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西欧封建社会中，住在城市的居民统称为市民，用来同贵族、骑士、教士、农奴区分。农奴向往城市生活，逃出庄园，进入城市。当时到处流行着这样一句活：只要在城市中住上一年零一天，你就是城市的居民了。庄园自产的物品较少，封建主把家族成员迁到城市中，在城市里购买丝绸、棉布衣服，香料和调味料。由于生活支出越来越大，封建主除了加紧压榨农奴，还经营工商业或金融业。封建主家庭同城市中的富裕市民联姻的也越来越多。一部分贵族富了，成为城市的上层社会的一员。一部分坚持老一套经营管理方式的贵族穷了，甚至在城市大街边上讨饭为生。历史的规律就是这样。……城市发展过程中，市民明显地感到：只有通过王权来消灭封建割据势力，才能获得统一的国内市场、使产权与贸易安全得到保护。

材料二 西欧各国工业化开始以后，城市发展加快了。工业化开始后工厂、矿区都迫切需要劳动力，周围、甚至周边国家的农民都涌来了。农民就业时遇到一个难题：他们从未接近过机器设备，看不懂图纸。他们必须经过技术培训，才能上岗，否则只能充当搬运工、采矿工、杂工、粗工等。此外，城市中的生活费用高，租房不易，棚户区、贫民窟便成了他们栖身之所。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厉以宁《厉以宁讲欧洲经济史》

材料一  英国从11世纪“城市兴起”至18世纪工业革命的7个世纪间，劳动力转移进程缓慢，城市化和工业化成果不及工业革命后一个世纪的成就。在封建农奴制下，农奴没有人身自由、迁徙权利和婚姻自由，也没有择业权利，农奴大部分时间须为领主服劳役以及在自己份地上进行农业劳动，不能自由从事庄园手工业等其他生产活动。大多数农奴基本上被固定在份地或领主自营地上从事农业生产。尽管英国中世纪也出现城市兴起，不过当时的城市人口和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员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并未完全脱离农业生产，许多市民仍然在城市边耕种一小块地，还要向领主交纳继承税和承担一定的劳役。可见，这是一种低水平的城市化，同低水平的农业生产力相适应的。在工业革命以前，土地在人们心目中不仅是一种生活生产资料，还具有某种社会和文化的象征意义，每一块土地都记载着家族的历史，印有家族的名字。拥有土地是社会地位的象征，符合封建农本社会正统观念。

——摘编自谷延方《前工业化时期英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的制约因素》

材料二 统计资料表明，新中国成立头3年间，有300余万农民进城就业，占同期城市就业人数的30%。1957年至1960年粮食产量下降了24.4%。于是，1960年年底，中央不得不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实行企业的关停并转，精减大批城镇职工返回农村，实行“逆向转移”。从1979年到1997年的18年中，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并在主要以乡镇企业发展为主渠道的这次转移过程中，呈现出自发转移的特征。2002年中共中央2号文件进一步提出：对进城农民要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并要求各地认真清理对农民进城务工的不合理限制和乱收费，逐步形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健全进城务工劳动力的劳动合同管理，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摘编自兰荣禄《新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历史轨迹与现实走向》

材料一 中世纪城市发展的基础是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城市的生长受到了封建势力的阻碍，它需要得到国王的保护以制止封建贵族对城市的骚扰和镇压发生在城市中的暴乱…为了保护这种（跨国贸易）经济活动，国王必须强化本国的秩序，负责修筑本国范围内的道路、桥梁…这些都要求国王必须采取措施集中其领土内的资源，以满足国际性物流所需要的条件…随着这种权力的增强，统治者据此把自己定位在了“公共福利”的维护者上。

——丛日云主编《西方政治思想史》

材料二 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中国首次出现了主要以商业，而不是以行政为中心的大城市。…同样重要的是，宋朝时的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丝毫未对中国社会产生爆炸性的影响，而西方与此相应的商业革命却对西方社会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这种爆炸性的影响，在中国是绝对不可能产生的，因为这里的帝国机构太封闭、太受约束。

——摘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三 此时期（民国初期）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表现为一种自发的发展，就其基本的动力而言，既有来自外部的因素一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国际局势的推动，又有内部的因素一受到中国社会本身的推动。当大部分列强忙于世界大战的时候，中国企业家承担起满足中国市场需要的责任，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种需要是在进口工业品刺激下产生，并得到满足的。于是，在进口品不能满足中国市场需要的情况下，一种“替代型”的工业逐渐发展起来了。

——摘编自（法）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