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2

材料一

自唐初以来，唐廷以积极的态度谋求和平的国际交往。唐代侨民极多，长安城有侨民10万余。就侨民所从事的职业来看：有僧侣、学者、画家、匠人、艺人、商人等。唐代外商们广泛参与经济活动，使唐代的社会生产不仅要满足国内需求，更要承担起国际生产的任务。《唐律》中甚至还制定了中国古代法律中第一个涉外条文：“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唐律）论。”唐朝统治者处理当时国际关系时，贯彻儒家“平天下”与“协和万邦”理想。在和平共存之指导下，唐朝与周边和平交往。唐都长安成为国际性大都市。

——摘编自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等

材料二

1949年上半年，毛泽东先后提出了三条基本外交方针，并形象地概括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新中国成立后，以“一边倒”为重点的外交使中国不仅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交，还先后和十几个民族独立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建交。1950年2月，中国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解决了当时急需解决的国家安全和外来经济援助问题。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不但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而且站稳了。

——摘编自胡新民《毛泽东开创新中国和平外交事业》

材料三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国际形势发生了持续深刻的变化。在新形势下，中国外交与时俱进，应对挑战。冷战结束以后，在实践中，中国抛弃了美苏冷战关系模式，创造性地走上了符合本国国情的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深刻变化的国际局势和新时代中国发展大势，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主张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改编自高飞《改革开放40年中国外交的历程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