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随着西学东渐，近代中国人逐渐认识到与外国交往的重要。在一系列战败之后，中国读书人逐渐被战胜者改变了思想方式……对西方的认知，也从“夷务”到“洋务”再到“时务”，由贬义的“夷”到平等的“西”再到尊崇的“泰西”。说是天翻地覆的转变，也不为过。

——罗志田《走向世界的近代中国》

材料二：晚清以来，现代“民族”观念逐渐引入。梁启超认为国民的独立自由是国家独立自由的前提，所以他的民族主义既肯定了人的基本权利和法律自由，也强调了国民拥有参与政治的权利。1917年李大钊则比较明确地提出了“民族复兴”的思想，认为“当以中华民族之复活为绝大之关键”。孙中山在“新三民主义”中也批评列强“不准弱小民族复兴”的观念。“九一八”事变爆发至整个抗战时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成为中国最为响亮的政治口号和社会性全民话语之一。

——黄兴涛《民国时期“中华民族复兴”观念之历史考察》

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先秦儒家始终以积极心态和入世情怀对待社会、对待生活。树立高尚的道德信仰，强调个体修养、社会教化、国家治理方面的重要价值。儒家爱国主义认为个人从来就是与一定的国家民族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就没有个人的私人利益。儒家的仁学爱国思想强调“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以血亲之爱为基础发展起对国家民族的爱，使血亲的骨肉之爱与对国家民族的爱合为一体。在忠与孝之间，主张牺牲对父母的孝而对国家尽忠，甚至主张大义灭亲。这种价值导向深入中华民族的内在心灵培育出一种国而忘家、精忠报国、以身殉国的浩然正气。

——摘编自史康健《略论儒家仁学的爱国主义精神》

材料二：梁启超是现代爱国主义最具代表性人物，是近代系统阐发爱国论第一人。梁启超最终形成并明确地提出爱国主义的思想主张是在1899年2月发表的长文《爱国论》。“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1902年，梁启超在《论民族竞争之大势》一文中指出，“近数百年来，欧洲民族主义发生，民族主义者，实制造近世国家之原动力。”同年，在《新民说》中进一步指出，中国当务之急，就是“民族建国问题而已”，即建立一个民族民主的现代国家。战后游欧归来的梁启超，为了避免西方业已出现的弊端，他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既要求对中国传统的旧思想求解放，又强调必须打破对西方现代思想的迷信，号召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受“五四运动”和战后世界民族民主运动高涨的影响，梁启超指出“质而言之，从国民全体下功夫，才是真爱国，才是救国的不二法门。”

——《河北学刊》2005年第4期《梁启超的爱国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