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节选）

【俄】列夫•托尔斯泰

玛丝洛娃转过身，从两个女犯中间挤过来，惊讶地盯着聂赫留朵夫，却没有认出他来。不过，她从衣衫上看出他是个有钱人，就嫣然一笑。

“您找我吗？”她问，把她那张眼睛斜睨的笑盈盈的脸凑近铁栅栏。

“我想见见……”聂赫留朵夫不知道该用“您”还是“你”，但随即决定用“您”。他说话的声音并不比平时高。

“我想见见您……我……”

玛丝洛娃听不清聂赫留朵夫在说些什么，但他说话时脸上的那副神情使她突然想起了他。但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不过，她的笑容消失了，眉头痛苦地皱起来。

“您说什么，我听不见。”她叫起来，眯细眼睛，眉头皱得更紧了。

“我来是……”

“对，我在做我该做的事，我在认罪。”聂赫留朵夫想。他一想到这里，眼泪就夺眶而出，喉咙也哽住了。他用手指抓住铁栅栏，说不下去，竭力控制住感情，免得哭出声来。

玛丝洛娃看到聂赫留朵夫激动的神气，认出他来了。

“您好像是……但我不敢认。”玛丝洛娃眼睛不看他，叫道。她那涨红的脸突然变得阴沉了。

“我来是要请求你饶恕。”聂赫留朵夫大声说，但音调平得像背书一样。

他大声说出这句话，感到害臊，往四下里张望了一下。但他立刻想到，要是他觉得羞耻，那倒是好事，因为他是可耻的。于是他高声说下去：

“请您饶恕我，我在您面前是有罪的……”他又叫到。

她一动不动地站着，斜睨的目光盯住他不放。

他再也说不下去，就离开铁栅栏，竭力忍住翻腾着的泪水，不让自己哭出声来。

……过了一分钟，玛丝洛娃从边门走出来。

“可以在这里谈话。”副典狱长说完就走开了。

聂赫留朵夫走到靠墙的长凳旁边。

玛丝洛娃困惑地瞧了瞧副典狱长，然后仿佛感到惊讶，耸耸肩膀，跟着聂赫留朵夫走到长凳那儿，理了理裙子，在他旁边坐下，

“我知道要您饶恕我很困难，”聂赫留朵夫开口说，但又停住，觉得喉咙哽住了，“过去的事既已无法挽回，那么现在我愿尽最大的努力去做。您说说……

“您是怎么找到我的？”她不理他的话，径自问。她那双斜睨的眼睛又像在瞧他，又像不在瞧他。

“前天您受审的时候，我在做陪审员。”他说，“您没有认出我来吧？”

“不是有过一个孩子吗？”聂赫留朵夫问，感到脸红了。

“谢天谢地，他当时就死了。”

“没有，没有认出来。我没有工夫认人。当时我根本没有看。”玛丝洛娃说。

“不是有过一个孩子吗？”聂赫留朵夫问，感到脸红了。

“谢天谢地，他当时就死了。”她气愤地简单回答，转过眼睛不去看他。

“真的吗？是怎么死的？”

“我当时自己病了，差一点也死掉。”玛丝洛娃说，没有抬起眼睛来。

“姑妈她们怎么会放您走的？”

“谁还会把一个怀孩子的女佣人留在家里呢？她们一发现这事，就把我赶出来了。说这些干什么呀！我什么都不记得，全都忘了。那事早完了。”

“不，没有完。我不能丢下不管。哪怕到今天我也要赎我的罪。”

“没有什么罪可赎的。过去的事都过去了，全完了。”玛丝洛娃说。接着，完全出乎他的意料，她忽然瞟了他一眼，又嫌恶又妖媚又可怜地微微一笑。

“那事早就完了，”她说。“如今我被判决，要去服苦役了。”

她说出这句悲痛的话，嘴唇都哆嗦了。

“我知道，我相信，您是没有罪的。”聂赫留朵夫说。

“我当然没有罪。我又不是小偷，又不是强盗。这儿大家都说，一切全在于律师。”她继续说，“大家都说应该上诉，可是得花很多钱……”

“是的，一定要上诉，”聂赫留朵夫说。“我已经找过律师了。”

“别舍不得花钱，得请一个好律师。”她说。

“我一定尽力去办。”

接着是一阵沉默。

她又像刚才那样微微一笑。

“我想请求您……给些钱，要是您答应的话。不多……只要十个卢布就行。”她突然说。

“行，行。”聂赫留朵夫窘态毕露地说，伸手去掏皮夹子。

她急促地瞅了一眼正在屋里踱步的副典狱长。

“当着他的面别给，等他走开了再给，要不然会被他拿走的。”

等副典狱长一转过身去，聂赫留朵夫就掏出皮夹子，但他还没来得及把十卢布钞票递给她，副典狱长又转过身来，脸对着他们。他把钞票团在手心里。

“卡秋莎！我来是要请求你的饶恕，可是你没有回答我，你是不是饶恕我，或者，什么时候能饶恕我。”他说，忽然对玛丝洛娃改称“你”了。

她没有听他说话，却一会儿瞧瞧他那只手，一会儿瞧瞧副典狱长。等副典狱长一转身，她连忙把手伸过去，抓住钞票，把它塞在腰带里。

“您的话真怪，”她鄙夷不屑地——他有这样的感觉——微笑着说。

聂赫留朵夫觉得她身上有一样东西，同他水火不相容，使她永远保持现在这种样子，并且不让他闯进她的内心世界。

“卡秋莎，你为什么说这样的话？你要明白，我是了解你的，我记得当时你在巴诺伏的样子……”

“何必提那些旧事，”她冷冷地说。

“我记起这些事是为了要改正错误，赎我的罪，卡秋莎。”聂赫留朵夫开了头，本来还想说他要同她结婚，但接触到她的目光，发觉其中有一种粗野可怕、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神色，他不敢开口了。

探望的时间结束了。玛丝洛娃站起来，顺从地等待人家把她带回牢房。

“再见，我还有许多话要对您说，可是，您看，现在没时间了。”聂赫留朵夫说着伸出一只手。“我还要来的。”

“话好像都已说了……”

她伸出一只手，但是没有同他握。

“不，我要设法找个可以说话的地方再同您见面，我还有些非常重要的话要对您说。”聂赫留朵夫说。

“好的，那您就来吧。”她说，做出一种要讨男人喜欢的媚笑。

“您对我来说比妹妹还亲哪！”聂赫留朵夫说。

“真怪！”她又说了一遍，接着摇摇头，向铁栅栏那边走去。

（选自列夫·托尔斯泰《复活》，有删改）

大卫·科波菲尔（节选）

狄更斯

如今，我对世事已有足够了解，因而几乎对任何事物都不再引以为怪了。不过像我这样小小年纪就如此轻易地遭人遗弃，即使是现在，也不免使我感到有点儿吃惊。好端端一个极有才华、观察力强、聪明热情、敏感机灵的孩子，突然身心两伤，可居然没有人出来为他说一句话，我觉得这实在是咄咄怪事。没有一个人出来为我说一句话，于是在我十岁那年，我就成了谋得斯通-格林比货行里的一名小童工了。

谋得斯通-格林比货行坐落在河边，位于黑衣修士区。那地方经过后来的改建，现在已经变了样了。当年那儿是一条狭窄的街道，街道尽头的一座房子，就是这家货行。街道曲曲弯弯直达河边，尽头处有几级台阶，供人们上船下船之用。货行的房子又破又旧，有个自用的小码头和码头相连，涨潮时是一片水，退潮时是一片泥。这座房子真正是老鼠横行的地方。它那些镶有护墙板的房间，我敢说，经过上百年的尘污烟熏，已经分辨不出是什么色了；它的地板和楼梯都已腐烂；地下室里，成群的灰色大老鼠东奔西窜，吱吱乱叫；这儿到处是污垢和腐臭：凡此种种，在我的心里，已不是多年前的事，而是此时此刻眼前的情景了。它们全都出现在我的眼前，就跟当年那倒霉的日子里，我颤抖的手被昆宁先生握着，第一次置身其间时见到的完全一样。

谋得斯通-格林比货行跟各色人等都有生意上的往来，不过其中重要的一项是给一些邮船供应葡萄酒和烈性酒。我现在已经记不起这些船主要开往什么地方，不过我想，其中有些是开往东印度群岛和西印度群岛的。我现在还记得，这种买卖的结果之一是有了许多空瓶子。于是有一些大人和小孩就着亮光检查这些瓶子，扔掉破裂的，把完好的洗刷干净。摆弄完空瓶子，就往装满酒的瓶子上贴标签，塞上合适的软木塞，或者是在软木塞上封上火漆，盖上印然后还得把完工的瓶子装箱。这全是我的活儿，我就是雇来干这些活儿的孩子中的一个。

连我在内，我们一共三四个人。我干活儿的地方，就在货行的一个角落里。昆宁先生要是高兴，他只要站在账房间他那张凳子最低的一根横档上，就能从账桌上面的那个窗子里看到我。在我如此荣幸地开始独自谋生的第一天早上，童工中年纪最大的那个奉命前来教我怎样干活儿。他叫米克·沃克，身上系一条破围裙，头上戴顶纸帽子。他告诉我，他父亲是个船夫，在伦敦市长就职日，曾戴着黑色天鹅绒帽子参加步行仪仗队。他还告诉我，我们的主要伙伴是另一个男孩，在给我介绍时，我觉得他的名字很古怪，叫粉白·土豆。后来我才发现，原来这并不是这个孩子起初的名字，而是货行里的人给他取的诨名，因为他面色灰白，像煮熟的土豆般粉白。粉白的父亲是个运水夫，还兼做消防队员，以此受雇于一家大剧院。他家还有别的亲人——我想是他的妹妹吧——在那儿扮演哑剧中的小鬼。

我竟沦落到跟这样一班人为伍，内心隐藏的痛苦，真是无法用言语表达。我把这些天天在一起的伙伴跟我幸福的孩提时代的那些伙伴作了比较——更不要说跟斯蒂福思、特雷尔那班人比较了——我觉得，想成为一个有学问、有名望的人的希望，已在我胸中破灭了。当时我感到绝望极了，对自己所处的地位深深地感到羞辱。我年轻的心里痛苦地认定，我过去所学的、所想的、所喜爱的，以及激发我想象力和上进心的一切，都将一天天地渐渐离我而去，永远不再回来了，凡此种种，全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之中，绝非笔墨所能诉说。那天上午，每当米克·沃克离开时，我的眼泪就直往下掉，混进了我用来洗瓶子的水中。我呜咽着，仿佛我的心窝也有了一道裂口，随时都有爆炸的危险似的。

戏剧需要激情

余秋雨

戏剧需要激情。列•托尔斯泰对“艺术”下了一个简单明确的定义：“作者所体验过的感情感染了观众或听众，这就是艺术。”别林斯基认为“激情”是一切诗歌体裁所必有的，而且，他还说：“（激情）这个字眼，在谈戏剧时最经常地被人采用，因为就其本质来说，戏剧是最富有激情的诗歌体裁……”剧作家和观众交流的媒介是形象，而只有用激情熔铸起来的形象，才具有真正的审美价值。

剧作家从现实生活中发掘出来的思想是一部剧作的灵魂，正是它，赋予剧作家的产品以一定的社会价值；戏剧最忌的是理性说教，思想必须饱含激情，才能对观众产生巨大的感染力。戏剧的基本手段是动作，而动作不过是激发感情共鸣的有力手段，如果动作不能产生感情反应，它就失去了自己固有的意义。在不同种类的剧作中，激情可能产生不同的效果，它有时引起观众热泪盈眶，有时使他们开怀大笑，有时促使他们深思冥想；但却不能没有它，失去了它，剧本就不能唤起观众的共鸣。在不同风格的剧作中，有的激情汹涌澎湃，有如奔腾咆哮的江水；有的感情含而不露，就像水渗沙石之中……   可是，如果没有它，剧本就成了一片龟裂的干河，是没有生命的。

剧作家需要技巧，但更需要激情。一位技巧娴熟但却没有激情的作家，最多只能成为熟练的匠人。剧本不能没有戏剧性，可是，戏剧更需要激情的滋养，否则，它就会是没有生命的枯木干枝，难成茂叶繁花之美。

戏剧需要戏剧性，但也需要抒情性。两者应该是并行不悖，水乳交融，相得益彰的。

不过，谈到“抒情”，人们首先会想到诗，特别是抒情诗。抒情诗要求通过凝练．节奏鲜明．感情色彩浓厚的语言，抒发诗人对现实世界的内心感受，引起读者．听众的强烈共鸣。戏剧要求的是贯穿的动作，是鲜明的人物性格，是完整．紧凑的情节，而这些却是抒情诗所不能容纳的；如果不顾戏剧的特性，在剧本中让人物脱离剧情发展去大抒其情，又会造成剧情的停滞。从这个角度来说，戏剧和抒情似乎是对立的。

可是，各种文学样式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对立，都是相对的。别林斯基把抒情性称为“一切诗的生命和灵魂”，他认为“抒情性像元素一样进入一切其他种类的诗中，使之活跃起来，有如普罗米修斯的火焰鼓舞了宙斯的造物”。他还说：“如果没有抒情性，史诗和戏剧就会过于平淡，变得对自己的内容冷漠无情。”他的看法无疑是正确的。

历史是人类精神的基本构造，是人类的思维形式，离开了历史就不会有人类的思维。历史是对过去的讲述，无比巨大、混沌一团的过去中被赋予了秩序和意义并且被讲述出来的那很小很小的一部分，才是我们所说的历史。

从过去中选择原料、组织模型和生产历史，是人类最古老、最基本的智力活动，而对历史的生成、演变、发展和应用这个过程进行考察的学科就是历史学。既然我们无时无刻不在使用历史，对所使用的历史本身进行考察，确保历史知识的正确与准确，适当地使用而不是滥用或错用历史，就关乎人类的精神健康与心智发育，这正是历史学家的职责。确保这一职责得以履行的，就是历史学家的美德。

什么是历史学家的美德？一般人首先想到的是“求真”。然而求真不是美德，求真是历史的本性。没有人会说他讲述的历史不够真实，所有人在使用历史时都深信或至少宣称这个历史是真实的。这是由历史在人类精神活动中的本质属性决定的，讲述真实的过去、忠诚于事实，是历史唯一的特性。当然，许多曾经被认为真实的历史，后来逐渐被排除在历史之外，而归入神话、伪史或编造。历史学的历史表明，太多的历史都已被剔除在历史之外，过去的许多历史知识现在已经被归入神话或伪史。各个文化、各个时代的大多数历史学家都秉持求真的职业精神，然而他们还是会自觉不自觉地制造神话与伪史。求真几乎可以等同于历史学的职业本身，还不能说是一种品德。

那么什么是历史学家的美德呢？历史学家有三大美德：批判、怀疑和想象力。

因为历史如此有用，生产伪史、篡改历史、制造遗忘，以及滥用或错用历史，就是历史应用的基本形态之一。过去当然是确定无疑的、已经发生的、唯一的，但事实上人们总是因眼前的需要而把过去那个“唯一”改写为“多种”。我们所知道的过去就是多种多样的、非常复杂的，充满了可能性，是基于一代又一代、一群又一群人的需要而反复改写的结果。从古至今积累了巨量的历史知识库，今天研究历史、写历史的人，主要是面对这个巨量的知识库重新选择和组织素材，赋予目的和意义，这样就写出了新的历史。通过对已知的历史进行考察，确认或者否定前人的某些讲述，在新的问题意识之下生产出新的历史知识。历史并非无中生有，而是有中生有，是从已有的历史当中生产出新的历史来。

我们面对旧的历史知识，首先需要的是批判和怀疑。批判性思维是人类理性的基础，历史思维的价值就在其批判性。我们熟悉的历史，包含着大量的神话与伪史，其中有些将会被揭穿、剔除和取代，有些则因史料匮乏、证据单一而使质疑者无可奈何。怀疑与批判的美德使我们不仅勇于揭破神话、创造新知，而且有助于我们在那些暂时难以撼动的新老神话面前保持警惕、保持距离。如果沉浸在已有论述中不加怀疑、不加批判，那就成了旧历史的囚徒，就失去了选择的能力。没有选择能力，就不会有选择不同方式观察自己的能力，也就不可能生产出新的历史知识。史料自己不会说话，史料不是透明的、无辜的，它们是在特定情形下、由特定作者因特定目的为特定读者写下的。批判和怀疑的品德帮助我们质疑陈说，提出论辩。论辩开掘出通向改变的道路。

想象力是历史研究的另一大美德。历史给拥有好奇心的人提供“替代性经验”，我们在想象中经历前人的经历。历史是人类思维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历史就是研究我们自己。访问过去好比访问外国，那里的人们跟我们有点像也有点不像，观察他们可以增加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历史是揭示人性的，但不是通过抽象的哲学方式，而是通过让我们经历他人的经历，认识我们共有的人性。

任何写下来的历史都仅仅是“真实历史”的一部分。史家必须选择：他要决定什么是重要的，并基于这个判断来确定故事的起点与终点。因为历史教给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多种可能、多种行动、多种方式、多个道路、多种结局。历史给我们提供了抗辩和异议的工具，抗辩和异议，提供了改变现实的可能。

历史学家为了现实、为了未来才去研究历史，不只是为了满足自己嗜古的偏好。为了确保当前社会走向期待中的未来，历史学家把过去邀请到现实中来，是为了看清楚我们究竟是如何从过去走到现在。这样，历史学家以回到过去、与过去对话的方式参与现实，以保护我们的未来。

历史会影响我们的未来，但是真正决定未来的，是我们的现实，是我们当前的立场、意志和选择，以及我们的行动。为此，作为历史学的从业者，应该珍视、保护并培育这三大美德：批判、怀疑和想象力。

（摘编自罗新《历史学家的美德》）

材料一：

人工智能（AI）是指在机器上实现类似乃至超越人类的感知、认知、行为等智能的系统。人工智能分为强人工智能和弱人工智能。强人工智能，也称通用人工智能，是指达到或超越人类水平的、能够自适应地应对外界环境挑战的、具有自我意识的人工智能。弱人工智能，也称狭义人工智能，是指人工系统实现专用或特定技能的智能，如人脸识别、机器翻译等。迄今为止大家熟悉的各种人工智能系统，都只实现了特定或专用的人类智能，属于弱人工智能系统。弱人工智能可以在单项上挑战人类，比如下围棋，人类已经不是人工智能的对手了。

中国是世界上人工智能研发和产业规模最大的国家之一。虽然我们在人工智能基础理论与算法、核心芯片与元器件、机器学习算法开源框架等方面起步较晚，但在国家人工智能优先发展策略、大数据规模、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与产业规模、青年人才数量等方面具有优势。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挑战与机遇同在，机遇大于挑战。尽管是后来者，但我们市场规模大，青年人多，奋斗精神强，长期来看更有优势。我们可以预见，本世纪中叶前后人工智能可能会带来下一次工业革命，影响百年。当然，现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储备还远没有达到开启智能时代的量级，还需要持续积累和创新。现在的计算机体系结构，还无法满足实现强人工智能的需求。未来可能的突破方向包括人工智能基础理论与算法、类脑计算、生物计算、量子计算等。

人工智能把我们从简单重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更有利于人类充分挖掘自己的智能潜力。面对即将到来的智能社会，我们应该以积极态度拥抱变化。与其担忧工作被抢走，不如与机器“共勉”，机器尚在持续学习，我们人类难道不应该更加努力学习、终身学习吗？

（摘编自高文、黄铁军《人工智能带领人类——从信息社会迈向智能社会》）

材料二：

近段时间，人工智能“续写”文学名著的现象受到舆论的广泛关注。在人工智能的“作品”中，“林黛玉大战孙悟空”之类“脑洞大开”的情节纷纷亮相，大大超出了一般人的预料。一时间，围绕着人工智能的“创作能力”，产生了不少讨论。许多人不禁想问：人工智能在创作领域能否取代人类？

其实，这已经不是人工智能第一次在世人面前展现“创作能力”。但事实上，人工智能的“创作”基于强大的算法与数据储备，背后是严密的逻辑与计算，与人类的艺术创作有本质不同。当下的人工智能再“智能”，也不具有情感与思想，而文学创作区别于其他事物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它是人类情感与思想的表达，必然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

美国文学理论家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指出：文学是凝聚着个体体验的、沟通着人际情感交流的语言艺术。钱谷融先生也提出过“文学是人学”。说到底，文学创作是一种精神活动，真正有价值的文学作品都具有极强的个人思想与情感表达力，人工智能仅凭数据计算，并不足以使其获得这一能力。

中国古人讲：“文章憎命达。”作者特殊的人生经历，造就了许多独特的文学作品。如果没有个体与国家的苦难，杜甫很难写出“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这样的千古名句。同理，《红楼梦》这样伟大的作品也饱含了作者的血泪。情感的抒发、改造与升华，造就了动人心魄的佳作。这些与人紧密相关的东西，很难在人工智能身上得到体现。

从这一点来说，人工智能就算写出来的作品再“像样”，也无法取代人类进行真正的文学创作。其最高的上限，也只不过是精巧的“模拟创作”——这些成果看起来像文学作品，但本质上并不是真正的创作。

当然，如果我们放宽对“创作”的定义，还是应当承认：人工智能的写作，在很多领域有不小的价值，甚至可以取代一部分人类的工作。此前，有人提出可以在媒体领域引入人工智能，辅助新闻写作。而中国地震台网的人工智能写作机器人，已经可以在短短几秒钟的时间里，发布最新的地震消息。仅就速度而言，动作再快的媒体人也不可能比人工智能更快。不过，即便是在新闻写作上，人工智能也无法彻底取代人类。对新闻价值的判断，对新闻事件的点评与解读，都是超出人工智能能力之外的事。

人工智能对人类工作的取代情况，需要针对具体情况加以分析。利用人工智能服务我们的生活，这个思路没有问题。但是，我们也不必过于夸大人工智能的创作能力。即便有一天，科学进步到了人工智能可以代替人类开展几乎所有繁重劳动的地步，文学创作仍会是捍卫人类精神力量的宝贵园地。

（摘编自黄西蒙《人工智能真的能“创作”文学作品？》）

形象思维是借用形象来思考问题，是具体形象的变幻；逻辑思维是借用概念来思考问题，是逻辑的推演。

我们读诗、词、曲、散文、小说，实际上是在接收、玩味纸上的形象。李商隐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到底在说什么，他只给你“春蚕吐丝”“蜡炬成灰”这两个形象，你去想吧。人们想了一千多年，有琢磨不尽的美，文无第一，武无第二。逻辑思维之下，只有一个标准答案；形象思维之下，却有无穷的解。

元曲《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这里没有逻辑推理，没有因果关系，甚至没有一个动词，我们看到的只是形象。从“枯藤”到“断肠人”连用十一个具体形象，如拼图一样拼出一幅天涯旅人图，产生了震撼人心的美。这是形象思维的力量，逻辑思维办不到。

唐诗是诗歌这种艺术形式的高峰，实际上是形象运用的高峰，之后就跌落下来了。鲁迅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代已被做完。”总体而言，唐之后无好诗，是因为诗中的形象力下降，宋人的诗形象少得可怜，只剩下说理了，那些形成理障的作品，读来味同嚼蜡。

作品中的形象虽然是具体的，但它已不是自己而另有了象征。枯藤也早不是那个枯藤，昏鸦也早不是那个昏鸦，而是它们背后的情绪。人除了个体的思维，还参与群体思维，互相交流磨合，钱学森称之为“社会思维”。人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形成了许多约定俗成的“形象模块”，一一对应内心的某种情绪。比如绘画中，蓝色为冷，红色为热，黄色为暖。生活中，东风表欢悦，西风表悲愁。作者在抒情时不直接说出那个“情”字，而取一个形象来指代，美就这样产生了。辛弃疾本来要说愁，但说出口的却是“天凉好个秋”，孟郊本来要说中榜后的狂喜，说出口的则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都是用相应的形象来进行象征、比喻。所以，王国维说：“一切景语皆情语。”作者还常精选形象来最后压轴，这叫“结情于景”，余音绕梁，三日不绝。辛弃疾失意落魄，夜宿古寺忽被钟声惊醒：“老僧夜半误鸣钟。惊起西窗眠不得，卷地西风。”他不说心中的凄凉，却说“卷地西风”。蒋捷的《一剪梅》写乡愁，写时光流逝的无奈，结句却是“红了樱桃，绿了芭蕉”。这都成了传颂不衰的名句。

下面是笔者几篇写历史人物的文章，当然都是对这些人物的解析、褒奖和崇敬，但收尾时却无一字言情说理，而只取一形：

注意以上结尾，在大形象中分别添加了只属于他们个人标配的小形象来强化人物，细微处好像重要场合男人不同的领带和女人不同的胸花。这就是形象思维的象征性，一形胜千言。逻辑思维没有这个隐语效果，它必追求概念清楚，前因后果层层推理，是一种线性思维，形象思维有外溢的美，逻辑思维却只谨守规矩，只看脚下的路。

五彩成锦绣，变化才有美。形象思维把许多形象的模块有机地组合在一起，不分先后，没有因果，相互融合，浑然一体，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最后连模块本身也找不见了，只是一团美感。就像制酒，酒成后只闻酒香，不见高粱。这种随机组合，依据背景、语境的不同，可以变幻无穷。同是面对秋天的树林，“停车空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是积极兴奋的：“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是消极愁怨的。有时还将物、人的形象相融，像中国古代山水画，于深山古寺、茂林修竹间，点上几个小人儿，李渔有一段写芭蕉的小品：“蕉之易裁，十倍于竹，一二月即可成荫。坐其下者，男女皆入图画。”明明是写蕉，却突然请来人的形象，让其坐在蕉叶下，人的灵魂转附于蕉叶之上，顿然满纸生辉。

李白的“白发三千丈”，在逻辑思维框架下都不合理，但在形象思维框架下，不但合理，而且美丽、浪漫。这种美像瓷器的窑变一样，不可预知、永不重复，有时连作者都惊讶手中的笔怎么会走到这一步。

形象思维是画家手里的一个调色盘，可以随意蘸取颜色，明暗冷暖，掌控画面的情绪。比如笔者的《万里长城一红柳》写长城上一群环保志愿者的愉快生活，其中的一段也是借鉴《天净沙·秋思》，但置换了形象模块，就拼出另一种情绪：“长城古寺戍楼，蓝天绿野羊牛。栽树种瓜种豆。红柳树下，有缘人来聚首。”

又如《风沙行》，主要写风沙的肆虐和沙漠生活的艰苦，但这类文字多显沉重，有压抑感。这时就要扳回一点，拼入几个温暖可爱的形象：“沙地的可咏可叹之物还有许多。有一种红柳，生长很慢，极耐旱，枝通红。细枝可用来编筐子，我刚住下时房东送来一只新的红柳梦笙，横纹竖线，细编密织，就像是一只大红灯笼，红艳照人。放于墙角顿觉随室生群，寒窑生暖。”

“别看风沙脾气大，平歇下来也温柔可人。仲夏的夜晚，你一觉醒来正凉风过野，细沙打在窗纸上，簌簌唰唰，如春雨入梦，窗外月明在天，地白如霜，沙冬花暗香浮动。这时忆亲人，怀远方，心也温暖，情也安宁。”

总之，文章是靠形象的形状、颜色、声音、寓意等来创造和平衡美感的。

（节选自梁衡《形象思维与文章之美》）

鲁迅先生曾经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有意义的人生一定建立在对某些价值的相信之上，正因如此，价值的毁灭才构成真正的悲剧。

以曹雪芹笔下的金陵十二钗为例，李纨相信理，秦可卿沉醉于情，王熙凤痴迷于权力和财富，薛宝钗关心的是仕途经济，史湘云想把握当下的美好，妙玉则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林黛玉执着于纯粹的情感。她们认同不同的价值，选择不同的生活，但所有的这些价值最后都无一例外落空。《红楼梦》描述的毁灭，针对的不是某一种价值或人生，而是几乎所有的价值和人生；不是某一个人的毁灭，而是大观园的灰飞烟灭。当然，毁灭之后，作者仍然提供了一个出口，这个出口就是空门。在某种意义上，这个被视为觉悟的出口不过是另一种毁灭。《红楼梦》被视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悲剧作品，原因正在于这种彻底的毁灭。

构成悲剧的诸要素中，不幸和死亡一定是不可或缺的。最早的古希腊悲剧表现了命运的不可抗拒，无论是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弑父娶母的俄狄浦斯，还是杀死一双儿女的美狄亚，基于神的意志和人的性格，无奈或者悲惨的结局都无法避免。同时，其中蕴含的人对于自由、正义和伦理的追求，与命运的冲突和抗争，让悲剧充满了崇高的意味。而在莎士比亚的悲剧中，内在于人性和社会的矛盾，无一例外把罗密欧和朱丽叶、奥赛罗、安东尼和克里奥佩特拉等主人公带入死亡。

《红楼梦》似乎更接近于莎士比亚作品。整部小说描述的是处在欲望、情感、秩序、伦理、宗教之间的心灵冲突和生命挣扎，不幸和死亡贯穿其中。十二钗中，元春、迎春、秦可卿、王熙凤、林黛玉的生命各个不同，却都无法躲过香消玉殒的结局。而在十二钗之外，作者不断地安排着冯渊、贾瑞、林如海、宝珠、秦钟、秦业、金钏儿、尤三姐、尤二姐、晴雯等的死亡。每个人的悲剧被安放得自然而然又合情合理，更突出了生命和世界之间无法克服的矛盾。

哲学家牟宗三曾经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红楼梦》的悲剧，一是人生见地之不同，二是兴亡盛衰之无常。但真正说来，人生见地之不同只是导致某些不幸发生的具体原因，贾政、王夫人、元春、王熙凤等的人生见地和林黛玉、贾宝玉不同，直接导致宝黛之间的爱情无法得到亲人们的祝福。贾府主人们优先考虑的是家族权力和财富的延续，而不是两个年轻人的感受。

坚固的权力和财富等足以压倒一切柔软的东西，让有情之天下无法充分地实现出来。但根本说来，这种悲剧的核心是通过无常的变化呈现一切美好事物的稍纵即逝，以揭示生命、世界和价值的虚无本性。

《红楼梦》在真假有无的追问中把幻灭感渲染到极致。对“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越是执着，“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带来的心灵冲击就越强烈。“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由入世而离尘，是主人公贾宝玉的生命轨迹，也是无常和虚无的展开之所。

刻骨铭心的木石前盟、波澜壮阔的情感冲突、悲欢离合的往复循环、生离死别的亲历旁观，宝玉一直感受着这个爱他、也被他所爱的世界，不断感受着爱在这个复杂世界的纠结和无奈。这个世界像一个巨大的网络，处在中心的宝玉被来自各个方向的力量撕扯着。他无法阻止任何不幸事情的发生，更谈不上对这个世界进行任何有意义的改变。被无力感笼罩着的宝玉，对这个世界从热爱和执着变为失望和绝望。而在这种绝望中，宝玉发现了另外一个自己，觉悟到世界虚无本性的自己，这个自己充满了力量。这种力量呈现出来，不是如姽婳将军林四娘那样和这个世界的直接抗争，而是告别：觉悟到虚无的宝玉和贾府的告别，和自己“宝玉”身份的告别。告别也是一种抗争，是选择另外一种人生，这也是宝玉唯一能够自主选择的人生。在经历了世间的种种纷扰之后，炽热而跃动的心渐渐冷寂，宝玉只想在大荒山青埂峰无稽崖下做一块无用的石头。

但是人的伟大在于可以通过思想创造一个世界，属于每一个人的世界。在虚无的废墟和荒漠之上，美好的东西获得了一个更坚固的根基。这个坚固根基的核心是矛盾和紧张，在入世和离尘之间、在相信和怀疑之间、在真假有无之间。《红楼梦》帮我们清理了地基，矗立起什么，取决于我们自己。

我一直相信，任何一种思考都通向一个更好的世界，其中有美好的爱情、亲情、友情，有更适合保证这些美好事物存在的环境。作为一个永远无法完成的精神性的存在，人们深知这个世界永远无法完美，悲剧、残缺和遗憾无处不在，但对于它们的理解和接受就足以让我们更加强大，也更有力量去追求那些值得追求的东西。

（摘编自王博《〈红楼梦〉的悲剧让美好的东西获得根基》）

材料一：

在唐以前的古代文学中，以忧患感为基调的作品是很多的。这些作品大致上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所体现的主要是对于自己及亲友的命运而引起的忧患感，如宋玉《九辩》。第二类则是内涵更为深广的忧世之作，例如《诗经》中的《载驰》《正月》。这后一种倾向可以说是我国古代文学中最优秀的传统之一，其代表人物是屈原。

屈原的作品，无一例外地蒙着一层浓重的忧患情调。关于《离骚》，诚如司马迁所云，屈原“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关于《九章》，从首章《惜诵》“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到末章《悲回风》“悲回风之摇蕙兮，心冤结而内伤”，忧患之感与《离骚》完全相同。屈赋对读者的强烈感染力主要来自它所蕴涵的忧患感，这种忧患感当然包含着诗人“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痛苦，“美人迟暮”的惆怅，但是更重要的则是诗人对于国家、人民的命运的危机感：“曾不知夏之为丘兮，孰两东门之可芜”，“宁溘死而流亡兮，恐祸殃之有再”。

那么，在屈原的时代，楚国是不是已经岌岌可危了呢？据史书记载，它当时还是一个“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的强国。在屈原生前，楚国虽然在与秦国的战争中几次失利，但并未濒于灭亡的危险。屈原作品中那种仿佛大难已经迫于眉睫的气氛，与其说是反映了当时楚国的实际形势，倒不如说是反映了诗人心中基于对现实的预感而产生的忧患意识，而这种预感和忧患意识正来源于诗人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强烈的责任感。

屈原曾经被楚怀王委以重任，但是他不久就受到一连串的诬陷、疏远、放逐。在那个辩士四处奔走、朝秦暮楚的时代，屈原却情愿在“乃猿狖之所居”的流放地行吟泽畔，仍然以“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坚毅精神忍受着巨大的痛苦，时时刻刻把国家、人民的命运放在心上，仍然强烈地感到自己对于国家、人民的责任：“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甚至当他要想以身殉国时，仍念念不忘国家的政治，并以古代的贤臣作为自己的榜样：“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虽然屈原的忧世预言与历史的实际进程相符合的程度不一致，但是，他怀着对国家、人民的命运的巨大关切，具有对于现实生活的深邃的洞察力，因而能够极其敏锐地觉察到当时政治、社会中各种形式的隐患。这种对于历史演变的深刻预感和忧患感是难以为常人所理解的，所以屈原的忠谏始终不被楚王采纳。这样，他在当时就处于一种非常孤独的境地。屈原反复悲叹：“国无人莫我知兮”“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

这种深沉的孤独感主要是由于拳拳忠忱和侃侃说言不为朝廷所接受。只有对国家、人民的命运怀有强烈的责任感，对自己的事业，理想的正义性怀有强烈的自信心，才能产生足以抗拒这种孤独感的精神力量。

（摘编自程千帆 莫砺锋《忧患感和责任感》）

材料二：

《离骚》全诗可分为三段：正文可分为前，后两个部分，“《乱》曰”是全诗的尾声与总结。

从“帝高阳之苗裔兮”至“岂余心之可惩”为前半部分，是写“骚”，写“忧”，写诗人现实政治生活中的斗争、矛盾、幽愤和痛苦。

在前半部分中，诗人抒写着“灵修浩荡”“皇舆败绩”“众女谣诼”“芳泽杂糅”的政治乱象，又强烈地感受到“草木零落”“美人迟暮”的人生忧愁。政治斗争的严重挫败，现实与理想的悬殊背离，给屈原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和深巨的忧愤。他抑止不住满腔的愤懑，反复诉说着自己无比失望、孤独、幽怨、孤疑的情绪，重重的忧郁、怨望、苦闷、彷徨，重重地压在心头。

前半部分的基本内容和感情基调，就是一个“骚”字，就是司马迁所说的“忧愁幽思”。那么，出路在哪里？诗人将如何“离”开这无边的“忧”愁？于是，便进入了后半部的描写——

从“女媭之婵媛兮”至“蜷局顾而不行”为后半部分。诗人紧承前半之“骚”之“忧”而写“离”，写为“离”开忧愁、解脱痛苦“上下求索”的不懈奋斗，写为实现“美政”理想而“求帝”“求女”的幻想经历。

当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的现实世界“无路可走”之时，矢志不渝的诗人将他不屈的目光、深邃的思绪，投向了幻想的天际。诗人不顾“女媭”的劝说，否定明哲保身的逃避，而满怀虔诚的期冀，踏上上下求索的征程。但是“求帝”“求女”的不遇，不仅宣告了实现“美政”理想的无望，同时也宣告了“离骚”的失败。欲“离骚”而“骚”难“离”，忧患犹在，痛苦依然。

接下去，诗人又幻想着向灵氛、巫咸求助，灵氛、巫咸劝诗人去国远游，而诗人准备离去之时，远远地望见了故国的大地，“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自己根本无法离开生长于斯的旧乡故土！

一篇《离骚》之诗，本为“离骚”而设，却历尽千回百折，数经心力交瘁，仍然是“骚”而未“离”，“忧”而未“解”。长达二千五百言的正文已经结束了，但此时的主人公，“骚”仍未“离”。茫茫环宇，何处是归程？

“《乱》曰”部分总结全诗，点明主题：“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是终极意义上的“离骚”，是全部忧怨、痛苦的最高形式的解脱。

“《乱》曰”五句呼应诗题，点明了全诗“离骚”的基本线索：“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是“骚”，“又何怀乎故都”是“离”；“既莫足与为美政兮”是“骚”，“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是“离”。

既不能去，又不能忍，这样就把矛盾推向高峰，“死”的问题便被尖锐地提出来了。《乱》的“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最终表明要追殷代贤臣彭咸而投水而死。“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是终极意义上的“离骚”，是全部忧怨、痛苦的最高形式的解脱。

（摘编自何新文 彭安湘《离去现实忧患、解脱生命痛苦》）

牵手

范小青

曾明的眼睛不是一下子坏了的，他先是得了一种眼病，医生就预言曾明的眼睛不行了。最后曾明真的成了一个盲人。

在黑暗的世界中生存下去，这就是曾明必须选择的路。曾明被介绍到街道办的福利工厂去工作，往一块小小的金属板上辗螺丝。上班的时候，把一台收音机开着，节目很丰富，多半是直播形式的，盲人们常常放下手里的活，给电台打热线电话，曾明很快就被吸引，觉得生活有意味得多了。

辗螺丝对曾明来说，真是小菜一碟，进厂不多久，就已经很熟练。有一天曾明起身去方便，不小心和邻近的老陶撞了一下，金属板翻到了一处，他们一起蹲下来拣金属板。才拣了几十只，曾明就再也摸不着了，便有些急，道：“我做了一百只了，怎么只有这一点点？”

老陶随口回道：“这么凑巧哇，刚好一百。”

“我数到一百，才起身去上厕所。”

几个人笑了起来，曾明道：“你们的意思，是我瞎说？”

没人回答曾明的问题，曾明便起身找负责人，负责人听了，也是一笑，道：“算了，又不计件，不要计较了吧。”

“凡事总有个道理。”

“扯不上，工资又不挂钩……”

曾明再没有说话。晚上回家听电台节目，曾明打了一个热线电话，把事情说了，主持人告诉他，这算是一种病态心理，解除的最好办法，就是找人倾诉。主持人告诉曾明，曾明住处不远的另一条街上，有一位在街道办事处做调解的刘主任，建议曾明找那位刘主任说说，刘主任是调解战线的先进。

曾明在某一天果真找到那地方去，人们把他引到主任的办公室时，曾明听到刘主任正在调解民事纠纷，他听主任说得在情在理，很快就把当事双方说通了，高兴而去。曾明听到喝水的声音，接着刘主任问他：“你是不是我们这个街道的？”

“是，是电台的主持人叫我来的。”

“是小丁吧，他常常介绍人来我这里。”

曾明就把事情说了，说罢却有好一阵没有听到刘主任的声音，只觉得周围有一种沉静压抑的气氛，曾明还以为刘主任出去了呢，忍不住问道：“你在吗？”

刘主任说：“我在……”停顿一下，问道：“你是盲人？”

曾明心下有些奇怪，但并没有往深里想，只是点头道：“是的，得了一种奇怪的眼病，医不好。”

“这么说来，你失明的时间不很长？”在曾明的感觉中，刘主任的声音好像离得很远。

“半年吧。”

“你……”刘主任又停顿了一下，问道：“你失明以后，做梦吗？”曾明愣了一下，摇了摇头。

刘主任又问一遍：“你失明以后，做梦吗？”

“没，好像没有梦见过什么。”他不明白刘主任问他这个做什么，或许是一种心理治疗。

“盲人做梦，若能看见东西，古时候称作天眼开。”

曾明想了想，说：“那恐怕说的是先天的盲人吧，像我们这样，应该是能做梦的，人若盲了，已经够痛苦，若连梦也做不起来，那就更惨，不能这么不公平吧。”

“我想也是，只是盲人不做梦，这是事实呀。”

“你怎么知道？”

刘主任没有回答曾明的这个问题，却回到了曾明的主题上，说：“你心中的这股气，其实不是对着老陶的，你说是不是？从根本上说你对于自己的失明一直郁闷不平，看起来你已经适应了失明以后的生活，其实你并没有适应，你还需要继续适应……”

曾明打断刘主任的话：“没有失明的人，怎么能够体验失明人的滋味，就像你，怕是不能体谅我的心情吧。”

刘主任笑了一下，说：“也许吧……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说，在盲人中，是先天的盲人更痛苦呢，还是后天的失明更痛苦？”

曾明一时回答不出来。

刘主任说：“这个问题我总是想不明白，我总是在想……”下面的话被一阵人声打断，有人进来说道：“刘主任，又来人了。”

曾明知道刘主任有工作了，便站起来道：“刘主任，你忙，我先走了，过日我再过来就是。”

刘主任说：“好，我领你出去。”就有一只热乎乎的手伸过来。一路过来，刘主任没有和曾明说话，曾明再一次感受到在刘主任办公室里感觉到的那种沉静压抑。

曾明继续到福利厂上班，大家和他仍像以前一样亲切，好像谁都不记得曾经有过一丝不愉快的事情。一天夜里，曾明做了一个梦，梦见刘主任对他说：“你怎么不来了？我很想你。”醒来后，曾明的心里有些不宁。过了几天，他又到刘主任那里去，这一回曾明只让人把他引到走廊端头，他自己沿着走廊，很快摸到了刘主任的办公室，进去，刘主任说：“我已经听到了你的脚步声。”

曾明说：“你的耳朵真好。”

刘主任说：“你来得正好，今天是我的休息日，我们一起出去走走好吗？”

“到哪里？”

“到那地方你就知道。”

一只热乎乎的手伸过来，曾明的手被那只手牵着，他们一起往外走，以曾明的感觉，好像到了一个类似公园的地方。

“你听到了什么？”

“鸟叫，很多很多的鸟。”

刘主任笑了，说：“是的，他们都在这里遛鸟，今天比赛。”

曾明说：“比什么？”

“比鸟的叫声。”

在一片叽喳的鸟鸣声中，曾明突然感觉到自己内心一片明亮，刘主任的热乎乎的手又伸过来牵住了他的手，说：“走，我们上那边看看去。”

他们牵着手走了几步，曾明听到身边有人在说话，他们说，瞧，两个瞎子手牵着手在走路呢。

（有删改）

清澈

赵瑜

抵达贵德以后，我开始思考一条江河的命名问题。

黄河，以水的颜色呈混浊的黄色而得名。这样的命名充满了地域的局限。向上游走，发现，在青海的贵德，黄河是清澈的。

同行的人拍视频抒情，说，黄河真绿啊。竟然像一个语病。

我便拍照。拍完照，在相机里看到了清澈的黄河，觉得水流和人一样，生活在不同的地方，便有不同的性格，

一行人，都在贵德的尕让乡松巴村附近取了一小瓶水。我搜了一下，我所在的位置距离我的家乡兰考县有一千五百多公里。

如果我不取这样一小瓶水，这些水迟早也会流向我的家乡。只是，这些清澈的流水，从青海省流出，要走五千公里的水路，才能抵达我的家乡。

如果一个人，从青海奔波，走到数千公里以外的地方，那么，这个人还是在青海时的那个人吗？是的，没有变。而水呢？这些水融入黄河里，流经河套和山区，过四川，入甘肃，再过宁夏进入内蒙古，①    “几”字形在内蒙古境内写完 ， 转入陕西和山西，才能进入河南。

我与黄河的关系，在青海变得模糊了。②黄河给了我什么？

黄河距离我的童年相当远。我所生活的乡村是黄河的支流，那些小河和池塘装满了20世纪80年代的蛙鸣。但是，我以及我的父母亲，从来没有觉得黄河对我们有什么用处。

因为，每一年，春夏或者初秋，需要浇地的时候，我所生活的乡村缺水。河流里没有水，父亲便拉着水去浇地。装水的设备是一个厚塑料袋。因为架子车并不平整，路也是泥洼路，所以，拉水的时候，装水的塑料袋会被架子车刺破。每每这个时候，我便派上了用场。父亲在前面拉车，小小年纪的我，坐在车子上，用手抓住向外溢水的地方。

而作为孩子的我，最关心的是，那个水袋子里，有时候会有两三只蝌蚪。我求着父亲用舀水的马瓢盛着那几只小蝌蚪，等再去家后面的大坑里装水的时候，将蝌蚪放进水里。

夏天的大雨将村庄里的人赶到了房间里，村子里唯一的一口井，便会被大雨灌满。青蛙、树枝以及废弃的衣物会落入井里。

有时候，大人们会用铁桶将井里的东西全都打捞出来以后，再往家里的水缸里挑水。

刚打上来的井水，孩子们若是想喝，大人们往往会让孩子等一等，说是要澄一澄，澄清了，水才能喝。

河里有了水，水从我们村庄流向别的村庄，再从别的村庄流向更遥远的村庄。我们在河里，淘洗割的草，在河里将夏天打发掉。有时候，我们跟着流水跑，想看看，这条河流到了多远的地方。直到我们累得趴下了，才发现，河流仿佛是没有尽头的。

这是河流给我最初的教育。

第一次见黄河水，却已经是多年以后。我上了大学，在离家乡不远的小城，黄河就在城北不远处。

我们一群写诗的人，去黄河边上找诗句。

一群人，带了米，带了锅，带了几根胡萝卜。

我们在黄河滩上支起了一口锅，捡了干枯的芦苇，用黄河水煮了一锅米饭。果然，黄河水是黄的。那是20世纪90年代的黄河，河面安静，有水鸟，也有船只。

黄河从此不只是幼年时的想象，不仅被我们写成了诗句，还煮成了一锅饭，吃到了胃里。那米粒有黄河水的味道，碱性的黄河水适合煮饭，黏稠，混浊，还有一种母亲的味道。说黄河是母亲河，更多的是黄河水养育了岸边的人。

因为河里有鱼，河水澄清了，可以煮饭、洗衣，也可以洗干净我们的身体和灵魂。工作以后，我看了长江，见了大海、高原上的湖泊，还会坐邮轮出国旅行，都是在水上。我的认知的部分，一点点地扩大，从乡村的河流开始，我一步步走到了海边。

然而，让人疑惑的是，无论我多么愿意承认自己的改变，我几乎欢呼自己对故乡的背叛，但是，有一点，我无法摆脱，那使是，我对水的认知。或身体里，最初的水，是黄河里的水。③如果说人的身体是一个地域，那么，黄河就是我的水土。黄河被我随身携带，成为身份里的一弯流水，一声蛙鸣。

不论我走多远，内心里的黄河都是混浊的。那种混浊感，在幼小的时候，并不知道，这是一种肤色，或者是思想的烙印。而成年以后，每一次从家乡出发，向中国的各个地方行走，交谈，饮食，我才能感觉到，我的局限是黄河，我的判断的依据是黄河边上的庄稼，而我的人性的底色，是在黄河边生活了大半生的父母亲的有限。

灵魂在哪里，需要黄河流域的人不停地出走，才能找到。如果一个人一生都只生活在黄河岸边，我个人觉得，他们会被黄河捆绑。

然而，在贵德，我第一次见到如此清澈的黄河水，人生的某个逻辑仿佛一瞬间被瓦解。

④碧绿的黄河，像是一道光。照进了我思想的黑洞里。让我知道，事物的多重面向，以及，多个段落。

而我，生活在黄河中下流域，如果不来看一看贵德的黄河，便不知道，黄河的每一段都有不同的面貌。而这个世界，所有的真相，也都和黄河的段落一样，有多种描述。

所以，当我将那一小瓶碧绿的黄河水，写上标签放进盒子里的时候，我突然感觉，我放的不只是数滴清澈的黄河水，而是一段证据。

那些在日常生活里，我们看不到的真实，那些在家乡的地域里，我们想象不到的万物的长短，如今，都被我装进了那个小瓶子。

贵德，松巴村，清澈的黄河水，还有我仿佛已经理解的世事变化，都在这一段河流的清澈里找到了答案。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