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随着西学东渐，近代中国人逐渐认识到与外国交往的重要。在一系列战败之后，中国读书人逐渐被战胜者改变了思想方式……对西方的认知，也从“夷务”到“洋务”再到“时务”，由贬义的“夷”到平等的“西”再到尊崇的“泰西”。说是天翻地覆的转变，也不为过。

——罗志田《走向世界的近代中国》

材料二：晚清以来，现代“民族”观念逐渐引入。梁启超认为国民的独立自由是国家独立自由的前提，所以他的民族主义既肯定了人的基本权利和法律自由，也强调了国民拥有参与政治的权利。1917年李大钊则比较明确地提出了“民族复兴”的思想，认为“当以中华民族之复活为绝大之关键”。孙中山在“新三民主义”中也批评列强“不准弱小民族复兴”的观念。“九一八”事变爆发至整个抗战时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成为中国最为响亮的政治口号和社会性全民话语之一。

——黄兴涛《民国时期“中华民族复兴”观念之历史考察》

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周朝已开始出现“小行人、象胥、掌客、怀方氏”等具有周边民族事务管理性质的官职，秦朝正式在中央设置管理民族事务的“典客”。汉承秦制，汉武帝时期设置属国都尉，具体管辖归附及内属的边疆民族。唐朝边疆民族的首领可管理府州的具体事务，但需向唐王朝缴纳贡赋，统于唐王朝的中央政府。此外唐王朝还在边陲地区发展屯田、开辟互市贸易、妥善安排边疆民族子弟学习。元朝在吐蕃采取“政教合一”政策，在中央设置管理吐蕃事务的帝师和宣政院机构；在元朝兴起之地漠北，设岭北行省，基本行政单位仍是蒙古传统建制，并部署军队，戍守的同时进行屯田。明朝靠近内地的少数民族统治区减少，明政府直接控制、委派流官的地区增加。清朝在边疆全面推行郡县制和修订相关法规，强化边陲管理的同时，还鼓励内地百姓外迁至边疆谋生与开垦。

——摘编自谷家荣罗明军《中国古代边疆治理历谱识认》

材料二：19世纪以后，清政府将更多的精力用于维持衰退中的国内政治、经济体系，保卫边疆安全的能力逐渐低落，导致面临深刻的边疆危机。对此，清政府通过推行一系列边疆内地一体化政策来“昭示主权”，比如在新疆、台湾等边疆地区设省。日渐减少的财政收入使得清政府内部出现了“海防”和“塞防”之争，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的海防大门之后，面临着海疆危机，传统的边疆观不得不进行转变，清政府开始筹办近代海军。但是这些迫于外部压力之下的政策转变，忽略了边疆地区的实际情况，清末边疆政策的失误也非常明显。

——摘编自施润棋《清末我国边疆治理政策研究》

材料一 中国历史上的人本思想，主要是强调在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中人贵于物。《荀子·王制》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在天地万物之中，人是一个具有感性、能够创造、能够进行自我发展的万物之灵，人有突出的价值。《论语》记载，马棚失火，孔子问伤人了吗？不问马，说明在孔子看来，人比马重要，即人的生命价值比动物重要。其后的儒家学者都坚持这个观点并将其充分发挥与引申。

——韩星《以人为本的主体精神》

材料二  在智者学派的推动下，哲学从主要研究客观自然界转到研究人和社会。这时候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哲学思想是属于个人的脑力劳动，哲学家个人的品格、爱好和学识，甚至他的思维方式和论证方法所能发挥的自由作用就可以大得多，对以后哲学的发展也可以产生较大的影响。比如亚里士多德由于惯于归纳和概括历史和经验事实，善于分析和推理，对于以后西方哲学和科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汪子嵩《<希腊哲学史>前言》

材料三 以洋务运动为契机，西方的凸版印刷术、平版印刷术、凹版印刷术也陆续传入国内。中国出版业由此在晚清时期实现了由手工操作向机械化生产的跨越……在“出版救国”思想影响下，章太炎、谭嗣同、蔡元培等对洋务派的译书阅读甚多，期望甚大；康有为曾经购买译书“以赠友人及自读者，达三千余册”；王韬评价国际法著作的翻译出版“采取广富而断制详明”。此外，洋务派翻译出版机构不以营利为目的，书价较为便宜，在客观上有助于扩大译书发行量，有利于更广泛地传播西方民主科学思想和技术知识。

——万安伦《洋务派翻译出版活动再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