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萧丞相营作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高祖还，见宫阙壮甚，怒，谓萧何曰：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萧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宫室。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高祖乃说。

——摘自《史记·高祖本纪》

材料二

千年之后的司马光，在其《资治通鉴》中对萧何营造豪华未央宫的理由进行了批驳：“王者以仁义为丽，道德为威，未闻其以宫室镇服天下也。天下未定，当克己节用，以趋民之急。而顾以宫室为先，岂可谓之知所务哉！昔禹卑宫室，而桀为倾宫。创业垂统之君，躬行节俭，以训示子孙。其末流犹入于淫靡，况示之侈乎？孝武（汉武帝）卒以宫室罢敝天下，未必不由酂侯（萧何）启之也。”

——摘编自方拥《中国传统建筑十五讲》

材料一  拜占庭人不仅继承了罗马帝国中央集权制的政治遗产，以罗马帝国正统继承者的身份保持了统一帝国的政治体制，而且在皇帝专制统治、《罗马民法大全》等诸多方面坚持了欧洲地中海上古政治遗产，并有所发展。为了治理众多古代族群，帝国政府始终维系着庞大且完善的官僚国家体制，其核心是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司法、宗教文化各种最高权力于一身的皇帝专制中央集权。7世纪至12世纪推行军区制，以农兵制、军政合一为重要特点，并由将军对行政区域及其军队进行管理，对扭转拜占庭危急局势起了重要作用。拜占庭人成功打造了包括整个东欧世界的拜占庭文明圈，并将各个斯拉夫族群纳入其中，其影响至今犹存。

——摘编自陈志强《欧洲中古史视域中的拜占庭帝国》

材料二 隋唐统治者系统地总结了秦汉以来的旧制，革弊创新，极大地加强了国家的控制能力，从而使皇权进一步加强。唐朝完备三省六部制、科举制，监察机构和制度趋于完善，在内地地方实行道州县三级制，在边疆设立都护府、都督府进行管理，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羁縻州府制度，唐玄宗开元年间改行募兵制，军队职业化、专业化，设立节度使，制定《武德律》《贞观律》等，很重视礼制的建设，直接促成了中华法系的形成。唐人对传统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以及外来文化都抱有包容的态度，从而造就了光辉灿烂的唐文化，传入日本、朝鲜等东亚国家，形成一个以中国为文化源的中华文化圈。

——摘编自曹大为、赵世瑜等主编《中国大通史》

材料一

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拔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即汉武帝)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彰)《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燥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引自(东汉)班固《汉书·武帝纪赞》

材料二

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到明代中期，在社会、思想与文化等各方面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气象。大约从嘉庆朝开始，在全国各地，特别是江南，以经济为中心的新兴城市大量出现，手工业、商业经济日趋繁荣，新的市民阶层逐步扩大；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程朱理学，日益受到以阳明心学为代表的新思想的挑战；随着民间的书院，讲会以及出版业的发展，文化前所未有地向世俗化的方向普及：中西文化也开始发生交流与碰撞。如此一系列新的社会和文化现象，都在这一时期涌现。早期启蒙思潮是这样的背景下孕育而生的。

——改编自袁行霈等《中华文明史》(第四卷)

材料一  公元前127年，汉武帝颁布“推恩令”，规定诸侯王除由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其他诸子都在王国范围内分到封地，作为侯国。后来，又“作左官之律，设附益之法”，限制诸侯王网罗人才，严禁封国的官吏与诸侯王结党营私。公元前112年，汉武帝以诸侯王所献助祭的“酎金”成色不好或斤两不足为借口，夺爵者达106人，占当时列侯的半数。同时，他继续推行汉初以来迁徙豪强的办法，把他们迁到关中，置于中央政府控制之下，并利用以严酷著称的官吏诛杀豪强。公元前106年，分全国为十三部（州），每部（州）派刺史一人，于每年秋天巡行郡国，按“六条问事”的职权，监督郡国，第一条就是对“强宗豪右”的限制。

——摘编自朱绍侯等主编《中国古代史》第5版·上册

材料二 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4世纪末，罗马帝国地跨欧、亚、非三大洲，设置行省管理意大利半岛之外的地区，行省拥有不同程度的自治权。罗马民族在政治上处于主导地位，意大利以外的人（希腊人除外）被称为“蛮族”。什么是罗马民族呢？那就是罗马人和意大利人，他们在语言和文化上关系密切，也是共同打下帝国天下的核心力量。不断成熟的罗马法通行于帝国全境，但整个帝国的罗马化程度很浅，罗马人使用的拉丁语，在帝国东部的政府机关和城市中通行，广大农村则仍是各自语言的世界。

——摘编自刘家和等主编《世界史》（古代史编上卷）

材料一  惟始元六年，有诏书使丞相、御史与所举贤良、文学语。问民间所疾苦。

文学对曰：“……今郡国有盐、铁、酒榷，均输，与民争利。散敦厚之朴，成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趋末者众……愿罢盐、铁、酒榷、均输，所以进本退末，广利农业，便也。”

大夫（桑弘羊）曰：“匈奴背叛不臣，数为寇暴于边鄙，备之则劳中国之士，不备则侵盗不止。先帝哀边人之久患，苦为虏所系获也，故修障塞。饬烽燧，屯戍以备之。边用度不足，故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蕃货长财，以佐助边费。今议者欲罢之，内空府库之藏，外乏执备之用，使备塞乘城之士饥寒于边，将何以赡之？罢之，不便也。”

——摘自汉朝桓宽《盐铁论》

材料二 1567年（隆庆元年），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请开海禁，准贩东西二洋……隆庆六年，郡守罗青霄……议征商税，以及贾舶……万历三年，中丞刘尧诲请税舶以充兵饷，岁额六千……于时商引俱海防官管给，每引征税有差，名曰引税。（东西洋每引税银三两……其后加增东西洋税银六两）。十七年中丞周案议，将东西洋贾舶题定额，数岁限船八十，有八给引如之，后经自变量有限，而愿贩者多，增到百一十引矣。其征税之规，有水饷、有陆饷、有加增饷。

——张燮《东西洋考》卷7《饷税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