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义和团运动兴起后，英国担心波及其势力范围长江流域，遂策动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与列强合作。后由盛宣怀从中牵线策划，上海道余联沅与各国驻沪领事商定“保护东南章程九款”。清政府向各国宣战后，南方更多督抚加入进来，和各参战国商订协议，表示“无论北方情形如何，请列国勿进兵长江流域与各省内地；各国人民生命财产，凡在辖区之内者，决依条约保护”。协议虽未签字，但在清政府危亡之际，地方大员寻求“自保”，表明中央权威的式微与地方势力的扩张。

——《中外历史纲要》（上）

材料二 吾愿吾亲爱之青年……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

——李大钊《青春》（1916年发表于《新青年》）

材料三 1937年4月红军指战员钟士灯致父母家书

材料四 （1949年10月1日）夜晚十点钟以后，我从天安门回到了宿舍，兴奋得不能合眼，我坐在桌子前面，拿起笔在纸上写着，反复地写着同样的一句话：“占人类总数的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巴金

表2

材料一

自唐初以来，唐廷以积极的态度谋求和平的国际交往。唐代侨民极多，长安城有侨民10万余。就侨民所从事的职业来看：有僧侣、学者、画家、匠人、艺人、商人等。唐代外商们广泛参与经济活动，使唐代的社会生产不仅要满足国内需求，更要承担起国际生产的任务。《唐律》中甚至还制定了中国古代法律中第一个涉外条文：“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唐律）论。”唐朝统治者处理当时国际关系时，贯彻儒家“平天下”与“协和万邦”理想。在和平共存之指导下，唐朝与周边和平交往。唐都长安成为国际性大都市。

——摘编自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等

材料二

1949年上半年，毛泽东先后提出了三条基本外交方针，并形象地概括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新中国成立后，以“一边倒”为重点的外交使中国不仅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交，还先后和十几个民族独立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建交。1950年2月，中国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解决了当时急需解决的国家安全和外来经济援助问题。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不但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而且站稳了。

——摘编自胡新民《毛泽东开创新中国和平外交事业》

材料三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国际形势发生了持续深刻的变化。在新形势下，中国外交与时俱进，应对挑战。冷战结束以后，在实践中，中国抛弃了美苏冷战关系模式，创造性地走上了符合本国国情的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深刻变化的国际局势和新时代中国发展大势，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主张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改编自高飞《改革开放40年中国外交的历程与启示》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相继援助越南抗击法国、援助朝鲜抗击美国，向周边社会主义国家提供各种援助共计约49亿元人民币。60年代，支持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援助力度不断加大，在这一过程中，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统一战线的思想成为推动中国进行对外援助的内在动力。70年代始，为配合中国外交的“以苏划线”，对外援助逐渐扩展到拉丁美洲及大洋洲，援助国家不断增长，重点援助那些受到苏联侵略、扩张威胁的国家，增强国际反苏力量。总体来看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对外援助金额累计超450亿元人民币，且多是无偿援助。

——摘编自邵艳平《新中国对外援助研究(19491978)》

材料二 进入新时期中国一方面继续对友好国家的援助，另一方面增加了对拉美、中东以及部分非洲国家的援助。在经济援助管理体制方面进行调整，引进市场机制，企业逐渐成为对外援助的主体之一，开始要求受援国支付“当地费用”，加强与援助国家的互利合作。对外援助的投资方向上，减少生产性项目的援建，更多援建一些标志性建筑和贴近人民生活的中小型项目，对外人道主义援助的力度也逐渐加大。此外，中国还派遣专家向受援国提供技术援助，并接受受援国人员来华参加学习、培训等。

——摘编自韩秀申《新时期我国对外援助发展战略》

材料一：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结束，美国决策者实施扶蒋反共政策。为打破美国的孤立与封锁，中国提出了向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方针，确立了新政权的外交大格局。1950年中美先后卷入朝鲜战争，两国对抗的格局就定了下来。

——摘编自陶文钊《中美关系史》

材料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