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材料二 2014年6月22日，卡塔尔首都多哈召开的第38 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宣布：由扬州牵头的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从南到北全长 1794公里的大运河，穿越北京、天津、 河北、 山东、 江苏、 浙江、安徽等省市，亦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河道。

此次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大运河，包括横贯中国中东部地区的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和浙东大运河，在春秋战国、隋朝及元朝都曾经经历过大规模兴建。依据历史分段和命名习惯，大运河共包括十大河段。申报的系列遗产分别选取了各河段的典型河道段落和重要遗产点，包括河道遗产 27段，相关遗产共计 58处。

——据《大运河申遗成功，成我国唯一在用世遗项目》

(《扬子晚报》，2024.06.23) 等整理

根据材料，结合相关史实，围绕大运河的作用或价值， 自拟题目，写一篇历史小论文。 (要求：立论正确，史论结合，史实充分，逻辑清晰，表述成文)

古今国势，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溯自各国通商以来，进口洋货日增月盛……出口土货，年减一年，往往不能相敌。推原其故，由于各国制造均用机器，较中国土货成于人工者，省费倍蓰。售价既廉，行销愈广，自非逐渐设法仿造，自为运销，不足以分其权利……臣拟遴派绅商，在上海购买机器.设局仿造布匹，冀稍分洋商之利。

——引自李鸿章《试办织布局折》（1882年）

目下既无官造商船在内，自无庸官商合办，应仍官督商办，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而听该商董等自立条议，悦服众商，冀为中土开此风气，渐收利权。……所有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

——李鸿章《论试办轮船招商》（1872年）

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简要评价李鸿章创办民用工业及“官督商办”之建议。

材料一 秦初统一时， 全国共设36郡，后来陆续增设至40 郡。郡设郡守为行政长官，郡尉掌武事，郡监(监御史)掌监察；县的大小不等，万户以上者长官为县令，万户以下为县长，又皆有县丞、县尉等官。郡、县主要官吏均由朝廷任免，他们通过战国时期沿用下来的“上计”制度接受中央考核。县以下又有乡、里两级基层管理组织，乡设三老、啬夫、游徽等职。秦汉时的基层属吏职权颇重，地方百姓往往“只知啬夫而不得知郡县”，尚有地方自治的遗风。

 ——据张帆《中国古代简史》等整理

材料二 “皇权不下县”很难解释古代基层社会的治理。中国自先秦就开始了编户入里， “里治”经历了“里长官任制、里长职役制和里治官僚化”三个阶段，越到后期，中央集权越得到加强。 乡里制度、户籍制度与赋税制度是皇权下县的三条铁链，构成古代“家国政治”的制度基础，古代社区治理呈现出“皇权控里、绅权辅里、 民治于里”的结构。

附：中国古代“里治”历史发展脉胳

——改编自吴晓林、岳庆磊《皇权如何下县：中国社区治理的“古代样本”》

材料一  作为思想和阐释空间的百家争鸣，是有其物质形态为依托的，否则争鸣无处承载。百家争鸣的诸多核心人物，均以私学为本，建立各种形式的教学机构，招揽天下人才，传授弘扬本学派思想。学派以思想领袖式人物为标志。百家争鸣时期，以孔、墨、庄、荀等为代表，各种可以称“子”称“家”的思想体系，皆为学派。这些学派的思想与学问不仅对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构和发展影响巨大，而且为中华学术文明的整体结构与衍变上升奠定根基。

——摘编自张江《百家争鸣：公共阐释的历史见证》

材料二 从16世纪末到18世纪末的明清时期，大批耶稣会等教会的传教士进入中国，发生了长达百年的“礼仪之争”。伴随着欧洲和在华传教士卷入争论，很多有关中国历史、政治、哲学、风俗的报道涌入欧洲，不少中国典籍也被翻译过去。人们由此知道了孔子是中国的圣人，儒学在中国占据主导地位，因而“当时欧洲人都以为中国民族是一个纯粹理性的民族”。启蒙运动以理性为旗帜，将神学蒙昧以及以神学为精神支柱的封建专制押上了“理性法庭”，而启蒙思想家大多曾受教于耶稣会学院，比一般人更为了解和熟悉中国，因此，当他们充当这个“法庭”审判员时，被世人视为理性主义的中国哲学就被用作审判词的语汇来源。

——摘编自陈卫平《中国传统哲学对欧美思想的历史影响》

材料三 中国近代史是中华民族的一部苦难史，对外面临帝国主义侵略，对内则面临黑暗的军阀统治，内忧外患，使中华民族风雨飘摇、发岌可危。出于反帝反封建的迫切需求，也基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方民主共和思想的传入，以及部分知识分子对文化之觉醒与思想之启蒙对国家振兴重要性的认识，由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即新文化运动。以新文化运动为起点，掀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帷幕，也开启了中华民族文化自省转向文化自信的艰难曲折、波澜壮阔而又伟大卓越的漫长发展历程。

——摘自薛朝广《基于新文化运动的文化自省与文化自信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