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法家学派为了论证以法治取代礼治的必然性和优越性，对于法的概念等进行了探讨。慎子说：“法者，所以齐天下之动，至公大定之制也。故智者不得越法而肆谋，辩者不得越法而肆议，士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法而有功……骨肉可刑，亲戚可灭，至法不可阙也。”韩非也认为只有“去私曲，就公法”，才可以“民安而国治”。

——摘编自张晋藩《法尚公平：中国古代的法治追求》

材料二 自秦以来，中国二千年的法律是“为上而立”的，是专制帝王用来“驱迫束缚其臣民”，使臣民“恐怖慑服”的“防奸”手段。他强调政府应该为民立法，这样才合乎“天理人情”，才是“治国之法”……“法之既立，虽天子不可以不循也”。

——摘编自严复《法意》（1909年）

材料三 长期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依法治国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把依法执政确定为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积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取得历史性成就。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法治政府建设稳步推进，司法体制不断完善，全社会法治观念明显增强。

——摘编自《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4年）

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上接夏商周特别是西周时的礼乐文化，形成了“和而不同”的诸子百家之学，产生了不同的学派。后来的中华文化都可以从诸子百家之学中找到原初的基本论点，即文化基因。诸子百家之学主要围绕着“天道”与“人道”的相互关系进行讨论。所谓“天道”，泛指天地、自然的起源和法则，而“人道”则是关于社会和人自身的道理。

——摘自张岂之《深刻认识中华文化的历史渊源》

依据材料和所学，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的角度，阐释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之学。

材料 外界之势力之影响于学术，岂不大哉！自周之衰，文王、周公势力之瓦解也，国民之 智力成熟于内，政治之纷乱乘之于外，上无统一之制度，下迫于社会之要求，于是诸子九 流各创其学说，于道德、政治、文学上，灿然放万丈之光焰，此为中国思想之能动时代。 自汉以后，天下太平，武帝复以孔子之说统一之。其时新遭秦火，儒家唯以抱残守缺为 事，其为诸子之学者，亦但守其师说，无创作之思想，学界稍稍停滞矣。佛教之东，适值吾国思想凋敝之后，当此之时，学者见之，如饥者之得食，渴者之得饮，担簦访道者，接 武于葱岭之道，翻经译论者，云集于南北之都，自六朝至于唐室，而佛陀之教极千古之盛 矣。此为吾国思想受动之时代。然当是时，吾国固有之思想与印度之思想互相并行而不相 化合，至宋儒出而一调和之，此又由受动之时代出而稍带能动之性质者也。自宋以后以至 本朝，思想之停滞略同于两汉，至今日而第二之佛教又见告矣，西洋之思想是也。

——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1905年）

材料一  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墨家以“兼爱”“非攻”等立场鲜明的政治学说与儒家并称显学。法家主张“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法不阿贵，绳不挠曲”。

——摘编自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

材料二  “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天理人欲，不容并立。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存则天理灭。”“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

——摘编自朱熹《朱子文集》

材料三  明清之际的学者重视把学术研究和解决社会问题联系起来，关注社会风习，并突破传统政治哲学的樊篱，提出了许多具有近代意义的政治观念。在学理上，明清之际的学者强调学术研究与解决社会问题密切结合，注重学术研究的社会效用。在君权和民众问题上，王夫之、黄宗羲等人强调民众利益高于君权、高于一家一姓之利益。

——摘编自王记录《论明清之际士大夫思想观念的蜕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