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胡格诺教派和英格兰新教催生了新的音乐表达，出现了使用法国和英格兰本土语言的诗篇歌调音乐。贵族统治者不仅支持作曲家创作世俗音乐，也赞助作曲家写作宗教音乐。世俗音乐为贵族和中产阶级上层的一群有较高修养的业余表演者提供了适用于演唱和演奏的音乐，有修养的女士和先生常常是有才能的歌手或演奏家。16世纪初，第一次出现了通过活字印刷出版的音乐，大量乐谱将许多音乐作品传播到了更为广泛的地区。

一一摘编自【关】沃尔德等《西方音乐史十讲》

材料二       新中国建立后，每个时代都有代表每个时代特色的主旋律歌曲。

材料一  从一九五三年以来，我国市场上出现了若干种日用消费品供不应求的现象。……为适应当时的需要，中央人民政府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对粮食实行了计划收购（即统购）和计划供应（即统销）；……随后对食用植物油、棉花、棉布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它们关系到全国人民生活中最重要的吃饭和穿衣的问题，也关系到我国城乡经济生活的许多方面。……只有采用这种办法，才能保证我国人民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才能制止投机活动，保证市场物价的稳定，才能使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得以顺利地进行。

——陈云：《关于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1954年9月23日）

材料二  理顺物价，改革才能加快步伐。物价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过去，物价都由国家规定，……这种违反价值规律的做法，一方面使农民生产积极性调动不起来，另一方面使国家背了一个很大的包袱，每年用于物价补贴的开支达几百亿元。这样，国家财政收入真正投入经济建设的就不多了，用来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就更少了。所以，不解决物价问题就不能放下包袱，轻装前进。最近我们决定放开肉、蛋、菜、糖四种副食品价格，先走一步。

——邓小平：《理顺物价，加速改革》（1988年5月19日）

材料三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缩小农副产品的统购范围和降低征购指标，开放城乡农副产品集贸市场。……1985年1月，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规定，国家对粮食、棉花等农产品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农村粮食供给制随之取消。1993年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加速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推动建立国家宏观调控下的自由市场购销体制，各地相继取消了城镇口粮定量供应制度。至此，长期以来实行的票证制度退出历史舞台。

——摘编自董辅礽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材料一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接收的是一个工业基础薄弱、农业生产破坏、通货膨胀严重、物价飞涨、基础设施薄弱的烂摊子。通过执行国家的财政工作决定，1950年财政收支相抵后仍然结余10.6亿元，到1951年全国财政收入达124.96亿元，到1952年年底的时候，我国经受住了朝鲜战争和帝国主义禁运的压力，在经济领域站稳了脚跟。1951年2月，周恩来在主持中央军委会议时指出：“现在看来，朝鲜战争会拖下去，不是一两个战役即可结束的，我们只能一面作战，一面建设国防力量，一而恢复经济，把作战与建设结合起来，边打边建设。”随着朝鲜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和停战谈判的开始，边打、边建、边稳政策中建设的任务更加突出了，这样发展国内经济就成为新中国的当务之急。

——摘编自景红霞《苏联与新中国“一五”计划的制定和实施》

材料二

中共中央决定于1953年转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并开始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五”计划不仅是发展的计划，而且是体制变革的计划。 它是我国过渡时期的战略步骤之一，指导方针就是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五”计划重点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个建设单位为中心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一五”(1953-1957年)计划是一个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计划，不但包括经济建设划，还包括社会建设。经济建设方面包括工业、农业、运输和邮电、商业以及提高经济效率(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成本)；社会建设方面包括培养建设干部，加强科学研究工作，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一五”计划的宏伟蓝图基本上得到了实现，它是计划经济时期完成情况最好的一个五年计划，完成率高达84%，大部分指标都超额完成。

——摘编自鄢小龙、胡鞍钢《中国十一个五年计划实施情况回顾》

围绕“照片中的历史”.提取以上至少两幅照片信息，自拟论题，展开论述。（要求：主题明确，表述成文，史论结合，表述清晰）

材料一  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苏区合作社不仅是一个经济组织，还是一个战斗组织。合作社的经济功能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解决红军家属在生产生活上的困难从而保证"扩红"运动的顺利开展；二是生产和收集粮食、筹集物资以满足前线需要。合作社的政治功能主要表现为查处和清除混入合作社的阶级异己分子和腐败分子，维护贫困农民在合作社中的地位，保证合作社的纯洁性。

——摘编自易棉阳《中央苏区合作运动与相关革命运动的关系研究》

材料二  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九月，中共中央工委在西柏坡召开全国土地会议，总结土地改革运动的经验，通过《中国土地法大纲》。这是一场中国农村社会的大变动，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大革命……国民党政府财政严重入不敷出的状况，由于内战军费的激增和豪门资本恣意中饱，本来已病入膏肓，无药可救。货币飞速贬值，物价如脱缰野马般猛涨，米价在一九四八年二月突破每石三百万元，到七月就突破三千万元。蒋介石叹道：“经济危险至此，比军事更足忧虑。”

——摘自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

材料三  1951年9月，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召开，会议形成《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提出了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三种形式，即临时性的季节性的互助组、常年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就当时条件而言，中央明确要求大量发展互助组。1952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出《关于1952年农业生产的决定》，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大量发展简单的、季节性的劳动互助组；在互助运动有基础的地区，推广常年的、农副业结合的互助组。1953年11月，全国参加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的农户约有4790多万户，占当时全国总农户的43%，其中，参加互助组的户数约占组织起来的农户总数的94%以上。

——摘编自赵胜《论建国初期农村的互助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