类文明最大的危险。”此种“反电子乌托邦”的思路或许有点 ， 但我们有必要对科技负面性抱着更全面深刻的认识。有两组  的数据：去年上半年，国人在社交媒体上花费的时间，足够建造109座金字塔。（   ）。越来越多人在沉重的信息负累和“缰绳”中体悟到：人为机役，人为群役，一定不是社会的福音。

人类与技术，需要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效率就是生命”，但更应懂得务实高效、才是更为科学的发展节奏。倡导保障“离线权”不单单是保障人们能够及时从网络世界中探出头来，更是给人们的生活留白，清除信息垃圾、保持清醒头脑。

每当一个热点事件发生，就会有许多的文字趁热跟进，人们把这称为“热点写作”。对于这种行为，有种最常见的指责是，（   ），博人眼球。

这种指责很容易驳斥。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告诉人们，正义不仅本身值得追求，其结果也往往合乎（   ）。一种正当的技艺不仅有其独特的追求，也能带来附随的好处。正如医生要追求医术高明、妙手回春，而这种追求同时也会带来良好的声誉与可观的收入，这没有什么不道德。但如果医生只是追名逐利，为了名利可以放弃医疗职业本身的追求，那么医生也就不再是医生，他放弃了医术这种特定的技艺。写作也是一种技艺，它既有技艺本身的追求，也能带来附随的名利。但如果写作只是为了名利，那么写作也就不再是写作。人们常说“但行好事，莫问前程“，而通常的情况是为了好事去努力，①（15字以内）。但如果“只为前程，无所谓好事”，也可能既无好事，又无前程。

因此，②（10字以内），没有什么不道德，但名声只是写作的附随结果，而非自然结果，不能为了名声而去写作，（   ）不仅不道德，也使得写作不再成为一种独特的技艺。

江上

杜甫

江上日多雨，萧萧荆楚秋。

高风下木叶，永夜揽貂裘。

勋业频看镜，行藏独倚楼。

时危思报主，衰谢不能休。

【注】此诗为杜甫五十五岁滞留夔州所作。

12月21日，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表示，活病毒、死病毒、病毒的片段检测，都可能使核酸检测阳性，但“核酸阳性不一定代表有传染性”，由于污染造成的感染，必须是污染量比较大，同时还需要长期反复接触，才有可能造成感染。买到核酸阳性食品是否会被传染？吴尊友表示，采购食用进口冷链食品引起感染新冠肺炎的风险非常低，“只要人们保持手卫生，坚持生熟分开，造成感染的风险就会非常小”。

“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
《九歌》

自从屈原歌唱出这动人的诗句，它的鲜明的形象，影响了此后历代的诗人们，许多为人传诵的诗篇正是从这里得到了启发。如谢庄《月赋》说：“洞庭始波，木叶微脱。”陆厥的《临江王节士歌》又说：“木叶下，江波连，秋月照浦云歇山。”至于王褒《渡河北》的名句“秋风吹木叶，还似洞庭波”，则其所受的影响更是显然了。在这里我们乃看见“木叶”是那么突出地成为诗人们笔下钟爱的形象。

“木叶”是什么呢？按照字面的解释，“木”就是“树”，“木叶”也就是“树叶”，这似乎是不需要多加说明的。可是问题却在于：我们在古代的诗歌中为什么很少看见用“树叶”呢？其实“树”倒是常见的，例如屈原在《橘颂》里就说：“后皇嘉树，橘徕服兮。”而淮南小山的《招隐士》里又说：“桂树丛生兮山之幽。”无名氏古诗里也说：“庭中有奇树，绿叶发华滋。”可是为什么单单“树叶”就不常见了呢？一般的情况，大概遇见“树叶”的时候就都简称之为“叶”。例如说：“叶密鸟飞碍，风轻花落迟。”（萧纲《折杨柳》）“皎皎云间月，灼灼叶中华。”（陶渊明《拟古》）这当然还可以说是由于诗人们文字洗练的缘故，可是这样的解释是并不解决问题的，因为一遇见“木叶”的时候，情况就显然不同起来。诗人们似乎都不再考虑文字洗练的问题，而是尽量争取通过“木叶”来写出流传人口的名句。例如：“亭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柳恽《捣衣诗》）“九月寒砧催木叶，十年征戍忆辽阳。”（沈佺期《古意》）可见洗练并不能作为“叶”字独用的理由，那么“树叶”为什么从来就无人过问呢？至少从来就没有产生过精彩的诗句。而事实又正是这样的，自从屈原以惊人的天才发现了“木叶”的奥妙，此后的诗人们也就再不肯轻易把它放过，于是一用再用，熟能生巧，而在诗歌的语言中，乃又不仅限于“木叶”一词而已。例如杜甫有名的《登高》诗中说：“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这是大家熟悉的名句，而这里的“落木”无疑正是从屈原《九歌》中的“木叶”发展来的。按“落木萧萧下”的意思当然是说树叶萧萧而下，照我们平常的想法，那么“叶”字似乎就不应该省掉。例如我们无妨说“无边落叶萧萧下”，岂不更为明白吗？然而天才的杜甫却宁愿省掉“木叶”之“叶”而不肯放弃“木叶”之“木”，这道理究竟是为什么呢？事实上，杜甫之前，庾信在《哀江南赋》里已经说过：“辞洞庭兮落木，去涔阳兮极浦。”这里我们乃可以看到“落木”一词确乎并非偶然了。古代诗人们在前人的创造中学习，又在自己的学习中创造，使得中国诗歌语言如此丰富多彩，这不过是其中的小小一例而已。

从“木叶”发展到“落木”，其中关键显然在“木”这一字，其与“树叶”或“落叶”的不同，也正在此。“树叶”可以不用多说，在古诗中很少见人用它；就是“落叶”，虽然常见，也不过是一般的形象。原来诗歌语言的精妙不同于一般的概念，差一点就会差得很多，而诗歌语言之不能单凭借概念，也就由此可见。从概念上说，“木叶”就是“树叶”，原没有什么可以辩论之处。可是到了诗歌的形象思维之中，后者则无人过问，前者则不断发展。像“无边落木萧萧下”这样大胆地发挥创造性，难道不怕死心眼的人会误以为是木头自天而降吗？而我们的诗人杜甫，却宁可冒这危险，创造出那千古流传、形象鲜明的诗句。这冒险，这形象，其实又都在这一个“木”字上，然则这一字的来历岂不大可思索吗？

（取材自林庚《说“木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