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对于西欧封建社会来说，14世纪简直是一个灾难的世纪。首先是饥荒的打击。1343年在奥地利发生的饥荒，以及从1351年开始在法兰西发生的几次饥荒，使人们受到猛烈的打击。地震更以一种无法预测和预防的力量打击着人们。而最可怕的还要算是黑死病的袭击，它像一个铁面杀手一样残酷无情地夺走人们的生命。在无法预测的自然力量面前，人类本身也并不团结，不时地发生摩擦和斗争，例如英法之间发生的百年战争（1337—1453）。

14—15世纪，是旧时代走向衰落的时期，从旧时代的衰落中己可隐约窥见到新时代的曙光。这是新旧交替的大变革时期。当封建制机体内部已开始了质变的过程以后，再加上14世纪出现的种种外力作用的打击，西欧封建社会就无可挽救地走向衰落了。

——整编自司美丽《连接世界的纽带——新航路》

材料二 1642年；这是一个值得记住的年代。这一年伽利略去世，英国科学家牛顿诞生。如果说伽利略的科学发现改变了人们的思考方式和方法，引导人们进入近代科学，那么牛顿则对前人的科学发现进行了全面的综合，完成了一个人类前所未有的知识体系……在力学上贡献最大的则是他构建起了一个物质世界的普遍的力学体系，把科学革命推向了新的高峰。由于牛顿证明了地上的力学也能应用于天上的星球，从而昭示了一种简单而统一的自然规律的存在，整个思想界不禁为之亢奋。人们由此发现，原来整个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的自然界，不过是一个按某种法则运转的巨大的机械装置而其中并没有上帝的地盘。于是传统的宗教信仰被动摇了，唯物主义思潮开始盛行。

——摘编自马克毒主编《世界文明史（上）》等

材料三 一些启蒙思想家在反对封建专制制度中，主张“开明君主制”。认为在一个良好开明君主的治理下，能够实现所向往的但在封建专制制度下不可能实现的自由、权利与幸福，启蒙泰斗伏尔泰（1694—1778）便是典型。在他的心目中，这种开明君主政治制度就是英国式的政体。君主的权利被约束在一定的界限之内，以免出现专制统治，制约贵族权利，以免造成无政府状态。“英国是世界上抵抗君主达到节制君主权力的唯一国家，他们由于不断的努力，终于建成了这样开明的政府，在这个政府里，君主有无限的权利去做好事，倘使想做坏事，那就双手被束缚了。”

——摘编自王斯德主编《世界通史·第二编》

材料一  中世纪前期，欧洲教育为教会所垄断。11世纪以来，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社会迫切需要能读会写、具有各方面知识的人才。于是，一些城市的手工业行会和商人公会，以及市政当局，打破教会几百年来对教育的垄断，自发地创办了世俗大学。

——摘编自张磊《欧洲中世纪大学》

材料二  1825年，著名诗人汤玛斯提出建立一所“伦敦大学”的设想，以与贵族、教会控制的牛津、剑桥等古典大学相抗衡。经多方努力，利用募来的15万英镑，伦敦大学于1826年正式开学，这揭开了英国新大学运动的序幕。与传统大学相比，伦敦大学取消了神学系，代之以理学系和工学系，开设了大量有关近代自然学科和技术工科方面的课程。伦敦大学成为一所“没有上帝的学校”，它以相当于牛津大学、剑桥大学1/10的费用收取学费。在伦敦大学的影响下，曼彻斯特欧文斯学院等相似大学相继成立。

——摘编自《英国新大学运动及其对我国应用型本科教育的启示》

材料一 中世纪城市培育了很多新的经济理念。传统农业社会的经济活动主要是解决温饱问题，物品满足需要即可。而11世纪以来的城市逐渐形成了新的认识，即各种有用物品都可用货币标准来衡量，因此获取货币便成了获得更多物品的途径。在早期基督教价值观影响下，财富只被看成维持“生存”的手段，现世生活应奉行苦行主义。随着工商业的发展，财富被当作价值增殖的资本，放贷可以收利的意识逐渐在人们头脑中扎根。同时，市民将所获财富部分地用于改善生活，其大胆的消费实践似乎并没有被上帝惩处。

——摘编自刘景华《中世纪城市与欧洲文明成型》

材料二 地理大发现使世界各大洲都成了西欧各国的市场或潜在的市场。世界各地各民族的特产变成了国际贸易的重要商品，如印第安人培植的可可、咖啡、烟草等逐渐成了各国人民的生活必需品，传统的国际贸易的商品丝绸、棉布、茶叶、瓷器、香料等，也由于市场的拓宽，流通也大大增加。为适应世界性贸易的需要，西欧各国相继建立了经营某一地区贸易的股份公司，证券交易所、银行、信贷、汇兑等金融业务迅速发展。意大利各城市国际商业中心的地位被里斯本、伦敦、巴黎、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等所代替。英国、法国、尼德兰也取代了意大利成了西欧各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地方。西欧各国由于地理大发现后，进行了积极、主动、大规模的世界性交往，伴随着商业革命的发展，使它们成了最先进的国家。

——摘编自熊家利《论西欧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商业革命》

材料一  市民可以在城市里自由流动，这是市民享有的个人自由；市民可以随时向城市法庭提出诉讼请求和控告，这是司法自由；市民可以控制自己的财产，并随便处置它们，这是承认城市市民财产私有制。城市特许状最终确认了市民的身份自由，保障审民的人身安全，确认市民在城市中的土地自由使用权和所有权，免除市民各项封建赋税，确定市民享有某些特定的经济特权。

正如科恩所说：“在日耳曼人的观念中，服从不是无条件的，毋庸置疑，如果受到国王不公正的对待，每位成员都有权反抗和报复”。上帝关心个人的命运和灵魂得救，通过上帝栋选，每个追随上帝的人都可能戚为天国的选民这样的观念移植到世俗领域，使他们有可能跳出一般尊卑荣辱观念，为维护个人的自由和尊严提供价值论基础。在中世纪，这种观念与罗马法中的个人权利思想元素一拍即合，逐渐融为一体。

——据侯建新《交融与创生：西欧文明的三个来源》等

材料二 具有封土的贵族都有庄园法庭之司法权，这在西欧是普遍的状况。由地主贵族、俗人或僧侣，男爵或主教或主持在一定的领土范围内，对那里所有的居民办理行政、征收赋税的制度。而国王被缩成一个阴影而已。

——据马克垚《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

基督教不仅将一种新的信仰依系、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带给西方社会，他还将一种新的社团组织、社会秩序和权力结构嵌入罗马国家以及后来的西欧日耳曼社会，从而造成了西欧社会的二元分化：在同一社会共同体内，成长起相互平行的教权与王权。教权与王权是连体的双头鹰，因为其二元分化，产生相互的竞争、摩擦和厮杀；由于其共生于同一共同体，所以便相互依存，相互纠结，相互渗透，难解难分。

——据丛日云《在上帝和凯撒之间：基督教二元政治观与近代自由主义》

材料一  10—11世纪，地中海和北海、波罗的海两大贸易区一带出现了新兴城市。从人口数量上看，11世纪后期，英国的考文垂有约6000人，约克有1万余人；14世纪初，只有几座城市超过5万人。从市民构成上看，最初的市民多是商人与手艺人一身二任：随着城市的发展，市民包括城市贵族、富裕商人、手工业者、教士、律师、教师、帮工、学徒等。逃跑的农奴只要在城里住满一年的时间，就可以免受先前领主的追捕，“城市基本上是自由的庇护所，所以它被人称为是一个自由天地”。

——摘编自姜守明《浅析中世纪西欧城市制的起源和发展》

材料二 11—15世纪，领主常将自治特许状赐予城市，以标明相互间的权利与义务。城市市民在处理相互关系时，也往往约定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市长作为城市最高行政长官由市民推选，而且一任只能一年：其他重要官员也由全体市民或市民代表推选。与封建制以出身定等级不同的是，城市中的社会等级是以财富为基础的。每个人的社会身份都不是固定不变的，人人都可以通过发家致富享有优越地位，富人也有因顷刻破产而沦为下层的可能。这些自治城市成为了欧洲近代政治文明的一块试验田，成了近代以国家为载体的政治文明所效仿的样板。

——摘编自刘景华《自治城市：欧洲政治文明试验田》