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与技术环境

    近几十年来，人类发明了维生素、杀虫剂、电视、雷达、原子反应堆、电子计算机……这一切构成了今天高度发达的技术环境，也称为“第二自然界”，使地球上的物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大约每隔15年其数量增加一倍。在当今世界，人类正面临着自己建造的技术环境的严峻挑战。

    跟技术环境的     ①速度相比，生物机体的      ②速度极其缓慢。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都认为，原始人和现代人在大脑构造上相差无几。几千年来人对语言的反应速度并无差异，基本上是平均每秒钟接受2.5个单词。然而，从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每秒运算5000次      ③到当前的每秒钟几十亿次的大型电子计算机，还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

    人的大脑能否不断适应飞速发展的技术环境呢？有的人甚至认为将来人工智能也许会完全取代自然智能。难道果真如此吗？科学界的有识之士，对于第一点的回答是肯定的，而对于第二点则持否定态度。

大脑是人类自然智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人的大脑里的神经元有140多亿个，构成了地球上最完善和效率最高的自然信息系统，这是自然界美妙绝伦的创造，是人类发明的任何先进的信息技术工具或人工智能所无法超越的。

    总之，尽管人类创造的技术环境无时无刻不在向它的主人提出严峻的挑战，但是，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界的过程中，人类永远是技术环境的主人。

    书会是宋代与科举有关的会社名称，或称课会，或称课社，或称文会。它和乡校、家塾、舍馆一样都是民间开办的学校，与宗学、京学、县学等国立学校并存而补充之。每遇大比之年，书会等民办学校也有人中榜及第，确实与科举考试有密切联系。抑或受到宋代都市文艺商品化趋势的左右，抑或为了解决自身的生存问题，书会渐渐地由读书吟课的场所转变为从事文艺底本创作和伎艺表演的民间自发组织。宋代的书会应不少。由于书会渐渐走向专门化，以致被人们视同为一般的“行会”，且统称之为“社会”。书会中从事伎艺底本创作的人称之为书会先生。从有关资料看，书会先生据其专长，各有所司，分工明确。

    宋代书会先生一般是没有功名而精于文艺的民间文人和艺人。他们通常按照自己的审美认识和道德评价标准去进行文艺创作，并以获得商业利润为创作目的，即以文艺创作为谋生的手段。因此．他们是一个职业化的、自治性的民间文艺创作群体。他们的生活是自由的，甚至是放纵的。北宋词人柳永可谓是书会先生的先驱。他早年浪迹市井，放骸坊曲，为歌妓作词的经历与后代书会先生的生活方式无甚差异。

    宋代书会先生创作的作品应该不少，而由于失载和散佚．今天能确认为书会先生创作的作品已不多，如小说《简帖和尚》、鼓子词《刎颈鸳鸯会》、戏文《张协状元》及一些曲子词和赚词。从现存的资料看，词是宋代所有伎艺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往往决定着伎艺作品的艺术品位和语言风格。而伎艺作品质量的提高也是词的质量的提高，伎艺形式的创新也是词体的创新。书会的创作和表演有助于词的传播和发展，尤其是鼓子词、唱赚和戏文的创作，导致了词体的发展和演变，即由单章体向联章体、套曲体、戏曲体嬗变。

    书会先生活动的区域一般在大都市，其“衣食父母”(作品的消费者)主要是都市居民。为了占据更大的艺术市场和拥有更多的作品消费者，他们必须符合广大市民的欣赏水平和审美趣味，创作出为市民阶层所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他们所创作的文艺作品也固然属于市民文学。因此而论，书会先生是职业的市民文学作家，他们的作品是早期的市民文学作品。正如谢桃坊先生在《中国市民文学史》第三章《中国早期市民文学》中所说：“在中国文学史上，书会先生开辟了一条新的创作道路。其创作目的不是为了‘经国之大业’或‘不朽之盛事’，而是服从现实的商业利益。他们必须向艺人提供脚本或刻印脚本以取得合理的报酬，这样才能在都市里维持中等以下的生活消费。由此使文学走上了商业化的道路。”

    书会先生的功绩也就在此。他们推动了都市通俗文学的发展，为词走向社会、走向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

    给诗下定义是很难的，如果一定下一个的话，就是诗是心灵的产物。诗难写就难在这儿了。为什么说诗是属于年轻人的？因为年轻人涉世未深，还保留着“赤子之心”，王国维在谈到古代诗人李煜时，特别强调这个“赤子之心”。也许，对一个诗人的基本判断就是他是否还保留着“赤子之心”。

    诗歌具有的恰恰是其它文学形式没有的。比如，诗歌的音乐性和节奏，诗歌诗歌，所谓歌就是音乐。最初的诗歌是唱给人听的，所以决定了它的语言必须是简洁的，音乐性还体现在押韵上，但一篇故事怎么能一直押韵呢？随着书面阅读的发达，音乐性逐渐弱化了，诗与歌分离了。还有其它叙事艺术的出现，诗歌的叙事功能也退化了，因为叙事从来不是诗歌的长处。

    但是不管它怎么变，诗歌最古老的元素还在，诗这种分行的形式就是节奏，就是音乐和旋律，所以不能小看诗歌的分行。

    诗在它的演变过程中，弱化了叙事，也就相对和现实生活拉开了距离，因为它不注重描述了；诗的音乐性弱了，它的理性色彩变得浓了，变得复杂化了，之前因为有押韵等等限制，不可能写得太复杂；继而增强的是，诗歌转向了诗人内部，它更像是心灵的产物，更注重于抒情，甚至是幻觉、是梦；同时也改变了创作者观察生活、理解生活的眼光。

    一个小说家看待事物、观察世界，即使没有看到世界的隐喻层面，仍然可以不失为一个好的叙事作家。但是诗人如果只看到生活的表层，而对它的隐喻层面无所察觉的话，那他就不可能写出好诗来。这也造成诗人和小说家表达上的不同。诗歌最终依赖的是语言，如果语言出了问题，一切都将无以表达。诗歌的语言很多人有误解，以为应该是华丽的、优美的，其实不是。诗歌并没有创造出自己独有的文字和语言，它和非诗语言的不同在于它的组合，所谓组合就是音韵和节奏感，这是诗歌最古老的元素，它使日常化的语言得到了提升。

    现代诗歌对中国诗歌而言指的是“五四”以后的白话诗，对西方而言指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端于欧洲的诗歌流派，传统诗歌我们一般指的是古典诗词。作为体现时代精神的诗歌，它们在时间上的差距那么大，当然诗歌的精神迥然而异了。至于形式上的不同，不用我说，谁都看得到的。那是诗歌自然演变的结果，这个演变的真正导演说到底还是时间。有人爱拿古典诗词和现在的诗比较，说现代诗就是不如古典诗词好。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两者很难比较，尤其孰优孰劣更不好说了。就像李白不会玩电脑，你就说李白不如现代人聪明，不是一回事嘛。内行人的做法应该是，不去做那种无益的比较，而是认真学习古典诗词的精髓，摸索到它与现代诗歌传承的路径，这才是对传统真正尊重的态度。

    我是写现代诗的，一开始就喜欢上这种形式，写了几十年，越来越体会到写好太不容易了。用什么形式写、写什么，每个人都有选择的自由。写作者可以没有权利、金钱 ,但必须给他自由。

                                                    (选自《山西日报》)

    文化是指人类活动的模式以及给予这些模式重要性的符号化结构，它先于语言文字而存在。现今世界仍有不少虽会说话却没有文字的原始民族，他们都有着并不十分简单的文化。人类社会有文明与原始的分别，而没有有文化社会与没文化社会的分别。

    人类的文化，正如人类自己，是运动的而非静止的，它随着人类的演化而演化。一旦人类的体质，特别是发声器官发达到足以创造出语言——表达意识而多少有着固定形式的变化的一套声音符号，且更进一步设计出来文字——表示语言的一套有形的书写符号以后，人类的文化趋向于急剧的发展。那些开化较早的民族的生活资料也就因此被记录、累积，并或多或少地流传下来，成为我们所谓的文献。而通常所谓的“历史时代”就是指有文献以来的那个时代。语言哲学自然要以历史时代人类的语言文字为其研究对象。

    语言哲学有两个分科。其一，可称之为文献的语言学，或即文献学。这门学科大致相当于我国素来所谓的文字学、训诂学、校雠学等。它是以文献的搜求、注释与校勘，版本的异同及其年代的考订，文字的起源和流变，以及其他有关语文的问题为其研究对象的。这一学科的发展在东西方虽然都可追溯到很早的时代，但真正走向系统的科学研究似乎是17世纪以后的事了。语言哲学的另一分科即语言的语文学，或即语言学。这门学科大致虽然相当于我国素来所谓的音韵学，但其范围更为广阔，而且目标也不相同。它是以全人类的古今各民族的语言构造，即语音、语法为其研究对象的，从同一语言与不同语言的古今变异上加以研究比较，从而定其类别，溯其系统。因此，这样的语言学又或名之为比较语文学，它是19世纪以来由西方学者惨淡经营建立起来的。

    语言哲学与人类文化史研究的关系是显然的，而且是多方面的。首先，语言本身就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素质。人类文化史没有语文演化史，便不是完整的文化史。其次，对于任何一个民族文化史的研究，该族语文的研究显然属于必要的基础，不通晓该族的语文，该族文化的研究必不能深入。又次，文献经语文学家整理、诠释、考订以后，即成为文化史上的可靠史料。如殷代的卜辞、周金铭文、居延汉简之类，分别属于殷周汉代的重要原始资料。再者，人类由于迁播和接触而促成民族间语文及文化上的融合，从而从某些语文的分布及借用的情形上，就可以溯求毗邻的民族间的文化演变关系。最后，语文的意义可以因为时间的不同而演变，而这种演变则可以反映出文化的演变，因此我们可以从语文上去推论古今某些民族的文化如思想信仰及其文化素质的流变。刘知几《史通》曾论史家写近事不宜用古语，或改夷言为汉语，以求文字之真，这正说明语文与文化史研究的密切关系。

（《当代语言哲学与人类文化史的研究》）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题。

七言诗与楚辞体

赵敏俐教授认为：从音乐上讲，《山鬼》是楚歌，《今有人》则属于相和歌；从节奏上讲，楚辞体是二分节奏的诗歌，七言诗是三分节奏的诗歌；因而后者不可能是从前者演变而成。此观点极具代表性。

其实论证楚歌与相和歌的传承，只能说明两者在音乐上的关联，并不能证明七言诗源于楚辞，最核心的问题是楚辞与七言诗的音乐节奏问题。勿庸讳言，楚辞体的主要句式是二分节奏，七言诗乃三分节奏，但在与音乐配合的实际运用中，二分节奏的楚辞体通过调节，其节拍与三分节奏的七言诗是可能相一致的。节奏和节拍虽有联系，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们不妨仍以《山鬼》中的两个句子为例：“被薜荔兮/带女罗”、“辛夷车兮/结桂旗”，虽是二分节奏，如果按演唱诵读的节拍，则可分为“被/薜荔兮/带女罗”、“辛夷/车兮/结桂旗”，它们与《今有人》中改写的相应七言诗句“被服/薜荔/带女罗”、“辛夷/车驾/结桂旗”，在节拍上完全一样。

赵敏俐教授认为，要把楚辞体的句式变成七言诗句，就必须把原诗中前面那个三字结构

变成两个二字结构，从而达到把原来的二分节奏结构变成三分节奏结构的目的，亦即由二分节奏的“○○○兮○○○”变成三分节奏的“○○/○○/○○○”，这是非常正确的；但如果仅仅因为在楚辞体句式转变为七言诗句时，新增的词语大多不会出现在原来兮字的位置上，而要更换位置，便断定“从楚辞体中是不可能自然演变出七言诗来”，那就很难令人信服了。

    二分节奏的“九歌”句型向三分节奏的七言诗句的转化，有如下几种情况：其一如张衡《四愁诗》“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从之梁父艰"，《山鬼》“辛夷车兮结桂旗”在《今有人》中置换为“辛夷车驾结桂旗”。其二如汉武帝时唐山夫人所作《房中乐》为楚声，第六章中的“大海荡荡水所归，高贤愉愉民所怀”，乃由楚辞体“大海荡兮水所归，高贤愉兮民所怀”改造而成：《山鬼》中的“东风飘兮神灵雨”在《今有人》中改换为“东风飘摇神灵雨”。其三如阮籍《大人先生传》中的一首“楚歌”：“天地解兮六合开，星辰陨兮日月颓，我腾而上将何怀!”《山鬼》中的“子慕予兮善窈窕”，在《今有人》中变为“子恋慕予善窈窕”，“云容容兮而在下”变为“云何容容而在下”。

显然，“欲往从之梁父艰”与“欲往从兮梁父艰”、“东风飘摇神灵雨”与“东风飘兮神灵雨”，语言组构方式相类，在诵读或演唱的节拍上也完全一样，因此可以说，楚辞体的“九歌”句型，通过前两种途径转变成三分节奏的七言诗句，是在中国古代韵文发展过程中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演变，这是比较容易理解的。那么，为什么会有第三种情况出现，而且这种情况比较普遍呢?我认为，这主要是“兮”字去掉后，适应句式结构改变之内在需求而形成的张力所致。这种张力要求作者充分地运用灵活的修辞策略，在最适合的位置增添一个语言要素，以方便地改造并构筑一个三分节奏的七言结构。——选自《光明日报》2008、12、2有删节

手：最完美的工具

    ①手无疑是人体上最有特色的器官之一。科学家认为，手是使人能够具有高度智慧的三大重要器官之一，其余两个器官是可以感受到三维空间的眼睛和能够处理手眼传来的信息的大脑。在400万年的进化史中，人类的手逐渐演变成了大自然所能创造出的最完美的工具。

    ②无论是远古还是现代，手都象征着人与神的活动，象征着权力、创造与智慧。对手的崇拜可以在不同的文明中见到。在东方的中国和印度，人们相信手掌上的纹路就代表了一个人的命运，从中可以看出每个人的健康、财富以及爱情。而在古希腊及古罗马，手和星象学、哲学以及医学都有紧密联系。 

    ③手相不只是江湖术士的花言巧语，科学家也对此深感兴趣。最近的研究表明，手指，特别是食指和无名指的长度，与人体的健康有关联。研究表明，手指的生长和大脑的发育都是在同一时期发生的，并且都与子宫内性激素的水平有关。因此，女性的无名指往往与食指一样长或者更短，男性的无名指则往往长于食指，而左撇子的无名指通常比食指长出许多。另外，无名指长于食指还是有音乐天分的表现。对英国一个交响乐团乐手的调查表明，那些最出色的演奏家与其他人相比，无名指比食指相对要长很多。

    ④利物浦大学的医学教授约翰·曼宁在他的著作中说，从一个人的手指上可以看出他（她）将来得乳腺癌、心脏病和孤僻症的可能性，这些疾病都可能在胚胎期形成病因，而在成年之后再发作。如果孕妇怀孕期间睾丸素水平较高，生下的孩子就更容易成为左撇子，也更容易在日后得心脏疾病或孤僻症。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世界上左撇子只占总人口的10％。同样，雌性激素水平较高的孕妇，所生的女孩食指通常短于无名指，而日后患乳腺癌的可能性也较高。

    ⑤在哺乳动物中，人类的手独一无二。大拇指同其他4个手指相对的结构是人手的最大优越性，许多类人猿可以将自己的拇指和食指对合，但不能将拇指与中指、无名指以及小指对合，因为它们的手指不够柔韧。只有人类，可以自如地运用自己的手指，这是人类文化和科技进步的关键。

    ⑥人类的手指十分灵敏，可以感觉到振幅只有0.00002毫米的振动。我们也习惯于在说话的同时比比划划，或者完全用手势来表达感情，有时一个温柔的爱抚胜过千言万语。原始人类曾经用全身各个部位的肢体语言进行交流，在有了口头语言之后，最初的肢体语言都逐渐被淘汰，除了手势。研究发现，在说话时做手势有助于思考、表达和记忆。在大脑的语言中枢和运动中枢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神经元联系。大脑在说话时会变得活跃的那一部分，在做手势时同样也会活跃起来。科学家还发现，大脑控制手的活动的区域，分布在运动中枢里几个不同的部位，面积达到大脑皮层的四分之一。一个简单的手的动作，例如举起一杯牛奶送到嘴边，会使大脑皮层出现特别强烈的兴奋，这一直是令神经学家不解的谜。（选自《百科知识》)

    北京奥运会奖牌的直径是70毫米，厚度是6毫米。奖牌创意取自中国古代龙纹玉璧造型，由象征尊贵和美德的“金”、“玉”材质组合而成，体现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以“玉”比“德”的价值观、荣誉观。

    北京奥运会奖牌正面使用国际奥委会统一规定的图案，即站立的胜利女神和希腊潘纳辛纳科竞技场全景形象。奖牌背面镶嵌玉璧，正中的金属图形上镌刻着北京奥运会的会徽。奖牌挂钩由中国传统玉双龙蒲纹璜演变而成。

    中国陶瓷，凡一新品种诞生，其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演变，脉络清晰。但元青花没有童年，没有少年，当你看见它时，它俨然是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让人怀疑它的身份。在人们的印象中，蒙古人只知扩张，不知建设，善武而不善文，所以如此精美的青花瓷出自蒙古人之手太让人不可思议。再有，元青花出现之前，中华文明的传统色调鲜有蓝色的身影。唐三彩以黄绿白为主，偶见蓝色。近年在南海打捞出的多套精美的蓝色青花瓷器，经考证为明代郑和下西洋带入东南亚的明青花，其烧制年代检测多在所谓元青花之前。这更让世人质疑元青花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