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最早完整而系统的文学理论著述，陆机的《文赋》同《文心雕龙》《诗品》《沧浪诗话》等中国古代经典文论，是建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理论资源，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现代命题。例如，《文赋》对“艺术想象”问题的相关论述早于意大利批评家马佐尼的《〈神曲〉的辩护》1300多年，而它对言、象、意传统命题的拓展及其所对应体现的文本、世界、作者的三维关系，更是遥遥领先于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提出的“文学四要素”。《文赋》对“想象”问题的论述展示了在文学创作活动中作者、文本与世界三者之间的辩证转化关系，并呈现出如下特征。

其一，想象始于“观”。关于想象在写作构思中的样态和作用；陆机在《文赋》中有具体且富有原创性的论述，为后来刘勰《文心雕龙》中的“神思”说奠定了基础。陆机认为，想象始于“伫中区以玄览”，“伫”的致静与“玄览”的灵动既相对应又相统一。“伫”（或“佇”）即“久立”，蕴含长久孤独思索之意，它以“立”的姿态，表明创作者“致虚极，守静笃”的主动性；其与庄子“形似槁木，心如死灰”的“隐机而坐”具有本质的不同，庄子体于道，陆机致于言。因此，“虚静”应是创作构思的必要步骤，而非目的本身；以静“致”动，静以养“思”，“伫立”是为了.更深刻细微地“玄观”宇宙；文学创作的“艺术想象”正是从“观”万物并作、“瞻万物而思纷”开始的。

其二，想象经于“游”。想象始于“观”，还必经于“游”，方可从“眼”入“心”。在中国哲学中，“游”具有丰富的精神文化内涵，诸如孔子的“游于艺”、庄子的“逍遥游”、屈子的“浮游求女”等不同的思想面向，这种复杂性对《文赋》有明显的影响痕迹。陆机认为艺术想象的过程细微精妙，他强调“收视反听，耽思傍讯”，就是要摒弃外物之累，消除二元对立，实现物我合一的状态。在这里，“我”不再是观物的主体，而是与物同游、化合为物的精神显现。而“心游万仞”则是指物我合一的想象、遨游乃至沉思过程，对于这种精神游历状态，庄子“吾丧我”的描述更为形象。所不同的是，陆机强调鲜明的“存我”意识，因为《文赋》的写作目的是论述文学创作何以可能，只有“存我”才能实现从“物象”到“我思”的写作转化。

因此，《文赋》的“艺术想象”与庄子的以想象活动实现审美超越属于不同的问题场域，应分别对待。把外物之“观”转化为内心之“游”，实现从外到内的根本转变，这种转变对于文学创作具有决定性作用。写作如牛马反刍，若没有外“观”之积累，则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容易陷入“玄想”漫思之中，无法形成艺术之“象”；而没有内心之“游”，则无法摆脱“为文造情”的外在功利，无法实现“游于艺”的艺术欣赏，更无法达到“逍遥游”之“取象言道”的境界。

其三，想象即“赋形”。对于文学创作而言，以物我两忘的融合状态促发想象思维是重要的准备阶段，但不能止于此。想象是关于某种“象”的思，在创作者的想象活动中，其所想之“象”必然要不断清晰化、具象化、立体化，亦即想象的“赋形”。伴随着“情”的逐渐条理有序与理性化，寓身于情思的“物象”如漂浮散漫的片片白云，聚集成特征鲜明的具体“意象”。此“意象”已经不是观物之视、观物之闻的外在“物象”，而是转化成“胸中之竹”的“意中之象”，从“眼前之竹”到“胸中之竹”的转换性实现，体现了从“物”到“意”的真正蜕变，文学创作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因此，《文赋》中“想象”何以可能的命题呈现出文学创作构思的具象化过程，想象是从“物象”到“意象”的“赋形”转化过程。

其四，想象需“以言行事”。与西方强调纯粹的想象不同，陆机的艺术想象更为推崇如何“成文”这一具体目的，换言之，想象需“以言行事”。这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想象促使言说，并最终以言说的方式呈现出来；其二是想象本身即言说，想象以语言为基础。具体而言，文学写作最终以语言文字呈现，想象在兴“意”、聚“象”、成“言”等全过程中均发挥重要作用。从思到言，过程曲折艰难，“于是沈辞弗悦，若游鱼衔钩，而出重渊之深；浮藻联翩，若翰鸟缨缴，而坠曾云之峻”。一方面，通过运思活动来进行语言表述，虽然如重渊之中游鱼衔钩般不易，但终能穿破层云，准确击中飞鸟，进而实现文与思的协调，“沈辞”与“浮藻”在此均可指“意”形于“言”的过程；另一方面，“沈辞”与“浮藻”以“思”之顺畅、“言”之凝涩形成鲜明对比，从“沈辞”走向“浮藻”，体现出“思”在其中的根本促发作用。以“思”促“言”，

还需要兼收并蓄、推陈出新，“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荡涤文思是为“以言行事”做充分准备，文学想象的最终目的是写作。

总之，文学写作是言、象、意的辩证统一过程。写作赋予抽象物以具体形态，面对无声物则给它以声响，言、象、意在这一具体化、生动化、形象化的过程中协调共鸣；以“至小”之文统摄“至大”之辽阔神思，“言”既是“思”展现的载体，又构成“思”的内在根据。同时，“思”以“言”为基础，又以“言”为表征。

（摘编自彭成广《〈文赋〉：“想象”何以可能》）

如果到我国北方的大兴安岭中的某处针叶林里散一会儿步，你可能会出现一种错觉：不管朝哪个方向走走多远，遇见的好像基本都是那几种杉树或松树，很少遇到其它的树种。但如果到赤道周围的某片热带雨林去逛逛，你可能每走一步路都会遇见好几种之前没有见过的树，琳琅满目、应接不暇，反而很难遇见之前见过的那些树种。事实上，在热带的森林里，你可能难以见到一种树“扎堆”生长的情况，相反，一棵树旁更容易出现和它不同种的树。

科学家发现，在位于热带的巴拿马的巴鲁科罗拉多岛上，平均来说，一种树和与它同种树之间的距离，是和不同种树之间距离的三倍。按理说，越靠近一棵树的成年个体，土壤里这种树的种子密度应该越大，也更有可能出现另一棵同种大树。但在这个岛上，很多树和另一棵同种树之间的最近距离，甚至会大于其大多数种子能传播的距离。事实证明在靠近大树、种子掉落多的区域，反而不如离大树远、种子掉落更少的区域容易出现同种大树。

早在半个多世纪之前，科学家丹尼尔詹曾和约瑟夫·康奈尔就各自独立发现了这个现象，并分别发表文章提出：越接近与其同种的成年树木，种子和幼苗的存活率越低，这后来被称为詹曾-康奈尔假说。该假说认为，距成年树木越近，针对其种子或幼苗的特异性“天敌”就越多，比如只感染该树种的土壤病原体和专门以该树种种子或幼苗为食的植食性动物。这些特异性“天敌”通常会让这些树木周围的种子和幼苗，在发育为成年树木之前就得病死掉或被吃掉，从而抑制了该成年树周围同种树的生长。詹曾在他的论文中，描述了这个假说：尽管距离一棵成年大树越近，它的种子散播得越多，但由于特异性“天敌”的制约，反而让距离它更远的种子生长为另一棵成年大树的概率越高。所以，在距离成年大树足够远且种子能够到达的地方，才更可能生长出另一棵同种的大树。后来，其他研究者补充道，除了特异性“天敌”的作用，大树间对一些同物种特需营养物质的竞争，以及自毒作用，都可能会降低成年大树附近种子或幼苗的存活率。而正是这些作用，让靠近大树的区域里难以再长出同种大树，从而抑制了热带森林中同种树的密度过度增长，这个结果也被称为“同种负密度依赖”。大量的研究结果证明，“同种负密度依赖”普遍存在于热带甚至一些温带的森林里，并且越靠近赤道，其作用越强。

但是，热带森林中的大树对和自己不同种的大树的态度却截然不同。许多研究表明，大多数热带树种对同类的排斥，通常远大于与自己异种的树，都符合“同种负密度依赖”远大于“异种负密度依赖”的现象。也就是说，针对同类，它们过于“社恐”，但对于其它种的树，相比起来它们甚至有些“社牛”，可以说是非常双标。

在一般情况下，你也不必太担心数量稀少的“稀有物种”会在当地灭绝。那些“稀有树种”，之所以成为“稀有树种”，可能不是因为生存能力不如其它树，而是自己的存在抑制了附近同类的生长。因为一旦种群数量受到干扰，“同种负密度依赖”的作用就会解除，新的个体会迅速生长，使种群数量迅速恢复。另一方面，由于周围其它树的种子仍然被自己同种成年大树的“同种负密度依赖”作用抑制，因此这棵稀有树的种子和幼苗更容易在与其他树的竞争中胜出，成功生长为新的大树，取代原来那棵树的位置，使种群数量保持稳定。

（摘编自《如何让“社恐”变成“社牛”？建议向树学习一下》）

公众场所，社会交流，学习和生活中方言逐渐被普通话替代，引起了大众对方言的保护及传承的普遍关注。方言是各地区由于地域性差异而逐渐形成的语言，可以说方言是地方文化、风俗的活化石。对全世界来说，任何一种方言的消失都是一种损失，即意味着我们了解这一地区文化的最有效的途径消受了。

为了更好地找出方言衰落的原因以及人们对方言保护及传承的看法与态度，我们对社会上方言的存在现状进行了分析，将方言与普通话在各个地方进行比较，结果显示，有34.72%的人认为如今大部分地区方言逐渐被普通话取代，17.6%的人认为方言仍占据主要地位，47，68%的人认为普通语和方言共存共荣。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普通话已经在逐渐取代方言，使用方言交流不再是主流，但是普通话和方言在未来共存共荣是可以实现的。对于使用方言的优势与好处，大多数人持很同意的态度，只有极少数人不同意或者很不同意这种说法。对于使用方言的劣势与坏处，大多数人并没有太多看法，并且同意与不同意的人数比例相差不大，但是很不同意和很同意的人群也各占据一部分。通过计算均值，我们得出，在“方言的优势与好处”中，人们对“方言是地方文化的重要钮成”的认可度最高；在“方言的劣势与坏处”中，人们对“会引起不平等对持”“给生活和工作带来了不便”的认可度最低。

对于影响方言发展因素的评价，我们可以得到如下信息：

①普通话的全面推广对方言的发展具有一定影响，但是不会使方言逐渐被摒弃，因为方言作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有其存在的必要性。

②方言因为有其独特的语言特色以及情感，所以与普通话没有很大冲突，但仍有四成的被调查者认为方言在逐渐被普通话替代。

③几乎所有的被调查者都认为方言有其存在价值，是当地文化的象征。

④经济的发展对于方言还是具有一定的影响的。

我们分析出，在当今人们都有强烈的想保护方言的意识，但是在公众场所中大家还是更倾向于使用普通话进行交流，在本地区倾向于选择方言和普通话两者共同进行交流。经调查得知，在能听懂当地方言的情况下，当地人更倾向于使用方言进行交流。

在普通话的大力推广下，人们还是愿意继续保护方言、传承方言。被调查者们基本上都认为，在当今，方言是需要我们采取措施对其进行保护及传承的。因为方言不仅是各地区的交流工具，它更是中国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被调查者们并不是很了解政府，社会对方言所进行的保护及传承的工作。

方言的保护以及传承，首先需要我们将方言的宣传工作做好，因为大多数人并不了解方言的现状。其次，在调查中发现，放弃使用方言主要是因为会影响说普通话，由此我们建议可以培养孩子从小在方言和普通话的环境中成长。最后，通过调查可知，只要提出全面，适合的对策，接近95%的人愿意加入保护及传承方言的行列。通过对方言的各方面进行分析，根据收集到的意见和建议，我们从多个角度提出相应的对策，

（一）政府角度

政府部门是引领社会发展大方向的重要部门，因此对于方言的保护及传承需要政府部门的推动。由此我们从政府角度提出了以下几条可行的对策：

①设立保护方言的部门，对方言进行保护及宣传。

②设立保护方言的条例。

③建立方言博物馆，可以让人们更加地了解方言，更加有利于方言的传承。

（二）媒体角度

当代，媒体的传播影响力是我们不可忽视的力量，第一信息的获取及拓宽传播的广度都需要媒体的推助。由此我们从媒体角度提出了以下对策：

①通过分析，我们得知喜欢语言类节目的人群较多，可是对语言类的节日并没有过多的关注。因此媒体应开放电视，网络等平台，推送有关方言类节目的频道，比如有段时间，美国动画片《猫和老鼠》的方言译制片在全国热播。

②利用名人效应也是推动方言发展的重要途径，我们可以通过召集更多有影响力的各行业名人来推动保护及传承方言。

（三）自身角度

①希望大家以家乡方言为荣，不要排斥抵触。并为外省人介绍家乡方言，为家乡人宣传保护及传承方言的重要性。

②尊重使用方言的行为。尊重不同文化是一个文明社会的要求之一，正是因为文化的独特性才让文化变得灿烂和多样，我们应该规范自己的行为，尊重方言的使用。

③正确理解推广普通话与保护方言之间的关系。推广普通语势不可裆，但是保护和发展方言也责无旁贷。方言不只是一种语言形式，更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普通话的推广之下，方言不应被摒弃。方言是探讨每一个地区的不同价值的重要线索，也是我国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们应采取有效的措施对其进行保护及传承，不要等到消失之后才为之叹息。

最后，我们就此次调查作出以下总结；方言与普通话应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推广普通话和保护方言二者不是势同水火的，可以说二者是和谐统一的关系，我们要客观对待二者的关系，尊重规律，顺应发展。

（摘编自王雪纯 杨睿 何倩文 何丽丽《方言保护与传承的调查报告》）

雷雨（节选）

曹禺

景——全屋的气象是比较华丽的。这是十年前一个夏天的上午，在周宅的客厅里。屋中很气闷，郁热逼人，空气低压着。外面没有阳光，天空灰暗，是将要落暴雨的神气。

……

鲁贵 你还别忘了告诉你妈，你在这儿周公馆吃的好，喝的好，就是白天侍候太太少爷，晚上还是听她的话，回家睡觉。

鲁四凤 那倒不用告诉，妈自然会问你。

鲁贵 （得意）还有啦，钱，（贪婪地笑着）你手下也有许多钱啦！

鲁四凤 钱！？

鲁贵 这两年的工钱，赏钱，还有（慢慢地）那零零碎碎的，他们……

鲁四凤 （赶紧接下去，不愿听他要说的话）那您不是一块两块都要走了么？喝了！赌了！

鲁贵 （笑，掩饰自己）你看，你看，你又那样。急，急，急什么？我不跟你要钱。喂，我说，我说的是——（低声）他——不是也不断地塞给你钱花么？

鲁四凤 （惊讶地）他？谁呀？

鲁贵 （索性说出来）大少爷。

鲁四凤 （红脸，声略高，走到鲁贵面前）谁说大少爷给我钱？爸爸，您别又穷疯了，胡说乱道的。

鲁贵 （鄙笑着）好，好，好，没有，没有。反正这两年你不是存点钱么？（鄙吝地）我不是跟你要钱，你放心。我说啊，你等你妈来，把这些钱也给她瞧瞧，叫她也开开眼。

鲁四凤 哼，妈不像您，见钱就忘了命。（回到中间茶桌滤药）。

鲁贵 （坐在长沙发上）钱不钱，你没有你爸爸成么？你要不到这儿周家大公馆帮主儿，这两年尽听你妈妈的话，你能每天吃着喝着，这大热天还穿得上小纺绸么？

鲁四凤 （回过头）哼，妈是个本分人，念过书的，讲脸，舍不得把自己的女儿叫人家使唤。

鲁贵 什么脸不脸？又是你妈的那一套！你是谁家的小姐？——妈的，底下人的女儿，帮了人就失了身份啦。四凤（气得只看父亲，忽然厌恶地）爸，您看您那一脸的油，——您把老爷的鞋再擦擦吧。

鲁贵 （汹汹地）讲脸呢，又学你妈的那点穷骨头，你看她，她要脸！跑他妈的八百里外，女学堂里当老妈，为着一月八块钱，两年才回一趟家。这叫本分，还念过书呢；简直是没出息。

鲁四凤 （忍气）爸爸，您留几句回家说吧，这是人家周公馆！

鲁贵 咦，周公馆也挡不住我跟我女儿谈家务啊！我跟你说，你的妈……

鲁四凤 （突然）我可忍了好半天了。我跟您先说下，妈可是好容易才回一趟家。这次，也是看哥哥跟我来的。您要是再给她一个不痛快，我就把您这两年做的事都告诉哥哥。

鲁贵 我，我，我做了什么事啦？（觉得在女儿面前失了身份）喝点，赌点，玩点，这三样，我快五十的人啦，还怕他么？

鲁四凤 他才懒得管您这些事呢！——可是他每月从矿上寄给妈用的钱，您偷偷地花了，他知道了，就不会答应您！

鲁贵 那他敢怎么样，（高声地）他妈嫁给我，我就是他爸爸。

鲁四凤 （羞愧）小声点！这有什么喊头。——太太在楼上养病呢。

鲁贵 哼！（滔滔地）我跟你说，我娶你妈，我还抱老大的委屈呢。你看我这么个机灵人，这周家上上下下几十口子，哪一个不说我鲁贵呱呱叫。来这里不到两个月，我的女儿就在这公馆找上事，就说你哥哥，没有我，能在周家的矿上当工人么？叫你妈说，她成么？——这样，你哥同你妈还是一个劲儿地不赞成我。这次回来，你妈要还是那副寡妇脸子，我就当你哥哥的面上不认她，说不定就离了她，别看她替我养个女儿，外带来你这个倒霉蛋的哥哥。

鲁四凤 （不愿听）哦，爸爸。

鲁贵 哼，（骂得高兴了）谁知道哪个王八蛋养的儿子。

鲁四凤 哥哥哪点对不起您，您这样骂他干什么？

鲁贵 他哪一点对得起我？当大兵，拉包月车，干机器匠，念书上学，哪一行他是好好地干过？好容易我荐他到了周家的矿上去，他又跟工头闹起来，把人家打啦。

鲁四凤 （小心地）我听说，不是我们老爷先叫矿上的警察开了枪，他才领着工人动的手么？

鲁贵 ①反正这孩子混蛋，吃人家的钱粮，就得听人家的话。好好地，要罢工，现在又得靠我这老面子跟老爷求情啦！

[鲁大海进——四凤的哥哥，鲁贵的半子——他身体魁梧，粗黑的眉毛几乎遮盖着他的锐利的眼，两颊微微地向内凹。显得颧骨异常突出，正同他的尖长的下巴一样地表现他的性格的倔强的。……现在他刚从六百里外的煤矿回来，矿里罢了工，他是煽动者之一……]

鲁大海 （冷冷地）他在哪儿？

鲁贵 （故意地）他，谁是他？

鲁大海 董事长。

鲁贵 （摇头）哼，我怕他不会见你吧。

鲁大海 （理直气壮）他应当见我，我也是矿上工人的代表。前天，我们一块在这儿的公司见过他一次。

鲁贵 （犹疑地）那我先跟你问问去。

鲁四凤 你去吧。

[鲁贵走到老爷书房门口。]

鲁贵 （转过来）他要是见你，你可少说粗话，听见了没有？（鲁贵很老练地走着阔当差的步伐，进了书房）

鲁大海 （目送鲁贵进了书房）哼，他忘了他还是个人。

鲁四凤 哥哥，你别这样说，（略顿，嗟叹地）无论如何，他总是我们的父亲。

鲁大海 （望着四凤）他是你的，我并不认识他。

鲁四凤 （胆怯地望着哥哥忽然想起，跑到书房门口，望了一望）你说话顶好声音小点，老爷就在里面旁边的屋子里呢！

鲁大海 （轻蔑地望着四凤）好。妈也快回来了，我看你把周家的事辞了，好好回家去。

鲁四凤 （惊讶）为什么？

鲁大海 （简短地）这不是你住的地方。

鲁四凤 为什么？

鲁大海 我——恨他们。

鲁四凤 哦！

鲁大海 （刻毒地）周家的人多半不是好东西。这两年我在矿上看见了他们所做的事。（略顿，缓缓地）我恨他们。

鲁四凤 你看见什么？

鲁大海 凤儿，②你不要看这样威武的房子，阴沉沉地都是矿上埋死的苦工人给换来的！

鲁四凤 你别胡说，这屋子听说直闹鬼呢。

鲁大海 （忽然）刚才我看见一个年轻人，在花园里躺着，脸色发白，闭着眼睛，像是要死的样子，听说这就是周家的大少爷，我们董事长的儿子。啊，报应，报应。

鲁四凤 ③（气）你，——（忽然）他待人顶好，你知道么？

鲁大海 他父亲做尽了坏人弄钱，他自然可以行善。

……

（有删改）

材料一：

园林命名之最高标准，张岱已明言“无有一字入俗”，这也是园林命名同现代的“主题园”的区别。后者仅仅指出命名是表达景致的某一主题思想，而园林命名的关键却不只在于“主题”，更在于雅俗。有人认为使用古人典故就是“不俗”了，《红楼梦》第十七回中以两处题名指出了这一观念的问题，在“曲径通幽”，宝玉言之“编新不如述旧，刻古终胜雕今”，这自然是常说的“古雅”了；而在“沁芳桥”，宝玉又不喜欢别人那些“述古”的名字了。通观全篇，其所涉用典之俗的问题大抵有三：一曰陈旧，二曰犯忌，三曰“不中”。

所谓陈旧，就是用典太过俗滥，了无新意。如众人到了潇湘馆时，论此处匾该题四字。有人说：“淇水遗风。”贾政道：“俗。”又一个道：“睢园遗迹。”贾政道：“也俗。”二者一处用《诗经·卫风·淇奥》“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之典；另一处用睢园，即汉梁孝王“绿竹荫诸”的菟园之典，都同潇湘馆最点景的物“竹”有关，也算应题，为何被政老称“俗”呢？主要在于，这两个典故是文人看到“竹”最容易想到的典故，几乎已经是陈词滥调了，而由自我妙思所感知的此处景致之独特也自然不可见了。

犯忌者，多是同政事人情相悖之意。这看似同雅俗无关，但所“雅”者，乃是寓于此间而得其遗世独立之精神；若不能意会禁忌之“度”，便是同时俗产生了冲突，难得独我之幽趣了。一犯在违制。如“蓼汀花淑”一景，有人拟出“秦人旧舍”，宝玉立即指出“背谬了”，桃花源之典故，本是讲“为避秦乱”而隐居的一村人，他们皆“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无疑暗藏着对政治的不满。二犯在重名，“稻香村”最初有人题名“杏花村”获得众人赞赏，贾政却向众人道：“‘杏花村’固佳，只是犯了正名，村名直待请名方可。”三犯在“颓丧”。在蘅芜苑一处拟联，有人道：“麝兰芳霭科阳院，杜若香飘明月洲。”众人指出“斜阳”二字不妥，那人便引古诗“蘼芜满院泣斜阳”句，众人皆云：“颓丧，颓丧！”

所谓“不中”，就是本来显然需要提及的点题景物，没有说准或者说满了，或者明明没有的景致，却在匾额和对联中生造出来。前者如怡红院之处，有人提出“蕉鹤”，有人提“崇光泛彩”，宝玉就说“此处蕉棠两植，其意暗蓄‘红’‘绿’二字在内。若只说蕉，则棠无着落，若只说棠，蕉亦无着落”。后者如在蘅芜苑中清客们的“麝兰芳霭斜阳院，杜若香飘明月洲”“三程香风飘玉蕙，一庭明月照金兰”二联。说“不中”是“俗”，似乎也有些不妥，但是“俗”并不只针对文辞不美，还针对那些华美却不切景的辞藻。真正的“命名”乃是根据“此景”各种幽致深蕴而从生命经验中流露出来，而非为了炫耀自己的文学才华而生搬硬造出来的。

从根本上讲，“不入俗”之难在于不能回到自我观照的世界中来，而只在“外部”的典故、概念和比拟中打转。在这一回中，尤其彰显宝玉才华的，或者说特别表露出“雅”的含义的，是连贾政也比较欣赏的“沁芳”桥之命名以及“蘅芷清芬”的对联。“沁芳”之名拟出后，贾政的态度是“拈须点头不语”，脂评“六字是严父大露悦容也”。宝玉在评价前人时已提出，“雅”虽要切景，但却不能太“实”，而是要“蕴藉含蓄”；而其“含蓄”处，却是一种真正的“实在”。之所以“含蓄”，乃在于命名不能是对眼前景致的一般描述或比拟，而要将自我的生命经验沉浸于作为整体的园中世界，并前追古人之生命，将之也化入此刻自我的生命中来。

所谓“无有一字入俗”，其实就是将自我作为存在者的“主人”去面对真实的世界，面对真实的此刻的显现。然而古今鲜有人可做到极致，又知这一“真实”是极难寻找的。这一回的叙事展现出，对真实的意义的寻找乃是基于对许多“不真”的表达的涤除与反省，在这种反省之后重新回归到本真的存在中来，回归到在此的自我中来，世界的“真”使从被遮蔽的俗套和成见中显露现身了。

（摘编自李溪《以意造园，复以园造意：从<红楼梦>第十七回看文人园林》）

材料二：

中国古代园林是文人读书治学的场地、修身养性的乐土、结社雅集的处所和文学创作的基地。中国古代园林的文学书写种类多样，异彩纷呈。园林中的建筑题名、匾额、对联和刻石等或取材于著名诗文，或出自文人之手。文学史上众多美文意境与文学家的高雅情致，皆成为中国古代园林的造景依据。拙政园来源于陶渊明《归园田居》的“守拙归园田”；沧浪亭的“沧浪”二字取自屈原《渔父》中的典故，园中临水的“观鱼处”得名于《庄子》“观鱼于濠梁之上”；颐和园后山“看云起时”出自王维《终南别业》“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拙政园“留听阁”用李商隐《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兖》“留得枯荷听雨声”的诗意。园林中的对联、刻石对仗工整，寓意深远。留园五峰仙馆题有“雨后静观山意思，风前闲看月精神”，这与李白《独坐敬亭山》中“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有异曲同工之妙。园林散文、题园诗赋是古典文学与园林的另一种结合形式，如《阿房宫赋》《醉翁亭记》《岳阳楼记》等、都是流传千古的名篇。汤显祖笔下的“牡丹亭”和曹雪芹笔下“大观园”更是将中国园林的文学书写推向了高潮。

（摘编自袁圆《从<红楼梦>大观园看中国古代园林的文学书写》）

材料三：

说着，进入石洞来。只见佳木茏葱，奇花熌灼，一带清流，从花木深处曲折泻于石隙之下。再进数步，渐向北边，平坦宽豁，两边飞楼插空，雕甍绣槛，皆隐于山坳树杪之间。俯而视之，则清溪泻雪，石磴穿云，白石为栏，环抱池沿，石桥三港，兽面衔吐。桥上有亭。贾政与诸人上了亭子，倚栏坐了，因问：“诸公以何题此？”诸人都道：“当日欧阳公《醉翁亭记》有云：‘有亭翼然’，就名‘翼然’。”贾政笑道：“‘翼然’虽佳，但此亭压水而成，还须偏于水题方称。依我拙裁，欧阳公之‘泻出于两峰之间’，竟用他这一个‘泻’字。”有一客道：“是极，是极。‘泻玉’二字妙。”贾政拈髯寻思，因抬头见宝玉侍侧，便笑命他也拟一个来。

宝玉听说，连忙回道：“老爷方才所议已是。但是如今追究了去，似乎当日欧阳公题酿泉用一‘泻’字，则妥，今日此泉若亦用‘泻’字，则觉不妥。况此处虽云省亲驻跸别墅，亦当入于应制之例，用此等字眼，亦觉粗陋不雅。求再拟较此蕴藉含蓄者。”贾政笑道：“诸公听此论若何？方才众人编新，你又说不如述古，如今我们述古，你又说粗陋不妥。你且说你的来我听。”宝玉道：“有用‘泻玉’二字，则莫若‘沁芳’二字，岂不新雅？”贾政拈髯点头不语。

（节选自《红楼梦》第十七回）

材料一：

《红楼梦》几乎家喻户晓了，问其何书耶？非演“宝、黛爱情”之书乎？人皆谓然。我则曰否。原因安在？盖大家对书中“情”字之含义范围不曾了了，又为程、高伪续所歪曲、所惑乱，故而误认，雪芹之“大旨谈情”，男女之情耳。其实这是一个错觉。

原来在雪芹书中，他自称的“大旨谈情”，此情并非一般男女相恋之情。他借了他对一大群女子的命运的感叹伤怀，写了他对人与人之间应当如何相待的巨大问题。他首先提出的“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这已然明示读者：此书用意，初不在于某男某女一二人之间，而是心目所注，无比广大。他借了男人应当如何对待女子的这一根本态度问题，抒发了人对人的关系的亟待改善的伟思宏愿。因为在历史上，女子一向受到的对待方法与态度是很不美妙的，比如像《金瓶梅》作者对妇女的态度，即是著例。假如对待女子的态度能够有所改变，那么人与人（不管是男对男、女对女、男女互对）的关系，定然能够达到一个崭新的崇高的境界。倘能如此，人生、社会、国家、世界，也就达到了一个理想的境地。

《红楼梦》正是雪芹借了宝玉而现身说法，写他如何为一大群女子的命运而忧伤思索。他能独具只眼，认识到这些女子的才貌品德，她们的才干（如熙凤），她们的志气（如探春）……都胜过掌权的须眉浊物不知多少。他为她们的喜而喜，为她们的悲而悲。他设身处地，一意体贴；不惜自己，而全心为之怜悯、同情、赞叹、悲愤。这是一种最崇高的情，没有半点“邪思”杂于其间。《红楼梦》是不容俗人以“淫书”的眼光来亵渎的！

宝玉的最大特点是自卑、自轻、自我否定、自我牺牲。试看他凡在女儿面前，哪怕是一位村姑农女，他也是“自惭形秽”，绝无丝毫的“公子哥儿”的骄贵意识。他烫了手，不觉疼痛，亟问别人可曾烫着？他的无私之高度，已经达到了“无我”的境界！他宁愿自己化灰化烟，只求别人能够幸福，也是同一意境。

他之用情，不但及于众人，而且及于众物。所谓“情不情”，正是此义。

所以我认为，《红楼梦》是一部以“重人”“爱人”“唯人”为中心思想的书。它是我们中华文化史上的一部最伟大的著作，以小说的通俗形式，向最广大的人间众生说法。他有悲天悯人的心境，但他并无“救世主”的气味。他如同屈大夫，感叹众芳芜秽之可悲可痛，但他没有那种孤芳自赏、唯我独醒的自我意识。所以我认为雪芹的精神境界更为崇高伟大。

很多人都说宝玉是礼教的叛逆者，他的思想言谈行动中，确有“叛逆”的一面，自不必否认。但是还要看到，真正的意义即在于他把中华文化的重人、爱人、为人的精神发挥到了一个“唯人”的新高度，这与历代诸子的精神仍然是一致的，或者是殊途同归的。我所以才说《红楼梦》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代表性最强的作品。

以上就是我称《红楼梦》为“文化小说”的主要道理。

（摘编自周汝昌《〈红楼梦〉与中国文化》）

材料二：

曹雪芹所写的贾宝玉，他本人就是这么一个看法。你记得到了后半部，涉及到晴雯抱屈而死的前后，他写怡红院当中有一棵海棠，先期枯萎了。他跟花袭人两人有一段谈话，花袭人的一段议论完全是世俗的，普通的，一般的道理。贾宝玉说，植物有生命，有灵性，有情有理，有交流感应。他知道晴雯快不好了，它预先枯萎。这是贾宝玉对于我、物、人复杂关系的一种观点。这个我认为就代表了作家曹雪芹对于物的认识。

既然是如此，那曹雪芹笔下写人、写物、写事、写境。一切里边都包含着这一点，都有它的个性，不是一般的。这一点我们首先掌握，才能够理解《红楼梦》艺术的所谓特点、特色。实际上就是个性。中华文化传统看文学艺术，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把这个作品看成一个活物，它如同人一个样子。比如说他看一幅画，一张字，他说这里边不是一个裱起来一张纸，挂在那里，这是一个活物，它有生命。在人家的眼里一看，有骨、有肉、有血、有脉，这生命生理上所具备的一切它都具备了，而且它有性情。我们欣赏《红楼梦》的艺术，首先掌握这一点。然后，就比较好办。如果你用一般的你常听到的一些形象鲜明，性格突出，刻画细致，言语生动，你也得到了一些欣赏、体会、享受，可是你仍然没有把握住曹雪芹《红楼梦》那个艺术的真正的生命的精彩、精华。因为你那是两个层次。你讲的那个，就是今天流行的那个，那都是从西方来的，西方艺术作品，它看的就是那几点，形象要鲜明，性格要突出，刻画要细致，写一个贵妇人，先写她领子别着一个最值钱的一个宝石，然后哪一个头发的卷是怎么卷的，这叫刻画细致，这个真好，这个艺术真高，一般人是这样看法。我回过来马上就要问诸位，你看《红楼梦》看到这样描写吗？

好了，他为什么不写这儿，林黛玉一上场，略微交代了一下。林黛玉到底穿什么？不知道，不知道为什么你对林黛玉那个形象那么鲜明呢？这个奥秘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不写外貌、细节，专门抓它的精气神。它就让你感觉到这个就在那儿，就是活的。

（摘编自周汝昌《〈红楼梦〉的艺术个性》）

形象思维是借用形象来思考问题，是具体形象的变幻；逻辑思维是借用概念来思考问题，是逻辑的推演。

我们读诗、词、曲、散文、小说，实际上是在接收、玩味纸上的形象。李商隐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到底在说什么，他只给你“春蚕吐丝”“蜡炬成灰”这两个形象，你去想吧。人们想了一千多年，有琢磨不尽的美，文无第一，武无第二。逻辑思维之下，只有一个标准答案；形象思维之下，却有无穷的解。

元曲《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这里没有逻辑推理，没有因果关系，甚至没有一个动词，我们看到的只是形象。从“枯藤”到“断肠人”连用十一个具体形象，如拼图一样拼出一幅天涯旅人图，产生了震撼人心的美。这是形象思维的力量，逻辑思维办不到。

唐诗是诗歌这种艺术形式的高峰，实际上是形象运用的高峰，之后就跌落下来了。鲁迅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代已被做完。”总体而言，唐之后无好诗，是因为诗中的形象力下降，宋人的诗形象少得可怜，只剩下说理了，那些形成理障的作品，读来味同嚼蜡。

作品中的形象虽然是具体的，但它已不是自己而另有了象征。枯藤也早不是那个枯藤，昏鸦也早不是那个昏鸦，而是它们背后的情绪。人除了个体的思维，还参与群体思维，互相交流磨合，钱学森称之为“社会思维”。人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形成了许多约定俗成的“形象模块”，一一对应内心的某种情绪。比如绘画中，蓝色为冷，红色为热，黄色为暖。生活中，东风表欢悦，西风表悲愁。作者在抒情时不直接说出那个“情”字，而取一个形象来指代，美就这样产生了。辛弃疾本来要说愁，但说出口的却是“天凉好个秋”，孟郊本来要说中榜后的狂喜，说出口的则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都是用相应的形象来进行象征、比喻。所以，王国维说：“一切景语皆情语。”作者还常精选形象来最后压轴，这叫“结情于景”，余音绕梁，三日不绝。辛弃疾失意落魄，夜宿古寺忽被钟声惊醒：“老僧夜半误鸣钟。惊起西窗眠不得，卷地西风。”他不说心中的凄凉，却说“卷地西风”。蒋捷的《一剪梅》写乡愁，写时光流逝的无奈，结句却是“红了樱桃，绿了芭蕉”。这都成了传颂不衰的名句。

下面是笔者几篇写历史人物的文章，当然都是对这些人物的解析、褒奖和崇敬，但收尾时却无一字言情说理，而只取一形：

注意以上结尾，在大形象中分别添加了只属于他们个人标配的小形象来强化人物，细微处好像重要场合男人不同的领带和女人不同的胸花。这就是形象思维的象征性，一形胜千言。逻辑思维没有这个隐语效果，它必追求概念清楚，前因后果层层推理，是一种线性思维，形象思维有外溢的美，逻辑思维却只谨守规矩，只看脚下的路。

五彩成锦绣，变化才有美。形象思维把许多形象的模块有机地组合在一起，不分先后，没有因果，相互融合，浑然一体，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最后连模块本身也找不见了，只是一团美感。就像制酒，酒成后只闻酒香，不见高粱。这种随机组合，依据背景、语境的不同，可以变幻无穷。同是面对秋天的树林，“停车空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是积极兴奋的：“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是消极愁怨的。有时还将物、人的形象相融，像中国古代山水画，于深山古寺、茂林修竹间，点上几个小人儿，李渔有一段写芭蕉的小品：“蕉之易裁，十倍于竹，一二月即可成荫。坐其下者，男女皆入图画。”明明是写蕉，却突然请来人的形象，让其坐在蕉叶下，人的灵魂转附于蕉叶之上，顿然满纸生辉。

李白的“白发三千丈”，在逻辑思维框架下都不合理，但在形象思维框架下，不但合理，而且美丽、浪漫。这种美像瓷器的窑变一样，不可预知、永不重复，有时连作者都惊讶手中的笔怎么会走到这一步。

形象思维是画家手里的一个调色盘，可以随意蘸取颜色，明暗冷暖，掌控画面的情绪。比如笔者的《万里长城一红柳》写长城上一群环保志愿者的愉快生活，其中的一段也是借鉴《天净沙·秋思》，但置换了形象模块，就拼出另一种情绪：“长城古寺戍楼，蓝天绿野羊牛。栽树种瓜种豆。红柳树下，有缘人来聚首。”

又如《风沙行》，主要写风沙的肆虐和沙漠生活的艰苦，但这类文字多显沉重，有压抑感。这时就要扳回一点，拼入几个温暖可爱的形象：“沙地的可咏可叹之物还有许多。有一种红柳，生长很慢，极耐旱，枝通红。细枝可用来编筐子，我刚住下时房东送来一只新的红柳梦笙，横纹竖线，细编密织，就像是一只大红灯笼，红艳照人。放于墙角顿觉随室生群，寒窑生暖。”

“别看风沙脾气大，平歇下来也温柔可人。仲夏的夜晚，你一觉醒来正凉风过野，细沙打在窗纸上，簌簌唰唰，如春雨入梦，窗外月明在天，地白如霜，沙冬花暗香浮动。这时忆亲人，怀远方，心也温暖，情也安宁。”

总之，文章是靠形象的形状、颜色、声音、寓意等来创造和平衡美感的。

（节选自梁衡《形象思维与文章之美》）

18岁的沉重

赵勤

18岁，在千辛万苦熬过了高三之后，我没有考上清华。原因竟然不在数学，而在文科综合。揭晓分数的那天，我听完电话里的报数，在草稿纸上加了3遍，得到的仍然是那个我不想面对的数字。我倒在床上蒙头痛哭了整整一天。母亲坐在客厅，也是默不作声地落泪。过了很久很久，她悄悄来到我的床边，抚摸着我的头，那么无奈而痛心地安慰我：“不要哭了，乖，不要哭了。”

烈日不怜悯我的悲伤，耀我致盲。彼时过于年轻脆弱，我只知道蒙头痛哭，在盛夏7月，眼泪与汗水一样丰沛而无耻。我仿佛听见命运的大门缓缓关上的吱嘎声……我一度以为，我一度那样真真切切地以为，这是我人生中最无可挽回的失败。在后来高中好友们一一被名牌大学录取的报喜声中，在后来一次次首都顶尖高校的昔日好友满面春风的精英型同学聚会中，在后来的后来，我愚蠢而耐心地反复咀嚼着这一次失败的味道，几近一蹶不振，为这一个理想的幻灭赔上了此后将近3年的无所事事的荒凉青春。在20岁出头的关口，我才明白过来，不懂得从一次失败中站起来，永远跪在地上等待怜悯并且期待永不可能的时间倒流，才是人生中最无可挽回的失败。

母亲想要安慰我，像《我与地坛》中那个欲言又止的可怜的母亲那样，对我说：“带你出去走走吧，老这么在家里不成样子。”

是带着这样一种失魂落魄，真的是失魂落魄的心绪，去往稻城的。自驾车2000多公里，从川西南，北上到甘肃南部的花湖，再南下，去往藏东的稻城亚丁，途经红原、八美、丹巴等与世隔绝的绮丽仙境。巍巍青山上，神秘古老的碉楼隐匿于云端，触目惊心的山壁断层上苍石青峻。月色辉映的夜里，沿着狭窄的公路在峡谷深处与奔腾澎湃的大河蜿蜒并驰，黑暗中只听见咆哮的水声。翻滚的洪流在月色之下闪着寒光，仿佛一个急转弯稍不注意，便会翻入江谷，尸骨无存。

头顶着寂静的星辰，我在诗一般险峻的黑暗中，在行进着的未知的深深危险中，渐渐找到一丝不畏死的平静。

我曾经说过，其实人应当活得更麻木一点，如此方能多感知到一些的生之欢愉。明白归明白，但我或许还将终我一生，因着性情深处与生俱来的暗调色彩，常不经意间就沉浸在如此的底色中。希望、坚持等富有支撑力的东西总是处在临界流产的艰难孕育中，好像稍不注意，一切引诱我继续活下去的幻觉就将消失殆尽。

7月，在行驶了2000多公里之后，在接近稻城的那个黄昏，潮湿的荒原上开满了紫色花朵，落雨如尘，阴寒如秋。孤独的鹰在苍穹之上久久盘旋。我眺望窗外的原野，身边坐着母亲。

高三时，我在外读书，母亲常常专程来看我，一早赶30多公里路，给我带来我喜欢吃的东西，热乎乎地焐在包里，外加很多她精挑细选的水果、营养品。我由此越发懂得什么叫作可怜天下父母心。

有次她借着出差的机会，又带上很多东西来看我。白天忙完工作，傍晚时才来到学校。母亲就这么静静地坐在我的宿舍里干等我一个晚上。那天晚自习照例是考试，我急不可待地交了卷，匆匆赶回宿舍和母亲相见。没说上两句话，很快就有生活老师催促熄灯，母亲说：“那我走了，你好好的，要乖，妈妈相信你会努力的。”我送母亲到校门口，那时下着雨，母亲想让我早点回去，就说司机已经来了，宿舍关门了就不好了。我想也是，生活老师不太好说话，我就先回去了。

而后来的事情是，那个下雨的凄凉夜晚，为母亲开车的司机在市中心吃完饭已经醉得不省人事，睡得连电话响都听不到。母亲瞒着我，要我赶紧回宿舍睡觉，她自己一人站在学校外面空旷的公路边等着打车回去。可是因为过于偏僻，她打不到车。她一个孤身女子在那黑暗冷漠的马路边，从10点30分一直站到深夜12点，手机也没了电，无法求助。偶尔飞驰而过的车，像划不燃的火柴，擦着她一闪而过，没有一辆停下。她冷得发抖。最终她拦到一辆好心人的私家车，狼狈落魄地赶了回去，因为受寒，病了一个星期。

高三结束了很久后，有次母亲轻描淡写地对我说起这件事情。我们正吃着午饭，我强忍着眼泪，放下碗筷，走进厕所咬着自己的嘴唇，痛彻心扉地哭了，眼泪喷涌，却没有发出一丝声音，然后迅速地洗脸，按下抽水马桶的按钮，佯装才上完厕所，然后平静地回到饭桌上。

我在心里想着，如果那个夜晚母亲发生什么不测，那我余生如何能够原谅自己？幸而她平安无事。因此我不知道除了考上一所体体面面的名牌大学，还有什么能够报答母亲的一片苦心。

这也是为何我高考失败后，这么久以来无法摆脱内疚感和挫败感的原因，我觉得我对不起她。她寄予我的，不过是这样一个简简单单的期望，期望我考上一个好大学，希望我争气。为着这样一个简单的期望，她18年如一日地付出无微不至的关爱。在后来，经历几番追逐恋慕，浅尝过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维系何等脆弱，我才惊觉母亲给予自己的那种爱意，深情至不可说，无怨无悔地，默默伴我多年。我不得不承认，唯有出自母爱的天性，才可以解释这样一种无私。

稻城的夜，雨声如泣。在黑灰色的天地间，7月似深秋，因为极度寒冷，我们遍街寻找羽绒大衣。海拔升高，加上寒冷，母亲的身体严重不适。我们只好放弃了翌日骑马去草甸再辗转亚丁的计划，原路返回，旅程在此结束。带着《游褒禅山记》中记叙的那般遗憾，带着上路时的失魂落魄，离开了寒冷的稻城。

那是18岁时的事情。几年过去，因着对人世的猎奇，探知内心明暗，许诺自己此生要如此如此，将诸多虚幻而痛苦的读本奉作命运的旨意——书里说，“生命中许多事情，沉重婉转至不可说”，我曾为这句话彻头彻尾地动容，拍案而起，惊怯至无路可退，相信在以自我凌虐的姿势挣扎的人之中，我并不孤单。我时常面对照片上4岁时天真至脆弱不堪的笑容，不肯相信生命这般酷烈的锻造。但事实上，它又的确是如此。我从对现实感受的再造与逃避中体验到的，不过是一次又一次对苦痛的幻想。

在我所有的旅行当中，18岁的稻城是最荒凉的一个站点。可悲的是，它最贴近人生。

人生如路，须在荒凉中走出繁华的风景来。

材料一：

中青报：在书房写作和在其他地方写作，感觉有什么不同？

冯骥才：作家的书房，是作家最不设防的地方，因为你的一切想象、思想在书房里都是赤裸裸的，都要真诚地表达出来，读者不需要看一个虚假的字。同时，书房又是作家向外射子弹的战壕，是安顿自己心灵的地方，是诗情画意的地方。

中青报：你觉得中国文人的书房有什么共同的特质吗？

冯骥才：中国文人的书房，我觉得有两个特质：一是很强的书卷气，没有浮夸没有享受，是一个纯精神的地方；二是琴棋书画，中国人讲究触类旁通，屋子里一般有一些相关的东西。

中青报：你去过别人家的书房吗？喜欢谁家的书房？

冯骥才：我进过不少作家的书房，从冰心、孙犁到贾平凹，我相信那里的一切都是作家性格的外化，或者就是作家的化身。

（摘自《冯骥才：书房是作家不设防的写作场》）

材料二：

书房，是传统中国社会最重要的生活空间之一。书房不但为历代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修身养性、读书抚琴的处所，还为他们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助力。早在汉代，文学家张衡就曾称赞自己的书房可“弹五弦之妙指，咏周、孔之图书，挥翰墨以奋藻，陈三皇之轨模”。

可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书房本身就是一个具备艺术体验、阅读写作与图书收藏等多元功能的空间。不同的书房，代表了不同的中式生活美学。

科举取士本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长期以来实现政治抱负的唯一通道。一些文人墨客却因时运不济、命途乖蹇，不是屡试不第就是遭受打压，不得不寄情于山水与诗酒之间，形成了中式生活美学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名士之美。

名士们的书房必有另一番情趣。最知名的当是唐代诗人刘禹锡的“陋室”。这间因千古名篇《陋室铭》而流芳百世的书房，见证了刘禹锡等名士们的生活美学。

既是“陋室”，当然不求气派奢华，也不求满壁藏书，不必有“丝竹”声这种奢侈品，更不能堆满案牍公文，变成一间要务繁忙的办公室，但一定要具备“台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的自然朴实，要有“鸿儒”们的雅集，从而满足名士们清新淡雅的精神需要。这种因各种“陋室”而孕育出的名士之美，从魏晋的“竹林七贤”到刘禹锡，再到八大山人、郑板桥，一直延续至今。

两宋以来，中国的海外贸易逐渐兴盛，及至明清两朝，器物之美到达顶峰。各类文房雅物、金石碑版，竞相成为文人士大夫们的最爱，书斋应运而生。

与简朴的“陋室”不同，书斋一定要繁复讲究。明清之际有两部书，就是讲书斋的陈列、布置，一部是文震亨的《长物志》，另一部是高海的《遵生八笺》。在《长物志》中，文震亨认为，书桌应当“设于室中左偏东向，不可迫近窗槛，以逼风月”，而高濂更是要求书斋里要准备“卧榻”，目的在于读书劳累了可以“偃卧趺坐”，宛如今日许多人在书房里放置的沙发。

当时文人还要求书斋必备植物，得有一只大水缸养鱼，还必须要弹琴奏乐，甚至常备金樽檀板，演唱当时最为流行的昆腔。有条件的，还需陈列一些金石碑、名家字画等古玩艺术品，经常邀请朋友来鉴赏分享。书斋里的家具一定是紫檀或是黄花梨木料，瓷器必定是哥窑，一切都有讲究。

明清书斋，见证了中式生活美学的极致：繁复之美。文人们不但践行、推崇这种繁复之美，而且还将其理论化，除了前文所述文震亨与高濂的两本书之外，还有李渔的《闲情偶寄》、张大复的《梅花草堂笔谈》等著述，均对此颇有研究。

无论是陋室还是书斋，它们最大的差异，是在生活美学上的审美情趣不同，要说藏书，其实都不能算规模宏大，多半收藏一些经史子集的常备书或是少量私刻、坊刻的善本。因为印刷技术有限，古代中国大部分私人书房都不可能有巨量藏书。

但在中国历史上总有一些真正对得起“汗牛充栋”这个词的书房。那就是兴起于明清时期江南的藏书楼。动辄几十万卷的藏书量再加上与之相辅相成的园林、水法及木质建筑的藏书楼，共同反映了中式生活美学中的另外一端：极致之美。

最著名的代表，当属宁波范氏的天一阁，其主楼是一栋“面阔六间的两层硬山顶”“坐北向南，左右砖登为垣，前后檐上下俱设窗门，其梁柱俱用松杉等木”的楼阁，并且“凿一池于楼下”，其风景“曲岸弯环，水漾涟漪，堂之影、亭之影、山之影、树之影，皆沉浮波中”。这种奢华的园林景观与几十万卷藏书交相呼应，可谓极致之美的典范。

清代，江南藏书楼数不胜数，除了宁波天一阁之外，还有嘉兴项氏的“天籁阁”、朱彝尊的“抱曝亭”以及晚清陆心源创办的“皕宋楼”“十万卷楼”“守先阁”等。乾隆帝曾称这类藏书楼之多令他“指不胜屈”。这也是当时江南经济繁盛的重要见证。

（摘编自韩晗《书房里的生活美学》）

材料三：

我们把书房称为书斋，是因为“斋”本义是斋戒的意思。古人认为读书是件清心凝神的事，该抱着一种虔诚的态度，因而书房以多“斋”命名。如王安石的“昭文斋”。除了“斋”字，古人书房取名还有用堂、室、屋、楼、馆、阁、轩、舍、居、庐、庵、山房等等，各有寓意。堂，许慎《说文解字》：“堂，殿也。”其特征是高大、宽敞、明亮，所以文人学者起斋名用“堂”者颇多。也有种说法，“堂”有学堂之意，书斋名里头带着“堂”的，有不少是在里面教学生的。敢以“堂”为名，自然是大方之家，兼有老师的身份了。如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等。阁，原本指置放物品的架子，宫廷里收藏图书，便以“阁”为宫之名。藏书家所造的楼也用“阁”命名，“阁”因此也就有了“楼”的意思，如唐伯虎的“魁星阁”。刘海粟的“存天阁”、吴青霞的“篆香阁”等等。轩，从车旁，原指有帷幕的车子。由其形引申为有窗户的长廊或小屋，如归有光的“项脊轩”、辛弃疾的“稼轩”。

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不少字用在斋号里头，如润、簃、虔、牖、庋、榭、园、岩、巢、村、蓬、窝等等，此处也就不再赘述，而有些人取名，不限于此中，反而有趣，不妨一谈。

任继愈先生晚年的书斋取名叫作“眼科病房”，他说岁数大了，无论做点什么工作，都必须点点儿眼药才能干活儿，可不是名副其实的“眼科病房”么？

无论斋号为何，用了何字，其中都蕴含了主人的哲思和希望，斋号之中，往往透露出其主人的性情、经历和思想。因而这些斋号早已不仅仅是一些文人为自己的书房起的名字，而是书斋文化的长卷之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一部妙趣横生的中国文人思想史。

（摘编自寒食《中国文人书斋命名及文化释义》）

恰同学少年（节选）

黄辉

“城南旧院，果然是千年文华凝聚之地，气度不凡啊。”站在一师大门口，一身日本式的文官装束的纪墨鸿，打量着一师院内的参天大树、翠绿草坪，感慨颇多。

孔昭绶和方维夏、黎锦熙等人陪在他的身边，听到这番感慨，礼貌地说：“纪督学客气了。督学大人莅临视察，我一师蓬荜生辉。”三人一路寒暄，向校内走来。

综合大教室里，人声鼎沸，一片热闹，学生们各自扎成一堆，热烈地讨论着，连徐特立也挤在其中和学生争辩着。纪墨鸿望着眼前乱糟糟的样子，眉头拧得紧紧的。孔昭绶感觉到了他的不满，走上讲台，提高了嗓子大声说：“各位同学，请安静。特立先生，介绍一下，这位是省教育司派来的督学纪墨鸿先生，今天前来视察一师。”

不等徐特立开口，纪墨鸿抢先拱手：“哎哟，是徐议长啊，久仰久仰。”

徐特立淡淡地说：“纪督学客气了，这里没有什么议长，只有教书匠老徐。”

孔昭绶问：“纪督学是不是给学生们训个话？”

纪墨鸿赶紧摇手：“有徐议长在，哪容得卑职开口？”

徐特立说：“在这里，我是老师，你是督学，督学训话，职责所在嘛！”

“纪督学，您就不用客气了。”孔校长宣布，“各位同学，今天，省教育司督学纪墨鸿先生光临本校视察，下面，我们欢迎纪督学为大家训话。”

他带头鼓起掌，掌声中，纪墨鸿一脸迫不得已地整了整衣冠，上了讲台。

“各位青年才俊，在下纪墨鸿。墨鸿今日能与诸位才俊共聚一堂，深感荣幸。所谓训话二字，愧不敢当，不过借此机会，与诸位做个读书人之间的交流而已。这个读书二字，是世间最最可贵的了，何以这么说啊？书，它不是人人读得的，蠢人就读不得，只有聪明人才读得书。所以列位读书人，都是聪明人嘛……”

台下，萧三忍不住跟毛泽东嘀咕了一句：“他不如照直讲，他这个人最聪明。”毛泽东一笑，他显然对这训话也极不以为然。

“古人云：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读了书，人自然就有大好前程，不然还读什么书呢？”纪墨鸿说得兴致勃勃，“所以，孔子曰：学而优则仕。就是说书读好了，政府才会请你去做官，你也才能出人头地，做个人上人啊！”

一下午无精打采的刘俊卿这时听得聚精会神，眼睛都望直了。蔡和森、萧子升等人却都露出了听不下去的神情，毛泽东则索性抽出一本书，翻了起来。

“……总之一句话，学生就要以学为本，好好读书，认真读书。以后，你就会晓得，那才是你的前途，那才是你的饭碗。纪某是过来人，这番话，句句是肺腑之言，不知各位听到心里去没有？”

鸦雀无声中，突然传来了一声很清晰的翻书声——毛泽东哗啦翻过一页书，看得旁若无人。纪墨鸿不禁一阵尴尬，面露愠色。孔昭绶也愣了一下，不知如何是好，场面一时尴尬起来。安静中，刘俊卿突然带头鼓起掌来，这一下总算带起了一些掌声。纪墨鸿僵住的笑容渐渐绽开。“嘿嘿，多谢，多谢多谢。”

送走纪墨鸿，黎锦熙来到校长室，长吐了一口气：“唉呀，总算是走了。”

“总算？”方维夏苦笑了一下，“人家可没说以后不来了。”

办公桌后，孔昭绶神情疲惫，他揉着自己的眉心，强打精神说：“维夏、锦熙，你们两个安排一下，尽快把这间校长室腾出来，再买几件像样的家具。”

黎锦熙惕住了：“校长，您还真给他腾办公室？”

“全校就我这间大一点嘛。我无所谓，随便换间就是。”

方维夏问：“校长，他纪墨鸿不过是个督学，不至于吧？”

“这不是官大官小的问题，有的人哪，只要还能管到你一点……”孔昭绶没有继续往下说，只摆了摆手，“就这么办吧。”

吃过了饭，杨昌济正准备教案，毛泽东突然捧着他的书稿，送到了他面前。杨昌济微微皱起了眉头。他沉吟了一下，说道：“润之，有句话，看来我得提醒你才行，读书切忌粗枝大叶，囫囵吞枣，这么厚的书，几天你就看完了？”

“老师，您误会了，这本书我还没来得及看呢。”

杨昌济失望地说：“还没看？那你就还给我？这本书不值得你看吗？”

“不是，书太好了，我才看了几页，就觉得太短的时间根本读不透书里面的内容，老师这部手稿又等着出书要用，所以……所以我抄了一份，打算留着慢慢消化。”

“你抄了一份？”杨昌济眼都直了，“十几万字，一个礼拜，你抄了一份？”

毛泽东点了点头。原来，就在杨昌济借书给毛泽东的那天下午放学后，毛泽东便跑去文具店买回一大堆白纸和一块没有包装的低档墨，晚上寝室熄灯后，他便借着烛光往白纸订成的本子上抄录杨昌济的手稿。

杨昌济有些难以相信：“把你抄的给我看看。”

整整七本用白纸简单装订的手抄本摆上了课桌，杨昌济翻阅起来，抄本的字迹虽有些潦草，却是密密麻麻，一字不漏。他看看毛泽东，眼前的学生带着黑眼圈，精神却看不出一点疲倦。杨昌济又翻开了摆在旁边的“讲堂录”，本子上同样是密密麻麻的潦草字迹，还加着各种不同的符号，旁边批满了蝇头小楷的批语。他惊讶地问：“你的课堂笔记，所有的课都记得这么详细？”

毛泽东回答说：“一般社会学科的课我都记。”

“怎么还分大字小字，还有那么多符号？”

“大字是上课记的，小字是下课以后重新读笔记的心得，那些符号有的是重点，有的是疑义……反正各有各的意思。”

杨昌济点了点头：“你很舍得动笔啊。”

“徐老师说过，不动笔墨不看书嘛，我习惯了，看书不记笔记，我总觉得好像没看一样。”

杨昌济看着毛泽东，似乎想说什么，却又没说出来。他抱起手稿和备课资料，走出一步，又回头：“对了，礼拜六下午你只有一节课吧？如果你愿意，以后下了课，你可以到我这儿来，只要是你感兴趣的内容，我给你做课外辅导。”

毛泽东问：“礼拜六您不是没有课吗？”

杨昌济笑着说：“以后有了，你的课。”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