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画运动

年画是中国传统民间美术形式，内容大多是平安吉祥、福禄寿喜，但也有较多封建迷信色彩。1949年，《人民日报》发表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发出了“新年画运动”的号召。

材料一  ……新年画应当宣传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传共同纲领，宣传把革命战争进行到底，宣传工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在年画中应当着重表现劳动人民新的、愉快的斗争的生活和他们英勇健康的形象。

——摘自《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人民日报，1949年11月23日

材料二   一九五零年新年画创作奖金获奖者名单

——据《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颁发一九五零年新年画创作奖金》，人民日报，1950年4月

邓澍1951年创作的新年画《保卫和平》（又名《和平签名》）；中国年画创作评奖一等奖。

提取材料中的信息并结合所学知识，写一篇新年画运动的历史短文。(要求：主题明确，史论结合，逻辑严谨，表述成文。)

材料 现代外交制度是主权国家运行中的重要环节。随着外交政策的成长、国内现代化的发展以及国内舆论对外交事务的日益重视，外交决策模式在内外力量的共同推动下，其制度化水平有了长足的发展。

1949—1976年，很多外交决策往往通过外交部或者其他外事部门上报文件由毛泽东和周恩来圈阅的方式决策。邓小平在1977年恢复工作之后，几乎天天要审阅外交部的请示报告，甚至连为法国学生开办暑期汉语培训班、援助肯尼亚体育综合设施之类的事务都要经过邓小平的批示。

20世纪80年代，在邓小平的积极推动下，一些事务性政策、例行性政策、常态性政策的决策权力被下放，明确规定只有那些牵涉重要国家利益的战略性议题必须交给中央决策讨论，其他一些次要的外交政策议题可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或者由外交外事部门决定。

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重要的外事决策往往由外交部、外经贸部、文化部等部委甚至司局级单位经过讨论达成共识后形成部委的意见和政策。

——摘编自赵可金《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制度变迁的理论阐释》

①新生的人民政权得到进一步巩固 ②广大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

③为中国逐步实现工业化扫除障碍 ④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顺利完成

材料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慰问索契冬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时指出，“我们每个人的梦想追求、体育强国之路都与中国梦紧密相连”。2017年，在第13届全运会即将开幕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体育应当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作为一个“体育强国”仅在竞技赛场上逞英豪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更要有健康的人民，人民健康是强大综合国力和国家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体现，因此全民健康被提到了国家战略。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提出“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对“健康中国”建设作出全面部署。

——摘编自高慧妮《新中国体育口号演变及其功能研究》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后， 阿拉伯世界的政治格局仍受到欧美殖民国家的主导，部分阿拉伯国家对中共领导下的新中国缺乏了解，对红色中国持疑惧和排斥的态度。而中国国内的一些媒体也因受到中国对苏联“一边倒”政策的影响，将部分阿拉伯国家的统治阶层视为封建独裁和反动军人集团的代名词，中阿之间对外政策等层面缺乏足够的相互认知与了解，存在认知坚冰。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政府并未急于通过传统的政府间外交的途径实现与阿拉伯国家正式关系的建立，而是主要通过媒体传播和人文交流的手段进行，并辅助宗教和外援，最终助推中阿双方迎来了第一次建交高潮。

——摘编自刘辰《新中国对阿拉伯国家公共外交研究》

材料二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广大阿拉伯国家也处于变革自强、转型发展的重要时期。在新时代、新形势下，作为共建“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天然合作伙伴，中阿双方把握历史大势，回应人民呼声，建立起“全面合作、共同发展、面向未来”的中阿战略伙伴关系，不仅为中阿两大民族实现复兴的进程注入了强大动力而且为促进南南合作树立了典范，为推进地区安全稳定与全球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摘编自丁俊朱琳《新时代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合作的机制、成就与意义》

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成立初期中阿之间存在认知坚冰的原因。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相继援助越南抗击法国、援助朝鲜抗击美国，向周边社会主义国家提供各种援助共计约49亿元人民币。60年代，支持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援助力度不断加大，在这一过程中，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统一战线的思想成为推动中国进行对外援助的内在动力。70年代始，为配合中国外交的“以苏划线”，对外援助逐渐扩展到拉丁美洲及大洋洲，援助国家不断增长，重点援助那些受到苏联侵略、扩张威胁的国家，增强国际反苏力量。总体来看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对外援助金额累计超450亿元人民币，且多是无偿援助。

——摘编自邵艳平《新中国对外援助研究（1949—1978）》

材料二     进入新时期，中国一方面继续对友好国家的援助，另一方面增加了对拉美、中东以及部分非洲国家的援助。在经济援助管理体制方面进行调整，引进市场机制，企业逐渐成为对外援助的主体之一，开始要求受援国支付“当地费用”，加强与援助国家的互利合作。对外援助的投资方向上，减少生产性项目的援建，更多援建一些标志性建筑和贴近人民生活的中小型项目，对外人道主义援助的力度也逐渐加大。此外，中国还派遣专家向受援国提供技术援助，并接受受援国人员来华参加学习、培训等。

——摘编自韩秀申《新时期我国对外援助发展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